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完离婚证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民政局门口的阳光晃得人眼睛疼。
我站在台阶上,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张暗红色的离婚证,薄薄一本,封皮上烫金的字迹端端正正,像是某种郑重其事的宣告。五年前我领结婚证的时候,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比那个红本本更沉的东西了,现在才知道,原来离婚证拿在手里,分量也不轻。
只不过一个是沉甸甸的甜,一个是沉甸甸的解脱。
“苏晚,你等一下。”
身后传来一道温和又带着些许无奈的声音。我没回头,但也停下了脚步。程景川从台阶上走下来,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规律的声响,不紧不慢的,跟他这个人一样,永远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
他走到我面前,三十一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身形修长挺拔,五官清俊干净,站在民政局门口灰扑扑的背景里,像是误入了凡尘的谪仙。五年了,岁月对他格外偏爱,连眼角的细纹都生得恰到好处,平添了几分成熟男人的味道。
我忍不住在心里笑了笑,程景川啊程景川,你永远都是这副样子,温润如玉,斯文得体,好像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让你失态。
可我就是被这副模样骗了五年。
“妈的事,你再考虑考虑。”他开口,语气里带着商量,好像我们之间还能心平气和地谈点什么似的,“你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不放心。”
“那是你妈。”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纠正,“不是你妈的事,是你妈。而且程景川,我们已经离婚了,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程景川的眉头微微蹙起,那双温润的眼睛里浮上一层薄薄的为难:“你知道我最近公司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照顾她,舒雅那边也需要我……”
舒雅。
这两个字像一根细针,轻轻巧巧地扎进我的耳膜,又准又狠。
我没让他把话说完,直接越过他走向停在路边的车。那是一辆半旧不新的白色轿车,我开了三年,是当年程景川用年终奖买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时候我还感动得一塌糊涂,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公,现在看来,一辆车而已,我给他妈端屎端尿伺候了整整五年,折算下来,这车我开得理直气壮。
回到家的时候,屋子里安静得像是没人住。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味,混合着药味、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衰败气息。
这套房子一百二十平,三室两厅,当年是我和程景川的婚房。客厅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我穿着白色婚纱,笑靥如花,程景川揽着我的腰,目光温柔。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嫁给了自己暗恋了整个大学时代的男人,公婆虽然不算热情但也客客气气,婚房写的是两个人的名字,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完美。
谁能想到,结婚不到半年,婆婆就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之后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
我推开次卧的门,一股更浓重的气味扑面而来。宽大的护理床上,一个干瘦的老人躺在那里,头发花白稀疏,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一样纵横交错,嘴角歪斜着,口水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淌下来,把枕头洇湿了一片。
这是程景川的妈,我的前婆婆,赵秀兰。
五年了,她就这么躺在这张床上,从一百四十斤的富态老太太,变成了如今这副不到八十斤的枯槁模样。而照顾她的那个人,从头到尾,都是我。
“唔……唔……”赵秀兰看到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含混的声音,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颐指气使。
五年了,瘫痪在床丝毫没有磨掉这位老太太的脾气。她抬起唯一能动的那只左手,哆哆嗦嗦地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指了指床头柜上的水杯,意思再明显不过——她要喝水。
我站在门口没动,就那么看着她。
赵秀兰等了几秒,见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走过去伺候她,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悦,那只左手又用力地挥了挥,嘴里“呜呜”的声音更大了些,像是在催促,又像是在责备。
“别叫了。”我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我今天不是来给你端茶倒水的。”
赵秀兰愣了一瞬,随即眼神变得凌厉起来。她和程景川一样,生了一双好看的眼睛,只不过程景川的眼睛里装着的是温和,她的眼睛里装着的,是一辈子没被人忤逆过的强势。
哪怕她现在已经瘫在床上动弹不得,哪怕她的吃喝拉撒全靠我一个人伺候,她依然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好像我是她花钱雇来的保姆,不,连保姆都不如,保姆好歹还有工资拿,而我是倒贴钱的。
“妈,不对,赵阿姨。”我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嘴角勾着一抹笑,“我今天离婚了,和程景川。”
这句话像是一颗石子丢进了死水潭里,赵秀兰的眼睛猛地瞪大了,那张歪斜的嘴巴哆嗦了几下,发出一串急促的“呜呜”声。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从她的表情看得出来,她不是震惊,不是惋惜,而是愤怒。
愤怒我怎么敢。
愤怒我怎么配。
愤怒她的儿子那么优秀,我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提离婚。
我看着她那张因为愤怒而更加扭曲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五年了,她瘫在床上五年,我伺候了她五年,端饭喂水、翻身擦洗、端屎端尿、按摩康复,所有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全都做了。
可换来了什么呢?
换来的是她无数次在程景川面前告我的状,说我做的饭不好吃,说我擦身的时候手太重,说我偷懒不给她翻身让她生了褥疮——可天知道她腰上那块红印子是她自己乱蹭弄出来的,我一天给她翻六次身,比闹钟还准时。
换来的是她当着我的面给亲戚打电话,声音洪亮得完全不像个病人:“我们家景川当初就不该娶她,一个小地方出来的,要家世没家世,要学历没学历,也就长了张脸能看。你看她现在,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我们程家是要绝后啊!”
那时候我就站在她身后,手里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烫得指腹发红。
我没说话,把粥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出了房间。
而程景川呢?他永远都是那副温吞的样子,他妈说什么他都听着,从来不会替我说一句话。我跟他吵过,哭过,甚至收拾行李回过娘家,可他总是用那种无奈又无辜的眼神看着我,说:“晚晚,那是我妈,她都那样了,你别跟她计较。”
“她都那样了。”
这句话就像一个万能的金钟罩,把赵秀兰所有的恶毒、刻薄、无理取闹全都罩在里面,变成了一句轻飘飘的“她都那样了”。好像因为她瘫了,所以她做什么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好像因为她病了,所以我就活该承受这一切。
可我也是个人啊。
我也有心,也会疼。
“唔!唔唔!”赵秀兰的情绪越来越激动,那只左手胡乱地拍打着床沿,发出一声声闷响。她在骂我,我不用听懂也知道,她在用她最恶毒的话骂我。
我笑了,慢慢地、真心实意地笑了。
“赵阿姨,您别急。”我走进房间,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姿态悠闲得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我今天来,是要带您去一个地方。”
赵秀兰的挣扎停了一瞬,浑浊的眼睛里浮上警惕的神色。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中午十二点半,时间还早,那位正主应该还没出门。
“您儿子不是一直说,舒雅比我温柔、比我懂事、比我会照顾人吗?”我慢条斯理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磨出来的,“那正好,从今天开始,您就跟着您那位心仪的儿媳好好过吧。”
赵秀兰的眼睛在那一瞬间瞪得像要从眼眶里掉出来。
她听懂了。
她终于听懂了我想干什么。
“呜呜呜呜——”她开始疯狂地挣扎,那只左手在空中乱抓,整个身体在护理床上扭动着,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她大概是想叫我滚,想骂我疯了,想威胁我、诅咒我,但她说不出话来,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五年了,她第一次说不出话来的样子,让我觉得有点痛快。
我站起身,走到她床边,从抽屉里翻出她的病历、医保卡、常用药,一样一样装进随身的包里。赵秀兰看着我动作,眼里的愤怒渐渐变成了惊恐,她拼了命地想抓住我的衣角,但我轻巧地避开了。
“别碰我。”我低头看着她,语气冷得像冰碴子,“你当年假装瘫痪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
赵秀兰的身体剧烈地一震,所有的挣扎都在这一瞬间停住了。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翻涌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情绪——恐惧,赤裸裸的恐惧。
