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房子空着别高兴太早！老辈人警告：久空之宅，四邻难安

前言：老话说“宅久空，祸邻生”，我一直当是封建迷信。直到隔壁周叔那栋空了六年的房子传来敲墙声，而我那向来胆大的女儿，开始对着那面墙自言自语。

我叫方远征，今年四十二岁，在省城做了十几年装修，从扛水泥的小工干到有了自己的施工队，手上经过的房子少说也有几百套。今年儿子方屿初三毕业，考上了省重点，我琢磨着该把妻儿从县城接过来一起住了。这些年在省城打拼，租的都是工地旁边最便宜的民房，冬冷夏热，蟑螂乱爬，我自己怎么都能凑合，但妻子宋敏跟着我吃了大半辈子苦，我不想她再委屈。

宋敏起初不同意，说县城房子住得好好的，离她上班的超市又近，儿子也适应那边的学校。我知道她是心疼钱，省城房价这几年涨得离谱，随便一套两居室首付都得掏空家底。但我态度坚决，方屿马上要上高中，省城的教育资源不是县城能比的，再说我在外头忙了这么多年，图的不就是一家人能团团圆圆。

最后宋敏没再说什么，只叮嘱我别硬撑，量力而行。

我开始了漫长的看房之路。从市中心的老破小看到三环边的新楼盘，从精装公寓看到毛坯洋房，越看心越凉。我手头满打满算能凑出三十五万，加上公积金贷款，总价顶天也就一百二十万左右。这个价位在省城能买到的房子，要么户型歪七扭八像被狗啃过，要么位置偏得公交车都不乐意去，要么房龄比我年纪还大，墙皮一碰哗啦啦往下掉。

看了两个多月，腿都跑细了一圈，愣是没碰上一套合心意的。后来一个同行老哥跟我说，你别老盯着正规商品房，去城郊那些自建房片区转转，有些房主急着用钱，价格能砍下来不少。我一想也对，省城这几年搞新城建设，原来的城郊村都通了路水电，有些自建房盖得比商品房还气派，关键是价格便宜一半。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在地图上圈了三个城中村改造区，一个挨一个去转。第一个村环境太差，垃圾堆得跟山似的，宋敏那么爱干净的人肯定受不了。第二个村倒是不错，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不少，可一问价格，便宜的也要一百七八十万，超出预算太多。

到第三个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把整条巷子染成了橘红色。这个村子叫竹园巷，说是村子，其实离城区不远，骑电动车到市中心也就二十分钟，巷子两边种了不少竹子，风一吹沙沙响，安静得不像是在省城。

我沿着巷子往里走，越走越喜欢这地方。房子虽然旧了些，但都收拾得利利索索，门口种着花花草草，偶尔几声狗叫从院子里传出来，满满的生活气息。宋敏一直想要个带院子的房子，能种点菜养点花，这里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就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一栋房子撞进了我的视线。

那是巷子中段的一栋二层小楼，坐北朝南，门口两棵桂花树长得郁郁葱葱，米白色的外墙虽然有些斑驳，但整体看上去很规整。最让我动心的是，大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此房出售”四个大字，下面留了一串电话号码。

我站在门口打量了好一会儿，越看越满意。房子虽然旧了点，但底子好，方方正正的，二楼还有个小露台，翻新一下绝对住着舒服。我掏出手机刚想记电话号码，旁边一户人家的院门开了，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

“小伙子，看房的？”老太太语气里带着点说不上来的意味。

“是啊阿姨，这房子卖多少钱您知道吗？”我笑着问。

老太太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了一句：“你买来自己住还是投资？”

“自己住，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她脸色变了变，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我劝你别买，这房子不对劲。”

我一愣，以为她是想自己截胡或者跟房主有过节，这在二手房买卖里太常见了。我笑了笑没当回事，掏出手机记下了号码。

老太太见我不信，叹了口气把门关上了。关门之前，她又探出头来补了一句：“你要是不信，就自己看看去吧，看完了再说。”

我当时只觉得这老太太古怪，拨通了房主周叔的电话。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接通，那头的声音很疲惫，像是一宿没睡的样子。我说明来意后，周叔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报了一个价格。

四十八万。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种地段、这种面积的独栋二层楼，再怎么破旧也不可能低于九十万。四十八万，简直跟白送一样。我强压着激动，问他什么时候方便看房，周叔说今天就可以，他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我在门口等了大概十五分钟，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骑着电动车过来了。他就是周叔，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灰色夹克，头发花白，眼窝深陷，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和黯淡。

周叔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有些发抖，插了好几次才把钥匙插进锁孔。大门推开的一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眯了眯眼。

