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边这支小队伍,常被说成“警卫班”。其实长征路上围在他身边的,不只拿枪的警卫员,还有机要秘书、卫生员、电台人员、担架队员和挑夫。
二十来岁的人居多。
他们走在队伍里,背着枪,挑着书稿,守着电台,抬着担架。毛主席的全部行装并不多:毯子、被单、油布、破伞,还有书挑子。东西少,责任重。
这不是普通行军。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飞渡大渡河后,继续向四川天全、芦山方向前进。队伍经过林化坪一带,山路狭窄,队伍拉得很长,空中忽然传来敌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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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落下来了。
炸弹落点离毛主席很近。警卫班长胡昌保冲上去,只喊出半句:“主席……”
他把毛主席推开,自己倒在烟尘里。
陈昌奉、吴吉清被气浪掀倒后爬起来,冲进烟柱,看见胡昌保双手捂着腹部,已经说不出话。毛主席满身尘土,蹲在他身边,一声声喊:“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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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答话。
这个班长,江西吉安人,一九一一年出生,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长征出发时二十多岁。此前他在中央红军警卫营担任毛主席警卫班长,任务很清楚:人不能离,枪不能丢,路再乱也要守在主席身边。
那一次,他守住了。
可代价是自己的命。
同行的人后来记得,毛主席为胡昌保落泪。对长征队伍来说,死亡早已不是陌生事,可身边警卫员这样倒下,像一块石头砸在每个人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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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还得走。
翻雪山、过草地,最难的不只是敌机和枪声,还有饥饿、寒冷、疾病。毛主席身边有个年纪最小的警卫员,叫戴天福。个子小,身体也弱,在过大渡河前后染上疟疾,走到夹金山一带,已经撑不住。
毛主席和吴吉清把他背下山。
这件事,许多年后仍被反复提起。不是因为它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在那条路上,背一个病号,就意味着背着一份额外的生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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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更狠。
一进草地,水草、泥沼、寒雨、缺粮一起压下来。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有人坐下歇一口气,再也站不起来。戴天福的病越来越重,队伍里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肉,毛主席听说后交代:“马肉要留给最小的警卫员戴天福同志。”
那是救命的肉。
可这点肉没能把他从草地里拉出来。戴天福最后牺牲在长征途中。这个最年轻、个子小的警卫员,没有等到陕北的窑洞,也没有等到后来的胜利消息。
两个警卫员走到这里,路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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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人继续向前。
他后来长期从事机要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总参谋部机要局等岗位。一九五五年,黄有凤被授予少将军衔。
阙桂兰后来改名阙中一。长征开始后,他被安排到毛主席身边当特务员,那时“特务员”就是警卫员的叫法。个子高,动作利落,跟着主席走过一段最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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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又担负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警卫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阙中一在海军系统任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还有龚兴贵。
他守的是电台。长征中的电台,不是冰冷机器,是中央军委和各部队之间的线。山高、水急、敌追,命令要发出去,消息要收回来。龚兴贵后来在通信、炮兵和军械系统工作,一九六四年晋升少将。
龙开富的担子更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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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扁担,两只皮箩。
一九五五年,龙开富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们没有站在地图中央。
可地图能往前推,有他们一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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