重庆“拦路女”和杭州“委屈哥”，他们举着手机在“维什么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现在社会上不讲理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并不觉得自己不讲理——他们理直气壮、义愤填膺，甚至主动掏出手机拍照“留存证据”，一副要跟你死磕到底的架势。

最近两个新闻，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杭州，把这种感觉推到了极致。

先说重庆“拦路女”。

一段行车记录仪视频传遍了全网。画面里，一名女子直接跑到马路中间，用身体拦住正常行驶的车辆，指挥自家车压实线、横跨两条车道强行加塞。被拦的司机肯定不乐意啊，结果这位“拦路女”不但没有半点不好意思，反而转头掏出手机对着人家驾驶室拍照，拍完还朝车里吐了口唾沫。周围路人看不下去了说了几句，她连路人一起骂。

后来警方通报出来了：丈夫邓某跨实线变道加塞，罚款记分；妻子陈某辱骂他人、吐唾沫，行政拘留。

再说杭州“委屈哥”。

叮咚买菜一个姓阮的骑手，对女同事开黄腔。女同事拿着工作服说衣服臭，他来一句“肯定臭，你别装了”，还经常说人家“是不是出去鬼混了”。女同事忍无可忍，扇了他耳光。公司调查后把他开除了。结果呢？这位阮师傅——我们叫他杭州“委屈哥”——委屈得不行，找媒体、找公道，觉得天大的冤枉。公司通报写得明明白白：多次言语骚扰女同事，和解后还多次扰乱站点运营。

两个新闻，两个当事人，一个共同点：都觉得自己没错，都觉得自己委屈得要命。

这就引出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重庆“拦路女”和杭州“委屈哥”，当他们举着手机“维权”的时候，到底在“维”什么？

先说重庆“拦路女”。你丈夫开车违规加塞，你下车肉身拦路，扰乱公共秩序，辱骂他人，还朝人吐口水——这哪一条占理？可她偏偏掏出手机拍照。手机拍照是为了留存证据，留存证据是因为觉得自己站在正义一方。做坏事的人，没有听说自己主动留证据的。但这位“拦路女”显然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在“维权”，觉得自己在对抗“不公”。

再说杭州“委屈哥”。你对女同事说“出去鬼混”，这是玩笑？哪个正常人会觉得这是玩笑？可他就觉得是玩笑，就觉得对方“不该介意”。被开除了还觉得自己委屈，觉得公司不公。他活在自己构建的“我只是开了个玩笑”的认知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语对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冒犯。

这种现象，心理学上有个词叫“认知失调”——当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自我认知发生冲突时，他会下意识地扭曲现实，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简单说就是：我做了坏事，但我不能接受自己是坏人，所以我必须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

重庆“拦路女”相信自己是在“维权”，杭州“委屈哥”相信自己只是在“开玩笑”——他们的委屈，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他们真的觉得世界对不起他们，真的觉得别人在欺负他们。这种“真诚的委屈”，比故意的恶更可怕。因为你永远无法跟一个真心觉得自己对的人讲道理——在他看来，你才是那个不讲理的人。

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巨婴。不是说生理上像婴儿，而是心理上停留在婴儿阶段——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规则意识，无法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婴儿的世界里没有“规则”，只有“我想要”。饿了就要吃，不爽了就哭，全世界都得围着我转。

重庆“拦路女”那对夫妻想要加塞，就加塞，别人的路权？不存在的。杭州“委屈哥”想开黄腔就开黄腔，女同事的感受？不存在的。他们不是不知道规则，而是觉得规则对自己不适用。

有人说，这是不是整体智力退化的表现？

我觉得不全是。更准确地说，是“共情能力”和“规则意识”的退化，而不是智商本身出了问题。他们不笨——你看“拦路女”还知道拍照取证，“委屈哥”还知道找媒体“维权”——他们的智商足够支撑他们“精明”，但这份精明用错了地方。

问题出在哪？出在他们把“我觉得”当成了“真理”。我觉得我没错，那我就没错；我觉得我在维权，那我就是在维权。外界的规则、别人的感受、客观的事实，统统不重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活在这种“我的感受就是真理”的状态里，社会就会变成一个谁嗓门大谁有理、谁更会“维权”谁就正义的丛林。规则不再是规则，而是可以随意践踏的摆设；是非不再是是非，而是取决于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这才是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

这不禁让人有所疑问：现在的社会氛围是不是整体智力退化了？

我想换个说法：不是智力退化了，是很多人心里的那杆秤坏了——那杆秤不再称量对错，只称量自己的情绪。只要自己觉得委屈，那就是别人错了；只要自己觉得有理，那就是真理在握。

重庆“拦路女”被行拘了，杭州“委屈哥”被开除了。法律和规则给出了答案。但比处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以及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人——明白一件事：

你觉得委屈，不等于你真的受了委屈；你觉得有理，不等于你真的有理。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规则也不是为你一个人定的。

学会从别人的角度看一看，学会用规则而不是情绪来衡量对错——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需要的“智力”了。

别让自己活成那个举着手机“维权”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维”什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