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层妖塔”被盗1.8亿宝藏，马步芳都不敢盗的大墓，竟被打开了

001

2018年春天，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接到一条消息：一批来路不明的金器，在境内黑市上悄悄流动，卖家开价——一亿八千万。

行里人一眼就看出不对劲：这些东西不可能是“家传古玩”，更像是刚出土没多久的文物。更扎眼的是，有几件金器带着典型的吐谷浑风格纹样，而这种东西，全中国就那么几个点可能出得来。

顺着线索往上追，所有的疑点，最后全指向了一个地方——青海都兰县，热水乡。

警车刚驶进热水乡，老乡们听说有人要去“那片大墓”，立马炸了窝，一拨一拨跑出来拦车，有的干脆张开双手挡在路中央，一脸紧张地说：“那地方不能去啊！出事的！”

接着，一个个老牧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讲起那段传了几十年的旧事：当年军阀马步芳带兵来这儿挖墓，才进第二层，队伍里的人就开始神智错乱，拿枪互相扫射，最后丢下三车金银财物，落荒而逃。

他们口中的那个墓，就是这些年被无数小说、电影拿来做原型的“九层妖塔”。

平时像样一点的盗墓贼都不敢真去碰那地方，在当地人口里，九层妖塔是“有妖气”的，连放羊路过都绕得老远。可这一次，警方要查的，就是有人真敢下手——而且不仅下手，还从那片墓地里拖走了整整六百多件文物。

老乡们觉得，坏了，是谁惊动了“妖塔”？警察却很清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跨省销赃的重大盗掘古墓葬案。

而更讽刺的是，很多年前，为了保护这片墓地，考古队曾经主动停工，把主墓封存，舍不得往下挖一铲。几十年没人敢动，它居然被几个“江湖老手”从侧面给摸了进去。

要说这件事，得从头讲起，从一个并不惊险、甚至有点朴素的画面开始：一位考古所长、一辆长途汽车、一位叫达洛的牧民，还有一片被风吹得一望无际的血渭草原。

002

1982年5月，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带着两位同行苏生秀、刘小何，从西宁颠簸着坐长途车，跑到都兰县来，不是为了什么“妖塔”，只是想在热水乡附近看看岩画。

当时的考古条件，真说不上体面，车不好坐，路不好走，到了地方还得求人带路。好在青海人豪爽，刚一打听，就有人把他们领到了当地牧民达洛家里。达洛一听是“找古东西”的，二话不说，腾出炕，让他们住下，还主动说可以当向导。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从山后露脸，三位专家背着照相机、画板，跟着达洛上了山。那天的岩画不难找，也不算特别复杂，中午前就拍完画完，照理说收工回县城就行。

谁知道午饭前的闲聊，彻底改变了这趟差旅的意义。

“你们要看古东西的话，再往那边走，有很多古墓。”达洛随口说，“那边河对面，有一座最大的，我们从小就听老人说，那就是九层妖塔。”

许新国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只是个普通土堆：“九层妖塔？你们这儿还有这么个说法？”

达洛看了他一眼，有点犹豫，又有点认真：“我们小孩从小就被告诫，那个地方不能去，放羊都绕着走。说是古时候高僧建来镇妖的，每一层关一个妖怪，越往上越厉害。”

如果放到今天，这种说法大概率会被当成网络爽文的开头，但那会儿，是在一个牧民的帐篷里，一个一辈子和牛羊打交道的人，边烤茶边说的。

许新国眉毛一挑，苏生秀也来了精神。考古学家有时候挺矛盾，一方面不信鬼神，一方面对“怪谈”极敏感——因为很多真正的大墓，就藏在这些夸张的故事背后。

他们干脆打消当天回城的念头，跟着达洛，过察汉乌苏河，走进了血渭草原的深处。

那一刻的画面，现在很多参与者都记得：穿过狭窄的山口，眼前忽然是铺到天边的草原，像一张绿色的布，一下就铺开在所有人的视野里。风吹过来，草浪一层一层翻，远处天际线模糊成一条灰色的线。

