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四岁,和老公分床睡了十一个月。
每天晚上十点半,他抱着枕头去书房,我等他的门关上,再换鞋出门溜达。
不是为了减肥,也不是为了锻炼。我只是熬不住。
主卧那张一米八的大床,空出来的一半像个坑。我关灯躺下,翻身能碰到他的枕头,却碰不到人。时间久了,我宁可在外面走到脚底发麻,也不愿一个人盯着天花板。
我和许诚分床,最初是因为他打呼噜。
那段时间他胖了二十多斤,一睡着就像拖拉机发动。我推他,他翻个身继续响。有一次我连续三晚没睡好,早上给儿子装书包时,把语文书塞进了冰箱。
我气得冲他喊:“你去书房睡行不行?我真受不了了。”
他抱着被子走了。
我以为只是几天。没想到第二天,他在书房买了遮光帘;第三天,他搬进去一盏台灯;一周后,连手机充电器也固定放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我们像两个合租的人。
他早上送儿子上学,我负责接。水电费他交,家长群我盯。冰箱里的牛奶没了,他会发消息提醒我,却很少当面说。
最让我难受的是,他不再碰我。
不是非要发生什么。我只是怀念睡前有人把脚伸过来,碰一下我的脚;怀念半夜醒来时,身边有一团温热的呼吸。
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当初是我让他搬走的。现在再说孤单,好像是在无理取闹。
于是我开始晚上出门。
小区外面有条三公里的绿道。十点以后,人很少,只有跑步的年轻人、遛狗的老人,还有几对压低声音说话的夫妻。
我常常从他们旁边经过。
有一对老两口,每晚都坐在河边长椅上。老太太说个不停,老头大多时候只听。走之前,老头会蹲下来,把老太太松开的鞋带重新系好。
我看过很多次,每次都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鞋。
我的鞋带从来系得很紧。
因为没人会为我蹲下来。
有天晚上下雨,我没带伞,躲进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店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姐,看我裤脚湿透了,递给我一叠纸。
“又出来走啊?”她问。
我愣了一下:“你认识我?”
“你天天从门口过,能不认识吗?”她笑了笑,“前几天还有个男的跟在你后面,走一段停一段。我还以为你们吵架了。”
我心里一紧:“什么男的?”
“高高的,戴眼镜。你进小区,他才回去。”
许诚就戴眼镜。
我没问下去,冒着雨回了家。
客厅灯亮着,许诚站在阳台上收衣服。他看见我浑身湿透,眉头一下皱起来。
“下雨不知道回来?”
“你跟过我?”我问。
他手里的衣架停在半空。
“便利店的人说,有个戴眼镜的男人跟着我。”
他沉默几秒,把衣架放下:“跟过两次。”
“为什么不叫我?”
“我怕你看见我烦。”
那句话让我堵了一路的情绪突然顶了上来。
“你凭什么觉得我烦你?”
许诚看着我,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不是你让我去书房的吗?”他说,“后来我问过你,要不要搬回来。你说随便。我就以为,你一个人睡得更舒服。”
我想起来了。
那是分房后的第二个月。他站在主卧门口,问了一句:“我今晚睡这边?”
当时我刚和客户吵完,正在改报表,头都没抬地说:“随便,你想睡哪儿睡哪儿。”
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他试着回来。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我问。
“你天天十点半出门,十二点才回来,我能不担心吗?”
“担心为什么不问?”
“我问什么?”他的声音也高了,“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待在一个屋里?还是问你外面是不是有了更想见的人?”
我盯着他,半天没说出话。
原来这十一个月里,不只是我在猜。
他也在猜。
我猜他不再需要我,他猜我厌烦他。我们隔着一堵墙,各自把对方的沉默解释成了最坏的意思,却谁都不肯先敲门。
“我每天出去,不是因为外面有人。”我说,“是因为家里没人。”
许诚的脸色变了。
我指着书房:“你明明就在里面,可门一关,我就觉得这个家只剩下我一个。许诚,我让你搬过去,是因为我睡不着,不是让你从我的生活里搬出去。”
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两下。擦着擦着,动作慢下来。
“我也睡不着。”他说。
“你不是一沾枕头就打呼噜吗?”
