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罗舜初将军的儿子罗炜彬，先做过筑路工人后投身军旅，父亲知晓后为何心情不好？
1976年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沈阳站月台被呼啸寒风吹得作响。罗炜彬拎着帆布挎包，抬头看着一张有些模糊的地址条，自言自语道：“是六段？还是六所？”他没惊动家里任何人，只在站台边上嘟囔一句，“先自己找吧。”这一声碎碎念，却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凡事先靠自己，不给家里添麻烦。
他本可以拨通父亲的秘书电话，但脑子里浮现出父亲一句老话：“走错路不可怕，依赖别人最可怕。”罗舜初中将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家里上下都知道。也正是这种家风，让罗炜彬在六年前没有透露任何“将军之子”的身份，主动把档案表的“家长职业”一栏写成了“工人”。
那是1970年夏天，全国毕业生统一分配。东北某工程处缺筑路工，名额苦寻无果，学校一拍板，罗炜彬被派去。他扛着铁锹上工地，日头毒辣，碎石四溅。一次钢轨脱钩，砸得他右臂肿成馒头。工友背他回宿舍，他咬牙不吭声。晚上，父亲来电，只问了俩问题：“请假几天？能不能坚持？”听到儿子说“还能干”，电话那头淡淡回了句：“好，干完活回家吃碗面。”嘱托简单，分量却重。
一年后，部队征集技术兵。家里一位老勤务员觉得孩子总在工地太辛苦，悄悄递交报名表。等公函到了，罗舜初才知道。有人以为将军会拍桌子，结果他只是沉默几秒，放下钢笔说：“去，但别挑肥拣瘦。”随后亲笔批复——服从组织，地点西北戈壁。秘书提醒那是偏远基地，生活补贴仅六块钱。“正好练人。”将军的回答没有温度，却充满逻辑。
西北春季沙暴凶狠，营房内外黄沙扑面。罗炜彬站夜哨，棉大衣下只剩单衣，嘴唇被吹裂。他写信回家，信纸上沙粒滚落。“适应环境，比抱怨环境更重要。”信里，他把这句话送给自己。父亲收到信后，只批了六个字：“战士不言苦。”简短，却像军号一样催促。
再说探亲那夜，罗炜彬折腾了三个钟头，才在一条背街找到家门。推门进屋，正赶上父亲伏案改稿。灯光昏黄，将军抬头淡淡看他一眼：“回来了？洗把脸，吃饭。”母亲胡静端来一碗热面条。屋里无人寒暄，只有筷子碰碗的轻响。外人听来冷漠，当事人却习以为常。那顿饭里，父亲忽然问：“部队如何？”罗炜彬答：“沙子多，风大，活多。”父亲微微点头，算是认可。
此后几年，罗炜彬多次立功。有人提议把他调回城市，他本人也想靠近家中老人，却被父亲否掉。电话里，父亲语气平平：“前线需要人，你若回来，一线就少一兵。”母亲把电话放下时眼圈发红，却没说什么。家风在此刻再度显山露水——职责排在亲情之前。
1980年代初，罗舜初身患重病。军医提出可让子女陪床，以利康复。他摆手：“部队有医护，孩子有岗位。”住院期间，罗炜彬正在戈壁试验场装配最新雷达。接到急电，连夜乘车再转火车折返沈阳，三天后抵达，父亲已入葬。追悼会上，他站在人群最后，帽檐压得很低。身边老战友轻声说：“你爸最放心的就是你。”他没作声，只抬手抹去额头上混着泪水的汗。
外界常疑惑，为何将军对子女如此“苛刻”。事实上，1950年代初，军队高级干部领到第一笔工资时就被告知：优待自己可以，但绝不能让后代脱离群众。那是时代的底色，也是罗舜初的信条。他常说，革命靠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出来的，子女若不能吃他们吃的苦，哪有资格享福？
如今翻看罗炜彬当年的笔记，扉页仍写着两行大字：“不吃天上饭，不当例外人。”字迹遒劲，却有隐约龟裂的笔锋，像极了戈壁深处的石片。有人问他，是否责怪父亲的严厉。他只是笑笑：“老头子给的，不是苦，是本事。”这句回答，像极了那年电话里的低沉回应，寥寥几个字，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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