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在文旅工作受尽委屈，我亲自前往探望，全体工作人员脸色煞白

妻子在文旅局受委屈，我以县委书记身份到场，他们局的人脸都白了。可没人知道，我只是来接她下班。局长擦着冷汗递来检讨书，副局长慌忙倒茶。妻子红着眼眶站在角落。我走过去，轻声问：“今天想吃什么？”“鱼。”“好，回家给你做。”满屋子人目瞪口呆。他们忘了，五年前我是个厨师，她嫁给“火夫”时，全城都说她疯了。

那天下午我本来在县委会议室里听水利局汇报防汛工作，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上午还晴空万里，这会儿乌云已经压到了楼顶。分管水利的老周拿着激光笔在幕布上划来划去，我脑子里却想着另一件事，冰箱里的青椒放了三天，再不吃该蔫了。那青椒是前天傍晚妻子下班回来顺路买的，三块钱一大袋，她拎进门的时候还跟我说，你看这青椒多新鲜，明后天炒肉吃。我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看一份乡镇报上来的材料，抬头应了一声好，也没多留意。现在想起来，那袋青椒还搁在冰箱中层靠左的位置，旁边是半块豆腐和几个鸡蛋，再不吃确实该软了。

五点半，会还没散。我给了办公室的小刘一个眼色，他心领神会地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书记，文旅局那边有点情况。”我看了他一眼，小刘跟了我两年，知道分寸，不会无缘无故在开会时跟我说这种话。他补充道：“嫂子好像受委屈了。”我合上面前的笔记本，对老周说：“今天就到这，防汛方案你明天拿给我签字。”说完起身往外走，身后传来椅子腿摩擦地面的声音和一串压低了嗓门的议论。我不在乎他们议论什么，我只想知道文旅局发生了什么。

从县委到文旅局走路十二分钟，开车反而要绕一圈。我没让司机跟着，自己从车库里开出那辆黑色帕萨特，空调还没来得及制冷，方向盘烫手。小刘追出来要上车，我说不用，一个人去。他站在车库门口欲言又止，我摆了摆手示意他回去，他这才退了两步，转身小跑着回了办公楼。车拐进建设路的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啪嗒啪嗒响，那声音密得像是谁在天上往下倒豆子。文旅局那栋五层小楼就在路尽头，门口两棵樟树被雨浇得油亮亮的，树叶被砸得低垂下来，水珠顺着叶尖一串串往下坠。我在路边停了车，没熄火，让雨刮器来回刷着，雨刮器每刮一次，挡风玻璃就清晰两秒，紧接着又被新的雨水糊住。我透过那短暂的清晰看见文旅局大门口的台阶上湿漉漉的，有几把撑开的伞在门廊下晃来晃去，大概是下班的人被雨堵住了。

拿起手机看了看，妻子没给我发消息。她从来不在上班时间给我发消息，不是不关心，是怕影响我。结婚六年，她这点始终没变。有时候我出差在外，她一整天就发一条，问我吃饭了没有，我回吃了，她就回个好字，再也不多说。我又翻了翻微信，文旅局那个叫孙巧玲的同事倒是在下午两点多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一沓文件，文案是“某些人倚老卖老，真当单位是自己家开的”。底下已经有好几个共同好友点了赞，还有人评论说“姐消消气”，孙巧玲回了个抱拳的表情。我认得孙巧玲，去年局里年终聚餐时见过，三十出头，烫着大波浪，眼珠子滴溜溜转的那种人。妻子跟她一个办公室，平时没少听妻子提起她，说她干活挑肥拣瘦，邀功却跑在前面。妻子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淡淡的，不带什么情绪，但我听得出来她心里有数。孙巧玲是前年从下面乡镇文化站调上来的，据说跟某个副县长的亲戚沾了点边，来了之后升得挺快，不到一年就坐进了大办公室靠窗的好位置，名义上是业务骨干，实际上不少活儿都推给了同办公室的人。

雨小了些，我推开车门。文旅局门卫老赵认识我，刚要站起来敬礼，我摆了摆手。他嘴里喊着“书记书记”把伞递过来，我说不用，几步路。一楼大厅的电子屏滚着“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指导”的红字，我心想今天没安排来这儿的行程，他们这字大概是忘了关。大厅里安安静静的，值班室的阿姨趴在桌上打瞌睡，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一眼，认出我之后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尖锐的响声。我问她办公室副主任钱敏在哪层，她结结巴巴地说四楼左手边第二间，又问我需不需要带路，我说不用。

楼梯口碰见钱敏本人，她正抱着一摞材料往下走，看见我愣了两秒，材料差点撒了。我冲她点点头，问她四楼办公室怎么走。她结结巴巴地说四楼，左手边第二间，犹豫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说张姐也在那儿。我知道她说的张姐是我妻子，她大概以为我不知道。我说好，你忙你的。她抱着材料站在原地没动，我往上走了两级台阶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才像回过神似的“哎”了一声，匆匆往楼下去了。

