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有些国家会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阿根廷却更进一步，已经是第三次。阿根廷都在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债。三次，责任人都没有受到追究。而第三次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是因为前两次没有让推动此事的人付出任何代价。
2025年4月6日星期日，阿根廷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签署了意向书及两份备忘录，再次使阿根廷共和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承诺。这一次，金额为200亿美元，附带48个月对阿根廷经济政策的约束。而这项操作对应的行政卷宗，是在2025年4月9日才建立的，也就是签字三天之后。
对不熟悉法律的人来说，这听起来也许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或者纯粹的官僚程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远不只是形式，而是民主制度下对公民的一项根本保障。国家不是一个先作决定、再补填表格的个人。国家只能通过程序作出决定，因为程序是唯一能够保证决定不是当权官员一时任性和恣意妄为的机制，而是一个可被监督、信息充分、留有记录的行为。
在签字之后才建立卷宗，本身就等于承认，这项决定是在没有前置材料、没有任何事前监督的情况下作出的。换句话说，纯属恣意。第268/2025号总统令则完成了这套操作，以追认方式批准了已经签署的内容，仿佛遵守合法性并不是一切国家决定有效成立的前提。
《财政管理法》规定，在举借外债之前，必须具备一项关键条件：中央银行出具意见，分析并说明该操作将如何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这意味着什么？其实很直白：必须由具备技术能力的人在签字之前评估，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偿还。这不是一张可有可无的纸，也不是单纯的形式或官僚要求，而是对该项操作可行性的事前研究，相当于重大手术前的术前检查。
更重要的是，那份为第268/2025号总统令背书的法律意见，甚至没有提到《财政管理法》第61条，而这正是要求进行上述审查的条款。之所以不提，显然是因为一旦提及，就不得不承认这项要求缺失了。
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本应如何处理，并不需要是律师，也不需要诉诸任何复杂的法学理论。只要读一读第24156号法律第66条即可。该条规定，凡违反该法规定进行的公共信贷操作，“均属无效且不发生效力，但不影响实施者的个人责任”。
军政府时期的债务曾被司法调查18年。2000年，“奥尔莫斯案”的判决认定相关违法事实成立，但同时宣布刑事追诉时效已过，并将全部问题移交国会处理，而国会什么也没做。2018年贷款的刑事案件则在2026年2月被归档，理由是经济政策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仿佛这里受审的是政策本身，而不是违法行为。
政府又做了一件让这场丑闻进一步升级的事：它发布法令，撤回国家在同一刑事案件中作为控方当事人的身份。之所以称其为丑闻，是因为被告中有两名现任部长，其中一人正是签署2025年意向书的人。也就是说，行政部门撤回了对自己内阁成员的指控，而这些人所涉事实，与该内阁刚刚重复实施的行为如出一辙。至于2025年的贷款，甚至连刑事案件都还没有立案。
在“戈多伊案”中，法院已经承认公民具有诉讼资格，也承认此事构成足以启动司法介入的“案件”。自2025年2月起，该案已具备作出判决的条件。司法每沉默一个月，协议就执行一个月，付款就继续一个月，而“争议已失去现实意义”这类程序性陷阱，也就自行搭建起一层。
50年里发生三次，这已经不是偶然，而是一种行为模式。而这套做法之所以不断重演，是因为它没有成本：违法举债，绕开监督，让美元外流，把负担社会化，然后等着司法、政治、社会和学界视而不见。至少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值得尊敬的例外之外，现实大体如此。
如果这种事可以发生，那么宪法就只是一张纸，法律也不过是一条建议。如果这种事不能发生，如果人们认真对待宪法和法律，那么无效就是法律和民主制度明确设定的后果。
在那之前，支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每一笔分期款项，以及在医疗、教育、养老金、科学技术和其他众多敏感公共政策领域作出的每一次削减，都将成为一场明显违法行为的代价。而这场违法，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严肃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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