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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镇江的长江沿岸,连绵的低山丘陵间散落着无数馒头状的土墩。千百年来,当地人只当它们是普通土丘,直到上世纪人们才得以知晓它们是商周时期吴文化特有的土墩墓。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了多处重要土墩墓,串联起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吴国的兴衰轨迹。
01 烟墩山:一簋铭文,实证吴国起源
1954年6月,江苏丹徒龙泉乡下聂村农民在烟墩山南麓翻地时,意外掘出了一批青铜器,江苏省相关单位随即组建调查发掘小组赴现场勘查,开启考古发掘工作,这便是烟墩山一号墓。与中原商周时期常见的竖穴土坑墓不同,丹徒地区的土墩墓仅在平地铺设草木灰与竹席,墓主尸骨大多腐朽殆尽,仅存少许骨屑,这使得专家无法通过尸骨来判断墓主的身份。万幸的是这批青铜器保存相对完好,考古工作者凭借青铜器的铭文与纹饰,还原了关键的墓葬信息。
墓中出土的宜侯夨簋尤为珍贵,器内底铸有120余字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周王改封 “夨”为宜侯的历史事件,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明确记载周天子分封诸侯至江南地区的西周青铜铭文,也证实了早期吴国与中原的紧密联系。
宜侯夨簋的横空出世,在全国学术界掀起巨大轰动,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当时顶尖的考古学家与古文字学家纷纷撰文,对铭文内容进行系统考证与解读,由此拉开了系统探索吴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学术热潮。部分学者考证认为,铭文所载‘宜’的地望大概率在今江苏镇江丹徒一带,受封的宜侯‘夨’可能是《史记》记载的吴国第五代国君周章,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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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夨簋
烟墩山二号墓与一号墓年代相近,均为西周早期,形制也与一号墓较为相似,但墓底结构更为讲究,采用石床葬制,出土有原始瓷器、青铜器、骨器等文物36件。值得注意的是,烟墩山本身为土山,不产石,但二号墓的石床营造是目前所见中型土墩墓中砌作面积最大且最为讲究的一处。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石料或从5公里以外的北山拣选搬运而来。该墓未出土青铜礼器,表明其地位等级低于宜侯夨等贵族大墓,但宏大的“石床”、数目多达8件的陶鬲以及大量作为财富象征的原始青瓷,依然彰显着墓主的贵族身份,也让我们窥见了这个初兴方国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
02 母子墩:百器锋芒,开启强国征程
无独有偶,在烟墩山以东约3公里处的乔木山山脊上,有一座名为“母子墩”的大型土墩墓。1982年9月,大港公社采石场工人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件青铜簋,随后镇江博物馆等单位对其进行了发掘清理。母子墩外观呈馒头形,规模更为庞大,该墓不仅出土了鼎、簋、尊、卣、壶等9 件西周青铜礼器,还出土了由矛、戈、箭镞等组成的百余件兵器,以及数量多达百余件的车马器。该墓的年代根据随葬品判断,比宜侯夨墓略晚,约为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之初。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车马与兵器的数量可以反映国力的强弱。母子墩墓的发现表明,至西周中期,吴国已不再是偏安一隅的边陲小国,为日后逐鹿江淮埋下了伏笔。
在此墓中,还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鸟盖壶,器盖化作昂首展翅的鸱鸟,翘尾欲飞,灵动的线条里藏着江南独有的灵气。刚与柔的碰撞,正是此时吴国最生动的写照:既承袭中原的礼乐文明,又葆有地域的鲜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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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鸟盖壶
03 谏壁粮山:西渐的王室威仪
春秋早中期,当吴国国力增强后,其势力范围开始向西拓展,1979 年发掘的谏壁粮山一号墓,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谏壁粮山一号墓是一座带有竖穴墓室的土墩墓,墓中出土了青铜鼎、甗(yǎn)、罍(léi)等礼器,同时发现人殉、马牲各一具。它的发现,印证了随着春秋时期吴国国力的崛起,其王陵区已从最初的大港一带延伸至谏壁,这个曾经的边陲小国,已然成长为江淮地区不可忽视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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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罍
04 王家山:人面錞于,军乐与图腾的交融
谏壁粮山一号墓见证了吴国王陵区西扩的开端,而数十年后,同属谏壁片区的王家山墓,则是吴国强盛期的见证。墓中出土的青铜人面錞于,是吴越军事与乐舞文化中极其罕见的器物,也为吴国鼎盛时期的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錞于是古代用于指挥军队进退或祭祀宴飨的军乐器,在南方沿江流域多有分布,是先秦时期南方青铜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器类。而这件出土于王家山墓的青铜人面錞于最独特之处,在于其表面极其罕见地錾刻有神秘的人面纹饰。工匠以简练而诡谲的线条勾勒出远古先民的面部轮廓,眉眼深邃,口鼻分明,透露出一种原始、肃穆而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它不仅是江南地区高超青铜冶铸技术的集中体现,更为后世研究两周时期南方地区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与礼乐制度提供了绝佳的视觉物证,也印证了吴国在吸收中原礼乐文化内核的同时,始终保留着自身鲜明且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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錞于