走到三楼拐角就听见了声音，虽然隔着一层楼板，但那种尖锐的、带着明显不耐烦的腔调还是清晰地传了下来。我放慢了脚步，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我想听清楚她们在说什么。“张姐，这个申报表格式不对，你得重做。”是孙巧玲的声音。“哪里不对？我照着去年省里的模板做的。”妻子嗓门不高，但我听得出她压着火。“去年是去年，今年局里要求用新模板，刘局上周开会说的，你没听？”“我没参加那个会，那天我请了病假去看牙，回来也没人告诉我这事。”“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孙巧玲的声音拔高了，“反正今天下班前必须交，省里明早就要电子版。你重做吧，我不管了。”紧接着是纸张被拍在桌面上的闷响，然后是一阵椅子腿拖地的声音。

我站在三楼到四楼的拐角，正好能看见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开着半扇。有人从里面出来，是文旅局的一把手刘长河。他看见我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瞬间煞白，手里夹着的烟都忘了掐。他穿着件灰蓝色的短袖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大概刚才在办公室里待得热，额头上还有一层薄汗。那汗在我看见他的那一秒像是突然变冷了，他的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红润变成苍白，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烟灰掉在地上他也没察觉。“书、书记——”他的声音有点抖，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没应声，继续往上走。刘长河转身就往办公室跑，皮鞋在地砖上打了个滑差点摔倒，他扶着墙稳了一下身形，三步并两步蹿了进去。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安静了，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雨声和谁的呼吸声。那个呼吸声急促而短浅，像是跑了很长一段路还没来得及缓过来。孙巧玲站在靠窗的位置，手里还攥着那份申报表，看见我进来，脸色刷一下从红变白，跟川剧变脸似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攥着纸的手指节都发白了。副局长马成功本来坐在沙发上喝茶，茶缸子差点没端稳，茶水晃出来泼在了茶几面上，他手忙脚乱地去擦，又想起什么似的站起来，半弓着腰冲我笑，那笑容比哭还别扭。还有个我不认识的小年轻缩在角落的电脑后面，恨不得把自己塞进显示器里，键盘上的手僵在半空不敢动。

刘长河这会儿已经从慌乱中缓过神来，脸上的汗却还没来得及擦，他往前迎了两步：“书记，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指示您打个电话就行……”他的领带歪了，一边长一边短垂在胸前，大概是刚才跑进来的时候蹭的。我没看他，目光扫了一圈，落在靠门边的工位上。妻子坐在那里，桌上摊着一沓表格，右手还拿着笔，笔尖停在半空。她穿着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用黑色皮筋随便扎着，刘海有点乱，大概是刚才低头改材料蹭的。她没站起来，也没说话，就是看着我。眼睛有点红，鼻尖也是，但是没掉眼泪。她知道我来了，也知道为什么来，但她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我诉苦，她从来都是这样。我注意到她面前的申报表右下角有一个被揉皱又抚平的折痕，大概是刚才孙巧玲把纸拍在桌上时弄的，纸面还有一点洇湿的痕迹，像是不小心沾到了什么液体又干了。

办公室里另外三个人像被点了穴，刘长河站在我右手边两步远的地方，弯着腰，两只手搓来搓去，指腹搓得发红。马成功端着茶缸子起身也不是、坐下也不是，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书记坐、书记请坐”。孙巧玲最夸张，那张纸在她手里已经被攥出了褶子，她低着头，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不敢，脚尖在地板上碾来碾去，像要把地砖碾出个窟窿。窗外的雨声忽大忽小，一阵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把桌上几张散页吹得哗啦啦翻了个面。

我走到妻子桌前，低头看了看她那份申报表，格式确实还是去年的，抬头写的是“省文旅厅”，下面密密麻麻列着各项数据。我伸手点了点表格右上角的日期，是昨天才打印的，墨迹还新鲜着。“这东西要得急？”我问。妻子抬起脸，睫毛颤了颤，目光迅速掠了一眼孙巧玲的方向又收回来：“省里明天要。”“格式谁定的？”她没说话，侧头又看了孙巧玲一眼。我没回头，但余光看见孙巧玲整个人往后缩了半步，手里的申报表掉在地上也没敢捡，纸页散开铺在瓷砖上，她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张纸，脚却钉在原地一动不动。

刘长河凑上来解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走廊里路过的人听见：“书记，这个事是这样的，上周局里开了个短会，强调了申报模板更新的问题。小张当时请了病假，可能确实没收到通知。这个我们也有责任，应该会后单独跟她说一声的……”他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虚，自己大概也觉得这个借口站不住脚。“你开的会？”“是是是，我主持的。”“你会上说新模板了？”“说了说了，我特意强调的，让各科室统一用新模板……”“模板在哪？”刘长河一愣：“什么？”“我说新模板的文件在哪？发工作群了？还是纸质下发了？”我转过身看他，“你开会说了，大家听了，然后就完了？有没有形成会议纪要？有没有把模板文件发到每个人手上？有没有确认所有人都收到了？”刘长河的汗从鬓角淌下来，顺着下巴滴在领带上，那领带是深蓝色的，汗水在上面洇出一个深色的圆点。他张了张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把屋里这点动静全盖住了。孙巧玲终于弯腰把地上的申报表捡起来，手指头在发抖，纸在她手里哗啦哗啦响，她捡起来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攥在手里又怕弄皱了，搁回桌上又怕挡了谁的路，就那么举在半空。马成功终于把茶缸子放下了，站得笔直，两只手规规矩矩垂在裤缝两侧，像个被罚站的学生。

