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失眠11年，半夜总醒，老中医教了3个方法，现在一觉睡到天亮

我奶奶失眠11年，半夜总醒，老中医教了3个方法，现在一觉睡到天亮。

我奶奶周秀兰失眠那年，我刚上初一。

准确地说，不是失眠，是“睡不安稳”。按她自己的描述，每天半夜两三点钟准时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窗外的狗叫、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隔壁邻居偶尔传来的咳嗽声，一直熬到天蒙蒙亮，鸡叫头遍，才能迷迷糊糊再睡上一小会儿。然后六点不到又醒了，起来烧水、喂鸡、扫地，开始一天的生活。

这种情况持续了十一年。十一年是什么概念？四千多个夜晚，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我后来学过一点基础的睡眠知识，才知道成年人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碎片化睡眠的状态，对身体的损耗几乎是不可逆的。记忆力衰退、免疫力下降、情绪低落、心血管负担加重——这些医学名词我一个一个往我奶奶身上套，每一个都能对上号。

但我奶奶从来没抱怨过。她只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有时候会揉着太阳穴说一句“昨晚上又没睡好”，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太好。然后该干嘛干嘛，该下地下地，该做饭做饭，该带孙子带孙子。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从来不在我们面前皱一下眉头。

我们家里人也不是没想过办法。我爸带她去县医院看过，医生给开了安眠药，吃了一个星期，效果是有，但副作用也大，白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有一次差点在灶台前面栽倒，把我妈吓得够呛，药就停了。后来又试过各种偏方——睡前喝热牛奶、泡脚、按涌泉穴、数羊、听收音机里的轻音乐，甚至还在枕头底下放过晒干的艾草。能试的都试了，没用。她该醒还是醒，该睡不着还是睡不着。

后来我上了大学，又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回去，问奶奶身体怎么样，她永远都是那句“好得很，不用挂念”。失眠的事她几乎不提了，好像已经跟它达成了某种默契——你熬你的，我活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秋天。

我因为工作上的事请了一周假回老家，正好赶上村里来了一个义诊的老中医。说是义诊，其实就是镇上卫生院搞的活动，请了县中医院退休的一个老大夫来村里坐诊，地点设在村委会那间平时开会用的空屋子里。我奶奶本来是不想去的，她这辈子最不爱干的事就是看病，总觉得“没病看出病来”。但那天早上她炒菜的时候说了一句“这几天头有点晕”，我抓住这个话头，连哄带拽地把她拖去了村委会。

老大夫姓彭，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留着一把山羊胡，戴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的诊台就是村委会那张掉漆的会议桌，桌上摆了一个旧脉枕、一个听诊器、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处方笺。旁边排队的全是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抱着孙子，叽叽喳喳地说着方言，热闹得像赶集。

排了大概四十分钟的队，轮到我们了。彭老大夫先是给我奶奶把了把脉，把了左手又把右手，把了好一会儿，眉头一直微微皱着。然后又看了看舌苔，翻了翻眼皮，问了几个问题——多大年纪、平时吃饭怎么样、大便正不正常、有没有什么老毛病。

问完这些，他忽然问了一句让我奶奶愣住了的话。

“晚上睡得怎么样？”

我奶奶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说：“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彭老大夫摘下老花镜，看着她，“几点睡？几点醒？醒了还能不能再睡着？”

我在旁边忍不住插嘴了：“我奶奶失眠十来年了，半夜两三点钟必醒，醒了就睡不着，什么办法都试过了，都没用。”

我奶奶瞪了我一眼，嫌我多嘴。彭老大夫倒是笑了，笑得山羊胡一翘一翘的：“你这孙子比你自己都清楚嘛。”

然后他把老花镜重新戴上，拿起笔在处方笺上写了几行字，一边写一边说：“你这个情况，在西医那里叫‘睡眠维持障碍’，在我们中医这里叫‘不寐’，或者更具体一点，叫‘夜半醒后不寐’。你这个不是入睡困难，是睡着之后容易醒，而且醒的时间很固定——固定到什么时辰？”

“两点多，三点不到。”我奶奶说。

“丑时，”彭老大夫放下笔，“丑时是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个问题，根子在肝上。”

他这么一说，我奶奶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她年轻的时候日子苦，我爷爷走得早，她一个人把我爸兄妹三个拉扯大，后来又帮我爸妈带我，一辈子操心劳碌，确实是个容易生闷气的性子。只不过她从来不说，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时间长了，肝气郁结是跑不掉的。

彭老大夫在处方笺上写了三行字，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递给我：“我不给你开药。安眠药伤肝，越吃越坏。这三个法子你记好了，回去照着做，坚持一个月，如果还没用，你再来找我。”

我接过那张纸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第一行：戌时泡脚法。

第二行：丑时导引术。

第三行：换枕头。

就这么三行，再没有别的了。我当时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就这么简单？十一年没治好的毛病，泡个脚、做个操、换个枕头就能好？但看彭老大夫说得那么笃定，我也不好当面质疑，道了谢就带着我奶奶回家了。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监督我奶奶执行第一个方法。

