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播生命录像带：如果重来一次，人类还会出现吗？

进化既会在不同谱系中反复造出眼睛、大脑与复杂认知，也会被一次小行星撞击、一个早期发育节点，甚至一组偶然拼合的能力彻底改写。心智也许并不罕见，但从心智走到能够累积知识、制造技术并被宇宙看见的文明，可能是一条极窄的历史通道。

如果把生命进化的“录像带”倒回五亿多年前，再重新播放一遍，今天还会出现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类吗？这是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留下的著名思想实验。它表面上是在问历史能否重演，实际上触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生命演化究竟主要由偶然事件推动，还是会在自然选择下反复收敛到相似的答案？

这个问题也决定了我们如何想象外星生命。倘若智能是进化迟早会抵达的“适应峰”，浩瀚宇宙中理应遍布技术文明；倘若人类的出现依赖一连串无法复制的偶然事件，那么费米悖论也许从来就没有那么悖论。

对谈嘉宾

Rachell Powell

波士顿大学教授

毕业于杜克大学哲学系，长期研究进化、生物学哲学与认知问题，曾在国家人文中心、康拉德·洛伦兹进化与认知研究所、柏林心智与大脑学院，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遗传工程与社会中心等机构担任研究员。

主持人

Sean Carroll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特聘助理研究员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特聘助理研究员，同时是播客“Brain Inspired”的主持人。他主要研究运动皮层和基底神经节神经群体活动如何在自由行为的小鼠中支持自然行为，致力于揭示神经活动与复杂行为之间的关系。

当哥白尼原则走进生命世界

肖恩：在播客里，我们经常讨论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复杂系统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它一方面拥有大得惊人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又会在特定环境中反复出现某些稳定模式。想象一下，许多微小组成部分可以按照不同组合、不同排列方式聚合起来，形成某种整体结构；这本来就是复杂性产生的一种典型方式。只要稍微算一算，你就会发现，可能的组合数量巨大到难以想象，我们根本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

但另一边，如果某个复杂系统能够在特定环境中持续存在、适应并发展起来，那就说明它已经以某种方式适应了这个环境，并能在其中维持自身。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些结构和模式开始反复出现。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就是一个著名例子。而在生物进化这样的复杂系统中，我们还会看到所谓的趋同进化（convergence）：不同生物可能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发展出视觉和眼睛结构，但最后呈现出的结果却非常相似。

*译者注：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是一种常见的统计分布，它描述的是“少数个体拥有巨大数值，而绝大多数个体数值很小”的现象。财富分配的二八定律是生活中的典型例子。

如果我们单纯去思考：眼球中的分子究竟可以有多少种排列方式，那么这个数字同样会大到难以想象。但要真正实现视觉功能，其实只有少数几种排列方式特别有效。因此，这两件事始终同时存在：一方面，可能性的空间极其庞大；另一方面，在实现某种目标、功能或适应性的过程中，系统又常常会“收敛”到某些更优的解决方案上。

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器官或生理结构层面，也会延伸到文化、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等领域。今天要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瑞秋·鲍威尔（Rachell Powell），她以一种高度跨学科、综合性的视角来思考这些议题，并尝试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比如：社会特征与生物特征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进化（coevolution）？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是否也会出现某种趋同？以及，当我们观察其他物种如何组织自己的社会时，我们会不会多少有些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总是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当成默认标准？

我们了解人类自身的一些东西，于是很容易带着“人类视角”去理解其他物种，看它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它们又是如何组织自身社会的。而正如瑞秋在这场对话中多次提到的，这些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地球上的生命形态，还可能帮助我们思考其他类型的生命；无论是地球之外的生命、全人工创造的生命，还是别的什么形式。

今天我们要讨论进化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到底是偶然性（contingency）在主导，还是其他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似乎更喜欢用趋同这个词，当然也有人会说是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或者别的什么。

瑞秋：或者叫必然性（necessity）。

肖恩：对，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不过在进入具体细节之前，不如我们先聊一聊：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什么样的？你可能知道，我还有一位同名的“邪恶双胞胎”生物学家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他就是研究进化的，而且还专门写过一本讨论进化中偶然性的书，偶然性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摆在那里。

瑞秋：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要真正解决它，前面还横亘着一大堆方法论难题和概念难题。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恐怕不是急着给答案，而是先把问题本身想清楚：我们到底在问什么？能不能把问题提得更好？然后再去想，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和方法，才有可能回答它。所以，如果你问我现在这个讨论“进展到哪一步了”，我可能会从一个历史角度切入。过去，物理学家，广义上说也包括天文学家、SETI研究者，也就是地外文明搜寻研究者，和进化生物学家之间，其实一直有大量的跨界交流。或者说，是彼此不断“串线”。这正是我想拿来展开的一个切入点。当然，我说的“交流”，有时候其实是“鸡同鸭讲”。

