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得州理工大学系统含糊不清的限制表明，政府不必明令禁止言论，也能让人噤声。九年前的这个夏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塔尔诉谭”一案中一致判我胜诉。多数人记得这起案件，是因为我的乐队商标之争涉及所谓“冒犯性言论”。
但事实并非如此。政府从未主张我不能把乐队命名为“The Slants”，它主张的是，名称的含义应由官员而不是由我来决定。最高法院否定了这种对解释权的主张，并写道：“不能仅因言论表达了令人反感的观点，就予以禁止。”
这场争议并没有在2017年结束。如今，公共官员再次试图通过含糊的意义标准，限制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
教师团体于7月8日起诉该系统，称这些指令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条款，以及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反对含糊标准和种族歧视的保障。诉讼还称，这些指令对言论产生了寒蝉效应，因为教授们“无法合理判断哪些内容被禁止，哪些内容没有被禁止”。校方则坚持认为，这些政策是合法的。
得州理工大学拉伯克校区教师参议会的一项调查发现，教师已经修改或被要求修改277门课程的内容。校方反驳了这一说法，并质疑该调查的方法以及被修改课程总数的统计。接受调查的教师中，大约一半表示，出于对这些备忘录的担忧，他们主动修改了教学内容；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说，是管理人员要求他们这样做。超过一半的人表示，由于这些限制，他们正在其他地方找工作。
无论这些指令是否构成审查，教师的行为都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言论受到了约束：重写教学大纲、删去阅读材料、回避某些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寒蝉效应。公立大学不必真的明令禁止言论，它们只需要让教师事先担心，自己的话会不会被解释为违规。
最高法院在2017年已经理解了这一点。之所以存在“含糊性原则”，正是因为那些限制言论却定义不清的标准，即便从未正式惩罚任何人，也会扭曲人们的行为。得州理工大学系统关于“倡导”和“以……为中心”的标准，在功能上就是含糊的：教授们必须猜测什么会触犯这些标准，而理性的人往往会作出更保守的判断。教师参议会的调查，正是用具体数字呈现了这种动态。
公立大学当然有权设定教育重点。但根据“马塔尔诉谭”案所再次确认的第一修正案框架，它们无权把自己摆在某场学术讨论含义的最终解释者位置上，也无权要求讨论发生前先行审批。
在意识形态争议之下，还有一个官僚机制层面的问题，它进一步加剧了宪法层面的风险。当教师必须提交材料等待审批、让内容经过人工智能标记工具筛查，并猜测什么才算“以”某个不受欢迎的议题“为中心”时，这套制度会在任何正式处分出现之前，就先制造出扭曲的行为。美国专利商标局当年也是如此运作的：审查员以不一致的方式适用主观标准；程序排除了本可纠正其结论的社群证据；官方记录则进一步传播了这种错误。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教授，只要政府声称对教学内容拥有解释权，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得州正在推进的这套做法，在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也出现了类似形式。这些州呈现出一致的模式：标准含糊、要求审批、设置行政关卡，让发言者不断猜测什么会招致审查。无论由哪一派政治力量主导，这套机制都会持续存在。
无论是一个被专利商标局盯上的乐队名称，还是一名讲授不受欢迎议题的教授，宪法层面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政府不必明令禁止言论，也能让人噤声——它只需要让发言者对“含义”足够不确定，以至于先自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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