是的,我知道。
我知道她是装的。
早在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她的房间门口,透过没关严的门缝,看到她一个人在黑暗里慢慢地抬起右手,活动手指,一下又一下,灵活得根本不像一个瘫痪了三年的人。
我当时站在门外,浑身的血液都凉了。
她瘫了三年,我伺候了她三年,辞了工作,放弃了社交,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熬成了这间屋子里挥之不去的药味。而她,是装的。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消化这个事实,然后第二天,我照常端着脸盆走进她的房间,笑容满面地说:“妈,我给您擦擦脸。”
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因为我知道,就算我说了也没有用。程景川不会信,就算信了,他也会说“妈可能是病情好转了,这是好事”,然后一切照旧。我必须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击即中的那一刻。
这一等,就是两年。
而提前引爆这一切的,是舒雅的出现。
说起来也挺可笑的,舒雅是程景川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初恋女友,当年因为赵秀兰的反对分了手。我嫁给程景川的时候并不知道这层关系,直到去年舒雅离婚回国,程景川开始频繁地晚归、出差、不回消息,我才从共同的朋友嘴里得知了这段“意难平”的往事。
更可笑的是,赵秀兰对舒雅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前嫌弃人家家境不好、配不上她儿子,现在人家镀了金回来,在跨国公司做高管,年薪百万,她恨不得把人家当亲闺女供起来。
“舒雅那孩子,才是真正配得上我们景川的人。”这是赵秀兰当着我的面跟亲戚说的话,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那只常年“瘫痪”的右手,在被子底下动了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装瘫这件事,程景川未必不知道。
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合谋。
呵,有意思。
我把赵秀兰的随身物品收拾好,又从柜子里翻出了那架折叠轮椅。这轮椅是两年前买的,当时程景川说带他妈去医院复查方便,结果买回来就落了一层灰,因为赵秀兰说她坐轮椅会头晕,死活不肯坐。
我推着轮椅走进房间,赵秀兰看到轮椅的那一刻,整个人开始剧烈地发抖。她拼命摇头,嘴里发出含混的哭嚎声,那只左手死死地抓住床单,指节都泛了白。
“赵阿姨,配合一点。”我弯下腰,凑到她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你要是不配合,我就把你装瘫的事告诉所有亲戚朋友,让你晚节不保。你要是配合,我最多把你送到舒雅那儿,你还能体体面面地当你的老太太。”
赵秀兰的哭声戛然而止。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恨,有怕,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过了很久,她松开了抓着床单的手,闭上了眼睛,眼泪从她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下来。
她妥协了。
我花了半个小时把她弄上轮椅,又花了二十分钟把她的东西打包好。出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次卧,护理床、监护仪、药盒、便盆,满屋子的东西都是围绕着她的,我在这里面生活了五年,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日复一日地围着一个装瘫的老人打转。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存了半年却从来没打过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那头传来一个清脆温柔的女声:“喂,你好?”
“舒雅姐,我是苏晚。”我笑着开口,语气亲切得好像在跟老朋友寒暄,“程景川应该跟你提过我吧?我今天跟景川离婚了,有件事想麻烦你——景川他妈妈,就是你未来婆婆,她非说要见你,说是想跟你培养培养感情,我这不带她过去找你吗?你把地址发我一下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我几乎能想象出舒雅此刻的表情,震惊、困惑、措手不及。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程景川的前妻会用这么轻松愉快的语气跟她讨论“未来婆婆”这个话题。
“呃……苏小姐,这个……”舒雅的声音有些犹豫,“景川他妈妈不是在养病吗?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
“方便,怎么不方便。”我低头看了一眼轮椅上瞪着眼珠子、拼命想发出声音的赵秀兰,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阿姨可想你了,天天念叨你呢,说舒雅才是她心目中的好儿媳。你这么孝顺,肯定不会让老人家失望吧?”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两秒,然后舒雅报出了一串地址。
高档小区,市中心,一套据说月租两万的精装公寓。程景川给她租的,拿的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事我都知道,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好嘞,半小时后到。”我挂断电话,把手机揣进口袋,推着赵秀兰的轮椅往外走。
轮椅碾过客厅的木地板,发出沉闷的咕噜声。赵秀兰瘫在轮椅上,像一个破布娃娃,身体随着轮椅的晃动而晃动。路过客厅那面照片墙的时候,她的目光落在一张全家福上,那是五年前拍的,程景川搂着我,她坐在中间,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至少那时候,我以为我们都在开心。
“走吧,赵阿姨。”我推着她出了门,午后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明亮得有些刺眼,“我带你去见你真正的好儿媳。”
电梯门缓缓合上的那一刻,我透过越来越窄的缝隙,最后看了一眼那扇贴着大红喜字的防盗门。五年前我亲手贴上去的喜字,颜色早就褪了,边角卷了起来,破破烂烂的,但一直没人摘。
等下次回来,该把它撕了。
车子在城市的街道上平稳行驶,后座上赵秀兰安安静静的,不知道是认命了还是在盘算什么。我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她的脸色灰白,嘴唇紧抿着,那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忽然想起五年前,我嫁给程景川的那个秋天。
那时候我二十四岁,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在一家小公司做文案策划,工资不高但日子过得简单快乐。程景川是我大学学长,比我高两级,学生会主席,风云人物,整个文学院的女生有一半暗恋过他,我也是那二分之一。
但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嫁给他。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他是本地人,家里有房有车,爸爸是机关干部,妈妈是中学教师,虽然赵秀兰因为生病提前退休了,但家境依然优渥。而我是从小县城考出来的,爸妈在菜市场摆摊卖菜,供我读书已经掏空了家底。我在这座城市里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无根无萍,随风飘荡。
所以当程景川在同学聚会上主动加我微信、约我吃饭、向我表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快到我来不及思考,快到我还沉浸在灰姑娘嫁给王子的童话里无法自拔的时候,赵秀兰就“突发脑溢血”倒下了。
婚礼是照常办的,只不过蜜月取消,因为程景川说要照顾他妈。我表示理解,毕竟那是他妈,百善孝为先,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婚后第一个月,程景川跟我说,他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他妈,他想把他妈接到家里来住。我说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第二个月,程景川跟我说,请保姆他不放心,而且他妈脾气不好,之前请过三个保姆都被骂走了,问我要不要先辞了工作在家照顾一段时间。我犹豫了,但看着他疲惫又为难的样子,我点了点头。
我以为的“一段时间”,是一个月,两个月,最多半年。
可这一照顾,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我从二十四岁变成了二十九岁,从一个鲜活的年轻女人变成了一个满身药味的家庭主妇。我的同学们在职场上打拼、升职加薪、结婚生子,而我的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困在一间沉闷的次卧里,围着一个永远“治不好”的病人打转。
我提出过请护工,赵秀兰就绝食抗议。我提出过送养老院,程景川就说我不孝顺。我提出过让他姐姐也分担一点,程景川就说姐姐嫁出去了是别人家的人。
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我只能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自己都忘了自己是谁。
直到去年秋天,我发现了舒雅的存在。
其实在那之前就有征兆了。程景川开始频繁地加班、出差,回家越来越晚,手机设了密码,接电话要躲到阳台上去。女人的直觉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证据,你就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变了。
我没有声张,没有吵闹,甚至连他的手机都没翻过。我只是安静地观察,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静地记录着每一个细节。他和舒雅什么时候联系的,什么时候见面的,什么时候发展到那一步的,我全都知道。
因为我知道,闹没有用。
程景川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他看起来温和好说话,骨子里却冷漠自私到了极点。他不会因为我的哭闹而回头,只会觉得我不懂事、不体谅他。他妈能装瘫五年骗我伺候,你觉得程景川真的一无所知吗?
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觉得没必要戳穿。
毕竟,有人免费照顾他妈,他何乐而不为?