正当他们想抻个懒腰，缓一口气的时候，苏生秀忽然停住了。

五公里外，一座巨大的土丘扎眼地立在那里，高约三十米，底座足有一百六十米，看形状，很像两个大“斗”字叠在一起。

它不孤单，周围散落着几十座大小不一的古墓，就像臣子簇拥着一位帝王。

达洛抬手指了指那个最大的一座：“那，就是我们说的九层妖塔。”

那一刻，许新国几乎可以感觉到血压往上窜。他们这些年跑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墓，但这种规模、这种气势的，在青海境内是头一遭。

他当场决定：这地方，必须立项发掘。

可话刚说完，达洛脸色就变了，急得直摆手：“不行不行，你们可别动那地方。老人说了，那地方是镇妖的，妖怪放出来，大家都要遭殃。”

说到这儿，他又把“马步芳盗墓”的故事讲了一遍。

那是民国乱世时的事，具体哪一年谁也说不清，大概是三十年代末。马步芳掌控青海那会儿，手下有队专门挖墓，也不叫“考古队”，直接叫“摸金队”。

有一次，这队人听说热水乡有一座“巨大古墓”，当场眼睛发光，派人打听几天，摸到了九层妖塔的具体位置。那支队伍个人本事如何不好说，但胆子是真的大。村民们跑来拦他们，说这地方“妖气重”，别破坏，反被骂成“迷信”。

为了“破邪气”，马家军直接开炮，把墓门给轰开了。那年头，哪有什么保护文物的概念，能抬走的东西，全往外抬。一箱箱金器、银器被扛出墓道，据说不到三天，已经装满三辆大车。

正当他们准备往更深处挖，找到第二层的时候，怪事发生了。

有人在墓里突然大叫，说看见“人影飘来飘去”，接着整个人疯了一样朝同伴开枪；还有人握着枪对着黑暗里狂扫，说有“妖”扑过来。队伍一下乱成一锅粥，有趴地上抱头的，有夺枪的，混乱中还误伤了不止一个。

老乡们只记得一个结果：马家的人后来慌不择路地退出墓室，连现场都没来得及好好善后，草草把装满战利品的车拉走，就再也不敢回来。

那一回到底是因为墓里缺氧、瓦斯中毒，还是心理作用、紧张到精神崩溃？或者就是后人添油加醋？谁也没法下定论。但是在牧民眼里，这是“妖塔发威”。

许新国他们听完，倒没被吓到，反而笑了。别说他们那代人，就连更早一点的田野考古人员，听过的“风水禁地”“神灵发怒”故事，多得一只手数不完。

“你放心，”许新国拍了拍达洛，“我们不信这些。我们只信地层和遗物。”

1982年夏天，专业考古队正式进驻热水乡，对这座巨型古墓实施勘探和发掘，并给它起了个严肃得多的名字——“热水一号墓”。

他们不是马步芳，不打炮，不炸墓门，只是一层一层地把土削下去，改用刷子、刻刀一点一点往下去刮。考古的节奏，永远比盗墓慢得多，有时候慢得让人想摔铲子。

整整三年，他们只挖到“第二层”。

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年后，考古队主动停手了，把挖开的主墓重新封存，决定不再往下。

这不是因为“妖塔发威”，而是因为技术问题——大量丝织品、漆器类文物，一出土接触空气，不到几小时就开始酥化、脱粉。那会儿的保护条件实在有限，继续挖，只会让更多东西毁在自己手里。

考古队权衡再三，选择了“忍”。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人类对于金银的欲望，是不会因为科学伦理而停止的。你停手，是出于敬畏和克制；有人停手，是因为等着找机会从别的角度钻进来。

有个年轻人，就在那几年，把许新国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藏在心里，变成了几十年后的一笔“发财梦”。

003

那个人姓夏，是热水乡附近的当地人，从小在这片草原长大，目不识丁，却对风水之类的说法格外上心。

他站在血渭草原上，看着那座巨大墓丘周边的山势，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里像极了老风水书里常说的“二龙戏珠”——两条山脉像龙一样盘着，中间的墓丘就是“珠”。在他眼里，这里不是什么普通墓地，而是“帝王陵”。