房子里很暗，窗帘全都拉得严严实实的，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几缕光线勉强照亮了客厅的轮廓。客厅很大，目测有三十多平，地面铺着老式的米黄色瓷砖，墙上挂着一面落满灰尘的时钟，指针早就停了，停在三点二十七分的位置。

“周叔，这房子空了多久了？”我随口问道。

周叔站在门口没进来，像是不愿意踏进这个屋子似的。“六年多了，”他的声音闷闷的，“自从家里老人走了之后就一直空着。”

我仔细打量着房子的格局，越看越满意。一楼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和一间卧室，二楼有三间房加一个露台，总面积少说也有一百六十平。虽然到处落满了灰，墙角还有几处受潮剥落的痕迹，但整体结构没有问题，翻新一下绝对能住。

“这么好的房子，怎么空了这么久？”我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周叔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了句“家里的事”，就岔开了话题。

我上楼转了一圈，二楼的情况比一楼好一些，露台上堆着几盆枯死的盆栽，泥土干得裂了口子。站在露台上能看到隔壁邻居家的院子，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在院子里逗狗玩，笑声清脆地传过来。

整体看下来，我对这套房子满意得不得了，唯一让我有些嘀咕的是周叔的态度。他全程站在门口或者院子里，几乎不进屋，每次我要往深处走，他就在后面催促说“差不多了吧”。好像这房子里有什么东西让他避之不及。

但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捡漏的兴奋，根本顾不上细想这些细节。四十八万买一套一百六十平的独栋小楼，这种机会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我当时就想，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产权清晰、没有纠纷，这房子我买定了。

看完房后，我跟周叔在院子里谈了谈细节。他说产权没问题，是他父母留下的老宅，手续齐全。我问为什么卖这么便宜，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家那边急着用钱，这套房子放在这儿也是放着，不如便宜出手了。

这个解释说得过去，但我总觉得周叔的神色不太对劲。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一直在躲闪，不敢跟我对视，右手不停地搓着裤缝。不过我当时没想太多，满脑子都是赶紧拿下这套房子，生怕被别人抢了先。

当天晚上我就给宋敏打了电话，把房子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宋敏听完价格，第一反应跟我的预判一模一样——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太便宜的东西往往有猫腻。

“远征，你别急着定，再打听打听，万一产权有纠纷或者房子有什么毛病呢？”

我说产权我去核实，房子结构我今天看了没问题，翻新一下就能住。宋敏还是不太放心，但她也知道我看了两个多月房子好不容易碰上一套合适的，就没再坚持反对，只说让我自己拿主意。

接下来的一周，我跑了房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把房子的产权信息查了个底朝天。确实是周叔父母的遗产，手续齐全，没有任何抵押和纠纷。周叔是独子，继承手续也办得清清楚楚。一切都没问题。

既然产权没问题，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我给周叔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签合同。周叔在电话那头的语气很奇怪，说了一句“方先生，你考虑好了就行”，听起来倒像是他希望我反悔似的。

签合同那天，我带着定金到了约定地点。周叔比我先到，坐在那儿一直在转手里的茶杯，一杯茶都快凉透了他也没喝一口。我坐下来之后，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很复杂。

“方先生，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周叔的声音很轻，“那个房子……你最好别带孩子住。”

我一愣：“什么意思？”

周叔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说：“算了，你当我没说。我家里的事，说多了反而不好。”

我追问了几句，他死活不肯多说一个字。我当时心里确实犯了一阵嘀咕，但合同都带来了，价格也谈好了，总不能因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就打退堂鼓。我心想，大不了就是房子风水不好或者老人走得不平静，这些东西我不信，翻新之后照样住得舒舒服服。

签完合同，交完定金，周叔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整个人反而轻松了一些。他把钥匙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方先生，你是好人，我希望你住进去之后一切都好。”

这话听着像是祝福，但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

接下来就是过户、办贷款、走流程，前后折腾了大半个月。这期间隔壁那个老太太又找过我一次，看见我在门口等搬家公司，她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口，冲我喊了一句：“你真买了？”

我笑着说是啊阿姨，以后就是邻居了，多多关照。

老太太的表情像是吞了一只苍蝇，嘴巴张了又合，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我当时只觉得这老太太有些神神叨叨的，没往心里去。现在回想起来，要是那时候我多问一句、多听一句，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那时的我一心只想着赶紧翻新好房子，把宋敏和方屿接过来，开始我们一家三口的新生活。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有些坑你非要自己跳进去才知道有多深。

房子过户完成后，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翻新工程。我在省城做装修这么多年，手底下有一帮跟了我好几年的兄弟，活儿干得又快又好。我给老周打了电话，让他带几个人过来帮忙，材料我自己去建材市场挑，都是中档偏上的东西，虽然是自住但也不能太凑合。