肖恩：对，是这样。

瑞秋：所以我觉得，回头看这段历史，其实很有帮助。它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进化中的偶然性；也能看到，这种偶然性的观念，怎样影响了物理学家以及进化生物学家，对于地外生命的不同想象。而且，这条线索也很适合用来说明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一些非常关键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费米悖论（Fermi paradox）当作一条导览路线，看看生物学家为什么会以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理解它。很大程度上，这种差异正是由“偶然性”问题带来的。所以，也许我可以从这里开始讲。

肖恩：那太好了！

瑞秋：好，你之前还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把吐槽同行的部分剪掉。放心，我不会点名任何人。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估计还是会让不少传统派、老学院风格的哲学家不太舒服。因为我一直认为：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颠覆人类世界观的洞见，主要并不是来自哲学，也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科学。我知道，在你节目里说这些，都有点班门弄斧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同意这一点。而我对此一直非常坚定。我经常会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问别人：有没有哪个来自其他领域的思想突破，真的能够达到科学革命这种级别？但我始终很少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在我看来，科学带来的这些巨大冲击，大致可以分成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科学就像一把击碎直觉的“大铁球”。科学不断推翻我们对世界最习惯、最根直觉的理解。比如，我们曾经以为空间和时间是绝对的，后来发现并不是；我们以为物体就是眼前看到的那样，后来发现它在微观层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曾经把生物适应性想象得很神秘，后来科学告诉我们，它可以通过非常具体的机制产生；还有生物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它们的本体地位到底该怎么理解，等等。现在很多人会讨论科学中的偏见、方法论问题，或者数据收集的问题；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我不希望这些话题掩盖真正的重点。因为科学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总能打破我们最习以为常的那些假设。

而第二条路线，在我看来，则是一种“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过程。弗洛伊德曾经把这种过程称作：对人类集体自我的一次“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 wound）。因为科学不断动摇人类对于自身宇宙位置的理解。于是你会看到，从哥白尼、哈勃到达尔文，科学一步步把人类从那个特殊位置上移开。我们不再位于太阳系中心；也不再位于银河系中心；甚至可能也不是生命进化的终点。人类也逐渐被放回到这个庞大系统中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而这个宇宙，本身也从来不是为了人类而专门设计的。

而这也进一步催生出了许多类似的原则，它们本质上都是对这种思想的不同表达。有些更偏启发式，比如哥白尼原则*（Copernican principle）；有些则更偏统计意义，比如平庸原理*（mediocrity principle）等等。但这些原则背其实共享着同一种直觉：我们应该默认，人类的处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凡是把人类看得过于特殊的理论，不管是在生命世界还是物理宇宙里，我们都应该保持警惕。而我认为，也正是在这里，生物学与物理学开始分道扬镳，偶然性问题也由此真正进入讨论。

在我看来，“哥白尼式”的思维方式在物理学里其实一直都很有效。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物理学确实展现出一种高度的普适性：在地球上的物理规律，在宇宙中同样成立，牛顿早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看起来也相当“普通”：我们生活在一个典型的太阳系中，内部是岩石行星，外部是气态巨行星；太阳只是银河系里一颗普通的主序星（main-sequence star）；它所在的位置也并不特殊；而银河系本身，也不过是可观测宇宙中无数星系之一。

*哥白尼原则（Copernican principle）是天文学与宇宙学中的一项基本假设，其核心观点是：地球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或任何特殊位置，人类在宇宙中的观测视角是平凡的。平庸原理（mediocrity principle）主张：在没有充分反证的情况下，应将自身所处的情况视为宇宙中的典型情况，而非例外。它常被用于地外生命、宇宙学等领域的推测中，用以估计外星文明的存在概率；即我们并不特殊，所以类似地球的条件在宇宙中很可能大量存在。

这些思路放在物理学里，似乎一直都有效。但问题在于，一旦你把这些原则、这些在物理学中十分常见的推理方式直接套用到生物学上，事情很快就会开始变得复杂。有很多原因，而偶然性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我觉得，尤其是在20世纪，进化生物学家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关于SETI（地外文明搜寻）和外星生命的讨论。我不知道是否能说他们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至少，他们从来不是这一领域里的核心参与者。在当时的生物学界，外星生命长期被视为一个多少有些不太正经的问题；相比之下，物理学界却越来越严肃地对待它。

自然选择不是一台预测机器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生物学家始终没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本身就对这些设想抱有很强的怀疑态度，在相关讨论中往往扮演泼冷水的角色。比如20世纪最重要的一批进化论学者，也就是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时期的代表人物，像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G. Simpson），他们其实都对SETI计划持相当负面的态度。

肖恩：有意思。

瑞秋：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也就是20世纪中期，费米悖论开始进入公众讨论。它的逻辑大概是：如果我们接受某种类似哥白尼原则的想法，那按理说，智能生命应该在宇宙中相当普遍才对。可问题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哪怕一丁点地外生命的证据。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在我们可见宇宙的历史中，都没有。没有恒星级工程（stellar engineering），没有飞船，没有探测器，什么都没有。于是，这看上去就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该如何解释它？

