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的甘甜 史的厚重——读《糖史》

原标题：糖的甘甜 史的厚重——读《糖史》

图1

2025年底，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季羡林晚年著作《糖史》的全新单行本。这部著作凝聚了作者十七年的心血，从1981年发表首篇相关论文到1998年全书完成——季羡林将其称为“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最完整的、其量最大的专著”之一。在“控糖”“低糖”成为时尚的今天，这部以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的再版，恰如一次穿越时光的提醒：糖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悠远深邃。

一张残卷与一部大书

《糖史》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学术传奇。20世纪80年代初，一张来自敦煌的残卷被季羡林收得。这张被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残卷背面，竟记载着印度熬糖的技术。当季羡林解读出其中“煞割令”即为梵文【图1】的音译时，他意识到自己触摸到一个被历史尘封已久的文化交流密码。这张残卷成为《糖史》写作的起点。

然而，资料的极度稀缺让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季羡林曾在《糖史》自序中说：“关于糖史的资料，是非常难找的……一无现成的索引，二少可用的线索，在茫茫的书海中，我就像大海捞针。”为了寻得这些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碎片信息，年逾八旬的季羡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大海捞针”之旅。在1993年至1994年间，除周日外，他几乎每天往返五六里路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酷暑寒冬，暴雨大雪，都不能阻我来往”。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他逐页翻阅，练就了“目下二十行”的“特异功能”，只为捕捉“蔗”“糖”等字眼的踪迹。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笨功夫，让他从几十万页古籍中辑录出关于甘蔗种植、制糖技术、糖品贸易的史料，为研究打下坚实的地基。正如他所说：“我绝不敢说没有遗漏……但是，我自信，太大太多的遗漏是不会有的。我也决不敢说，所有与蔗和糖有关的典籍我都查到了……我只能说，我的力量尽到了，我的学术良心得到安慰了。”

《糖史》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上。季羡林说：“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个定位决定了《糖史》的独特品格——它不是一部关于制糖工艺的技术史，也不是一部关于糖品贸易的经济史，而是一部透过糖这一司空见惯的日常食品，审视人类文明互动交融的文化交流史。这种“小题大做”的视角，源于季羡林数十年浸润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厚学养。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跨越两千多年、横贯亚欧非三大洲的宏大叙事。为了揭示这一叙事，他将研究的视野从中国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乃至日本等地。全书分为国内编与国际编两大部分：国内编按朝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中国种植甘蔗、制造蔗糖的历史进程；国际编则以国别和区域为纲，详尽考察了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轨迹。

糖史中的文明互鉴

在研究方法上，《糖史》坚持“论从史出”的严谨学风。季羡林在写作中坚持“先列资料，后出论述”的次序。每一章都以大量的文献摘录为基础，让材料自己说话，结论往往简短扼要，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写法平实朴拙，确保了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尤为难得的是，季羡林将语言知识、历史考据与全球视野融为一体。他注意到欧美语言中的“糖”（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皆源自梵文【图1】，而“冰糖”（英文candy、德文Kandis）则源自梵文khandaka。这一现象揭开了文化交流中实物与名词一同传播流布的冰山一角。

季羡林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还原了中印制糖技术交流的千年图景。中国在先秦时期已有甘蔗，但最初只饮蔗浆或生吃，制糖技术是后来从印度传入的。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学习熬糖法，诏令扬州进贡甘蔗，按照印度方法榨汁熬制，结果“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国家级“技术引进”。

然而，文明的魅力在于“互鉴”，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模仿。宋元时期，中国制糖技术进一步发展，并且吸收了埃及等地的技术成果。到了明代，中国工匠发明了独特的“黄泥水淋脱色法”，利用黄泥的自然吸附作用，将褐色的糖液过滤成洁白如雪的白砂糖。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背后其实是劳动人民长期实践总结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戏剧性的是，这项技术后来沿海上丝绸之路逆向输入印度。季羡林发现，印度一些语言中称白糖为cīnī，意即“中国的”。他结合《明史》中关于孟加拉“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的记载，推断中国白糖曾通过海路输入印度孟加拉地区，时间至迟在明末清初。这一从“技术引进”到“技术反哺”的完整闭环，生动诠释了他的核心发现：技术交流绝非单向的馈赠，而是多向的“奔赴”与“互鉴”。

考据之外的人文关怀

《糖史》的深层价值，不仅在于其对文化交流史的深刻洞见，更在于其蕴含的深邃文明观与人文关怀。季羡林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文献罗列，即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追求“于考据中见义理”。这种将微观考证与宏观视野相结合的治学路径，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那么《糖史》的“义理”何在呢？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糖史》自序中，季羡林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有一个别人会认为是颇为渺茫的信念。不管当前世界，甚至人类过去的历史显得多么混乱，战火纷飞得多么厉害，古今圣贤们怎样高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对人类的前途仍然是充满了信心。我一直相信，人类总会是越来越变得聪明，不会越来越蠢。人类历史发展总会是向前的，决不会倒退。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不管要走过多么长的道路，不管要用多么长的时间，也不管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总会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

今天，重读《糖史》更有新时代的独特意义。人类对“甜”的共同向往，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编织出一张互容互鉴的文明网络。这部凝聚了季羡林晚年心血的巨著，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座丰碑，更是一位智者留给后世的文明箴言。作为学术著作，《糖史》无疑是厚重的。八十余万字的篇幅，数千条引文，数十种语言的文献，无不显示着作者的学术功力。但作为写给读者的书，《糖史》又有着难得的亲切。季羡林以平实的语言，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熬糖，邹和尚在四川传授制糖法，马可·波罗记载埃及工匠来华授艺，明嘉靖年间一个糖局偶然发现黄泥脱色的秘密……这些故事，让遥远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

糖的甘甜，乃是自然的馈赠；史的厚重，多因智者的探求。季羡林用十七年光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新窗口。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糖的传播史，更是人类文明相互滋养、共同生长的宏大图景。

（作者：郁龙余 王佩芬，分别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郁龙余 王佩芬）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