翻新工程比我想象中复杂。六年的空置让房子的管线老化得厉害，电路要全部重走，水管也换了好几处。最麻烦的是二楼卫生间，防水层已经完全失效了，当年渗下去的水把一楼天花板的龙骨都泡烂了一截，得拆了重新做。

好在兄弟们干活利索，前后干了一个多月，房子基本上变了样。墙面重新粉刷了暖白色的乳胶漆，地面换成了浅灰色的复合地板，厨房做了整体橱柜，卫生间也全部翻新了一遍。宋敏来过一次，站在新装的厨房里摸了半天台面，眼睛里亮晶晶的。她这个人不善表达，但她喜欢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反复摸那些物件，像是在用手掌跟它们对话。

“怎么样？”我靠在门框上问她。

“太浪费了，”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却是翘着的，“柜子做这么多，哪用得完。”

“用得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大厨房吗？以后你天天给我做好吃的，我负责洗碗。”

宋敏白了我一眼，但那一眼里全是笑意。

八月中旬，房子全部弄好了。我特意晾了小半个月，开了所有窗户通风散味。竹园巷的穿堂风很舒服，带着竹叶的清苦味，比城里那些甲醛超标的精装房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九月初，宋敏辞了县里超市的工作，带着方屿坐大巴来了省城。我去车站接他们，远远地看见宋敏拎着两个大编织袋从出站口出来，方屿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跟在后面，个头已经快赶上他妈了。这小子一个暑假不见又蹿了一截，嘴唇上冒出了细细的绒毛，声音也开始变粗了。

方屿的性格随宋敏，安静内敛，不太爱说话，但心思细，跟他妈一样是个温柔的人。从小就不让人操心，学习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十，我常跟宋敏说这孩子是来报恩的。

我把他们接到竹园巷，方屿对新家很满意，上上下下跑了好几趟，最后霸占了二楼朝南的那间房当卧室。宋敏则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已经在盘算着春天要种什么菜了——左边种两垄小青菜，右边搭个架子种豇豆，墙角再栽几棵辣椒。

看着他们在新家里忙碌的身影，我心里那块悬了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搬进去的第一周，一切都很正常。竹园巷的邻居们大多友善，隔壁姓刘的阿姨——就是当初劝我不要买房的那个老太太——送了一碗自己腌的萝卜干过来，虽然表情还是古古怪怪的，但至少没再说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话。

对门住着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陆川，在附近开了一家汽修店，女的叫何秋，在家带两个孩子。我们搬来的第三天，陆川送了一箱饮料过来，说是搬家礼物，客气得很。

“方哥，你们是哪儿的？”陆川坐在我家客厅里，喝着宋敏泡的茶，随口聊着。

“安县的，离这儿不算远。”

“安县好啊，那边山清水秀的，”陆川笑了笑，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朝我家客厅那面墙瞥了一眼，“这房子你买得真划算，就是空了太多年了，得好好住一住，添添人气。”

他说“空了太多年”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但我当时没太注意，只当是普通的寒暄。

真正让我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是搬进来第十天的那个晚上。

那天白天我在工地上盯了一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饭后洗了澡就躺下了。宋敏在厨房收拾完碗筷，又去院子里浇了水，快十点的时候才上楼。她躺下没多久，我就迷迷糊糊地快睡着了。

大概半夜十一点多的时候，我被一个声音惊醒了。

是一种轻微的、有节奏的敲击声，像是有人在用手指关节敲墙。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睁开眼，屏住呼吸仔细听。

咚、咚、咚。

三下，然后是短暂的停顿，又是三下。

声音来自床头的墙壁。那面墙的隔壁，是周叔空置了六年的老宅。不，现在应该说是空置了六年之后被我买下的、已经翻新好的房子。但关键是，那面墙的另一边是我家的客厅，没有什么能发出这种声音的东西。

“远征？”宋敏也醒了，声音里带着困意和一丝不安，“什么声音？”

“可能是水管，”我安抚她，“老房子水管里有空气，晚上会有声音，正常。”

宋敏“嗯”了一声，翻了个身又睡了。但我没有睡，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听着那敲墙声继续响了大概七八分钟才停止。

第二天早上我检查了客厅那面墙，什么异常都没有。墙壁干燥平整，没有任何管道经过的痕迹。我又上楼顶看了看水箱，水位正常，阀门也没有松动。

我想可能是自己太累了产生的错觉，就没再纠结。

但接下来几天，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两次，每次都是在深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每次都是三下一组的敲击声，规律得不像巧合。

