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毒食子篇】重庆幼童坠亡案（中）

【本文依据公开的司法文书以及权威媒体报道撰写，涉案非公众人物均用化名，无任何美化犯罪的内容，最终结论以生效判决为准，文中人物心理动机分析为根据公开的事实作出的合理解读，非查明的客观案件事实。】

案发之前，张波、叶诚尘做了一件相同的事，即删除各自手机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两个手机在两个城市两个房间几乎是同时被清空。他们以为数据抹去就没有了，但是删除操作只是将数据库中对应的索引标记为已删除，底层数据还在。南岸区分局技术科用两天一夜把2020年2月至11月2日之间的对话一条一条地捞了出来，共一万七千余条。

这些聊天记录后来成了定罪的主要证据，也是理解案件的关键文本。它是一段长达九个月的信息流，完整地记下了两个普通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说服自己：S害两个幼儿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须的。

需要说明的是恢复出的文字记录开始的时间是2020年5月28日。在之前2月至5月二人已有过口头协商但无文字记载，现有叙述依据的是二人的供述及庭审陈述，本文所进行的文本分析为有聊天记录支持的5月28日之后的部分。从下面的五个方面来拆分这些对话。

第一阶段（2020年2月—5月）设定前提

最初的对话中，叶诚尘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但用了两种不同的主语：“我爸妈接受不了你有孩子”、“有娃儿我是接受不了的”、“有娃儿真是不可能的事”。

二者之间的转换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策略性的。当她以“我爸妈”为主语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中间人的位置上——“不是我不愿意，是家里反对”，把拒绝的责任推给父母，同时暗示自己在为这段关系反抗家庭，你欠我的。当她用我作主语时就是亲自下场施压，“我自己就不能接受”，给张波留下任何迂回的空间都不存在，因为父母可以被说服，但是你无法说服已经下了结论的“我”。

在两个主语之间自由切换，说明她对自己正在说什么、做什么有很清醒的认识，不是发泄情绪，是在进行谈判。

张波最开始采取的是逃避的态度，他用一句话就回答了问题，“你不见娃儿就完了，”说明这时张波的认知还处在物理隔离的层面，即认为问题可以靠减少接触来解决。

叶诚尘马上否定了该方案，她想要的不是不见面，是不存在。

从心理学上看，这是整个共谋逻辑的开始，即把两个活生生的孩子重新定义为条件，叶诚尘语法里孩子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会背唐诗的小女孩雪雪和一个走路像小鸭子的男孩洋洋，他们属于“有孩子”这种状态，是可变的状态，就像“有房贷”可以变成无房贷，“有孩子”也可以变成没有孩子，从此处开始，谋S的语言基础就奠定了。

第二阶段（2020年6月），从暗示到明示

2020年6月3日，叶诚尘发了一条信息，后来这条信息被公诉人在法庭上一字不落地念出来。

你应该想办法啷个让你2个娃儿一起那个吧。

重庆方言中万用代词，可以指任何不便直说的事情，把事情办了的那个，"你懂的"中的那个，这里它所指的是谋S，一个成年人面对着两个孩子亲生的父亲，使用了代词来指代谋S。

张波回答了四个字，“2个啷个可能嘛，”

他的抗拒不是出于道德层面的，他的抵抗是技术性的，“两个”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想不出操作方法。

叶诚尘马上提出技术方案，把她接出来玩，开车带他们出去玩，买车险，照相，带她去找弟弟还不愿意吗，发送四条消息的时间间隔分别为两秒、一秒、三秒、一秒，即车祸意外——两个孩子一起去开车外出游玩，并且买了足额的车辆保险，造成一次交通事故，伪造成交通意外事故。

此方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它说明叶诚尘在说出"那个"的时候，不是第一次想这件事了——她事先做了功课，车险、照相等具体程度表示她的思维极其工具化，像项目经理安排计划一样，方案的基调是伪装成意外——这表明她一开始就明白这是犯罪，因为只有犯罪才需要伪装。

6月6日，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叶诚尘说：

反正我是不能接受有娃儿的，你马上把娃儿解决了就行了呀。

张波回复了一段话，后来该段话成了案件里被引用、分析最多的一处文本。

我晓得都是娃儿的问题，目前是房子问题，等几天就是娃儿的问题，再过一段时间是我二婚的问题，又加上了成本收益分析结论：娃儿出事，就根本不能说我是不是二婚撒子了，娃儿没得了，我们就是公平的了。

