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纸上种田”不能止于打假

不久前，央视《焦点访谈》揭开了湖南江华县水稻种植面积造假的盖子：上报面积38.93万亩，实际领取补贴的仅23.8万亩，凭空多出15万亩左右。

事件曝光后，舆论场上一片声讨造假之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5万亩的水分，必须挤干。在厘清是非的基础上，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湖南省江华县涛圩镇农田 图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一、错在哪里

从报道来看，江华县的造假并非统计误差，而是蓄意为之。县里将水稻种植任务层层分解到乡镇、村，乡镇、村则使出各种手段：真实数据不放进台账，而放进台账里的数据只是“数字游戏”；将村干部虚报为“种粮大户”凑面积；甚至发明了“可视范围种田法”，在公路沿线种水稻，视线之外种经济效益更好的作物。核查人员走马观花，只看路边不深入田地，让造假行为一路绿灯。

而造假的危害，远不止“数字注水”这么简单，更危险的是它带来的连锁反应。

其一，误导粮食安全决策。国家依据各地上报的面积数据制定粮食政策、调配储备资源，15万亩的“水分”会让相关部门对真实产能产生误判，风险不可小觑。其二，稀释种粮补贴资金。虚报很可能导致惠农资金无法精准流向真正种粮农户，真金白银的补贴有被浪费挪用的风险，让老实人吃亏。其三，掩盖耕地“非粮化”实情。上级看不到问题，也就无法针对性施策，最终威胁的还是粮食安全本身。

与此同时，网上也有一些人在为基层干部“叫屈”，认为江华县地处湘南丘陵山区，水田零散，种粮收益远不及罗汉果等经济作物；全县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的实际复种潜力难以完全兑现，上级却仍按39万亩的理论上限下达任务。基层夹在硬性考核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如实上报可能被问责，造假反而成了成本最低的“过关”方式。

同情可以，但不能模糊是非。农民种经济作物，是出于收益考虑作出的种植结构调整，但在永久基本农田里种，地方上还把数据当作水稻，则是突破底线的行为。此次事件中，地方更多是基层为了“交差”而非“骗钱”，但这改变不了造假的事实，也消解不了造假的危害。错就是错，错了就要查、要改、要一追到底。

湖南江华县被曝光的2025年的早稻面积台账统计表 图源：“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二、问题在哪里

湖南江华县被曝光的“纸上种田”，并非一般性的形式主义走过场那么简单，而是暴露了基层治理中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比如，是否存在压力传导异化？压力传导本是逐级压实责任的有效抓手，倘若在实践中变成单向向下摊派任务，缺少上下沟通、动态调整的弹性空间，那么就会导致工作偏离实际、难以达到预期。

“纸上种田”事件呈现的是异化的压力传导链条。在这种异化的压力传导之下，基层干部不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转而在台账上做文章，完成指标本身似乎成了最终目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被边缘化。工作重心从深耕田间、化解种粮现实障碍，偏移为维持报表数据好看。

比如，是否存在考核、检查异化？考核本应是检验成效的“指挥棒”，一旦异化为“填表迎检”“材料比拼”，就会变成制造形式主义的“加压阀”。检查本应深入实地核验，一旦异化为走马观花，便发现不了真问题所在。

当地有干部说，汇报这些东西就像写文章一样，只要没有抛荒，肯定是说完成了。还有干部说，每村干部领200亩的任务，实际上村干部没种，为了应付上面检查，在台账上再造2万亩出来。这些话直白道出了考核、检查“重痕不重绩”的尴尬。从报道来看，当地考核评判较多依托水稻种植面积报表，过度看重台账数字是否达标，而不是实事求是。因此，编造台账、虚构种植面积、“可视范围种田”等荒唐做法也就上演了。

更令人深思的是，15万亩左右的缺口，并非一人所为，而是县、乡、村层层配合的“集体作业”。这套弄虚作假的潜规则何以畅行多年、监管部门竟毫无察觉？

粮食安全事关重大，国家层面已制定多项数据核查策略。农业统计、补贴发放、卫星遥感等数据本可交叉校验，相互印证，为造假行为设置障碍。但落实到具体县，造假行为却能畅通无阻，似乎成了一种集体默契。这是比个别造假更值得警惕的系统性风险。

图源：视觉中国

三、路在哪里？

事情曝光，专班进驻，该查的查，该改的改，该问责的问责，是对造假事件最基本的交代。然而，倘若止步于撤掉几个责任人、调整几份账目，便认为尘埃落定，那这场风波的教训就白挨了。

让指标符合实际。一项指标是否合理，不取决于统计上的美观，而在于能否经受住田间地头的检验。指标若先天脱离实际，完不成便是大概率事件。而一项注定无法达标的指令，除诱导造假之外，不会催生其他结果。

设置指标的初衷应是推动工作，而非制造数字游戏。少看表格多看实效，少数数字多问收成，让实事求是的人不吃亏，尺子对了，量出来的数字才有意义。

让基层敢说真话。当基层面临难以完成的任务时，有无畅通渠道允许他们如实上报？如果乡镇干部如实反映困难，上级会据实调整指标，还是视而不见？如果说真话的代价高于说假话的，或者说真话是没有效果的，实事求是就会沦为基层工作中的奢侈品。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为如实上报困难留出制度空间，将客观条件不足与主观不够努力区别开来。让求真务实成为自然而然的选项，而非需要勇气的选择，这将比任何说教与检查都更具效力。

让种粮有利可图。粮食安全关乎“国之大者”，但有些农民不愿种粮，绝非家国情怀淡漠，而是经济账算不过来。把种粮的收益账算清楚，农民自然愿意在土地上倾注心力；这笔账若算不清，再多的标语宣传与检查督导，终将形同虚设。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指出，要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方向已明，关键是如何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补贴能否精准到户，保险能否有效兜底，价格能否形成稳定预期？这些悬而未决的细节，才是农民最关心的。政策红利不能止于文件流转，必须转化为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的实在好处。

粮食安全兹事体大，既等不起，也假不得。唯有以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指标、更科学的方法考核工作、更务实的举措解决种粮收益问题，才能让务农者心中有底，让土地里长出实实在在的收成，从而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