但我认为，只有当你带着一种偏物理学的世界观，也就是一种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来看问题时，它才会显得像个悖论。可是，对那些进化论者来说，像辛普森、迈尔，以及其他一些极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他们其实并不觉得这个悖论有多令人震动。我等会儿还会讲到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因为他后来算是第一个真正系统阐明“偶然性”这个概念的人。但至少辛普森、迈尔这些人并不太买账。他们大概会说：这里其实没什么悖论可谈。为什么呢？这就有意思了。因为从表面上看，数量优势明明都站在费米悖论这边。宇宙里有那么多恒星、那么多行星，行星科学似乎也支持这个判断。

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只是当时还没有把它充分、清楚地表达出来。毕竟我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其中一些进化论学者确实发表过几篇论文，对SETI项目相当不看好。我相信SETI研究者多少会有点受伤，而且这些批评对他们申请经费之类的事情，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我觉得，这些进化论者真正看到的是：一旦你像他们那样，从地球生命史的整体图景来看问题，你看到的就不是一条必然通向智能生命的道路，而是一连串历史事件。这里面有各种塑造后续进化方向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又非常古怪、非常偶然，本来完全可能变成另一种样子。正是这些事件，最终形成了地球上这些独一无二的进化序列和进化轨迹。所以，我们不能像在物理科学里那样，直接把地球生命史外推到宇宙其他地方。

所以，你看20世纪的科幻作品就很明显了。而且说实话，今天也没有差太多。20世纪的科幻里，《星际迷航》里是类人生物，《星球大战》里也到处都是类人生物。反正外星人看来看去，基本还是人形的。其实这种情况今天也还在继续。比如电影《降临》，我不太记得它是哪一年上映的了，但肯定已经是21世纪的电影。

而《降临》其实本质上做的还是同一件事。它只不过是把传统直立双足类人的身体结构，换成了头足类软体动物（coleoid mollusk）的身体结构而已。它背后的逻辑大概是：章鱼、乌贼这些动物已经表现出了相当惊人的复杂认知能力，所以也许在地球上，它们本来也有可能成为那个智能物种。这就是它的思路。但问题就在这里。我把这种思路叫作“捆绑谬误”（bundling fallacy），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进化结果看成一整捆特征，好像这些特征天然就会成套出现。

肖恩：这个名字好！

瑞秋：在物理学里，当你看到这种“成套出现”的东西时，它们可能确实像某种自然类（natural kinds），也就是世界本身比较稳定地划分出来的一类东西。但在生物学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生命进化更像是一锅大杂烩：里面混着大量高度偶然、无法复制的特征，同时也可能夹杂着一些更接近规律性的东西。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会把这一整捆东西直接外推。也就是说，看到地球上某些特征是成套出现的，就以为它们在宇宙其他地方也会成套出现。

肖恩：所以你的意思其实是，人们能想象的，无非就是灵长类或者头足类版本的智能生命。

瑞秋：对，完全是这样。或者说，人们会套用当下最熟悉的某种动物模板。核心逻辑其实是：地球上出现的这些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直接投射到整个宇宙中的。而且，人们还默认这些特征会成套出现。比如说，只要出现了某种头足类的身体结构，就会同时出现智能；只要有双足行走，就会发展出我们所说的这种智能。但问题是，这种思路根本没有认真区分：进化史中的哪些特征是偶然形成的，哪些又是真正可重复出现的。

所以说，一旦我们真正进入偶然性这个问题，接下来那个大问题就会变成：为什么哥白尼原则这一套推理方式，一到了生物学这里就不能直接照搬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进化过程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些很普遍、也很棘手的问题。比如，观察者选择偏差（observer selection bia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讨论外星生命是否存在，那显然说明：我们来自一个已经进化出地球智能生命的星球。也就是说，智能生命至少和物理定律相容，它不是不可能出现。但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智能生命在宇宙中到底有多常见，对吧？

但真正的问题还在后面。在物理学里，你有很多有实质内容的定律。这些定律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你必须通过研究把它们发现出来；一旦发现，它们就能帮助你做出预测。可是在生物学里，情况就很不一样。可以说，生物学中几乎没有，或者只有非常少的普适定律。举个例子，而且这还不是边缘例子，而是最核心的例子：自然选择原则。这大概已经是生物学里最接近“定律”的东西了。

肖恩：是的，这已经是最基础的了。

瑞秋：对，它确实非常基础。你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述它。比如说，只要一个群体中存在变异，而这些变异又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个体的生存和繁殖，那么这个群体就往往会通过自然选择发生进化。或者你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在某个环境中，A比B更适应，那么A就会比B留下更多后代。但问题就在这里。也正因为如此，生物学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定律？如果算，它们又是哪一种意义上的定律？因为它们和物理学里那些有实质内容的定律，确实很不一样。

