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淦在功德林天天遭嘲笑，他竟用周文王回怼：我才关了百天算什么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有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将军们丢掉了手枪和指挥刀，却丢不掉骨子里的那点脾气与习惯。

有人背地里继续研究《资本论》以准备“理论反攻”；有人天天写材料琢磨脱身；还有人依然故我地捧着罗盘，在囚室里念念有词地卜卦……

张淦，字洁斋，1897年生于广西桂林。彼时的桂系军人大多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有人彪悍善战，有人精于谋略，而张淦身上则混着一种少见的书卷气与玄学气。

他自幼读四书五经，尤其迷恋《周易》。少年时，别的孩子舞刀弄棒，他却常抱着一本《易传》念念有词，仿佛天生与卦象有缘。成年后投笔从戎，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一路从排长、连长做到白崇禧麾下的主力军长、兵团司令。

抗战期间，他率部参加过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重大战役，战场上不算胆小怕事之人。但张淦在国民党军界最出名的，不是战功，而是他近乎疯魔的迷信。他有个不离身的罗盘，每逢行军、布阵、扎营甚至选指挥所，必须先掏出罗盘测方位、看吉凶。

若卦象显示不宜行动，哪怕军情紧急，他也要想法拖延。久而久之，“罗盘将军”这个外号不胫而走，连老蒋和李宗仁都知道了。

1939年随枣会战期间，张淦奉命驻守一处防区阻击日军。到了地方后，他没有先看地图，而是拿出罗盘测了半天，随后对参谋长说：

参谋长虽狐疑，也只得照办。有意思的是，转移当晚，日军炮火竟真的覆盖了原定指挥部位置。事后，张淦更加笃信自己的“神算”，逢人便说：

当然，这种巧合在战场上偶有发生，但更多时候，罗盘带给他的却是命运的反讽。

1949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尾声。张淦担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率部在广西一带顽抗。他一路打卦，卦卦都说“西南有生机”，于是便不断向西南撤退，目标是逃往越南。

在此之前，张淦的部队曾在衡宝战役时被我军团团包围。据被俘人员回忆，大军压境之际，张淦竟还镇定地摆开香案，摇了一卦。看过卦象后，他面有喜色，对部下说：

然而这一次，卦象并没有帮他。解放军的攻击如狂风暴雨，所谓“转机”渺无踪影。张淦最终在广西博白一带做了俘虏，随即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

进了功德林，张淦依然罗盘不离身。管理所出于人道考虑，并未没收他的私人物品。于是他得空便在监室里研读《周易》，有时还念念有词，推演时局变化，或者给同监的旧日袍泽算上一卦。

正因为这个特殊的习惯，张淦在功德林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成了众人揶揄的对象。

功德林里关着的大都是当年有些名气的人物，如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沈醉等人，如今凑在一起每日学习、讨论、写材料，免不了通过互相挖苦的方式来解闷，而张淦的“罗盘”无疑是最好的笑料。

有次学习小组讨论会上，有人讥讽张淦算卦把自己算进了功德林，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连沈醉也凑趣说：

面对众人的嘲讽，张淦起初只是眯着眼睛，摩挲着罗盘不言语。待到笑声稍歇，他才仰起脸，不疾不徐地说了一句：

为何张淦要这样说？这其中，至少有三层意味。

一是自我安慰的心理保护。七年太遥远，一百天却眨眼可过。当一个人身陷囹圄，前途未卜时，把时间说短，能减轻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张淦用这种近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给自己、也给难友们一个“很快就能出去”的心理暗示。

这种逻辑，在当时的改造环境下，既不能说他抗拒改造，又暗暗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张淦整日捧着《周易》，久而久之，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易学怪杰”，有时竟真有人找他求卦。据后来特赦人员回忆，有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说是某位军长），因为思念家人内心焦躁，便偷偷找张淦算命。张淦也不推辞，掏出罗盘测了方位，又让人随意说三个字，用“梅花易数”起了卦，然后摇头晃脑地说：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位将领果然收到了辗转送来的家书，顿时对张淦另眼相看。此事传开，连管理干部都哭笑不得，只能告诫他们“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动”。

但张淦自有一套理论。他在学习心得里写道：“《周易》乃是哲学，是辩证法，与马列主义并不冲突。”

此外，他还会引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附会矛盾论，让管教干部一时语塞。这种看似配合、实则固守内心信仰的方式，正是张淦的生存智慧。

历史没有给他“一百天”的奇迹。张淦在功德林一关就是数年。他身体原本就不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再加上精神长期处于紧绷与压抑之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尽管管教所给予了必要的医疗，但他终究没有熬到特赦的那一天。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重获自由。而张淦已在这一年的5月病逝于管理所，终年62岁。

张淦并非不学无术的草包。在桂系将领中，张淦算是读书多、有头脑的，他坚信《周易》中藏着宇宙规律，试图用一套古老符号系统去驾驭战场和人生的不确定。这种执念，在枪林弹雨的年代，给了他某种笃定的力量。正如他在功德林里反驳嘲笑时所说：

当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权基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再精妙的卦象也算不出新中国的朝阳。张淦的悲剧，在于他把偶然当必然，把巧合当天意，最终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外包给一个罗盘。

当一门古老的智慧被用于最功利的生存决策，当一个人的信仰被迫在铁窗内重新自证时，那种荒诞与悲凉，其实比卦象更难参透。

值得一提的是，据当年管教干部回忆，张淦临终前几天，曾躺在病床上，用虚弱的声音对医护人员说：

《周易》六十四卦，“未济”是最后一卦，卦辞曰：“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意思是小狐狸几乎要渡过河了，却打湿了尾巴，终究没能成功。

而张淦终究以一名功德林战犯的身份，把最后的卦象留在了历史的洪流里，供后人无限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