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子有多开放？公主改嫁三次，皇帝专门宴请公主男宠

提到唐朝女性，多数人脑海里会浮现一幅特别鲜明的画面：公主肆意改嫁，男宠出入宫廷，驸马沦为摆设，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两性自由毫无约束。

这个画面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一种不需要论证的"常识"——唐朝开放，宋朝保守，明清窒息，历史的走向是一条从自由到禁锢的下坡路。

但真正翻开史料会发现，这条"下坡路"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笔直。唐朝公主改嫁的背后，藏着大量被忽视的政治逻辑；那些被津津乐道的男宠轶事，更多是权力游戏的副产品；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在宋朝的真实处境，也跟后人的想象相去甚远。

这篇文章想做的，是把"唐朝女子很开放"这个流行叙事拆开看——它有几分是事实，有几分是误读，又有几分是后人投射上去的想象。

公主改嫁、男宠成群：那些被反复讲述的唐朝故事

说唐朝女性"开放"，证据看起来确实很硬。

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的记载，整个唐朝有据可查的已婚公主约130人，其中二嫁者27人，三嫁者3人，合计30人，占全部已婚公主的23%。差不多每四位公主里就有一位不止嫁过一次。这个比例放在任何朝代都足够醒目。

最常被拿来说事的当属太平公主。她的第一段婚姻嫁给了薛绍，两人育有四子，本是恩爱夫妻。但688年，薛绍的哥哥薛顗卷入宗室李冲的谋反，薛绍虽未参与，仍被武则天下令杖责一百，最终饿死狱中。当时太平公主最小的孩子才刚满月。此后武则天将她改嫁给武攸暨——一个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存在感的武氏宗亲。

这段婚姻从头到尾都是政治安排。武攸暨不管事，太平公主也就不再掩饰。《旧唐书》记载，她"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母女二人经常密议国事。

而她养男宠的事更是人尽皆知，其中最出名的一段，是她将自己中意的男宠"莲花六郎"张昌宗献给了武则天。这不是单纯的荒唐，而是一笔精明的政治投资——用武则天喜欢的方式讨好武则天。

太平公主之外，还有高阳公主。她嫁给了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却与玄奘弟子辩机私通，事发后太宗大怒，腰斩辩机，杀公主侍婢数十人。安乐公主更是嚣张到卖官鬻爵、图谋当"皇太女"，最终死于唐隆政变。

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戏剧化，传播起来也一个比一个带劲。于是，"唐朝公主=放飞自我"就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印象。

再加上唐代法律层面的佐证——《唐律》明确规定了"和离"制度，夫妻双方如果感情不和，可以协商离婚，女方可以再嫁。这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确实相当罕见。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前妻离婚后改嫁刺史王琰，后来王琰犯罪，严挺之还出手相救。就连一代文宗韩愈，女儿也是先嫁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

如果把这些证据排列在一起，确实会得出一个干脆的结论：唐朝女性自由度很高，社会对女性改嫁、离婚乃至私生活都非常包容。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当我们只看到这一层的时候，往往就停下来了。

被忽视的另一半真相：改嫁背后的政治账本

回头细看那30位改嫁公主的具体情况，会发现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数字：其中有18位——超过半数——的改嫁原因是驸马因政治斗争被杀、被流放或死于战乱。

这不是个人选择的自由，而是身不由己的政治代价。

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自己并没有参与谋反，是被哥哥牵连。武则天要清洗薛家，顺便给女儿换一个更好控制的丈夫，这才有了改嫁武攸暨的安排。

李显的女儿定安公主嫁了三次，第一任丈夫王同皎因涉及谋反被杀，第二任韦濯的结局同样跟宫廷政变脱不了关系。

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丈夫杜荷被卷入太子承乾谋反案被诛，公主不得不另选良婿。

这些公主的"改嫁"，与其说是社会允许她们追求幸福，不如说是皇权和政治斗争把她们的前一段婚姻撕碎了，她们不得不重新被安排。

还有一类改嫁是因为驸马在安史之乱中死亡或变节。玄宗的女儿万春公主、肃宗的女儿郜国公主都属于这种情况。齐国公主的驸马张垍更离谱，安史之乱时直接投靠了叛军伪政权，公主在国家层面都没办法再以之为夫了。