宋敏的脸色开始不好看了。她是那种嘴上不说但心里装着事的人，我能看出来她开始紧张了。尤其是有一天晚上，敲墙声响起的时候，她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指甲差点掐进我的肉里。

“远征，这声音不对，”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到似的，“不是水管，水管不会这样敲。”

我沉默了一会儿，打开床头灯坐了起来。敲墙声在我开灯的瞬间停了，安静得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

“明天我问问隔壁邻居，”我说，“看他们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宋敏没有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握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落下一道细长的白光。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周叔签合同时欲言又止的表情，也想起了隔壁刘阿姨那句“房子不对劲”的警告。

但我是个男人，是这一家子的顶梁柱，我不能让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吓着自己，更不能让宋敏跟着担惊受怕。我把她揽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别瞎想，天大的事有我顶着。

宋敏把头靠在我肩上，闷闷地“嗯”了一声。

那是我最后一次用“没事”这两个字安慰她。因为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我再也说不出这两个字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趁宋敏还没醒，把房子里里外外又检查了一遍。我沿着那面墙从一楼走到二楼，把所有可能的声源都排查了一遍——水管、电线管、空调孔、排气扇接口，甚至连墙壁和天花板之间的缝隙都没放过。我是个做装修的，房子什么结构什么管线我心里门儿清，这面墙干干净净，没有一根管道穿过，别说是敲墙声，就算是老鼠在里面打个洞我都该能发现痕迹才对。

但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忙工地的事，一边抽空跟竹园巷的邻居们套近乎，旁敲侧击地打听这栋房子的过去。

巷口小卖部的陈伯是个话痨，只要给他递根烟，他能从天亮聊到天黑。我找了个买烟的由头，跟他蹲在店门口聊了半小时，话题从天气扯到房价，最后才不紧不慢地绕到我家那栋房子上。

陈伯一听我提那栋房子，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烟灰掉了一裤子都没注意。

“你住进去了？”他眯着眼看我。

“住进去快半个月了。”

陈伯把烟屁股摁灭在地上，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晚上睡得好不？”

这话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挺好的，新装修的房子住着就是舒服。”

陈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同情，又像犹豫。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那就好”，就起身去招呼别的顾客了。

我心里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不太愿意去细想的猜测。

直到搬进来第十六天的那个深夜，一切都变了。

那天方屿学校组织了开学前的摸底考试，考了一整天，晚上回来累得连饭都没怎么吃就上楼睡了。宋敏给他煮了一碗馄饨端上去，下来的时候跟我说孩子脸色不太好，可能是累着了。

方屿的性格我了解，这孩子从小就踏实，什么事都往自己心里装，不轻易跟大人说。我琢磨着周末带他出去吃顿好的，放松放松。

那天晚上，敲墙声又来了。

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声音不是从我们卧室的墙壁传来的，而是从二楼——方屿的房间方向。

宋敏比我先反应过来，她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光着脚就往楼梯跑。我跟在她后面，心跳得又急又重，踩在楼梯上咚咚咚的，整栋房子都跟着震。

推开方屿的房门时，床头灯亮着。

方屿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靠床的那面墙。他的表情很奇怪——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专注，像是在听什么人说话。

“小屿？”宋敏快步走过去，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

方屿转过头来看我们，眼神有些恍惚，像是刚从某个很深的思绪中被拉回来。

“爸，”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被惊醒的孩子，“这墙里面有声音。”

宋敏的脸色刷地白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什么声音？是不是楼上水管——”

“不是水管，”方屿打断了我，他看着我，眼睛清澈而认真，“是敲墙的声音，跟楼下的一样。三下，停一会儿，再三下。”

我的后背开始发凉。

“但是后面不一样，”方屿接着说，语气依旧是那种让人不安的平静，“后面有人在说话。”

“说话？”宋敏的声音都变了调，“说什么了？”

方屿皱了皱眉，像是在努力回忆：“听不太清楚，声音很小，像是在叫一个名字……一个小孩的名字。”

那天晚上宋敏不肯再让方屿一个人睡了，把他带到了我们房间。方屿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裹着被子躺在我们中间，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呼吸均匀而安稳。我和宋敏却几乎一夜没合眼，两个人各自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谁都没有说话。

有些事情，你不说，我不说，但它就是搁在那里，像一块压在胸口的石头。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查清楚这栋房子到底发生过什么。

周叔的电话打了好几遍才接通，他那头很吵，像是在什么工地上。我开门见山地说想约他见一面，有些事情想问问他。周叔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电话。

“周叔？”我确认了一下。

“方先生，”他的声音很疲惫，“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他用了“遇到什么事了”这个说法，而不是“怎么了”或者“有什么事”，就好像他早就知道我迟早会打这个电话。