05 北山顶:鸠杖王权,巩固霸业
与王家山墓几乎同时,在吴国最初的王陵区大港一带,一座规格更高的大墓正在营建,它就是北山顶墓。1984 年发掘的这座墓葬,是丹徒地区迄今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春秋墓葬之一,出土的文物将吴国的无上荣光定格在了长江之畔。
这件青铜鸠杖,便是北山顶墓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宝级文物。杖首的鸠鸟昂首挺立,羽翼微张,仿佛正欲振翅高飞,线条凝练而充满力量;杖身虽已残断,但残留的云雷纹与蟠螭纹依然清晰可辨。考古学家考证,这件鸠杖的主人应为吴国第二十二代国君余眛(mèi)。墓中不仅出土了刻有“工䱷王余眛,自作用剑”铭文的吴王余眛剑,还有数百件青铜礼器、编钟、玉器与车马器铺满墓室,彰显着霸主生前的无上权威。
北山顶墓与同期的谏壁王家山墓、青龙山磨子顶墓一起,见证了吴国从崛起走向鼎盛的历程。只是铜器上的斑驳铜锈,也早已预示了霸业的转瞬即逝——数十年后,吴国便为越国所灭,只留下这些封土堆,在风雨中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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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鸠杖
06 吴文化的独特葬俗
丹徒地区土墩墓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那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葬俗。中原商周时期的贵族墓葬普遍采用竖穴土坑墓的形制,即向下挖掘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将棺椁放入坑中,然后用土夯实。而西周早期典型的吴文化土墩墓则恰恰相反,它“不挖深穴、平地起坟”,直接在地面上铺设草木灰、竹席或石块,然后将尸体和随葬品放在上面,再用土堆成馒头状的封土,而且封土一般不经过夯打,保持自然松散的状态。
这种奇特的葬俗,与江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长江下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很高,如果像中原那样向下挖掘墓穴,很容易积水,导致尸体和随葬品迅速腐烂。而平地堆土的方式则可以有效避免地下水的侵蚀,更好地保存墓葬。此外,这种葬俗也可能与吴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吴人相信灵魂不灭,认为将尸体埋在高处,更有利于灵魂升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墩墓的形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西周早期的土墩墓规模较小,结构简单,多为单人葬;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土墩墓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多人合葬和一墩多墓的现象,有的土墩甚至埋葬了数十座墓葬。墓葬的内部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在早期石床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石椁、木椁等设施,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这些变化,反映了吴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等级制度的日益森严。
同时,土墩墓的封土夯筑技术、随葬礼器的组合方式,又明显借鉴了中原西周墓葬的规制,体现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深刻影响。从随葬器物来看,烟墩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也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既有中原风格,又有江南特色。宜侯夨簋、兽面纹鼎、弦纹鬲等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西周青铜器几乎一致,反映了吴地对中原礼乐制度的认同。而细高足外撇鼎、鸠杖、角状器等器物,造型奇特,为中原地区所未见,充满浓郁的江南地域风情。
考古知识卡
为什么南方的土墩墓很少见人骨?
实际上,只见随葬品、不见人骨是整个长江下游土墩墓的普遍共性。无论是发掘规模宏大的茅山土墩墓群、浙江长兴太湖墩土墩墓,还是安徽南陵牯牛山土墩墓,在数以千计的考古发掘中,绝大多数墓葬连棺椁朽木的痕迹都难以保留,更寻不到一丝骨骼的踪迹。这主要是因为江南地下水位高,早期多采取平地堆土的浅埋方式,墓室缺乏密封保护,加之南方高温多雨,偏酸性的土壤会逐渐溶解骨骼中的钙质,导致遗骸在漫长的岁月中彻底降解于泥土中。而中原地区土层深厚、地下水位低,流行向下深挖的竖穴土坑深埋,不仅能通过深埋和夯土有效隔绝地表环境,且干燥、呈弱碱性的黄土天然有利于骨骼钙质的保存。
参考资料
[1]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J].文物,1985,(07):13-16+25.
[2]肖梦龙,谷建祥.江苏丹徒大港土墩墓发掘报告[J].文物,1987,(05):25-35+101-102.
[3]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J].文物参考资料,1956,(01):45-46.
[4]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J].东南文化,1988,(Z1):13-50+19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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