戌时是晚上七点到九点，彭老大夫交代得很具体：晚上八点左右，用四十五度左右的热水泡脚，水量要没过脚踝，泡到后背微微出汗为止。水里加三样东西——一小把花椒、几片老姜、一撮艾草。这三样东西在农村太好找了，花椒和姜是厨房里现成的，艾草屋后面菜地边上就长着一大片，现薅现用。

我烧了一大壶热水，找了一个最深的大红塑料盆——就是那种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的大红盆，先往盆里扔了一小把花椒，切了五六片老姜，又去屋后揪了一把艾草洗干净了丢进去，然后倒进热水，搅了搅，端到我奶奶脚边。

她坐在椅子上，卷起裤腿，把脚慢慢伸进盆里。水很烫，她的脚背被烫得微微发红，但她没缩回来，只是龇了一下牙，然后就舒舒服服地叹了口气。

“烫不烫？”我问。

“烫点好，”她说，“烫了浑身都舒坦了。”

她泡脚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刷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天。她说今天村里王家的小孙子满月，她随了五十块钱的份子钱。又说菜地里的白菜长得不错，等过几天给我腌一坛酸菜带到城里去。絮絮叨叨的，说得很慢，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停下来，眯着眼睛泡着脚，脸上的表情很放松。

泡了大概二十分钟，她后背上开始冒汗了，我用毛巾给她擦了擦，然后把水倒了，扶她上床。那天晚上她躺下的时候是九点刚过，我在隔壁房间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没听到什么动静，自己也迷迷糊糊睡着了。

半夜两点多，我起来上厕所，路过她房间门口的时候故意放轻了脚步，贴着门听了听。里面很安静，没有翻身的窸窣声，也没有叹气声。

我心想：第一天，也许是巧合。

第二天晚上继续泡，同样的水温、同样的配方。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每天都盯着她泡，雷打不动。她一开始还嫌麻烦，说“天天泡多浪费水”，被我一句“浪费的水钱我出”给堵回去了。到后来她自己也习惯了，吃完晚饭收拾完碗筷就主动去拿那个大红盆，有时候还催我：“烧水了没有？到点了。”

第二个方法是“丑时导引术”，这个就有点讲究了。彭老大夫说，丑时是凌晨一点到三点，正是肝经气血最旺的时候，也是她最容易醒的时候。如果醒了，不要躺着硬熬，也不要起来干活或者开灯看手机（当然我奶奶也不会看手机），而是要做一套简单的动作。

这套动作彭老大夫当时在纸上只写了三个字——“推肝经”。我后来专门打电话去卫生院问了详细的做法，那边给我发了一段文字说明，大概是这样：醒了之后，在床上盘腿坐好，用右手从大腿根部内侧沿着肝经的走向往膝盖方向推，推到膝盖之后再往回推，来回算一次，左右腿各推三十六次。推到什么程度呢？推到感觉大腿内侧微微发热，或者有酸胀感，说明气血开始动了。

我把这个法子教给我奶奶的时候，她一脸怀疑地看着我：“半夜醒了不睡觉，在那儿搓腿？”

“你试试嘛，”我说，“反正你也睡不着，搓搓腿又不亏什么。”

她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这个方法的原理我后来查了资料才弄明白。肝经走大腿内侧，推肝经就相当于给肝经做按摩，把郁结的气血给疏散开。丑时肝经当令，这个时候推，效果是最好的。彭老大夫说，很多半夜定时醒的人，根本问题是肝经不通，气血到了丑时走不动了，身体就会自动“报警”，把人唤醒。把肝经推通了，气血顺畅了，自然就不会醒了。

至于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也没把握，只能让我奶奶先试试看。

头几天她记不住，半夜醒了还是老习惯——躺着发呆。我就想了个办法，拿了一张纸，用最大号的字把推肝经的步骤写在上面，贴在她床头。半夜醒了，灯一拉就能看见那张纸，总该想起来了吧？这招还真管用，后来她跟我说，第三天半夜两点多又醒了，习惯性地想躺着熬，余光瞥见床头那张纸上歪歪扭扭的大字，突然想起来了，就坐起来开始推腿。

“推着推着，怪了，”她说，“腿内侧那个位置真的有点酸胀，我以前都不知道那里还会酸。推完两条腿，好像整个人都舒服了一点，说不上来是哪里舒服，就是没那么烦躁了。”

然后她重新躺下去，翻了个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睡着了。

我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自己考试及格了一样。

第三个方法是最简单但也最让我意外的——换枕头。

彭老大夫的原话是：“你那个枕头用了多少年了？里面的东西早就该换了。去地里摘点野菊花，晒干了装枕头，再加一小把柏子仁，安神定志的。”