这段话讲的是张波内心深处的计算逻辑，把人生问题分解成三个项目，即房子、孩子、二婚身份，排队解决，孩子这个项目排在房子之后，等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孩子的问题，他用的是项目管理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个父亲在谈论自己孩子的时候会使用的话语。

公平这个词尤为刺目，在张波的认知坐标系中，有孩子是婚恋市场上的负资产，叶诚尘未婚无孩是正资产，两个人要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就要先把所有的负资产清除掉，这从头到尾与感情无关，只是计算的问题。

叶诚尘的回应对这套计算逻辑给予了最终背书，她说：本来就不该存在呀他们。

这句话的句式是本来就不该——好像这两个生命的出现是一个系统错误，她只是在纠正一个bug，同理，张波说“所以都是为了你我才去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他承认这件事是伤天害理的，但他仍然要做，他知道对错，但是却选择了站在错误的那一边。

此时叶诚尘回答的是：能证明你爱不爱我呀。

这句话暴露了该段关系的本质，它不是爱情，而是一笔交易，交易的标的物是证明，张波要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来证明自己爱她，事情越伤天害理证明力就越强，由此可知，S害自己的孩子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6月中旬张波提出了分手，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了，而是扛不住叶诚尘的催逼，两个人断了联系有三个月左右。

第三阶段（2020年9月）重归于好，加码升级

9月张波主动联系叶诚尘，给其发去一封很长的求和信，大概意思就是想清楚了，这次真的会办，叶诚尘与他和好如初，和好的条件并没有改变——两个孩子仍是前提。

9月16日叶诚尘发了几个信息，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来她对张波的心理状态的控制有多深。

"我知道，你在权衡利弊。"、"权衡利弊就是在想值不值得。"

权衡利弊这个词恰好是张波心情的真实写照。他不是在考虑对还是错的问题——早在六月他就已经认为这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对错问题早就在前文解决了。他在犹豫的是值不值得——一件事值不值得做，就是损益分析，而不是道德判断。叶诚尘完全明白这一点，她并不和张波谈道德，只和他谈收益。你想值不值当做一个砝码加到另一头去。

第四阶段（2020年10月）倒计时

进入10月之后，对话的语气就变了，前几个月的聊天里还能看到张波犹豫、叶诚尘撒娇和威胁交替出现，10月的对话只剩下了威胁。

10月10日晚上，叶诚尘说："说你娃儿已经死了，只有那个才说得通，"这句话的句式是祈使句，"说你娃儿已死"就是张波对同事发邮件告诉项目已经完成，注意她的用词是说——不是让，不是做，而是说，她首先要考虑的是一个社会叙事层面的问题，即如何向别人交代这件事？孩子意外死去比被送走要干净一些——它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办理抚养权变更手续，也不会再有人来问孩子最近怎么样。

10月18日催逼开始按照天来计算，好久内把事情办了，10月之内，说的这周，还给我拖远点嘛。张波许诺在10月份以内，叶诚尘不同意：能提前就提前。

10月20日，这次对话产生了后来多次被引用的三段文字。

说来说去都是你那两个包袱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给我个准确时间"

"反正这周是最后的时间"

包袱，父亲的孩子被称作包袱，行李、负资产，准确时间，指的就是S人的时间表，最后的时间就是死亡倒计时。

张波在10月21日问了一个问题，这是案件中让人胃部收紧的一句话。

我想2个一起，是不是太夸张了。

如果到时候做了，你屋头人还不同意怎么办

他在咨询，咨询对象是他的女朋友，咨询内容是他S人的计划是否夸张，叶诚尘回答，不可能，我以我命担保，但必须是2个一起。

用我的命担保——她以一个誓言来保证一场谋S，这句话的修辞力量就是将谋S包装成承诺：我发誓会嫁给你，但你要先S死你的孩子，这是整个聊天记录中唯一一次类似求婚的话。

第五阶段（2020年10月25日到11月2日），两次失败后最终成功。

10月25日，第一次作案，张波让母亲联系陈美霖，说要给女儿买衣服，陈美霖把孩子送去。张波从头到尾地拍着照片——我一直给发照片就是证明我在等机会。叶诚尘共发送了十七个指令，在十二秒内发完：“去喂撒”“你啷个不去分也”“耍玩具撒”“吃完了你就去把娃儿抱到”像一个远程遥控的操作员一样，那天由于陈美霖一直在场，没有得逞。