“我想跟您当面聊。”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周叔说了一个地址，是一家离竹园巷不远的茶馆。他说下午三点有空，让我过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抽了根烟。宋敏从厨房窗户里看见了我，隔着玻璃冲我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抽烟去外面抽。我冲她笑了笑，把烟掐了，但我没有进屋。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这栋我花了全部积蓄买下、亲手翻新过的房子，它站在上午的阳光里，白色的外墙反射着柔和的光，看起来温暖而安宁。

可我突然觉得，这房子里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下午三点，我准时到了茶馆，周叔已经坐在角落里等我了。

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又老了一些，眼袋很重，法令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绿茶，茶叶沉在杯底，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

我坐下来，开门见山地把这些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敲墙声、规律的三下一组、从楼下到楼上、方屿说听到有人说话——所有的一切，没有隐瞒。

周叔听着，脸上的表情从疲惫变成了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恐惧，还有一种终于被揭开的解脱。

等我说完，周叔端起那杯凉透的茶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下。

“方先生，”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接话，等着他往下说。

“那栋房子，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周叔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六年前，我妹妹周敏和她的女儿小禾住在那里。”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小禾那年五岁。有一天下午，我妹在厨房做饭，小禾在客厅玩。厨房的油烟机声音很大，我妹没听到客厅的动静。等她端着菜出来的时候，小禾不见了。”

“不见了？”

“她把大门打开了，自己跑了出去。那条巷子走到头就是一条河。等找到的时候……”周叔的嘴唇哆嗦着，说不下去了。

我的心像是被人攥住了，一点一点地收紧。

“后来呢？”我的声音很轻。

“我妹受不了，整个人崩溃了。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小禾，如果她当时把门锁好，如果她早点发现孩子跑出去了……”周叔抹了一把脸，“她在小禾的房间——就是你儿子现在住的那间——呆了整整三个月，不出门，不吃饭，不说话，每天就坐在墙角，拿手指敲墙。”

我浑身一震：“敲墙？”

“小禾活着的时候喜欢跟她玩一个游戏，躲猫猫。小禾会躲在墙后面敲三下，意思是‘我在这里’。我妹后来每天敲墙，一遍一遍地敲，说这样小禾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茶馆里的空调嗡嗡地响着，我却觉得脊背一阵一阵地发寒。

“她后来怎么样了？”我问。

周叔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得吓人：“她在那间屋子里待了三个月，有一天晚上，吃了安眠药。”

空气像是凝固了。

“所以那栋房子空了六年，”周叔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不敢住，也不敢租，更不敢说。我本来想就这么放着，可老家那边母亲病重，需要一大笔医药费，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想着卖掉。”

我终于明白了周叔为什么签合同时欲言又止，为什么看房时不肯进屋，为什么最后跟我说“最好别带孩子住”。他不是故意坑我，他只是一个被生活逼到绝路的、满心愧疚的人。

“对不起，”周叔的声音开始哽咽，“我真的对不起。方先生，你要是想退房，我把钱退给你，所有损失我来承担。我不想害你们，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嗡嗡地响。我该说什么？骂他一顿？打他一顿？可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又骂不出口。他不是坏人，他只是被悲剧压了六年，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做了一件不得已的事。

可是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他们在那个房子里经历的一切，又算什么？那些深夜的敲墙声、方屿听到的“小孩的名字”——我知道，以方屿的性格，他不会撒谎，更不会夸大其词。他一定是真的听到了什么。

“我需要回去想想。”我站起来，转身往外走。

“方先生，”周叔在身后叫住我，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东西，“我妹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医院里，拉着我的手说的。她说，哥，我想回家。”

我站在茶馆门口，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没有回头，推开门走了出去。

从茶馆回来的路上，我把车窗摇到底，九月的风吹在脸上已经带着凉意了。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周叔说的那些话——小禾、河边、安眠药、墙角的三下敲击。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拼成了一个让我脊背发凉的画面。

但我不是那种信鬼神的人。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什么样的老宅凶宅的传闻没听过？工友们围在一起吃盒饭的时候最爱讲这些，什么哪个小区建在坟场上、哪栋楼里吊死过人，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到最后还不都是该住住、该租租。人心里的鬼比真鬼可怕多了。

可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被吓到的不是我，是我的儿子。

方屿那孩子我了解，他从小就不爱说话，但嘴里从没有半句假话。他说听到有人在说话，那就一定是什么声音被他听到了。至于是什么声音，我需要自己去找答案。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一盏，昏黄的光线断了一截，我家门口那两棵桂花树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影子在地上碎成一地。