“开始是。后来不打了。”
他低着头告诉我,分房以后,他常常半夜醒来。醒了就听主卧的动静。有时听见我关门出去,他便隔几分钟跟下楼。
他不敢靠得太近,怕我发现。
“我看见你在河边坐着。有一次你坐了四十分钟。”他说,“我想过去,又不知道过去以后说什么。”
“你可以说,回家吧。”
“我怕你不想跟我回去。”
我眼泪一下掉了下来。
三十四岁的人,哭起来没有电视剧里那么好看。我鼻子发堵,头发还滴着水,湿裤腿贴在小腿上,整个人狼狈得不行。
许诚站在原地,手抬了两次,最后还是伸过来抱住了我。
那个拥抱很生疏。
他的胳膊先是僵着,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收紧。我闻到他衣服上的洗衣液味道,忽然想起,我们虽然分房睡,衣服却一直放在同一个洗衣机里。
“今晚回来睡。”我说。
他没有立刻答应。
“我会吵得你睡不着。”
“那就去医院看。”
“医生还能管打呼噜?”
“能不能管,先看了再说。”我抬头看着他,“我拒绝的是噪声,不是你。别再替我做决定。”
第二天,我们去了睡眠门诊。
检查结果是中度睡眠呼吸暂停。医生说他夜里缺氧,白天没精神,体重增加又会加重症状,必须干预。
许诚拿着报告单,愣了好一会儿。
他一直以为打呼噜只是难听,没想到真是病。回家的路上,他主动查了呼吸机,又给自己办了健身卡。
可他没有立刻搬回主卧。
我们商量好,一周先睡三晚。机器适应不了,他就暂时回书房,但门不能锁。睡前不管多忙,都要坐在一起说十分钟话。
第一晚并不浪漫。
呼吸机漏气,发出细细的响声。许诚翻来覆去,总担心吵到我,半夜抱着枕头想走。
我拉住他的睡衣:“去哪儿?”
“书房。”
“躺下。”
“你明天还要上班。”
“你再跑,我现在就睡书房门口。”
他终于躺回来。
我们中间隔着半臂距离,谁都没碰谁。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伸过来,小心地勾住我的小拇指。
就那一下,我鼻子又酸了。
关系并没有因为一次谈话马上恢复。
我们还是会吵。他嫌我说话太冲,我嫌他什么都憋着。有一次他连续两晚回书房,我站在门口问:“你是需要安静,还是又想躲?”
他说需要安静。
我就让他睡,但第二天早上必须一起吃饭。
我也没有彻底停止夜里溜达。
只是从每天晚上,变成了每周两次。有时我一个人走,有时许诚陪我。他刚开始走一公里就喘,我放慢速度等他。
走到河边那张长椅时,那对老夫妻还在那里。
老太太的鞋带又松了。老头照旧蹲下去,慢慢替她系紧。
许诚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忽然问:“你是不是经常看他们?”
“嗯。”
“羡慕?”
我没有否认。
他低头看了看我的鞋。鞋带好好的,他便伸手把我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一点。
“这个我能做。”他说。
我笑出了声。
分床的第十一个月,我们终于重新睡到了一张床上。不是因为谁认输,也不是因为婚姻忽然回到了从前,而是我们终于承认,沉默解决不了打呼噜,也解决不了孤单。
现在我还是三十四岁,偶尔晚上也熬不住。
但我不再一个人出门。
许诚会从书房门口拿上外套,问我:“今天走几圈?”
我说两圈。
他就跟上来。
走累了,我们坐在河边,不一定说话。风吹过来时,他会把我的手揣进他的口袋里。
回去以后,书房的床还在,主卧也仍旧放着他的呼吸机。我们没有把分床当成婚姻失败,也不再把同床当作爱的唯一证明。
真正让我安心的,是每次夜路走完,他都会和我一起上楼。
门打开,灯亮起来。
我们都知道,今晚谁也不会把另一个人留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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