夏某心里老早就留下了一根刺：这么大个“珠”，要是能从里面拿出一点东西，不光能证明自己看风水有本事，还能一夜暴富。

但那会儿，他也只是想想。

一是他当真不太敢碰九层妖塔这地方，自小被人吓大的；二是他也没那个本事——既不懂怎么打盗洞，也没钱买设备，更没有人脉把东西卖掉。

不过他没有闲下来等机会，而是一步一步地往“那条路”上走。

后来很多案卷里都会提到，夏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跟着不同的人去不同地方挖过墓，从西北到中原，都有他的脚印。他参与了不少盗墓活动，慢慢熟悉哪种墓该从哪里下手，哪种土是回填土，甚至懂得了怎么躲避巡逻、怎么跟黑市的人打交道。

简单说，他从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牧民，变成了一个“职业盗墓者”。

时间一晃到了2017年，夏某已经上了岁数，人也“成熟”了。他觉得，自己该回到这片草原，来兑现年轻时候的那个执念——动九层妖塔。

这次，他不打算像以前那样，跟着别人走，而是要亲自做“总策划”。

盗墓这种事，靠一张嘴不行，得要钱、要人、要设备。夏某先找到了一个“投资人”，姓孙。他把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吹得天花乱坠，又说九层妖塔是帝王墓，引得孙某两眼放光，当场答应出钱。

接下来，他们开始组队。

队伍里有人专门负责出资，有人负责踩点，有人号称懂风水，还有两名专业钻探人员。单听配置，就知道这不是几个莽夫拿着铁锹乱挖，而是一支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

2017年11月初，夜里八点左右，他们带着一堆工具，开始了第一次行动。

他们没敢直接在像样的墓丘正面下手，而是避开显眼位置，选了一个比较隐蔽的点——热水一号墓的东侧。他们打算从这儿挖一条盗洞，悄无声息地绕进墓里。

第一晚，他们挖得不深，只是一点一点把土往外清。夜里风很大，几个人埋在地下，头顶是几百年风沙堆积出来的土，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

第二晚，洞更深了。土壁开始渗出一点潮气，他们以为再往前凿几米，就能摸到墓室外墙。

结果一连挖了十多夜，洞越来越长，洞口越来越危险，底下却还是实心土。他们最终挖到十九米深，还是什么都没摸到。

这时候，队伍里有人开始嘀咕：“是不是方向错了？是不是没挖到墓？”

夏某嘴上说着“再试试”，心里却也有点慌。他只好求助另一个“风水先生”——马某，说好如果成功，一定给他分一份。

马某来了，并没有立刻换位置，而是让他们继续围绕原来的洞再挖一段。可没想到，这次还没挖几天，盗洞竟然塌方了。

十几天的辛苦，几乎白干。

有人开始想撤，有人提议换个地方，有人担心再挖下去会出人命。人多心就杂，马某和夏某看着态势不对，赶紧跟投资人孙某合计：不如先解散一部分人，换个时机再来。

所以，河南来的张某、韩某、叶某、朱某等人就这么被“请回家”了，心里想着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哪想到这只是别人的一层皮。

没过多久，夏某、马某、孙某又悄悄召集了另一批人，重新开始在墓地附近打洞。这一次，他们不在原来的洞口纠缠，而是找了一个类似平台的位置，重新选点，从更稳当的角度挖。

有了前一次的“教训”，他们这回挖得更快、更狠。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挖到了“东西不对头”的地方时，已经晚了——眼前出现的，不是想象中那座传说中的九层妖塔主墓，而是一座紧挨着它的、规模同样惊人的大墓。

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2018血渭一号墓”的地方。

盗墓贼不在乎名字，在乎的是：里面有没有东西。

事实证明，这座墓“给足了他们面子”。

他们打开墓室那几天，就像疯了一样往外搬。金饰、银饰、金甲、金盔，还有各种他们叫不出名字的器物，全被扫荡式地装进袋子。数完之后，他们发现，一共弄到了646件。

他们不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地方，于是分批藏匿，有的埋在偏僻荒地，有的藏在亲戚朋友家，还有的提前分散到别的省份。随后，又由专人联系销赃渠道，逐件打包往外卖。