因为你仔细想想，自然选择原则几乎看起来像是一条先验真理。它真的非常接近那种不靠经验、光靠思考就能成立的命题。所以很多人一直费尽心思，想要说明：不，它其实还是经验性的（empirical）。但也有一些生物学哲学家会说：算了，别争了，它根本不是经验定律，它只是一个数学模型，只不过有自己的适用条件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它和物理定律都非常不一样。因为它确实像是那种你坐在书房里，靠思辨就能想出来的东西。你不一定非要像达尔文那样，坐着“小猎犬号”到处考察，才能想到这个原则。

所以，问题就在这：当你把自然选择表述成一种普适原则时，哪怕我们承认它具有某种标准经验定律的地位，它本身也不会告诉你什么特别具体的东西。它里面没有足够具体的经验内容。它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一定比什么东西更适应；它也给不出具体预测，对吧？它确实到处都适用，但也正因为如此，它非常泛化，更像是一套框架。而我们知道，并不存在某种在所有环境下都永远更占适应优势的特征。

进化并不会朝着某些永远更优的特征推进。也没有证据表明，进化会稳定地偏向某一类特征，好像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占适应优势一样。有时候，高智力确实能提高适应度；但有时候，没那么聪明，老老实实守着一个容易获取的食物来源吃饭，反而也能提高适应度。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局部环境。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存在所谓全局最优特征（globally optimal traits）。也就是说，没有哪种特征在所有环境下都永远适应、永远最优。

结果就是，你无法只从“自然选择原则”里推出什么具体定律。它不会告诉你，究竟会进化出什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实。而且，这也是一个根本原因，或者至少是根本原因之一：为什么生命史并不适合像物理学那样被外推，我们也不能期待它具有同样程度的可预测性。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当然，研究趋同进化的人会站出来说：“等等，也许还是有证据的。”所以接下来，我想先讲讲古尔德式的偶然性观点，然后再讲趋同派是怎么回应的，以及现在讨论大概走到了哪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更自由地展开聊了。

把生命录像带倒回寒武纪

瑞秋：古尔德是古生物学家，也是进化论学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算是最早系统阐明“生命史中存在偶然性”这一观点的人之一。当时，他主要是在反击一种很常见的进步主义叙事（progressivist narrative）。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把进化理解成一个不断向上、不断进步的过程。比如在大众文化里，你经常会看到那幅经典图像：先是四足行走的动物，然后是用指关节行走的猿类，再到直立行走的人类。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像一条单线推进的进步轨迹。

但我们早就知道，这完全不是进化的真实样子。进化并不是一路朝着人类走来的升级过程。古尔德对这一点非常敏感。他的偶然性理论，本质上就是在拆解这种想法：进化中并不存在某种内在的进步力量，推动生命不断朝更高级、更接近人类的方向发展。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进步主义假设对生物学思想的影响，比它对物理学的影响要深得多。它已经非常深地渗透进了人们理解生物学的方式，甚至很可能也影响了20世纪人们对地外文明搜寻计划的理解。

总之，古尔德提出的论证，我一直觉得非常漂亮。我先讲讲他的核心思路，然后再说说这个问题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别人又是怎么回应他的，以及为什么我觉得那些回应还不够充分。最后，我们再看看现在的讨论大概走到哪里。

古尔德当时说：好，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很有意思的是，在物理学里，思想实验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生物学里，至少据我所知，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传统。这本身就很值得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古尔德的设想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生命进化的录像带倒回去，然后重新播放一遍，会发生什么？当然，出于一些比较深奥的哲学理由，我们可以对这个思想实验做各种修正。但先抓住核心就好：假如我们从略微不同的初始条件出发，让生命史重新运行一遍，中间只发生一些很小的变化，那么最终结果会受到多大影响？

古尔德提过几个很重要的反事实进化思想实验。其中一个，就是把生命史倒回到最早一批两侧对称动物（bilaterian animals）起源的时候。大约在5.5亿多年前，现代动物绝大多数门类，都在地质时间尺度上非常迅速地出现了。古尔德当时的灵感，来自一个著名的化石群，也就是伯吉斯页岩（Burgess Shale）。它位于加拿大落基山脉。后来，中国等地的发现也证实，这并不是一个局部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动物群。伯吉斯页岩真正震撼人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出了一幅极其奇异的生命图景。那些化石记录下来的生物，简直像一队从科幻片里跑出来的怪兽，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你眼前。而且它们看起来和今天我们熟悉的动物门类，似乎并没有太明显的关系。

于是古尔德提出：如果我们把生命进化的录像带倒回到最早动物门类刚刚开始演化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下注说，脊椎动物最后会像今天这样占据主导地位吗？我们真的能提前知道，哪些动物门类会塑造后来生命世界的基本样貌，哪些又不会留下来吗？古尔德当时的判断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把赌注押在脊椎动物身上。很多后来延续下来的类群，当时未必看起来特别有希望；而一些你原本以为会发展得很好的类群，最后反而没能走下去。