车子停在了那个高档小区的门口,我下车把赵秀兰的轮椅从后备箱里搬出来,又把她从后座上扶下来安顿好。整个过程中赵秀兰一声不吭,像个真正的瘫子一样任我摆布,但她的眼神变了,不再是之前的惊恐和愤怒,而是一种阴冷的、让人脊背发凉的东西。
她大概在想,等她见到舒雅,见到程景川,要怎么收拾我。
我无所谓。
我推着她进了小区,穿过修剪整齐的绿化带,走进一栋贴着浅灰色大理石的大堂。电梯里四面都是镜面,映出我和赵秀兰的影子——一个年轻女人推着一个瘫在轮椅上的老人,画面看起来甚至有点温情。
电梯在十六楼停下,我推着赵秀兰走到1608室门口,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
舒雅站在门口,穿着一条米色的针织长裙,长发披在肩上,妆容精致得体,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职场女性的干练和从容。她比我大两岁,保养得宜,看起来反倒比我还要年轻几分。
她的目光先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审视和警惕,然后移到轮椅上的赵秀兰身上,瞳孔明显地收缩了一下。
“舒雅姐,好久不见。”我笑着打了个招呼,语气自然得好像我们是约好了一起喝下午茶的闺蜜,“我把阿姨带来了,阿姨一路上都在念叨你呢。”
舒雅的嘴角抽了抽,显然没想到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把一个瘫痪的老人送到了她家门口。
“苏小姐,这……”她的表情有些维持不住了,“景川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啊。”我面不改色地撒了个谎,“景川说他要忙公司的事,让我把妈送过来让你照顾几天,说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肯定能照顾好。对吧阿姨?”
我低头看向赵秀兰,手上不动声色地掐了一下她的肩膀。
赵秀兰疼得一个激灵,嘴里的“呜呜”声变成了一个含混不清的音节,听起来确实有点像在附和。
舒雅的脸色变了。
“苏小姐,我想你可能有些误会。”她往后退了半步,姿态优雅但疏离,“我和景川是朋友没错,但照顾他母亲这件事,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不合适?”我歪了歪头,一脸天真无辜,“你不是景川的女朋友吗?未来的程太太嘛,照顾未来的婆婆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我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之谈,趁早熟悉熟悉,对你们以后的生活有好处。”
我把轮椅往前一推,轮椅的轮子碾过门槛,咕噜咕噜地进了舒雅的公寓。玄关处铺着一块乳白色的长毛地毯,轮椅的轮子在上面压出两道深深的痕迹。
舒雅低头看了一眼她的地毯,眉头拧了起来。
“苏晚,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语气冷了下来,连“苏小姐”都省了。
“没什么意思。”我松开了轮椅的把手,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站在玄关处看着她,笑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收了回去,“就是想让你提前体验一下,嫁给程景川之后要过的是什么日子。”
舒雅愣住了。
“你以为程景川娶你是为了爱情?”我冷笑了一声,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娶你是为了找一个免费保姆,照顾他妈。你以为他妈是怎么瘫的?五年前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就瘫了,这五年是我辞了工作在家伺候她,端屎端尿、翻身按摩、一天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现在我伺候够了,该你了。”
舒雅的脸色变得煞白,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轮椅上的赵秀兰,又看了一眼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赵秀兰则在轮椅上拼命地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只左手胡乱地比划着,似乎想告诉舒雅什么,但她说不清楚。
“别费劲了,赵阿姨。”我低头看着她,笑得意味深长,“舒雅姐这么聪明的人,肯定能照顾好你的。对吧,舒雅姐?”
舒雅的脸已经从白变成了青。
“苏晚,你不能这样做。”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这是景川的母亲,不是我的责任。你要送也是送给景川,送到我这里来算怎么回事?”
“哦?”我挑了挑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了一张照片,把屏幕转向舒雅。
那张照片是我三个月前拍的,画面里程景川和舒雅在一家高级餐厅里面对面坐着,灯光暧昧,气氛温馨。程景川的手越过桌面,覆在舒雅的手背上,眼神温柔得像要滴出水来。
舒雅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表情彻底崩了。
“你……”她的声音发颤,“你跟踪我们?”
“我没有跟踪你们。”我把手机收了回来,语气平淡,“我只是恰好路过,恰好看到,恰好拍了一张。你们光明正大的,还怕被人拍吗?”
舒雅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眼里的慌乱和心虚掩都掩不住。她大概一直觉得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程景川的妻子早就知道了,不但知道,还一直隐忍不发,装了整整大半年的瞎子。
“苏晚,我和景川……”她张了张嘴,想要解释什么,但对上我那双没有温度的眼睛,又把话咽了回去。
“不用解释,我不在乎。”我笑了笑,指了指轮椅上的赵秀兰,“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是来送礼的。赵阿姨就交给你了,你们好好相处。”
我说完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苏晚!”舒雅在身后喊我,声音里带着一丝气急败坏,“你不能把她丢在这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
电梯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我走进去,转身,看着走廊尽头舒雅那张写满了不可置信的脸,以及轮椅上赵秀兰那张扭曲狰狞的面孔,在电梯门合上的最后一刻,冲她们挥了挥手。
电梯开始下行,数字一层一层地跳动,我靠在电梯壁上,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五年来,这是头一回,我觉得呼吸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推开那扇贴着褪色喜字的防盗门,屋子里还残留着那股沉闷的药味,但不知道为什么,闻起来没那么让人窒息了。
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让整个房子亮堂堂的,然后拿了一把椅子,站上去,伸手把那扇贴了五年的大红喜字揭了下来。胶水早就干了,喜字应声而落,带下来一小块墙皮,露出底下斑驳的白色。
我盯着那块斑驳看了几秒,然后弯腰把喜字捡起来,对折,再对折,扔进了垃圾桶。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我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动着一个熟悉的备注——“老公”。
这个备注我存了五年,现在看起来格外刺眼。
我接起来,还没说话,程景川的声音就炸了:“苏晚!你把妈送到舒雅那里去了?!你疯了吗?!”
他的声音很大,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五年来他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平时都是温温吞吞、不咸不淡的,好像这个家里发生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
现在终于急了。
“没疯。”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语气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你们不是感情好吗?让舒雅照顾照顾你妈,不是挺好的吗?”
“苏晚!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程景川的声音都在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妈她瘫痪在床,需要专业的护理!你就这么把她丢给舒雅,她出了事怎么办?!”
专业护理。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程景川,你说得对,你妈需要专业护理。”我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声音冷了下来,“所以你赶紧给她请个专业护工吧,别让舒雅像我一样,一伺候就是五年,伺候到最后老公还出轨了。”
电话那头骤然安静了。
那份安静持续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断线了。然后程景川的声音重新响起来,低沉了许多,带着一种压抑的、复杂的情绪:“你都知道了?”