野菊花在我们村遍地都是，田间地头、路边沟沿，秋天的时候开得一片一片的，黄灿灿的。正好是十月份，野菊花正当季，我拿了一个蛇皮袋，花了小半天时间摘了满满一袋子回来，摊在院子里晒。晒了三天，菊花缩成了干巴巴的小朵，金黄色的花瓣变成了深褐色，闻起来有一股清苦的香味，说不上好闻但很提神。

柏子仁就得到镇上去买了。镇上的中药铺子不大，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听我说要柏子仁装枕头，乐了：“你也是彭老大夫介绍的吧？这个月你是第三个来买柏子仁装枕头的了。”他麻利地称了二两给我，用黄纸包好，还特意叮嘱了一句：“别放多了，放多了反而容易兴奋，一小把就够。”

我把我奶奶的旧枕头拆开一看，里面的填充物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团成一坨一坨的，闻起来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这个枕头她用了至少十年，里面的棉花早就没了弹性，枕上去跟枕一块砖头差不多。我把旧东西全扔了，把晒干的野菊花和柏子仁拌匀了，塞进一个新的枕套里，拍匀，弄得蓬蓬松松的，放到她床上。

当天晚上，我奶奶把头枕上去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好闻，”她说，闭着眼睛又吸了一口，“这个味道好，香但不冲，闻着心里踏实。”

那天晚上她没有泡脚——因为白天去地里干活回来晚了，我还没来得及烧水——只做了推肝经和换了新枕头。结果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上我就醒了一次，翻了几个身又睡着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有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很踏实的、很平淡的满足感，像是一个饿了很久的人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我在家总共待了七天。走的那天早上，我奶奶天没亮就起来了，给我煮了一大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又往我包里塞了一堆东西——自家腌的咸菜、晒的红薯干、一大袋子今年的新花生。她在灶台前面忙前忙后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她今天早上的脸色跟之前不一样了。不是变白了或者变红润了，而是那种灰扑扑的、像蒙了一层土一样的疲惫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清爽。

“奶奶，你最近睡得怎么样？”我明知故问。

她端着面碗走过来，放到我面前，笑了笑：“好多了。以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现在是一觉醒来天就亮了，有时候还能睡个回笼觉。”

“坚持泡脚和推肝经，别忘了，”我吸了一口面条，含含糊糊地说，“尤其是泡脚，一年四季都要泡，夏天也别停。”

“知道了知道了，”她嫌我啰嗦，摆摆手，“你比我这个老太婆还啰嗦。”

我走的时候她站在院门口目送我，秋天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清楚。但她站在那里的姿态，跟七天前不一样了——七天前她站在那里送我的时候，肩膀微微塌着，眼睛底下有两团化不开的乌青，整个人像一株缺水的植物，蔫蔫的。而现在，她站在那里的样子，虽然还是瘦，还是老，但像是一棵被浇透了水的树，枝叶还是那个枝叶，精神头完全不同了。

后来我回了城里，每隔两三天就打电话回去，每次都问一句“睡得怎么样”。我奶奶的回答从“还行”变成了“挺好”，从“挺好”变成了“昨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爸早上叫我我都没听见”。有一次她居然跟我说，她梦到了我爷爷，梦里我爷爷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田埂上冲她笑。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奶奶的语气有点不好意思，像个小姑娘在分享一个秘密。

“你爷爷都走了三十多年了，”她说，“这么多年我很少梦到他。这阵子不知道怎么回事，隔三差五就能梦着，梦里面他还跟我说话呢，说的什么醒来就忘了，但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我在电话这头没说话，鼻子突然有点酸。

挂了电话之后，我给彭老大夫的微信发了一条消息——上次走之前我特意加了卫生院的微信——把这三个方法的效果反馈了一下。彭老大夫给我回了一条语音，声音里带着笑意：“这三个法子说白了就是一个道理——身体的问题，要从根上解。泡脚是把气血往下引，引火归元，让你上半身的虚火降下来；推肝经是把郁结的气血疏通了，肝经通畅了，心神自然就安定了；野菊花和柏子仁的枕头，是通过香味入经，慢慢地把心神收回来。三管齐下，白天精神好，晚上睡得香，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把他这段话截了图，发到了我们家的微信群里。我爸回了一句“这个老中医有水平”，我妈发了个大拇指的表情。我奶奶不会打字，发了一条语音：“你跟你爸你妈说，我昨晚上又睡了个整觉，睡到早上六点才醒。”

语音里她的声音很亮，带着一种藏不住的满足和喜悦，像一个小孩子在炫耀自己考了一百分。

我一连听了三遍，然后把那条语音收藏了。

窗外的城市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我坐在出租屋里，吃着我奶奶塞进包里的红薯干，嚼着嚼着就笑了。她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吃了一辈子的苦，到老了连个安稳觉都成了奢望。现在终于能一觉睡到天亮了，这比什么都强。

野菊花枕头里的香味好像还残留在我鼻子底下，若有若无的，带着田野里干燥的阳光的味道。我想起我奶奶说的那句话——“闻着心里踏实”。

踏实。这两个字，大概就是她十一年来最缺的东西吧。

现在，她终于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