他的核心意思是：从因果机制和发育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系统在早期奠定的东西，会非常强地约束后续还能怎样展开。比如在胚胎发育中，一个生命体一开始只是一个细胞，随后才逐渐分化出各种系统和子系统。而在这个复杂发育级联（developmental cascade）刚刚铺开的阶段，那些最早形成的节点，会极大地决定后面会发生什么。一旦这些早期节点被固定下来，后续的发育机制和下游结构就会一层层建立在它们之上。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再回头改动那些早期节点了。因为一改，就不只是改某一个小部件，而是会牵动并扰乱整个系统。

所以，一旦这个过程启动，系统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被“锁定”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后来的生命史中，我们没有看到全新的动物门类在同样的组织层级上反复起源。

而我觉得，古尔德这个想法真正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寒武纪早期，也就是绝大多数动物门类刚刚起源的时候，事情只是稍微偏了一点点，那么今天我们熟悉的这套生命格局，很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现。也就是说，软体动物、环节动物、脊椎动物、节肢动物，等等等等，这些构成今天地球生命基本样貌的类群，可能都会被挤到科幻式的“可能生命”里，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现实中出现的，则会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命格局。对古尔德来说，这正是生命史偶然性的一个非常根本的表达。当然，这种“如果历史重来一次会怎样”的反事实推演，并不只适用于寒武纪。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到进化这颗大树上的其他关键节点，然后对整个进化历史做类似的分析。

还有一个例子，对我来说可能是最有冲击力的。虽然现在说起来已经有点老生常谈了，但它仍然最打动我，那就是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那场事件不仅让所有非鸟类恐龙消失了，也带走了大量其他生命。你看，今天我们这些聪明的哺乳动物坐在这里，过着我们哺乳动物这套生活，好像一切都很自然。但如果当年那些生态位没有被突然清空，其实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哺乳动物一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毕竟，许多恐龙谱系，以及其他很多类群，当时其实都发展得很好，也相当成功。虽然细节上还有争议，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判断仍然成立。也就是说，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又是生命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偶然节点。而且这个节点，和我们自身的起源尤其相关。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当然，问题也就在这里。它马上会把我们带到方法论层面的困难。因为说到底，这些都只是思想实验，对吧？我们凭什么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怎么验证？毕竟，我们不可能真的把生命进化的“录像带”倒回去，再重新播放一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N=1”问题。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手里只有一个生命样本，那就是地球生命。如果我们有外星生命的数据集，那可就太不一样了。到那时，我们或许就能开始判断：哪些东西更接近定律式的规律，哪些又是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可现实是，我们没有这些数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无望，好像最后只能停留在猜测层面。

趋同进化并没有推翻古尔德

不过，在过去十几年到二十年里，一些进化论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趋同进化现象。也就是说，相似的生物形态和功能，会在彼此独立的进化路径中反复出现。他们认为，这些重复、这些趋同、这些再次出现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生命史中的“自然实验重复”。所以，没错，我们不能真的回到过去，调整一下环境、基因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然后看看生命会怎么演化。但幸运的是，大自然似乎已经在较小尺度上替我们做了类似的事情。它一次又一次运行了局部版本的生命录像带，而我们确实在其中看到了重复出现的模式。

这些重复现象，似乎暗示着某种定律式必然性，而这看起来又和偶然性命题相冲突。也正因为如此，在缺乏地外生命数据的情况下，趋同进化好像给了我们一组可以拿来分析的数据。但问题在于，过去很多人看待趋同进化的方式太粗糙了。他们常常把趋同进化看成一种单一、同质的现象：看，有重复，所以古尔德错了。好像只要生命史中出现了重复，就说明生命进化并没有那么偶然。可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的。

真正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去看这些重复背后的原因。因为一旦你开始分析，就会发现：有些重复现象确实像是在正面冲撞古尔德式的偶然性理论；但另一些重复现象，其实并不一定。所以，在我们得出任何更宏大的结论之前，比如关于宇宙生物学（cosmic biology）的结论，或者类似的推论，我们都必须非常谨慎地拆分这组数据，先弄清楚不同类型的趋同进化到底各自意味着什么。

肖恩：我也姑且快速插一句，这个话题真要展开的话，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岔路上。但即便是在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内部，我自己其实也对整套哥白尼原则、典型性原则（typicality）的思路有不少疑问。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之后私下再聊。不过我确实觉得，这类观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们表面上听起来特别谦逊，好像是在说“我们并不特殊”；但实际上，它对宇宙预设了非常多东西。