“嗯,都知道了。”我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五年前和程景川一起挑的水晶吊灯,灯光把整个客厅照得亮亮堂堂的,“你妈装瘫的事,你和舒雅的事,全都知道。”
“晚晚……”程景川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带着一种久违的、熟悉的温柔,“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妈的事是我不对,但舒雅那边……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程景川。”我打断了他,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离婚证我已经领了,妈我送到舒雅那儿了,从今以后你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来打扰我。”
“晚晚——”
我挂断了电话。
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后,整个客厅重新陷入安静。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那盏水晶灯看了很久很久,忽然觉得这盏灯好丑,当年怎么会觉得它好看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盏灯是舒雅喜欢的款式。
我站起身,把客厅的窗户推开,夜风呼啦啦地灌进来,吹散了屋子里残留的药味和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深秋的风带着凉意,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反而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大口大口地呼吸。
手机又响了,还是程景川。
我没接,任由它响到自动挂断。然后打开通讯录,把“老公”这个备注改成了“程景川”,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犹豫了一秒,最终还是没按删除。
不删他,是因为我还有一些账没算完。
这套房子写的是两个人的名字,婚后财产要对半分,他给舒雅租公寓花的钱是从夫妻共同财产里出的,我要让他一分不少地吐出来。此外还有这五年来我为他家付出的时间、精力、青春,这些虽然折算不成金钱,但我至少要让该付出代价的人付出代价。
我不是要搞什么大女主复仇的戏码,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不能一直被当傻子。
这时候手机又震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一个我很久没联系过的号码——林知意,我的大学室友,法学院当年的学霸,现在是一家知名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晚晚,听说你离婚了?恭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找我。”
我看着这条消息,愣了好几秒,然后笑了。消息传得可真快,我下午才领的证,晚上连林知意都知道了。
我回了两个字:“好嘞。”
发完消息我靠在沙发上,手机上程景川的电话又来了,我索性关机。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远远近近的光点像碎金子一样铺满了整个视野。我坐在曾经属于“我们”的客厅里,忽然觉得这个家变得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是,这里再也不会有一个躺在次卧里需要我伺候的病人。
熟悉的是,这里终于又变回了我一个人的地盘。
我想起五年前刚嫁给程景川的时候,我妈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说:“闺女,嫁过去了要好好过日子,孝顺公婆,体贴丈夫,以后要是受了委屈就回来,妈给你做红烧肉。”
可我从来没回去过。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赵秀兰离不开人,我但凡走开半天,她就能把床弄得一团糟,然后程景川的电话就追过来,语气还是那么温温柔柔的,说“晚晚,妈一个人在家不行,你早点回来吧”。
温柔是这世上最锋利的刀,割起人来不见血,但刀刀入骨。
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接那种电话了。
我站起身走进卧室,准备换掉那张睡了五年的双人床。程景川去年开始就不怎么回来睡了,有时候是出差,有时候是加班,有时候干脆连借口都懒得编,只是发一条微信说“今晚不回来了”。我一个人躺在一米八的大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从天黑看到天亮。
原来那时候,他已经睡在舒雅那儿了。
我打开衣柜,把程景川的衣服一件一件扯出来,衬衫、西装、领带、毛衣,叠得整整齐齐地塞进一个大号收纳袋里。这些都是我给他买的,有的是商场打折时候抢的,有的是我托人从国外代购的,每一件都花了不少心思。
现在想想,真是多余。
收拾到衣柜最底层的时候,我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拽出来一看,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水粘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上没有任何字迹,但掂在手里沉甸甸的,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撕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沓照片,还有一个U盘。
照片大概有二三十张,拍的全都是一份份文件的特写。我把照片凑到灯光下仔细看,瞳孔骤然收缩——那些文件是程景川公司的财务报表、股权结构、资产明细,还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合同条款,但有一件事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文件上,都盖着程景川公司的公章。
这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我把U盘插进电脑,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程景川”,点开之后是几十个文档和扫描件,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是某个人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心思整理出来的。
而这个人把这些东西藏在了我的衣柜里,藏在了程景川不常回来的卧室里,藏在了这个家最隐秘的角落里。
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目光落在其中一份文件的扫描件上,那是一张营业执照,上面的公司名字我见过,是程景川三年前注册的一家子公司,法人代表写的是赵秀兰——一个“瘫痪在床、神志不清”的老太太。
一个瘫子,怎么可能做法人代表?
我缓缓地坐在地板上,脊背一阵阵发凉。
原来这座房子的底下,埋着的东西远比我以为的要多得多。程景川的出轨、赵秀兰的装瘫,也许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部分,真正的庞然大物还沉在深水之下,看不清、摸不透。
而我在这座冰山上生活了五年,浑然不觉。
我深吸一口气,把照片和U盘重新装回信封里,塞进了自己随身的包里。然后拿起手机开了机,程景川的未接来电跳出来七八个,我通通忽略,直接拨通了林知意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林知意的声音带着笑意:“怎么,这么快就要找我帮忙了?”
“知意。”我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很稳,“帮我查一个人,程景川,我要知道他公司的所有情况,越快越好。”
电话那头的林知意沉默了两秒,然后声音也沉了下来:“出什么事了?”
“现在还不确定,但我直觉这件事不小。”我握紧了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另外,你帮我问问,做一个瘫痪病人的全面体检,需要哪些手续。”
“瘫痪病人?”林知意的声音里带上了疑惑,“晚晚,你到底在查什么?”
“查一个真相。”我看向窗外,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倒影,眼睛很亮,亮得有点不真实,“一个被埋了五年的真相。”
挂断电话之后,我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把那沓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照片拍得很专业,对焦精准,曝光合适,每一份文件的关键信息都被拍得清清楚楚。那个把信封藏在我衣柜里的人,绝对不是随手一拍,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这些证据。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帮我?
还是说,他的目标根本不是我,而是程景川?
我想起上个月有一天,我买菜回来,在楼下遇到了一个陌生男人。他大概三十出头,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帽檐压得很低,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的身形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
手机的屏幕忽然亮了起来,是程景川发来的一条微信,很长的一段文字。我没有点开看,直接在消息列表里划掉了。然后我打开了朋友圈,发了我离婚后的第一条动态——
“五年了,第一次睡了一个整觉。晚安。”
配图是我揭下来的那张褪色喜字,安安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
发出去不到三分钟,评论区就炸了。
大学同学、前同事、各路半生不熟的微信好友纷纷冒泡,有人惊讶,有人安慰,有人暗戳戳地打听细节,还有人发了一长串感叹号表达震惊。我没有回复任何一个人,只是安静地看着那些评论一条一条地冒出来,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热闹。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头像,一片漆黑,没有任何图案,昵称只有一个字母——“Z”。
他点了一个赞。
我的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点进他的朋友圈,发现对方设置了仅三天可见,而最近三天他什么都没有发。我又去看他的微信资料,微信号是一串没有规律的数字和字母,地区显示的是本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信息。
这个人是谁?我什么时候加的他?
我翻遍了聊天记录,发现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对话,甚至连一句“你好”都没有。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好友列表里,不知道躺了多久。
我点开他的头像,犹豫了一秒,发了一条消息过去:“你是?”
消息发出去之后石沉大海,对方没有任何回复。我盯着那个黑色的头像看了很久,心里莫名地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人我认识,或者说,这个人认识我。
而且他一直在看着我。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微微发凉,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就好像你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很久,忽然看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光,你不知道那光是来自出口还是另一场陷阱,但你还是忍不住想朝它走过去。
手机又震了,是林知意发来的一条语音。
“晚晚,你让我查的那个U盘,我建议你收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她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很快,像是在一个不方便说话的地方,“程景川公司的账目有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但我现在能查到的都是公开信息,要查更深的东西需要一点时间。你等我消息。”
我回了一个“好”,然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着沙发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杂乱无章地交错在一起。赵秀兰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程景川那双永远温柔却永远冷漠的眼睛,舒雅站在公寓门口时那一瞬间的慌乱,还有那沓照片、那个U盘、那个黑色头像……
所有的碎片都在我脑海里旋转、碰撞、重组,像是有人在黑暗里拼一幅我从未见过的拼图。
而我站在拼图的正中央,终于不再是那个被蒙着眼睛的傻瓜。
我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那个黑色头像又发了一条消息:“我知道你在看。不管你是谁,谢谢你。”
这一次,对话框上方显示了一行小字——“对方正在输入……”
那行小字闪了几下,又消失了。
然后归于沉寂。
我没有再追问,放下了手机,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让我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
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渐稀疏,夜已经深了。我站在厨房的窗前往外看,能看见对面楼栋里零星的几扇亮着灯的窗户,每一扇窗户后面都住着一个或一群不眠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眠的理由。
而我的理由是,我终于醒了。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把程景川的东西全部清出去,要换掉那张双人床,要撕掉墙上所有的结婚照,要联系律师处理财产分割,要带赵秀兰去做全面体检留下她装瘫的证据,要查清楚程景川公司里的猫腻到底有多深。
但今晚,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喝一杯水,然后睡一个好觉。
五年来第一个没有药味的、没有呻吟的、不需要半夜爬起来给人翻身的觉。
手机屏幕亮了起来,那个黑色头像终于回复了。只有五个字——
“不用谢。小心。”
我看着这五个字,嘴角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勾了起来。
小心?我当然会小心。
因为从今天起,这场游戏的规则,该由我来定了。
我把那五个字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终还是没有再回复。有些事点到即止,说多了反而没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
睁开眼睛的瞬间我还有些恍惚,习惯性地想要翻身下床去看赵秀兰是不是又按了呼叫铃,脚踩到地板上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哦,不用去了,那个老太太现在在舒雅的公寓里,昨晚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敲门声又急又响,夹杂着程景川压抑着怒气的声音:“苏晚!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披了件外套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了一眼。程景川站在门外,头发有些凌乱,眼眶微微泛红,下巴上冒出了一层青色的胡茬,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人,是他姐姐程景芳,穿着一件驼色大衣,双臂抱胸,脸上的表情像是来讨债的。
五年了,程景芳来这个家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每次来都是坐坐就走,从来不帮她妈翻一次身、喂一口水。倒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她总要在亲戚面前感慨一句“我弟媳真是贤惠,把我妈照顾得多好”,说完就心安理得地继续当她的甩手掌柜。
我没开门,隔着门问了一句:“有事?”