在黑市上，他们提出的总价是1.8亿。

有人觉得他们疯了，开这么高的价，有人却觉得这批货够“硬”，值得赌一把。

几个月后，一个姓李的买家被这批货吸引，跑来谈价。你来我往之后，双方暂时定了一条线——0.8亿成交。

就像很多犯罪故事一样，他们做到了“前半部专业”，却没有意识到，从这批货第一次出现在黑市那一刻起，命运就已经不由他们掌控了。

青海省公安机关很快接到了文物部门的报警：有人在黑市兜售疑似大型墓葬金器，风格与青海都兰一带发现的吐谷浑文物高度相似。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立刻成立专案组，联合本地公安展开侦查。他们没有马上出手，而是顺着收货、看货、放风的人一路查，像拉网一样一点一点往里收。

可犯罪分子并不傻，他们频繁更换看货地点，有时临时改在偏僻的小旅馆，有时又转移到外地城市，故意试探有没有人盯梢。几个月下来，警方好几次接近目标，又不得不收手。

等到2018年3月17日，所有条件终于成熟，这张网一举收紧。

那天，李某带人出现在约定的看货地点，准备验货、谈最后一轮价。现场一切看起来像往常一样——直到门被人推开，持枪警察冲了进来，把现场所有人按在地上，瞬间控制。

几乎在同时，另一支行动小组在另一处地点控制了夏某、马某、孙某等人。

当场被查获的出土文物有614件，剩下的32件，在随后的追查中被一件不漏地追回。

案子一公开，青海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看着照片，恨不得一人一脚踹过去：“这帮败家玩意儿，知道自己糟蹋的是啥吗！”

不过，真正让他们心里复杂的，还不只是“糟蹋”两个字，而是当他们再走进案发现场时，发现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这伙人挖的墓，竟然压根不是当年的热水一号墓。

或者换句话说，那些关于“九层妖塔”的传说，他们这回真没碰到“本体”，却误打误撞，撬开了另一个沉睡千年的秘密。

004

案子告一段落后，考古队马上接手，对盗掘现场进行考察。

一进那片墓地，他们就看见了熟悉的身影——1980年代挖到一半后封存的热水一号墓，依旧那样沉默地卧在草原上，只是风吹雨打，让它看起来比当年更斑驳。

顺着盗洞的方向往东走不远，是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另一座大墓。那就是这次被“盯上”的主角，后来正式被命名为“2018血渭一号墓”。

老实说，考古队一开始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盗墓贼先一步进去了，而且是那种“不计后果”的挖法，能留下的东西，往往都不完整。

可真正下地之后，他们愣住了。

墓道里，虽然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塌方处也不少，但紧贴墙壁的回填层中，依然埋着大量金制饰品。一件件小东西，在土里闪着冷光，就像有人匆匆忙忙逃走时，掉下的碎片。

为了不让这些“漏网之鱼”再丢一次，考古队把节奏调整得更慢、更细。半年时间里，他们一点点清理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外围结构，拼出了这座墓的大致轮廓。

整座墓坐北朝南，东西长约55米，南北宽约37米，墓门规整，墓道笔直，甬道通往中心，照壁、殉马坑、主墓室一应俱全。单看结构，就知道墓主人不是一般人物。

更让人惊讶的是，一般的古墓，不管地面多大，地下主墓往往就一层，而这座墓仅仅清理肉眼可见的部分，就已经至少两层结构分明，地底很可能还有下层空间。当地牧民看在眼里，忍不住说：“这不也是九层妖塔嘛？”

所谓“九层”，到底是夸张说法，还是确有其事，现在没人敢打包票。但可以确定的是，2018血渭一号墓的规模，已经足以跻身高规格墓葬。

随着发掘深入，各种文物不断被抬出地下。一件件被土包裹的金器，被小刷子一点点刷开时，现场很多人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金制镶嵌饰品、精工金盔、金甲、金带饰，还有大量金银器皿，一件比一件精致。更让人心疼的是，本该极为珍贵的丝绸、锦缎类织物，大多已经破成碎片，有的仅剩一层薄薄的颜色痕迹。可即便这样，一些纹样、花饰仍能让人看出当年那种富丽的气派。