张波当天在微信上说：“今天买衣服的时候一直在想，他们是我和你绊脚石，有你没他，有他没你，我选择你，”注意最后四个字就是“我选择你”，他使用的是“选择”这个词，好像这是个选择题，选项A是叶诚尘，选项B是两个孩子，他选择了A。

11月1日，第二次作案，因陈美霖在场而失败，当天晚上叶诚尘情绪崩溃，用跳楼相威胁，张波连夜从南岸区开车到长寿区葛兰镇转了四万元安抚她，第二天下午趁着母亲外出买菜的机会，在次卧室的飘窗上抱着女儿和儿子的双腿将他们扔出窗外。

聊天记录的最后一条为11月2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叶诚尘发来的。

"你妈出去了没有？"

然后是两个小时的视频通话，视频内容无法恢复。

语言分析：一套谋杀的话术体系

经过九个月的聊天记录分析发现，两人谈论孩子时几乎没有用过直白的暴力词汇，他们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话术体系”来包裹这件事情，使它在对话中变得可以接受。

进入话术分析之前，先看一个关键的对话，2020年6月叶诚尘催促达到了顶峰之后，张波提出分手。两人断了三个月左右，9月张波主动求和，承诺这次真的会办，这个断裂与复联的节点十分重要，它表明张波并不是一直被绳索牵着往前走，他中间退出来过，认真想过，然后自己又走回去了。他在回去的时候就知道叶诚尘的条件没有变。因此他9月份以后说的每一个“我会办”，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说出的。不是被迫的——不全是，是算过的。

另外一个反复被提及的细节是叶诚尘割腕。张波在庭审中说，案发当日视频通话的时候叶诚尘用割腕相逼。叶诚尘认为割腕是为了让张波知难而退，最高法对这两个版本都没有采纳，经审查发现叶诚尘左手上确实有两条陈旧性划痕，但不能确定是否是在案发当天造成的，视频通话的内容已经无法恢复，因此裁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叶诚尘在案发当日以割腕方式胁迫张波作案的行为。

换言之，案发当日割腕一事，在法律上是一个没有被证明、也没有被完全排除的灰色地带，能确定的是叶诚尘与张波交往期间确实有过多次割腕自残史，也确实有持刀划伤张波并逼迫其自残的行为，这些是法院明确认定的事实。

第一层是代词化，用最模糊的指示代词来指代谋S，这个词在两个人心照不宣的语境下有准确的意思，但从字面上看没有暴~力色彩，它保护的是说话人发声时对自己的认知，即我没有说“S”这个字，只是说“那个”。

第二层就是工具化，即用处理事务的动词来表示S人，这些词在重庆方言里日常使用的含义是"把问题解决掉"，将剩饭消灭掉、将旧家具丢弃、将孩子打发走，将谋S降到家务管理的程度。

第三层是账目化，包袱、公平、权衡利弊、值不值得，用商业语言来衡量人的生命，当张波说两条人命如此便宜时，其实他已经给这两个孩子的生命定了价格，他所问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对不对，而是这样做是否代价太大，叶诚尘直接回答了价格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呀他们，在她定价体系中，这两个人的命一文不值。

第四层是期限化，最多10天、这周最后的时间、能提前就提前——用项目管理的术语来设定截止日期，倒计时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这件事已经确定会发生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发生而不是要不要发生，叶诚尘每次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张波就离底线远一点。

四层话术一起形成了一种语言屏障，使得两个人谈论S害幼儿的时候不需要面对"我正在计划一场谋S"的事实，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研究纳粹官僚体系时提出的“平庸之恶”——当一个人用“执行任务”、“服从命令”来代替“S人”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道德主体性外包给了语言本身，张波、叶诚尘所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语言障碍终究只是一层窗户纸，九个月的对话里有那么一个瞬间，这张纸被捅破了。

6月6日张波说：“两条命怎么这么不值呢，”

他承认了两件事，即讨论对象是命而不是问题、不是包袱，他所谈的是关于命的问题，而不是“问题”也不是“包袱”，他在用价值判断思考这件事——这比完全不考虑道德更让人不安，完全的不思考就是麻木，经过计算之后觉得没价值但还是做出来叫选择后的行动。

下面将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九个月以来没有人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