“苏晚,你把门打开!”程景川的声音拔高了,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焦躁,“你知不知道妈昨晚在舒雅那里出了什么事?她现在在医院!”
我的手停在了门把手上,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又平静下来。昨天我把赵秀兰送到舒雅那儿的时候是中午,到现在满打满算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能出什么事?最多就是舒雅伺候不了她,把人送医院了。
我打开门,程景川的手还举在半空中,保持着敲门的姿势。看到我开门,他愣了一下,然后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往屋里扫了一圈,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进来说吧。”我侧身让开一条路,语气平淡得像在招待一个普通客人。
程景川和程景芳一前一后地走进来,程景芳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瞪了我一眼,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我没理她,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看着他俩站在客厅中间,倒像是他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说吧,什么事。”
“妈昨晚高血压犯了,舒雅打了急救电话送到医院,折腾了一整夜。”程景川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冷静一些,但声音里的颤抖怎么都压不住,“苏晚,你知不知道妈的身体状况?你把她丢给一个没有任何护理经验的人,这是要出人命的你懂不懂?”
“那现在人怎么样了?”我问。
程景川被我这句话噎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地问出这句话。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程景芳替他接了话:“现在稳定了,但你必须要负责!妈是你丢出去的,你得把她接回来!”
“我接回来?”我笑了,转头看着程景芳,“程景芳,你也是赵秀兰的女儿,你怎么不接回去?”
程景芳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我是嫁出去的女儿,哪有让出嫁的女儿把妈接回家住的道理?”
“我也是离婚了的前儿媳。”我站起来,走到程景芳面前,一字一句地说,“从昨天领完证的那一刻起,我跟你们程家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赵秀兰不是我婆婆,她是你妈,是程景川的妈,不是我的。”
程景芳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大概她这辈子都没被人这么当面怼过。在她的认知里,我这个“小地方出来的弟媳”一直都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从来不敢大声说话,更别说这样针锋相对地顶回去。
“晚晚。”程景川开口了,声音软了下来,又变成了那个温润如玉的程景川,“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是我对不起你。但妈是无辜的,她瘫痪在床这么多年,你照顾了她这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我转头看向他,认认真真地看了他好几秒。
“程景川,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妈瘫痪五年,你有没有给她擦过一次身?”
程景川的表情僵住了。
“你有没有给她喂过一次饭?”
沉默。
“你有没有端过一次便盆?”
还是沉默。
“那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谈感情?”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开始发酸,我使劲眨了眨,把那股酸意逼了回去,“这五年是我在照顾她,是我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生活、放弃了一切,被困在这间屋子里日复一日地伺候一个病人。你做了什么?你在外面跟初恋女友旧情复燃,拿着我们的共同财产给人家租高级公寓。现在你跟我谈感情?程景川,你的脸呢?”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程景川粗重的呼吸声。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那种温润的面具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露出了底下某些真实的、不那么好看的东西。
“你……”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来辩解,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程景芳在旁边急了:“苏晚,你怎么跟我弟弟说话呢?他在外面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照顾一下老人怎么了?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天经地义?”我转头看她,“那你也是赵秀兰的女儿,你照顾过她一天吗?你给她洗过一次脚吗?你凭什么觉得这不是你的责任,就全是我的?”
“我是嫁出去的——”
“嫁出去就不是女儿了?那我现在离婚了,我跟程家还有什么关系?”我打断她,声音不大但掷地有声,“程景芳,你要是真有那么孝顺,现在就去医院把你妈接回家,好好伺候她。做不到的话,就闭上你的嘴。”
程景芳被我怼得脸色铁青,转头看向程景川,似乎在等他弟弟给她撑腰。但程景川的脸色比她还难看,他大概终于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苏晚,已经不是那个他说一句“晚晚别闹了”就会乖乖听话的女人了。
“晚晚,我们真的不能好好谈谈吗?”他换了一种策略,语气变得低沉而诚恳,眼睛里甚至泛起了某种湿润的光,“我知道这五年你受了很多委屈,是我没照顾好你。舒雅的事是我一时糊涂,但我跟她已经说清楚了,不会再往来了。你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忽然觉得很可笑。
不是因为他的道歉不真诚——也许他自己觉得挺真诚的——而是因为他道歉的时机太巧了。早不道歉晚不道歉,偏偏在他妈被送到舒雅那里翻了车、舒雅搞不定老太太、整个局面失控了的时候,他才想起要来道歉。
他不是在道歉,他是在找一个能继续免费照顾他妈的人。
“程景川,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我靠在沙发扶手上,语气轻飘飘的,“你让我给你一次机会,那这五年你给过我机会吗?你给过我离开的机会吗?每次我说要走,你就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说你妈需要我,说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程景川,你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
程景川的脸色彻底白了。
“我今天把话说清楚。”我站起来,看着他和程景芳,“赵秀兰我不会再接回来了,她是你们程家的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至于这套房子,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联系律师了,该是我的那一半,我一分都不会少拿。还有程景川你给舒雅租公寓花的钱,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我也会追回来。你们程家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
程景芳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疯了吧你?你还想要房子?”
“我不但要房子,我还要你妈装瘫的证据。”我看着程景芳惊讶的表情,又看了看程景川猛然收缩的瞳孔,笑了,“怎么,程景川没告诉你吗?他妈装瘫装了五年,你弟弟心知肚明,就是不戳穿。因为戳穿了就没人在家免费伺候他妈了,多划算的买卖。”
程景芳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圆形的“O”,她猛地转头瞪着程景川:“景川,她说的……是真的?”
程景川没有回答,他的嘴唇紧紧抿着,眼神里翻涌着某种复杂的东西。他看到我拿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看到我从中抽出了一张照片,看到了照片上那份法人代表写着“赵秀兰”三个字的营业执照。
“这是什么?”我把照片举到他眼前,“你妈一个‘瘫痪在床、神志不清’的人,凭什么做法人代表?程景川,你用你妈的名义注册公司,到底是为什么?”
程景川的脸在那一瞬间彻底变了。
那种变化不是愤怒,不是慌乱,而是一种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扒光了衣服的羞耻和恐惧。他伸出手想要抢我手里的照片,但我早就防着他这一手,轻巧地往后退了一步,把照片塞回了信封里。
“这是我从我家衣柜里找到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照片有U盘。”我晃了晃信封,“至于是谁放的,我不知道。但程景川,你应该很清楚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程景川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那双永远温柔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了冷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信封,像是在衡量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谁给你的?”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苏晚。”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阴沉,带着一种我从没在他身上见过的危险气息,“把那个东西给我,这件事到此为止。房子给你,财产我多分你三成,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挑了挑眉,忍不住笑出声来。
“程景川,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像一个做贼心虚的人。”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程景芳在旁边已经完全懵了,目光在我和程景川之间来回游移,嘴唇翕动着,像是想问什么又不敢问。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这场对峙会演变成这个局面——本来是想来兴师问罪逼我把老太太接回去的,结果问出了一个装瘫大戏,又牵扯出了一个她完全听不懂的什么信封什么照片。
“姐,你先回去。”程景川忽然开口,声音低沉而急促。
“可是……”
“我说,你先回去!”程景川猛地提高了声音,这是他第一次在我们面前露出这种近乎失控的暴躁表情。程景芳被他吓了一跳,嘴巴张了张,最终还是一句话没再多说,拎着包快步走出了门。
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声关上,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程景川两个人。
他站在那里,微微喘着气,那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整个人都看穿。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压抑,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墙上的挂钟一下一下地响着,每一声都像是某种倒计时。
“苏晚,我小看你了。”他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我一直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原来你一直在跟我演戏。”
我挑了挑眉,没接话。实际上我也是昨晚才知道这些的,但我不打算告诉他。在他面前保持一种“我什么都知道”的姿态,对我来说更有利。
“你不懂。”他摇了摇头,表情变得有些复杂,“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你解释给我听。”我重新坐下来,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赵秀兰装瘫是怎么回事?你那些公司是怎么回事?你到底在做什么?”