数一数，短短时间内已经出土上千件文物，而这些还只是这座墓里的一部分。

在专业眼里，这绝不是为无名之辈准备的“豪华葬礼”。墓主，他的名字，应该在历史里出现过。

问题是——在哪？

他们找遍了墓室，研究每一件器物上的铭文、图案，甚至连墓室木梁的断面、墓壁的泥土层、燃烧过的木炭残渣都一一取样分析，最后只能把年代大致锁定在公元700年前后，也就是唐代前后那个动荡而灿烂的时代。

可墓主人是谁，史书像突然在这里断了页一样，一片模糊。

直到主墓室发掘接近尾声的一天，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出现了。

那是一枚银质方章——就是印章，被发现时埋在墓主遗骸脚边的泥里。有人挖到它时，还以为只是普通的饰件，拿到外面一看，底面刻着图案和文字，只是经过一千多年的腐蚀，字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块小小的印章，可能是解锁墓主身份的钥匙。

他们先按常规流程，送到文物保护实验室，做清洗处理，小心翼翼地把附着在上面的泥块、锈蚀一点点剥离。慢慢的，一头骆驼的图案显出来了，旁边还隐约有几笔细细的文字。

只是，再仔细看，那些文字已经被腐蚀得断断续续，不是简单放大就能看清的。

“如果看不清，就算有印章，也等于没有。”有人苦笑说。

这时，有人提出一个办法：把它送到北京，借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航天高能显微CT设备。

按理说，这种设备，是给航天器零件做结构检测用的，谁曾想到有一天，会被用来“读”一枚千年前的印章。

银质方章被送进高能显微CT设备，就像被送进一台可以看穿物体内部的“时间机器”。设备发出的高能射线，一层一层“扫描”着印章内部结构，把肉眼看不见的细节一点点“还原”出来。

过了不久，高清图像被传到大屏幕上，原本模糊不清的刻痕，在屏幕上变得立体而清晰。专家们围在屏幕前，一笔一画辨认，结合当时的古藏文写法，终于，把那几行字拼了出来。

印章上刻着的，是一行古藏文，翻译成汉语，大致是：“外甥阿柴王哈亚克加”。

那一刻，现场安静了几秒，接着有人忍不住发出一声低低的“哎呀”。

名字有了，身份的轮廓也就出来了。

“阿柴”在当年的文献里，是吐蕃对吐谷浑的称呼。“阿柴王”，就是吐谷浑王。而“外甥”，说明他在吐蕃与吐谷浑关系中，是个既特殊又重要的存在——很可能是吐蕃贵族与吐谷浑王族通婚后所生。

沿着这条线往下查并不难。吐谷浑，这个名字在史书里存在了350年左右。它原本不是国名，是人名——慕容吐谷浑。

提起“慕容”，很多喜欢武侠小说的人第一反应是《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小说虽是虚构，但“慕容”家族却的确存在过，而且大有来头。慕容吐谷浑和慕容复的高祖宗慕容垂，都是前燕宗亲，只不过吐谷浑要早出几代人。

当年，慕容吐谷浑跟兄弟们内斗失败，被赶出辽东，只能率部远走。他一路往西，穿过今天的内蒙古、甘肃，最后落脚青海，靠打仗、靠兼并，打出了一片“千里城邦”。

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拿来当国号，建立了“吐谷浑国”。

这个小国在西北存在了近350年，直到公元663年，被吐蕃打败。按理说，从此就该“国灭人散”，可吐蕃却没有简单地把他们抹掉，而是又在原吐谷浑境内建立了一个“阿柴（吐谷浑）邦国”，让他们在吐蕃统治之下继续存在。

为了牢牢抓住这片区域，吐蕃还把当时地位极高的墀邦公主嫁给了吐谷浑王，两家结成了甥舅之亲，政治上是上下级，感情上又是亲戚。这种关系，在后来很多册封、贡礼往来中都能看出。