宋敏在厨房煮面，听见我进门的声音，从厨房探出头来看我。她的眼神里带着询问，我知道她在等我的消息。方屿在楼上写作业，开学前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赶学校布置的预习任务。

“回来了？”宋敏把锅铲放下，走到我跟前，压低声音问，“问到了吗？”

我点了点头，把周叔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宋敏听完，脸色白得跟纸一样，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都没察觉。她扶着餐桌慢慢坐了下来，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抖得厉害：“你的意思是……那个叫小禾的小姑娘，是在我们这房子里……出的事？”

“不是在这房子里，”我纠正她，“是在外面的河里。但她妈妈，周叔的妹妹，是在这房子里走的。”

宋敏闭上了眼睛，睫毛颤了好几下。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想到了方屿，想到了方屿说的那些话，想到了每一个被敲墙声惊醒的深夜。

“远征，”她睁开眼，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很少在她脸上看到的东西——恐惧，“我们搬走吧。”

“搬走？”

“把房子退了，咱们重新找。”她的语气很坚决，“我知道你花了钱花了心思，这个房子你翻了整整一个多月，每一块砖都是你盯着铺的。可是远征，小屿他……”

她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她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但方屿不行。

我沉默了很久。灶台上的面汤扑了出来，浇在火上发出嗤嗤的响声，宋敏像是没听见一样，只是看着我。

“你让我再想想，”我最终开口，“但这几天，你先带小屿住到老孙那边去。”

老孙是我工地上的搭档，在省城有一套三居室，老婆孩子在老家，他一个人住，空着两间房。宋敏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当晚我就给老孙打了电话，老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宋敏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着方屿打车过去了。方屿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静，但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毛。

“爸，你不走吗？”

“我明天工地还有事，处理完了去找你们。”

方屿点了点头，转身上了出租车。车子拐出巷口的时候，尾灯在夜色里闪了两下，然后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

这是我住进来之后第一次一个人待在这里。宋敏和方屿在的时候，房子里的声音很多——脚步声、说话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那些声音把房子填得满满的，让人觉得踏实。现在他们走了，房子忽然就静了下来，静得我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那面连接主卧的墙壁。暖白色的乳胶漆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看起来和其他墙壁没有任何区别。但我知道，在这面墙的另一侧，曾经有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用手指关节一遍又一遍地敲击，敲了整整三个月。

她在敲给谁听？

她在等谁回应？

我不敢往下想了，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冰箱嗡嗡地响着，水龙头没有关紧，隔几秒滴一滴，砸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大概十二点的时候，我决定去睡了。明天还有两个工地的进度要盯，不能因为这些事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我关了客厅的灯，上了二楼。

路过方屿房间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推开房门看了一眼。房间里整整齐齐，书桌上的课本翻到一半，台灯旁边放着一支没盖笔帽的黑色水笔。窗帘没有拉，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银白。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不能再正常。

我正要关门离开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了一个东西。

墙角。

方屿房间的墙角，靠近床头的位置。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在月光下反着微弱的光。我以为是方屿掉的什么文具，走过去蹲下来看。

墙角的乳胶漆墙面上，有一小片痕迹。

不是脏，不是剥落，更不是水渍。那是一小片淡淡的、几乎要被新漆盖住的手印——很小，小得不像一个成年人的手掌。

五岁孩子大小的手印。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我跪在地上，手指颤抖着摸上那片墙。乳胶漆是新的，我亲手刷的，两层底漆一层面漆，刷得仔仔细细。在刷漆之前，我铲掉了旧墙皮，重新刮了腻子，每一个步骤都严格按标准来。这片墙上不应该有任何痕迹，更不可能有一个小孩子的手印。

除非它在刷完漆之后，从里面印了出来。

我猛地站起来，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在了门框上。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后脑勺一阵一阵地发麻。

我是一个从不信邪的人，但此刻，我三十八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信念，正在被墙角那个小小的手印一点一点地碾碎。

我几乎是踉跄着退出了方屿的房间，手忙脚乱地摸出手机给老孙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老孙的声音带着困意：“远征？怎么了？”

“老孙，”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明天帮我把二楼的墙砸了。”

“什么？”

“方屿房间的那面墙，靠床头的，明天给我砸了。”

老孙沉默了几秒：“远征，你喝酒了？”

“没喝酒，我清醒得很。你明天带电锤过来，那面墙我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挂掉电话之后，我没有回卧室，而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整夜。客厅的灯一直开着，电视也开着，某个深夜频道在放一部很老的武打片，画面晃来晃去，声音开得很小。我需要这些光和声音来填满这个房子，因为只要一安静下来，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墙角那个小小的手印。