程景川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但最终,他还是说出了那句让我震惊得差点从沙发上滑下去的话。
“我妈不是装瘫。”他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她只是在做康复训练,一直瞒着你。她第三年的时候右半边身体就有知觉了,但她不让我告诉你。”
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她装的。”
“她后来确实是装的。”程景川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温润的眼睛里泛起了一层血丝,“但她一开始是真的瘫了,脑溢血是真的,抢救是真的,瘫痪也是真的。第三年的时候她慢慢恢复了知觉,但她怕恢复了之后你就会离开这个家,所以一直假装没有好转。这事是她在第四年的时候告诉我的。”
我整个人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皮凉到脚底。
第四年。
程景川在第四年就知道了赵秀兰是在装瘫。
可他什么都没说。他仍然每天早上出门上班,晚上回来,看着我伺候他妈端屎端尿,看着我日渐憔悴、日渐沉默。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安静地扮演着他的“好儿子”,偶尔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给我一个歉意的拥抱,说一句“辛苦你了”。
他知道真相,但他选择沉默。
因为这样的局面对他来说太完美了。妻子在家免费照顾母亲,他在外面和初恋女友重温旧梦,公司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只要赵秀兰继续“瘫”下去,他的人生就完美无缺。
而我,是这场完美人生里唯一的不完美。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会累、会痛、会崩溃,我不是他棋盘上的棋子,可他一直把我当成棋子在下。
“程景川。”我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他低下眼睛,声音里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晚晚,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只是……你知道我妈那个人,她认定了你,就觉得你是程家的媳妇,就该伺候她。如果我戳穿她,她能闹得天翻地覆。我……”
“你怕她闹,你就不怕我扛不住?”我打断他,声音终于开始发抖了,压了整整五年的情绪像被凿开了一个口子,不可遏制地往外涌,“程景川,我是你的妻子!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爱你!我照顾你妈五年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可你们母子俩把我当什么了?当保姆?当护工?还是一个可以随意欺骗、随意摆布的傻子?”
“晚晚——”
“你别叫我晚晚!”我猛地站起来,抓起身旁的靠枕狠狠砸向他,他偏头躲开,靠枕打在他身后的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你有什么资格叫我晚晚?你和她联手骗了我整整两年!这两年里我每天凌晨三点爬起来给她翻身,我一晚上能醒四五次!我腰肌劳损疼得直不起腰,我焦虑到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你在哪里?你在舒雅的公寓里!”
泪水终于涌了出来,滚烫的,一层又一层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原以为赵秀兰装瘫已经够恶心了,没想到真正恶心的还在后面——程景川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但知道,还心安理得地配合他妈演了这出戏。
他说的“妈的事是我不对”,指的不是他骗了我,而是他没有及时告诉我。
这个人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程景川沉默地看着我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过了很久,他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擦了擦眼泪,深吸一口气,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哭够了,眼泪是流给值得的人看的,他不配。
“程景川,我不接受你的对不起。”我的声音还带着哭腔,但语气已经恢复了平静,“你妈是不是装瘫,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谈的是另外一件事——你用你妈的名字注册公司,你到底在做什么?”
程景川的表情又变了。他嘴巴动了动,眼神开始闪烁,那种熟悉的防备和算计重新浮上来,把他刚刚那点稀薄的愧疚淹没得干干净净。
“这事不重要,都是些正常的商业操作。”他站起身,语气恢复了那种温和中带着疏离的调子,“苏晚,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要离婚,那这些事情就跟你没关系了。把那个信封给我,我们好聚好散。”
“你怕了。”我看着他。
“我没怕。”他的声音很平淡,但那双微微蜷起的手指暴露了他的紧张,“我只是不想事情闹得太复杂。”
“那就把话说清楚。”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你那些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程景川没有回答。
他看了我很久很久,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某种警惕,又像是在评估我这个“变量”到底值不值得他付出更多的代价。然后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步伐沉稳,脊背挺直,重新变回了那个从容不迫的程景川。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苏晚,你要查就去查,但我要提醒你一句——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程景芳站在走廊里,看到他出来急切地问了一句什么,程景川没有回答,径直走入了电梯。程景芳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不再有之前的愤怒和轻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不确定的情绪,然后她也跟着走进了电梯。
门在她身后缓缓关上。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抱着膝盖,看着墙上的那面照片墙发呆。所有的结婚照都还挂在那里,照片里的两个人笑容灿烂,好像会永远幸福下去。
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地取下来,翻了个面,让它们趴在桌上。然后拿起手机,给林知意打了个电话:“知意,帮我约个时间,我要去医院调赵秀兰的完整病历。”
林知意的声音里带着讶异:“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程景川亲口承认他妈是装瘫的。”我说,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点意外,“而且他公司的事情绝对有问题,他刚才在这里几乎是落荒而逃的。”
林知意沉默了两秒,然后果断地说:“我马上联系几个这方面的律师,你把你手里的资料整理一份发给我,越详细越好。还有,医院那边我让人去调,我怀疑当年赵秀兰的脑溢血诊断报告也有猫腻。”
我挂了电话,打开那个黑色的微信头像,犹豫了一下,发了一条消息:“你是谁?我们能不能见一面?”
这一次,回复来得很快。
“明天下午三点,南城老码头,第三根灯柱下。一个人来。”
我看着这条消息,心跳开始加速。南城老码头,那是本市一个半废弃的旧货运码头,位置偏僻,人烟稀少,选在那里见面,显然是不想被人发现。
我不知道发这条消息的人是谁,但我隐约觉得,这个谜底一旦揭开,程景川那个“完美无缺”的人生,就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被浪一拍就碎。
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那一幕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出了门。出门前我做了一件事——把那个牛皮纸信封里的U盘复制了一份,原件放在家里的隐秘角落,复制件带在身上。出门前想了想,又把一个录音笔揣进了口袋里,指尖按下开关的那一刻,红灯开始安静地闪烁。
南城老码头离市区大概四十分钟车程,我开着那辆白色轿车,沿着江边的公路一直往南开。越往南走车流越稀少,高楼逐渐被低矮的厂房和仓库取代,空气里开始弥漫一股江水特有的腥甜气息。
车子拐进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轮胎碾过碎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两旁是锈迹斑斑的集装箱和废弃的吊装机。导航显示目的地就在前方五百米,我放慢了车速,透过挡风玻璃四处寻找那根“第三根灯柱”。
下午三点的阳光被云层遮得严严实实,江面上吹来的风裹挟着湿冷的水汽,打在脸上有一种黏腻的寒意。我把车停在码头边,推开车门走下来,高跟鞋踩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码头上停着几艘锈得看不出颜色的旧货船,江水拍打着船舷,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哗哗声。我沿着码头边缘一路找过去,数到第三根灯柱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灯柱是那种老式的铸铁灯柱,表面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露出底下斑驳的锈迹。灯柱下面站着一个男人,背对着我,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衣摆在江风里猎猎作响。
他的身形有些眼熟,瘦高个,肩膀很宽,站立的姿势很随意却又隐隐透着一股警惕。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烟雾被江风瞬间撕碎,消散在灰蒙蒙的空气里。
我朝他走过去,脚步声在空旷的码头上回荡。他听到了声音,缓缓转过身来。
天光在他身后变得有些晃眼,我眯了眯眼睛,等到看清那张脸的时候,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那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浓眉、深眼窝、高挺的鼻梁,嘴唇微微抿着,带着一种克制而疏离的弧度。他的左眼角有一道浅浅的疤痕,从眉尾延伸到太阳穴附近,像是许多年前留下的旧伤。
这道疤我见过。在大学的篮球场上,在食堂的排队人群里,在图书馆靠窗的那个固定座位上。这个人曾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忽然消失,像一个被截断的故事,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下文。
“陆……行舟?”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念出了这个名字。
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弧度浅得几乎看不出来。烟雾从他指间的烟头上袅袅升起,他弹了弹烟灰,开口的声音比记忆里低沉了不少,带着一种被岁月磨砺过的沙哑:“好久不见,苏晚。”
我张着嘴,脑子里像是被扔进了一颗炸弹,所有的问题在同一瞬间炸开了,碎片飞得到处都是,我却不知道该先捡起哪一块。
陆行舟。大学计算机系的学长,比我高一级,当年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闷葫芦,不善言辞,独来独往,但对谁都很真诚,帮学弟学妹调试代码能调一个通宵,从不抱怨。
我大三那年,他大四,我们在校广播台认识的。我是播音员,他是技术部负责人,每周三下午一起去机房调试设备,配合得默契又自然。他给我修过无数次电脑,我给他带过一整个学期的早餐,所有人都以为我们迟早会在一起。
可是没有。
大四下学期他忽然消失了,没有预告,没有告别,连一句“再见”都没有。他的手机变成了空号,他的社交账号全部注销,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找了他整整两个月,问遍了所有认识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嫁给了程景川,那段无疾而终的往事就渐渐被埋进了记忆深处,偶尔在失眠的夜里翻涌上来,也只是泛起一阵淡淡的酸涩,很快又被新的烦恼覆盖。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
“你……”我的声音有些发干,“那些东西是你放在我衣柜里的?”