瑞秋：是的，我同意。

肖恩：你说你是典型观察者，那潜台词就是：典型观察者都跟你一个样。这倒也没毛病。

瑞秋：对，没错。其实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通常会把趋同进化理解成对古尔德式“偶然性理论”的反驳。但我反而觉得，用趋同的视角去看待生命，恰恰能帮古尔德实现他真正想推动的目标，比如反进步主义（anti-progressivism）。因为它会迫使我们真正跳出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某种意义上，你刚才说得其实非常对：像哥白尼原则这样的思路，虽然表面上是在努力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但它本身往往仍然是以“我们”作为参照系的。你试图离开人类中心视角，但最后又会不知不觉绕回到人类自身。

而我觉得，古尔德某种意义上也做了类似的事。比如他说：如果当年没有一颗来自奥尔特云（Oort cloud）的小行星偶然撞击地球，那么就不会出现高智力哺乳动物；没有高智力哺乳动物，就不会有人类；于是，也就不会有智能本身。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虽然强调偶然性，却也非常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一旦你把趋同纳入图景，你就会发现：鸟类恐龙、非鸟类恐龙，很可能本身就已经拥有极其复杂、精巧的认知能力。而且如果你去看KT灭绝事件*之后的进化，无论是鸟类、头足类，甚至昆虫，你都会发现：复杂认知其实到处都在出现。所以，趋同主义（convergentism）虽然强调某种必然性，但它同时也在削弱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倾向之间，其实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

*译者注：KT灭绝事件，即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是一次于约6600万年前导致地球上约75%的物种灭绝的大灾难。

心智可能反复出现，人类模板不会

肖恩：这正好把我带到下一个问题。关于趋同和智能、心智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到底知道些什么？因为从人类自己的角度出发，很容易会觉得：所谓趋同，最后收敛到的目标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比……

瑞秋：比其他所有生物都高级。

肖恩：对，因为我们比谁都聪明嘛。显然，聪明有它的优势，但就像穿了一身重型盔甲一样，它能保护你，但也可能很笨重、很耗能。聪明，大概也有它的代价。

瑞秋：没错，绝对是这样。虽然现在下结论有点早——这其实是个很适合放在结尾聊的话题——但我真心觉得，从长远来看，这种极端的认知灵活性和超高智商，很可能是一种进化上的“负债”。当然了，咱们这辈子肯定是看不到这场进化赌局的最终结果了。

肖恩：希望如此吧。

瑞秋：反正我猜是这样。我敢打赌，等人类灭绝很久以后，地球的地层里依然会密密麻麻地铺满各种“笨”动物的化石。所以你看，我们总是急着去吹捧那些我们认为“人类独有”或者“在道德上极其重要”的特质。这里面掺杂了太多基于人类价值观的预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一股潮流试图用纯生物学的方式来理解认知和心智，但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我们到底该怎么跳出“人类”这个壳子？

毕竟，我们最熟悉的只有自己，所以从人类自身出发，当然很自然，对吧？但我觉得，正是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那些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远的谱系，尤其是像粘菌（slime molds）这样的生命形式时，我们才更能看清人类认知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才更有可能区分：人类认知中哪些部分，可能属于宇宙中更接近规律性的结构；哪些部分，又只是进化史中的偶然结果。

真正罕见的也许

不是智能，而是累积文化

瑞秋：好，说回心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虽然它很难一句话概括清楚，但现在已经有相当强的证据表明：在动物进化早期，大脑、能够主动行动的身体，以及心智，很可能曾经多次独立演化出来。最早的例子之一出现在节肢动物那里。早在脊椎动物还没真正登场，甚至可能连“头”都还没有形成之前，寒武纪海洋里就已经有了那些会主动搜索并猎杀猎物的凶猛捕食者。而这种捕食压力，又进一步引发了一连串进化军备竞赛。后来，另外几个谱系也分别发展出了某种我们今天会称为“大脑”的东西。当然，大脑本身其实处在神经复杂度的连续谱上。你有神经网，有神经节，然后才有更集中的脑结构。那问题就来了：神经节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大脑？进化本身当然不在乎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我们也不必太陷入这些人为划出来的边界。

肖恩：顺便提一句，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 Smith）之前也来过我们的播客。

瑞秋：噢，那太巧了！对，正是这样。所以你确实会看到，大脑在不同谱系中反复演化出来。比如头足类软体动物、脊椎动物和节肢动物，当然我这里说的顺序其实和它们真正出现的时间顺序是反过来的。而这就会把我们带到比较认知研究里一些正在推进的工作。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趋同主义视角如此重要。因为从历史上看，比较认知研究曾经非常强调同源性（homology）。它的逻辑大概是：人类的意识在哪里？我们把它和大脑里的某个区域联系起来。当然，不可能是松果体（pineal gland），不是笛卡尔（Descartes）那一套。但假设我们认为意识和某个脑区有关，那么接下来就会去其他谱系里找同样的脑区。结果一看，哦，它们没有这种脑区，没有大脑里的这一部分。那它们大概就没有意识。

