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斯里·纳拉亚南：别把具身智能当成人

“具身智能会有超越人类的地方，但它永远没有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我们必须在机器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上有清晰的了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期间，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校长斯里·纳拉亚南（Shri Narayanan）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在人机交互与情感计算领域深耕近三十年，他将这句话作为了这场关于人机共生讨论的题眼。

AI在进化，但不等于僭越

纳拉亚南眼中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身份跃迁。它们不再只是接收单一指令、机械完成动作的机器，而是进化为能够感知人类情绪与认知状态的“共生伙伴”。他认为，真正实现人机共生，根基在于对环境与人的全域感知——把感知、规划、行动与情境理解，连同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一并编织进AI的交互逻辑。

然而，这种“共生伙伴”的定位绝不意味着AI可以替代人类的情感主体地位。纳拉亚南强调，尽管AI能依托语音、表情、生理等信号进行精准解读，但其本质仍是基于数据的计算与推演，而非真实的共情体验、生理情绪与价值体悟。因此，进化不等于僭越。

在纳拉亚南的实验室里，AI早已越过概念验证阶段，深度介入真实治疗。他长期关注认知障碍、神经系统疾病如何干扰人类的生存状态，并试图用AI实现更精准的诊断与更个性化的治疗，尤其是抑郁症、自闭症等心理健康议题。

作为最早将AI引入心理治疗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深知心理治疗本质是“人帮助人”，但疗效何时发生、如何发生，长期是一团迷雾。纳拉亚南的思路是，用AI既作“发现工具”、也作“落地工具”：洞察何种干预有效，再将有效的方案规模化推广。

如今陪伴机器人的兴起，把讨论推向情感的更深处。这类产品更加可爱，可以挂在背包上，在主人需要时倾听倾诉。纳拉亚南并不否认它的慰藉价值，但他特别点出一对微妙的关系：智能体既要有预测能力，也要懂得“适时的克制”。例如在陪伴场景中，AI可倾听倾诉，但不应替代人类给出“我理解你”的情感回应。

“它只是一个工具，不取代医生、治疗师、朋友、父母或孩子。”他始终划清AI与人的界线。

机器和人：一个人本命题

纳拉亚南对“关系”的执念，正源于他将AI视为“人帮助人”的延伸工具，这一执念早有伏笔。

二十年前，他做的第一个AI应用，就是研究陷入危机的夫妻关系——用语言处理与早期语言模型“听”他们在说什么，用计算机视觉算法“看”他们是相互靠近还是疏离。那次尝试虽远早于大语言模型时代，数据、算力与机器学习尚未汇流，技术还难以规模化，却为后来从AI视角研究同理心与人际关系埋下种子。

机器如何参与创造、维系乃至化解人际关系中的冲突？这是他至今仍在追问的人本命题。

在他看来，今天的AI不同之处在于诸多技术第一次真正聚合，正在加速催生新想法。WAIC现场，他的演讲被实时转录为多语种字幕，他可以借助翻译工具与不同国家的学者交谈，技术的进步正让“以人为中心、具备主体意识”的人机协同跨越语言壁垒，打开新可能。

这种协同也在反向重塑科学本身。在个性化学习与健康方向，他的团队研究抑郁症、自杀意念、自闭症儿童的表征，并尝试将文本、音频与脑信号、生理指标连接起来，追问“何时、为何发生变化”。连人类偏好的主观面向，比如对同一段音乐、同一道菜肴是否喜爱也成了可用AI逼近答案的数学问题。

然而，技术的浪潮越是普惠，越需要清醒的缰绳。纳拉亚南指出，智能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变革，叠加老龄化、全民心理健康、普惠教育等议题，属于全人类共同挑战，单一国家、单一学科难以独自破解。唯有打破壁垒，跨国、跨学科协同攻关，才能让人本AI真正普惠每个人。

他反复强调一条原则：人工智能的伦理不应是事后补救，而应在设计、应用与使用的起点就嵌入其中。“我们有时会兴奋地为儿童或老人设计应用，却忘了同一项技术也可能被另作他用。”因此，既要评估技术如何助人，也要预判它可能引发的非预期后果。

这需要一张足够多元的“圆桌”来承载讨论：计算机科学家提供技术可行性评估，伦理学家界定价值边界，心理学家验证情感交互的有效性，而患者、老人、儿童等终端用户则代表真实需求。纳拉亚南将可信赖技术的构建列为“所有人的首要目标”，并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这是一段旅程，不能一蹴而就”。

从工业革命到互联网，每一次颠覆都伴随机遇与挑战。当人与技术的关系正悄然转变，纳拉亚南的提醒尤为珍贵：“我们可以想象新的可能性，但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增强人类的能力，增强支持他们的体验。”

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方向，更是人机协作伦理边界的终极答案——AI的价值，永远在于让人更像人。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