换句话说，唐朝公主改嫁比例高达23%，这个数字本身没有问题，但它反映的更多是皇室政治的高风险和高动荡，而不是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权。

而且，唐朝公主这个群体本身就极其特殊。当时的士族大家根本不愿意娶公主。民间有句话流传甚广——"娶妇得公主，平地买官府"。谁家迎了公主进门，等于家里多了一个管不了也惹不起的"领导"。唐宪宗为女儿选驸马时，士族子弟纷纷找借口推辞。唐文宗时期的平恩公主23岁还没嫁出去，潯阳公主更是拖到29岁。

皇家千金嫁不出去，这在其他朝代几乎不可想象。但在唐朝，这恰恰说明公主的"自由"并不是社会给予的包容，而是权力带来的豁免——她们的特权太大了，大到没人敢管，也没人愿意沾。

再看法律层面，情况同样比一般叙述更复杂。唐承隋制，《唐律》虽然有"和离"条款，但同时也明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也就是说，对于中高层官僚家庭的女性，法律上改嫁是受到限制的。真正享有改嫁自由的，主要是普通百姓和中下层家庭。

至于公主，她们不受这条律令约束，因为她们是皇帝的女儿——法律管不到皇家。所以用公主的改嫁比例来代表整个唐朝女性的自由度，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这就好比用富豪的消费习惯来描述一个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

那么，太平公主的男宠和高阳公主的私情，又该如何理解？

答案依然是权力。太平公主能公开养男宠，是因为她手握"镇国太平公主"的封号，食邑五千户，有开府置官属的特权，朝中七位宰相有五位出自她的门下。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她的私生活根本没人敢过问，丈夫武攸暨二十年不敢发声。这不是社会风气开放，是权力压过了一切规则。

高阳公主与辩机的故事同样如此——事情败露后太宗的反应是腰斩辩机、杀侍婢数十人。如果社会真的如此开放包容，何至于此？太宗的怒火恰恰说明，即便在唐朝，公主私通在主流道德判断中仍然是不可接受的，只是在权力足够大的时候可以暂时不被追究而已。

真正的分水岭不在宋朝，而在明朝

既然唐朝的"开放"需要打折扣，那另一半叙事——"宋朝开始禁锢女性"——是否成立？

这恐怕是整个流行叙事中最大的误读。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出自北宋理学家程颐，后经朱熹发扬。但一个很少被提及的事实是：这句话在宋朝本身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甚至连程朱理学在宋朝也没有占据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地位。

朱熹本人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有一位好友郑鉴英年早逝，遗孀陈氏——宰相陈俊卿的女儿——不久后传出要改嫁的消息。朱熹急忙给陈氏的哥哥写信，引用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劝阻。但他在信中不得不承认，自己这么说在世人看来"确实很迂阔"。结果如何？陈氏还是改嫁了。连朱熹用自己最有名的那句话去劝一个宰相的女儿守寡，都劝不住，可见当时的社会根本不买这笔账。

再看更有名的例子。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在范仲淹父亲去世后改嫁朱姓人家，范仲淹从小跟着继父姓朱。后来范仲淹做了大官，儿子早逝，他直接把儿媳妇嫁给了自己的学生王陶。不仅如此，范仲淹还在家族规矩中明文写下："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改嫁不但不丢人，家族还要出钱资助。

王安石的儿媳宠氏改嫁了。岳飞的前妻刘氏改嫁了。陆游的前妻唐琬改嫁了。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发现被骗后宁愿坐牢也要告夫离婚。宋真宗的刘皇后本人就是改嫁之身——她原先嫁给锡匠龚美，后来改嫁真宗赵恒，一路做到皇后。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宋代改嫁案例，发生在从皇室到士大夫到普通家庭的各个阶层。如果宋朝真的因为程朱理学而严厉禁止女性改嫁，这些事不可能如此密集地出现在正史记载中。