可这种想法其实非常荒谬。因为不同谱系完全可能独立演化出具有相同功能的结构，对吧？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特别简单，但它确实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一个障碍。鸟类认知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思路曾经阻碍人们认真理解鸟类的心智。如果我们能够重建它们祖先，也就是兽脚类恐龙（theropod dinosaurs）的认知世界，我想同样的问题大概也会出现。所以我觉得，比较认知研究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转向，不再只是盯着我们最亲近的现生亲属，问“黑猩猩能做什么？”“黑猩猩算不算有心智？”而是开始看各种各样的其他动物。鸟类是比较早被认真看待的例子。但在我看来，蜜蜂其实是最让人惊讶的。

比如说，如果你给别人展示一个实验：“你看，我训练拟八哥做物体辨别或者颜色辨别，做了这么多轮才学会。”研究蜜蜂的人可能就会说：“哦，我们的蜜蜂一半时间就搞定了。”但真正惊人的，其实还不只是学习速度。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蜜蜂能够掌握某些抽象概念，比如“相同”和“不同”。更厉害的是，它们还能把这种规则跨感官迁移。比如，先学会判断形状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后还能把这套规则迁移到气味上的“相同”和“不同”。这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更进一步，现在还有很多证据表明，蜜蜂，甚至很多节肢动物，可能拥有某种整体化的世界图景。也就是说，蜜蜂或节肢动物经验到的世界，并不是一堆零散的信息碎片，而更像一个统一场域：对象分布在空间和时间之中，同时又和各种属性绑定在一起。而这其实很接近我们的经验方式。这就是所谓的环世界（Umwelt），也就是每一种生物各自经验到的世界。当然，我们的环世界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但基本结构大致如此：我们会把世界组织成一个统一场域，在其中识别对象、在时空中导航；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根据这些对象和自身的关系来给它们分类。比如，哪些是捕食者，哪些是猎物，哪些东西要避开，哪些东西可以吃。而这种分类，很可能最终和适应度有关。

我认为，有很多证据显示，这种世界组织方式在其他谱系中也被重新演化出来了。这就暗示着，其中可能存在某种相当接近定律式的东西。当然，一旦进入现象学层面，科学目前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就差不多到边界了。因为这时我们谈的已经是经验本身的质感，也就是事物被体验起来到底是什么样。

但如果你认为，主观经验也许会以某种方式从这种世界图景中产生出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究竟如何产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种世界图景指的是：一个系统把信息编织成统一场域，在其中有对象、有时空关系，并且能够学习如何导航，更重要的是，能够按照这些对象与自身生存和适应的关系来分类。而这种结构，在生命史上已经多次独立演化出来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也是理解心智趋同问题的关键。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观察者选择偏差，对吧？所以很明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己投射出去。因为我们之所以能提出这个问题，唯一前提就是：我们来自一个已经出现了智能生命的世界。可问题在于，也许这种事整个宇宙只发生过一次。而趋同进化真正精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根本不需要预设“意识”或“复杂智能”一定会出现。因为在地球生命史上，复杂认知、问题解决能力，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意识结构，似乎已经独立进化出了不止一次。这时候，你就开始真正有机会绕开观察者选择效应了。它不再只是“因为我们存在，所以我们观察到了自己”；它开始越来越像某种真正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当然，接下来最困难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出现的，那就是：人类的文化能力。

肖恩：很好，重点来了。

瑞秋：而这就会把问题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还是：进化过程中那些深刻的历史偶然性，究竟是如何塑造身体结构的。与此同时，在心智层面，我们却又看到了大量趋同现象。这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它暗示着，生物学里或许真的存在某种接近法则的规律。甚至有可能存在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生物学层面的硬规律（contentful laws）。而这又和传统观点形成了冲突，毕竟传统上很多人一直认为：生物学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普适定律，至少不存在像物理学那样内容充实、能够告诉你具体东西的定律。

但接下来，事情又会重新转向另一边。因为我觉得，一旦你开始讨论智能生命，问题立刻就不一样了。无论是社会性昆虫、鲸豚类动物，还是头足类软体动物，它们距离真正拥有累积文化的物种，其实都还隔着极其遥远的一段距离。而这一点，确实是人类独特的地方。可是问题比“人类很独特”还要更麻烦，甚至麻烦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仅仅是其他物种没有累积文化。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自己也并不一直是这种物种。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真正稳固的累积文化。

那时候的人类，在生理上已经完全是现代人了。我们已经拥有今天那些被视为“人类核心能力”的整套配置：语言、道德、读心能力、心理时间旅行，也就是在头脑中回忆过去、想象未来的能力；还有模仿、学习、高度合作等等。所有这些我们今天认为能够支撑累积文化的关键能力，其实可能早在几十万年前、甚至一百多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但即便如此，人类文化真正开始出现累积效应，真正开始加速增长，却是很晚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我说的“累积”，指的是创新能够被一代代保存下来，并且在下一代那里继续一点点改进。这样一来，你就不需要每一代都重新发明一次轮子。否则，一个物种能做到的事情就会非常有限。它最多只能依赖某个个体在自己一生中偶然摸索出来的创新。但这些创新不能被稳定保存，也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叠加。这样一来，这个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会非常有限。它显然也不会变成那种能够进入太空、并且在宇宙尺度上被其他文明探测到的物种。而人类在自己存在以来 99% 的时间里，其实就是这种物种。