天快亮的时候，我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照进了客厅，窗外有鸟叫，巷子里传来早起的邻居互相打招呼的声音，一切听起来都那么正常、那么安全。

但我上楼看了一眼方屿的房间，阳光照在那面墙上，那个小小的手印在光线里更加清晰了。

我转身下楼，给周叔打了个电话。

“周叔，”我说，“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让你来一趟。”

“怎么了？”

“我想知道，小禾当年在客厅玩的时候，最喜欢待在哪个位置。”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

“还有，”我接着说，“你妹妹，她敲的那面墙，是不是方屿房间的那面？”

很长很长的沉默之后，周叔的哭声从话筒里传了过来，闷闷的，压抑的，像是一个人在用手死死捂着自己的嘴。

“方先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我握着手机站在院子里，晨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冷。

我不能再让宋敏和方屿住在这里了，至少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不能。但我也不想就这么退房走人，周叔的钱要救他母亲的命，我的钱是半辈子的积蓄，谁都输不起。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有太多的疑问需要答案。那些敲墙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方屿听到的说话声是什么？墙角的手印是怎么出现的？

我需要一个解释，一个能让我说服自己、说服宋敏、让方屿安心回去睡觉的解释。

而那个解释，就藏在那面墙的后面。

上午九点，老孙开着他的皮卡车到了。他从车斗里搬下电锤、撬棍、大锤，还有几副防尘面罩，动作麻利得像是在准备一场常规的拆墙作业。但当他跟我上到二楼，看到方屿房间墙角那个手印的时候，他整个人僵住了。

老孙干装修比我年头还长，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见过。可此刻他蹲在那面墙前面，盯着那个小小的手印看了足足两分钟，一句话都没说。

“远征，”他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这墙你确定是新刷的？”

“我亲手刷的。”

老孙站起来，伸手摸了摸墙面，又凑近了仔细看了看。那个手印不是印在漆面上的，而是像是从漆层下面透出来的，轮廓模糊但形状明确——五根小小的手指，一个圆圆的手掌。

“邪门了。”老孙说了三个字，然后不再纠结，拿起电锤走到墙边，“从哪儿开始？”

“床头那块，先拆这面墙的墙皮。”

电锤的轰鸣声填满了整栋房子。墙皮被一层一层地剥开，白色的漆皮和灰色的腻子碎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粉尘味。我戴着防尘面罩站在旁边，心跳得比电锤的震动还快。

墙皮剥到一半的时候，老孙突然停了手。

“远征，”他的声音透过面罩传过来，闷闷的，但语气里的震惊盖都盖不住，“你过来看。”

我走过去，蹲下来。

被剥开的墙皮下，露出了红砖墙体。砖缝之间，塞着一样东西。

是一个小小的、褪了色的红色布包。

我伸出手，手指不受控制地发抖。布包很小，只有巴掌大，红色的布料已经褪成了灰扑扑的粉色，上面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布包的口子用一根红绳系着，绳结打得乱七八糟，像是一个小孩子自己打的结。

“这是什么？”老孙的声音有些发紧。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布包，它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像是一片干枯的树叶。我解开那根红绳，打开了布包。

里面是一张照片。

一张拍立得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卷曲。照片上是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红色的碎花裙子，站在我家院子里那两棵桂花树前面，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照片的背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字——“小禾的家”。

我的视线一下子模糊了。

老孙凑过来看了一眼照片，倒吸了一口凉气，往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在了另一面墙上。

“方远征，这……这是怎么回事？”

我蹲在地上，手里握着那张照片，那个红色的小布包摊在我的膝盖上，轻飘飘的，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起周叔说的话——小禾喜欢在客厅玩，喜欢跟她妈妈玩敲墙的躲猫猫游戏，三下敲墙，意思是“我在这里”。

这面墙的后面，是一楼的客厅。

小禾敲的不是墙，她是在敲墙后面的妈妈。

而这面墙里的砖缝，藏着一个五岁孩子全部的秘密——她最心爱的布包，还有一张她站在家门口的照片。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了墙缝里，像是在跟这栋房子、这个家做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约定。

也许她每次敲三下墙的时候，心里在想：妈妈，我在这里，我在家里。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那张泛黄的照片上，洇开了一小片水渍。

老孙在一旁站了很久，最后蹲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但落在肩上的力道很轻。

“远征，这墙还砸吗？”

我摇了摇头，把布包和照片小心地收进了口袋里。

“帮我把墙皮补上吧，”我说，“补得跟原来一样。”

老孙没有多问，点了点头，转身去调腻子了。他知道我的脾气，不想说的事，问再多也没用。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做了另一个决定。