陆行舟点了点头,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动作里带着一种久经风霜的利落。他往前迈了一步,阳光从他身后挪开,我终于看清了他的全貌——皮肤比以前黑了不少,眼神也变得更深更沉,像是经历过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盯程景川很久了。”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和洗钱,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不计其数。我在他公司潜伏了两年,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所以你找到了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有些尖,“你把那些东西放在我这里,是把我当成你的……你的……”
“不是。”陆行舟打断了我的话,他的目光忽然变得很认真,像以前在机房里帮我修电脑时那样专注而笃定,“那些东西是备份。我把证据做了三份拷贝,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你那里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苏晚,我在这个案子里投入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只有你——只有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江风忽然大了起来,把我的头发吹得满脸都是。我伸手拢了一把头发,趁机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慢慢消化这些信息。四年前他消失,程景川公司的问题也是大约从三年前开始的,这个时间线对得上。
“四年前你消失,就是因为这件事?”
陆行舟的眼神暗了一瞬,沉默了几秒才开口:“算是。当时我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做安全顾问,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的资金流转路径,顺着这条线追下去,发现源头指向程景川的公司。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程景川是谁,查到最后才发现,他是我大学同学苏晚的丈夫。”
“所以你来找我了?”
“没有。我本来不想把你卷进来。”他摇了摇头,嘴角浮起一丝苦涩,“我有自己的方式查案,不需要连累任何人。但是三个月前,我收集到了一份关键证据,被程景川的人发现了,他们在整个城市里搜我,我不得不把证据分散藏起来。你家的衣柜,是我最后一个藏匿点。”
三个月前。那个穿黑色连帽卫衣的陌生男人,在楼下和我擦肩而过的身影,他当时脚步顿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原来那不是错觉,那是陆行舟。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我问他,声音开始发抖。
“因为你那时候还是程景川的妻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不自觉地错开了,“苏晚,我不知道你跟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你知道了真相之后会不会回头告诉他。我不敢赌。”
他说得对。三个月前的我,如果发现了那个信封,说不定真的会拿去问程景川。那时候我虽然被婚姻折磨得痛苦不堪,但骨子里还是那个相信了好几年爱情童话的傻女人。
“那现在呢?”我问。
“现在?”陆行舟认真地看着我,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映着阴沉的天光和远处翻涌的江水,“现在你不是了。所以我才选择在这个时间,用那个U盘向你发出信号。”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怎么知道我离婚了?”
“你发的朋友圈。”他微微勾了一下嘴角,“还有,民政局的系统我也能查到。”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个回答太“陆行舟”了,当年的技术宅变成了现在的黑客大佬,但骨子里的某些东西一点都没变。
笑完之后,我深吸了一口气,认真地看着他:“那你今天找我来,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陆行舟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个档案袋,递到我面前,“把你前天拿到的那份资料给我,我把所有证据整合在一起。然后,你用你前妻的身份向证监局和经侦支队举报,什么也不用多说,就说你发现了前夫公司存在不合规的操作。剩下的事,我来做。”
“你是说……我们联手把程景川送进去?”
“对。”
我沉默了一瞬,不是因为我犹豫,而是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需要让大脑消化一下。我要亲手举报程景川,这意味着我要亲手毁掉这个我曾经不顾一切爱过的男人——不对,他不是我毁掉的,他是被自己的贪婪毁掉的。我只是在帮他加速翻车而已。
“好。”我接过档案袋,手指触碰到牛皮纸的时候感受到一股干燥而粗糙的触感,“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带我去赵秀兰当年做脑溢血诊断的医院,我要拿到她真实的身体状况报告。程景川对我还有感情不感情的就算了,但他和他妈联手骗了我这么多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陆行舟看着我,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像是在重新认识我这个人。他点了点头,只说了两个字:“可以。”
我们站在废弃的老码头上,江水拍打着堤岸,风把远处的船鸣声一阵阵地送过来。头顶的云层裂开了一条缝,一道金色的阳光从缝隙里倾泻而下,落在江面上,碎成满江的金光。
“陆行舟。”我忽然开口。
“嗯?”
“谢谢你。”我看着那道阳光,声音变得很轻,“谢谢你还活着。”
他没有回答,但我感觉到他站在我身边,肩膀和我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就像很多年前,我们并肩走在校园的梧桐道上,他的影子总是比我的影子靠得近那么一点点,近到我一伸手就能碰到,但我从来没有伸出手过。
这一次,我不想再等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我二十九年来最忙碌也最痛快的一段日子。
林知意帮我联系了本市最好的婚姻财产律师,我们把程景川婚内出轨的证据整理成册,包括他和舒雅的聊天记录、酒店开房记录、以及给舒雅租公寓的转账凭证。财产分割的诉求写得清清楚楚:婚房一人一半,程景川用夫妻共同财产为舒雅支付的房租、礼物、旅行费用全部追回,外加五年来的精神损失赔偿。
律师看完材料之后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句让我记忆犹新的话:“苏女士,这个案子我接了。你前夫这种行为,我从业二十年见得多了,一般都不太好收场。”
拿到这句话,我心里最后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是赵秀兰的病历。那天在医院,陆行舟帮我调出了赵秀兰五年来的完整病历,我以为是多难的事,结果他就是去了档案室,和里面的人聊了几句,出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厚厚一摞文件。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技术手段”。我又问了一遍,他轻描淡写地说那个档案管理员的孩子去年被程景川公司的一个项目骗走了两万块钱,他帮她追了回来。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那份病历,指尖慢慢变得冰凉。第三年的康复评估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患者右肢肌力恢复至四级,可辅助站立,具备部分自理能力。”主治医生在备注栏里写道:“家属要求暂缓康复进度,具体原因未明。”
家属。
程景川。
眼泪不争气地又涌了上来,这次不是委屈的眼泪,而是一种被彻底激怒之后的生理反应。我把病历合上,转头对林知意说:“这份病历,我要让它出现在法庭上。”
赵秀兰被转入了专业护理中心,不是舒雅送进去的,是程景川在他妈住院之后紧急安排的。舒雅在这次事件之后的表现特别有意思——她全程没有露面,没有去医院,也没有给我打过任何一个电话。倒是我从共同朋友那里听说,她在一次闺蜜聚会上哭诉自己“被小三”了,说程景川骗她说自己已经离婚了,她才跟他在一起的。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正在整理证据材料,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页。不管是真被小三还是假被小三,这都跟我没关系了。程景川和舒雅之间的那些恩怨,让他们自己去撕扯吧。
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证据整合完毕之后,陆行舟把一份厚厚的材料交到我手里。那是一个深蓝色的文件夹,封面没有任何标识,翻开来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表,每一页都标注了来源和日期,逻辑严密得像一篇学术论文。这份材料整合起来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我不确定他熬了几天夜。
“程景川名下的三家公司,涉嫌虚假宣传、合同欺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初步估算涉案金额在八千万以上。”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的一个数字,语气平淡得像在念天气预报,“洗钱的部分更复杂,他通过多层嵌套的股权结构,把资金转移到境外账户,这条脉络我已经理清楚了。”
我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后背一阵阵地发凉。八千万。我身边的那个男人,那个每天早上出门前会跟我说一句“我走了”的男人,背地里在做这种勾当。
“他爸妈知道吗?”