肖恩：是啊。

瑞秋：所有这就是为什么……

肖恩：明白，也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生物学上的条件，但还没有真正发展出那套文化系统。

瑞秋：这个其实我们还不确定。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点像一种客厅里的思想游戏（parlor game）了。不过你说得没错，至少从解剖学角度看，当时人类所需要的很多条件，其实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已经拥有文化传统，也已经发展出了相当稳固的合作能力。这让人类能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顶级掠食者。而对于我们这种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的动物来说，这本身其实已经相当不可思议了。所有这些能力都已经存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现代性，或者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会来得那么晚？再后来，大约一万年前农业出现之后，人类技术才真正开始爆炸式发展。而这一切，其实都只发生在人类历史最后极短的一瞬间。

因为在此前99%的时间里，我这里说的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了，我们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大概都已经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可即便如此，在那99%的历史里，我们的生态影响力其实和其他社会性食肉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我们的人口规模极小，生存也一直相当艰难。虽然最终撑了下来，但如果你站在那个时代回头看，你大概绝不会把赌注押在人类身上。比如托巴超级火山喷发之后，大概七万到七万五千年前，人类的有效种群数量可能一度只剩下两千人左右。而在接下来的几万年里，全球总人口甚至可能长期徘徊在两万人上下。

而这样的物种，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注定要爆发文明的物种。事实上，我们完全可能在某次灾难中直接灭绝。稍微偏一点，历史就结束了。如果真是那样，后面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人类文明和过去漫长岁月里的人类状态之间，才显得反差如此巨大。这一点其实很能让人冷静下来。它提醒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并没有任何必然性。而且，人们总喜欢事后去列清单，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有点像一种思想游戏。

我们完全可以列出三四十种彼此独立的大型适应特征，而每一种似乎都对累积文化的出现至关重要。甚至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比如，要发展复杂技术，你首先得具备精细操作能力（fine motor manipulation）；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得先拥有被解放的双手。

但问题在于，进化当初可不是为了让人类制造工具，才让双手解放出来的。双手之所以被解放，可能只是因为双足行走（bipedalism）在当时环境里，比指背行走*（knuckle walking）更高效、更省能量。于是，在特定环境压力下，人类偶然登上了一个新的适应峰（adaptive peak）。可讽刺的是，在那之后，又过去了几百万年，人类才真正开始高效利用这些精细运动能力。进化史上到处都是这种“硬件提前到位，软件迟迟不更新”的错位。

*译者注：指背行走：像黑猩猩那样用指关节着地走路。

所以，一旦谈到累积文化的本质，我其实会觉得，人类可能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得那么聪明。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反常识，但我是真心这么认为的。不管你打算怎么定义、怎么量化智能这件事，我都不认为人类个体本身比海豚之类的动物“更聪明”。我真的不这么认为。但我确实相信，人类受益于累积文化。而这一点，带来的差异极其巨大。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真正触碰到了偶然性的核心。如果说，我能从一种真正“生物学意义上的”角度，给费米悖论提供某种解释的话，那这大概已经是我目前最接近答案的一种想法了。

肖恩：也就是说，人类后来似乎经历了某种变化。我们开始传递文化、分享知识、彼此教育，当然也做了很多其他事情。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并不是说：突然出现了某个关键性的基因突变，然后一下子让人类拥有了这种能力。更像是很多彼此分散、原本单独看也无法预测结果的因素，最后以某种方式刚好组合到了一起，对吗？

瑞秋：这正是宏观进化中偶然性的典型标志。你在生命史里会反复看到这种情况：某些创新要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才会突然冒出来。而且，即便你把视角下沉到最基础的遗传层面，去研究创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看到的也像是同一种模式。也就是说，偶然性几乎可以在生物组织的每一个层级上找到入口。

这个说法我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但大概意思是：生命系统的每一层，都可能成为历史分叉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可以出现在突变层面；也可以来自遗传背景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来自遗传背景和随机波动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可能来自不同生物谱系之间的策略性互动。

这样的组合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关键就在这里：所有这些因素显然都很重要。比如教学结构，以及支撑这种教学的一整套认知能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能力组合。虽然有点奇怪，但蚂蚁其实也会某种形式的“教学”，只是它们用的是非常不同的方法。所以我觉得，真正体现进化偶然性的，恰恰就是这种多层级、彼此交织、不断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对谈链接见：

https://www.preposterousuniverse.com/podcast/2026/01/26/342-rachell-powell-on-evolutionary-convergence-morality-and-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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