结合墓中出土文物的风格、年代判断，再看都兰恰恰是吐谷浑亡国后“阿柴邦”主要活动区域，专家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座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墀邦公主与吐谷浑王所生之子——莫贺可汗。

史料中记载，莫贺可汗统治时期，吐谷浑虽已沦为吐蕃的“番邦”，却依然富得惊人。

在《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中，有这么一段意思：莫贺待客极为阔绰，只要有客人来，不管是朋友还是邻邦使者，送的礼品都极为昂贵。每年给吐蕃上贡时，他虽然在文书里自称“贱民”，但奉上的东西，比其他番邦加起来还要丰厚。

这一点，在血渭一号墓里的陪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金银器，光金属本身就贵得吓人，更别说做工之精细，足以说明王族对工匠提出过苛刻的要求。至于丝绸、锦缎类，哪怕现在只剩碎片，在当时也是比金银还难得的“奢侈品”。很多丝织品，可能来自中原，也可能从遥远的西域经丝绸之路带来，全是钱堆出来的。

吐谷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卡在了“丝绸之路”的咽喉位置。

中亚、西亚那些使节要来中国，很多时候必须经过吐谷浑的地盘，吐谷浑人自然而然成了向导、翻译，有时候还是中间商。他们一边带路，一边做生意，有时候打仗抢来的东西，也是财富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下来，吐谷浑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财富，在莫贺可汗死后，统统被集中到他的墓里，变成陪葬品。站在今天回头看，就像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荣耀、权势、家族的骄傲，都埋在地下，交给后人去猜。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千三百多年后，他的墓门不是被一个后代王公推开，而是被几个拿着铁锹和电镐的盗墓贼撬开的。

那些本应该完完整整躺在墓室里的器物，被胡乱翻动，打碎的打碎，磕碰的磕碰，有些碎片被丢在泥里，有的被连夜装进蛇皮袋，在黑市上当成“货”来卖。

对于考古学而言，每一件器物本身固然重要，但它在墓室里的位置，它与其他器物的关系，它与墓主骸骨的相对位置，甚至连堆叠顺序，都是信息。盗墓者不在乎这些，他们只在乎“值钱不值钱”，结果就是——大量原本可以被解读的信息，被毫不留情地破坏了。

有些历史，从此只剩下猜。

许新国后来曾经说过一句话，很重：“都兰这一片，是丝绸之路上最后一块未被充分研究的处女地。你们想想，这块地现在遭了多大灾，这是文物的灾难，也是文化的灾难。”

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考古队的人手本就有限，不可能盯住每一寸土地；早些年一些盗墓团伙甚至拿着枪，夜里敢跟看守的人对峙。很多地方，明知道有墓，也只能寄希望于“别那么快被人盯上”。

如今，情况比以前好得多了。

重要遗址附近，有全天候的巡逻，有监控，有红外报警器。文物保护法也越来越细，判罚越来越重。盗墓不再像某些影视剧里演得那样，是种“神秘职业”，而是清清楚楚的严重犯罪。

但再严密的防范，也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血渭一号墓的发掘，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曾经耀眼、后来被遗忘的吐谷浑王国，也让我们看见了盗墓贼留下的那些惨不忍睹的痕迹。

站在墓坑边，考古队员一铲一铲把土往外清，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挖出文物”这么简单，而是在努力救回一段本该连续却被掐断的历史。每一件被完整记录、仔细修复的器物，都是从时间和人祸双重夹缝里抢出来的。

历史本来就足够复杂、足够难懂，如果再被人一铲一铲地挖空、卖掉，留给后人的，只会是更多无从求证的猜测。

专业的事情，只能由专业的人来做——盗墓，是把人类的记忆拆成一地碎片；考古，才是尽可能把这些碎片拼回原貌。

九层妖塔到底有几层，现在还没人能拍着胸口说清。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的故事远没有讲完。也许，在那些还未被触动的土层下，还有别的印章，别的小物件，正默默地躺着，等着某一天被以正确的方式、合适的技术、安全的手段，重新带到阳光之下。

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不再隔着迷雾、隔着神怪传说，真正看清那些千年前躺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配得上这么一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