“赵秀兰是多家公司的挂名法人代表,你说她知道不知道?”陆行舟合上文件夹,靠在椅背上,“不过我调查过,她只负责签字,具体业务都是程景川在操作。说白了,程景川是利用他妈的身体状况做幌子,让所有人觉得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不可能是真正的操盘人。”
我想起程景川那句“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安全”,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不是在威胁我,他是在警告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有人认真查,他的整个商业帝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塌。
而这个推倒第一张骨牌的人,会是我。
举报材料递交上去之后,一切开始迅速地发生变化。
先是程景川的公司被经侦部门立案调查,消息传出来的当天,他的合伙人连夜跑路,公司账户被冻结,几十个员工堵在公司门口讨要工资。然后是债权人蜂拥而至,把他名下的房产、车辆全部做了诉前保全。
程景川给我打过电话,我接了。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拿腔拿调的从容,而是一种真实的、不加修饰的崩溃:“苏晚,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毁了我!”
“程景川,你毁掉的是你自己。”我说完这句话,挂了电话,顺便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后来的事情发展得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赵秀兰的装瘫病历被作为证据提交到法院,结合程景川用她名义注册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恶意串通骗取夫妻财产的完整证据链。庭审那天我穿着一条简单的黑色连衣裙出现在法庭上,坐在原告席上,脊背挺得笔直。
程景川坐在被告席上,穿着那件我曾经给他买的深灰色西装,头发理得整整齐齐,面容清瘦了不少,但那双温润的眼睛已经彻底暗淡了下去。他看到我的时候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对上了我平静的目光之后,他把嘴闭上了。
赵秀兰没有出庭,她的律师说她“身体不适”,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不敢来。那份病历已经在法庭上被反复质证,她再装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庭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最终判决的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婚房归我方所有,程景川因婚内过错行为需向我支付损害赔偿金,夫妻共同财产按七三比例分割,我方占七成。程景川当庭表示不上诉。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阳光铺天盖地地洒下来,和领离婚证那天一样明亮。但这一次,阳光照在身上是暖的。
三个月后。
南城老码头的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据说要建成一个滨江文创街区,吸引年轻人来打卡消费。陆行舟在开工仪式上作为技术顾问出席,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领导和开发商中间,格格不入但莫名帅气。
仪式结束之后,他沿着江岸的步道走下来,看到我站在那根第三号灯柱旁边,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朝我走过来。
“你怎么来了?”他问。
“来看看。”我把手里的咖啡递给他一杯,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眉头拧了起来,“太甜了。”
“你以前就喜欢喝甜的,我给你加了两块糖。”
他愣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嘴角的弧度慢慢地、不自觉地弯了起来。
我们在江边的长椅上坐下来,看着远处正在施工的码头。吊臂在夕阳里起起落落,江水被染成了一片金红色,几只水鸟从水面上掠过,翅膀沾染了夕阳的光,亮得像碎金。
“程景川的案子下个月开庭。”陆行舟说,语气随意得好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嗯,听说了。”我喝了一口自己的咖啡,“非法集资、洗钱、合同诈骗,数罪并罚,律师说最少十年起步。”
“赵秀兰呢?”
“住进养老院了。”我笑了一下,笑容里没有任何快意,也没有任何怨恨,只是一种纯粹的、事不关己的平淡,“是她自己要去的,说不想跟程景芳住,程景芳的老公不给她好脸色看。养老院条件还行,请了专业护工,她终于有专业护理了,也算是求仁得仁。”
“舒雅呢?”
“和程景川分手了,听说换了家公司,去了隔壁城市。”我说,“其实她也是被程景川骗了,不过这不关我的事。”
陆行舟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他一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以前在机房里他就是这副样子,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代码上,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目光干净而温和。
“陆行舟,你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我终于问出了那个憋了八年的问题。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江风把咖啡吹凉了,久到夕阳一点一点地沉到了江对岸那座山的后面。然后他把咖啡杯放在长椅上,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到我面前。
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U盘,和之前藏在信封里的那个一模一样。
“当年我查到一半的时候,发现程景川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他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江风把秘密吹散,“那些人威胁我,说如果我继续查下去,就会对我身边的人下手。而你……是我身边唯一的人。”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所以你不告而别,是因为……”
“是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他转过头看着我,夕阳最后一点余晖落在他眼睛里,像两簇微弱的火苗,“苏晚,我这几年一直在想,等我把这件事了结了,等我确定你是安全的,我就回来找你。只是我没想到,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嫁给他了。”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我听出了平淡底下那层极深极深的、被经年累月的沉默所覆盖的苦涩。他回来了,发现我嫁给了他追查了多年的那个人,他不能说,不能露脸,只能像一只蛰伏在暗处的影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接近我的生活。
“那个U盘,你是故意放在衣柜里的。”我忽然想明白了,“不只是备份,你是想给我一个——一个武器。”
“你不需要我救。”他笑了笑,嘴角的弧度终于有了温度,“你从来都不需要任何人救。你需要的只是一把趁手的刀。”
江风吹过来,我低下头,把脸埋在围巾里。几年前的那些日子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里闪过——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程景川在舒雅的公寓里温香软玉;我在医院里给赵秀兰排队拿药,赵秀兰在病房里偷偷活动她那只“瘫痪”的右手。我以为那些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被欺骗、被消耗、被牺牲的傻瓜。
但陆行舟说,你需要的只是一把趁手的刀。
而我是那个握住刀的人。
“陆行舟。”我在围巾里闷闷地开口。
“嗯?”
“你说你回来找我,那现在——”我抬起头看着他,眼睛还带着一点没散尽的水汽,但嘴角已经弯了起来,“我离婚了,程景川马上要进去了,你的事情也快了结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兑现你的承诺?”
他愣住了,表情从茫然变成惊讶,从惊讶变成一种小心翼翼的、不太确定的欣喜。他伸出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地覆在了我的手背上。他的手掌干燥而温暖,带着薄薄的茧,和记忆中那双修长白净的手不太一样了,但掌心传来的温度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安心。
“现在。”他说。
远处的码头上亮起了第一盏路灯,暖黄色的光落在我们身上,把两个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影子尽头的地方,它们悄悄地靠在了一起。
我没有挣开他的手。
就像当年在图书馆顶层的配电机房,我坐在旁边看他改代码,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速度极快,思路极其清晰,但偶尔偏头看我一眼的时候,那双眼睛里总藏着一丝掩不住的笑意。有一次他送我回宿舍,在楼下说了很久的话,最后临别前他忽然拉住我的手,又像被烫到一样松开。
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太胆怯,总觉得未来还很长,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慢慢说、慢慢来。
后来我才明白,这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以后再说”。
但没关系,错过的人终究会绕回来,只要你们都还在。
“苏晚。”陆行舟忽然开口,声音带着一种不太自然的郑重。
“嗯?”
“那个……我还有两个秘密要告诉你。”
我转头看着他,他的耳朵尖在路灯下有一点微微发红,这个细节让我心里忽然软了一下。三十岁的人了,紧张的时候还是会红耳朵,这个习惯从大学到现在一点都没变。
“第一个秘密是什么?”
“这八年,我一直在想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的江面,不敢看我,“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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