我下楼走到院子里，拨通了周叔的电话。

“周叔，我想见见你母亲，她在哪家医院？”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方先生，你这是……”

“我想把东西还给她。”

“什么东西？”

“小禾的东西。”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动，像是周叔没拿稳手机，掉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重新传过来，沙哑得不成样子：“你在哪找到的？”

“墙里。”

周叔没有再问，告诉了我医院的地址。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着这栋房子，九月的阳光照在墙面上，二楼的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像是房子在呼吸。

那一刻，我突然不觉得害怕了。

老孙把墙皮补好之后，我让他先回去了。我一个人去了周叔说的那家医院，在省城另一头的一个老城区，医院不大，楼道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忽明忽暗地闪。

周叔的母亲住在三楼的病房，老人已经八十多了，瘦得像一把干柴，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她躺在病床上，眼睛半睁着，目光涣散地落在天花板上，嘴巴微微张着，发出轻微而艰难的呼吸声。

周叔坐在床边，看见我进来，站了起来。他的眼眶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妈，”他俯下身，凑到老人耳边，“有人来看你了。”

老人没有反应，眼睛还是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我走到床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色的小布包，轻轻地放在了老人枯瘦的手里。

老人的手指动了一下。

然后，她的眼睛慢慢有了焦点，缓慢地、艰难地转向了手里的布包。她盯着那个褪色的红布包看了很久很久，久到病房里只剩下了呼吸机有节奏的声响。

突然，老人的手攥紧了。

那只看似已经没有力气的手，死死地攥住了那个布包，骨节凸起，青筋暴出。她的嘴唇开始剧烈地颤抖，喉咙里发出含混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小……小禾……”

浑浊的眼泪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滚落下来，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进了耳朵里。

周叔捂住了自己的嘴，肩膀剧烈地抖动。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位躺在病床上、时日无多的老人，抱着她孙女六年前塞进墙缝里的小布包哭得浑身发抖。我突然明白了周叔为什么说母亲病重急需用钱，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明知那栋房子有问题还是咬牙卖给了我。

他不是不在乎那栋房子，他只是有更在乎的人。

“阿姨，”我弯下腰，轻声说，“小禾的东西，我替她送回来了。”

老人的哭声突然变得更大，那是一种压抑了太久太久、终于决堤的声音。她哭得整个人都在抖，呼吸机的警报都响了，护士跑进来查看情况，周叔连忙摆手说没事没事。

我退出了病房，站在走廊里，靠着墙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晚霞把整个城市染成了一片橘红。

周叔追了出来，在走廊尽头叫住了我。

“方先生，”他的声音还是哑的，“你……你还要那房子吗？”

我看着他，这个被我埋怨过、甚至在心里咒骂过的男人，此刻站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佝偻着背，满脸都是泪痕和疲惫。六年来，他一个人扛着母亲的病、妹妹的死、侄女的夭折，还要守着那栋不能住也不敢说的老宅，被压得几乎活不下去了。

“房子我要，”我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让我把楼下那面墙也拆一遍。”

周叔愣住了。

“小禾在墙里藏了东西，”我解释道，“我想把她藏的所有东西都找出来，放在一起，给她妈妈看看，给她奶奶看看。也让小禾知道，她藏的那些宝贝，有人找到了。”

周叔的眼泪又下来了，他狠狠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

“那房子，”他的声音在发抖，“那房子里的东西，都是你的了。”

“不，”我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小禾站在桂花树前笑弯了眼睛的照片，“这些东西，是小禾的。我只是帮她拿出来。”

说完，我把那张照片递给了周叔。

周叔接过照片，低头看了一眼，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身体晃了晃，靠在了墙上。他盯着照片上那个穿红色碎花裙子的小女孩，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发出了一声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低沉的呜咽。

“小禾……”

我转过身，走出了医院。

回到竹园巷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巷子里的路灯还是只亮了一盏，但我不再觉得那条昏暗的巷子可怖。我站在自家门口，抬头看着这栋房子，它安静地立在夜色里，二楼的窗户透着我出门前忘记关的灯光，像是一只温柔的眼睛。

我推开院门，走进客厅，站在那面连接客厅和主卧的墙壁前面。这面墙的夹层里，也许还有小禾藏的别的东西——一颗玻璃弹珠、一张糖纸、一朵压扁的小花。那些在大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她眼里都是需要郑重其事藏起来的宝贝。

我蹲下身，手掌贴在冰凉的墙面上。

“小禾，”我轻声说，“你的宝贝，我帮你找回来。”

墙的另一边，隐约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墙壁。

我闭上眼睛，这一次没有害怕，只觉得胸口某个地方软了下来，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