那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变成了吃人的礼教的？

答案是明朝。

程朱理学在宋代只是学术流派之一，真正被抬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明朝朱元璋钦定朱熹为"圣人"之后。明朝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唯一标准答案，官方旌表贞节烈女，从制度层面把"守节"变成了可以兑换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荣誉。到了清代更是变本加厉，贞节牌坊遍布全国，"从一而终"彻底从道德劝导变成了制度强制。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女性婚姻自由度的真正断崖式下降，不是发生在唐宋之间，而是发生在元明之际。唐朝的"开放"被高估了，宋朝的"保守"被夸大了，而真正造成根本性改变的明清两代，反倒在流行叙事中被轻轻带过。

回过头来，为什么唐朝皇室——注意是皇室，不是整个社会——在两性关系上确实比后世更少束缚？

一个经常被引用但容易被误解的原因是"胡化"。李唐皇室出自陇西军事贵族集团，数代与鲜卑族通婚。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都出身鲜卑。朱熹曾直言不讳："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北方游牧民族有收继婚的传统——父亲去世后，儿子可以娶继母为妻。唐高宗娶父亲的才人武则天、唐玄宗娶儿媳杨玉环，这些在严格的儒家伦理中难以想象的事，在带有胡族传统的李唐皇室中却并不构成根本性的道德障碍。

但这个"胡化"解释也不能推得太远。它主要适用于唐代前期的皇室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并不能代表整个唐朝社会。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华夷之辨重新抬头，皇室婚姻也开始收紧。唐宣宗时期就明确规定：公主若已有子女且守寡，不得再嫁。

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权力结构。唐代以前，中国处于贵族政治的时代，门阀士族与皇家的利益交换频繁，联姻是最常用的手段，公主的政治地位非常高，这也催生了她们的跋扈和特权。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全面取代门阀制度，社会从贵族政治转向士大夫政治，公主的政治功能大幅下降，她们不再是利益交换的棋子，自然也就不再拥有此前那种凌驾于礼法之上的特权。

这不是"自由被剥夺了"，而是"特权被收回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回头看这个流行叙事的三层包装：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唐朝女性很开放"的文化常识；

拆开一层发现，那些被反复传播的故事更多是政治权力的副产品；

再拆一层发现，"唐朝开放、宋朝保守"这条对比线本身就站不太稳，真正的断崖发生在更晚的地方。

这并不是说唐朝女性的处境跟明清一样——唐代确实是中国古代女性空间相对较大的时期，法律上的和离权、社会上对改嫁的宽容度、文化上的多元包容，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把少数皇室特权女性的故事等同于整个社会的风气，把政治动荡造成的被迫改嫁等同于婚姻自由，把一个学术流派的主张等同于一个时代的制度，这样的叙事就已经偏离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历史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往往不在于事实本身是假的，而在于被抽离了语境的事实会自动生成一个看似合理的叙事，人们接受了这个叙事之后就不再追问了。

太平公主的男宠是真的，高阳公主的私情是真的，范仲淹资助改嫁也是真的，朱熹劝寡妇守节失败也是真的。但这些事实各自生长在不同的土壤里，把它们拔出来排成一条直线，就会得出一个好看但失真的故事。

【主要信源】 《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欧阳修、宋祁等，北宋 《旧唐书·太平公主传》，刘昫等，五代后晋 《资治通鉴》卷206，司马光，北宋 《唐朝女性与宋朝女性，哪个更容易改嫁？》，吴钩，儒家网，2024年7月 《唐朝公主二婚三婚多，都是豪放惹的祸？》，新浪历史，2019年2月 《唐代婚姻制度研究——从〈唐律〉看唐代婚姻》，《聚期刊》，2022年 《朱子语类·历代三》，朱熹语录，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