我收回目光，又看向妻子。她把笔放下了，两只手交叠着搁在桌沿上，指甲剪得很短，食指侧面有一小块陈年的烫伤疤，是我当年学颠锅时被热油溅的，她伸手替我挡了一下。那时我们还没结婚，她刚从省城师大毕业分到县文化馆，我在街对面开小饭馆，每天中午她来吃青椒肉丝盖饭，八块钱一份，我给她多搁半勺肉。那块疤留了这么多年，颜色淡了不少，但形状还在，像一片小小的枫叶贴在食指侧面。“走吧，”我说，“下班了。”妻子站起来，拿起椅背上的薄外套。桌上那沓申报表还摊着，她看了一眼，犹豫要不要收起来。我把那沓纸往旁边推了推，说：“明天再说。”

刘长河一个箭步蹿过来：“书记您放心，这个申报表我亲自改，今晚加班加点也改出来，绝对不耽误省里的事……”他说这话的时候胸膛挺得老高，像是表决心，可眼神却飘忽不定，瞟一眼我又瞟一眼地上的申报表。“不用，”我打断他，“按规矩来。有会纪要就按会纪要办，没纪要就按原来的流程走。制度不是哪一个人张嘴说了就算的。”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刘长河的脸更白了，他张着嘴“呃”了一声，硬生生把后面半截话咽了回去。马成功在旁边使劲点头，手里的茶缸子晃得茶水都快洒出来。孙巧玲整个人贴在窗户边，后背紧贴着玻璃，恨不得从四楼跳下去，窗外吹进来的雨丝飘到她胳膊上她也一动不动。

我牵着妻子的手往外走，她的手指冰凉，在我掌心里微微蜷了蜷。走到门口时我停了一下，对刘长河说：“明天上午九点，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诶诶，好好好，我准时到。”刘长河连连鞠躬，额头差点磕到门框上。我拉开门的时候回头又看了一眼，孙巧玲还贴在窗户边上，脸朝着玻璃，不知道是在看雨还是在躲我的目光。

下楼的时候雨还没停，妻子没带伞，我把外套脱了顶在她头上。她拽了拽我的袖子说不用，自己又没那么娇气。我没搭理她，搂着她的肩膀往车那边走。后视镜里能看见文旅局二楼三楼的窗户边挤着几颗脑袋，我假装没看见，替她拉开副驾驶的门。她弯腰钻进去的时候我看见她衬衫后背湿了一小块，大概是刚才在走廊里等我的时候被穿堂风吹进来的雨打了。车开出建设路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你怎么知道的？”“小刘说的。”“你跟小刘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她笑了一下，嘴角弯弯的，但眼睛还是有点红：“那你怎么知道我受委屈了？”我转头看了她一眼：“你哪次受委屈不是自己扛着？”她没接话，把脸转向车窗。玻璃上全是水珠，街边的路灯亮起来，光透过水珠碎成一片一片的，橙黄色的光晕在雨水中模糊成一团。

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挺没意思的。我干了这么多年，规规矩矩做事，到头来连个模板长什么样都要看别人脸色。孙巧玲她来局里才多久，什么东西都没搞清楚就敢指着别人的鼻子让重做。她凭什么呢？就凭她嗓门大？”她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被雨声盖过去。“明天找刘长河要个说法。”“别，”她立刻转过头，“你别为了我的事去压他，回头别人说闲话。我自己能处理。”“你处理什么？要不是我今天来了，你是不是就坐那儿加班到半夜把那张表重做了？”她不说话了，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绞着外套的衣角，把那块布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拧上。

车拐进我们住的那条巷子，两边的槐树已经很高了，枝丫搭在一起像绿色的棚顶，雨打在树叶上声音比打在车顶上闷一些，沙沙的像蚕吃桑叶。我在路边停了车，熄了火，雨声一下子清晰起来，那种密集的、连绵不断的声响灌满了整个车厢。车厢里很静，能听见她的呼吸，有点急，还在为下午那事憋着气。她的胸口微微起伏着，鼻翼翕动了两下，眼眶又泛上来了水光，但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回家给你做鱼。”我说。她愣了一下：“冰箱里哪有鱼？”“刚才路过菜市场买的，你低头没看见。”“你开会中途还跑菜市场？”“没有，让小刘帮我买的，搁后备箱里了。”她终于笑了，这回眼睛里的红褪了些：“你一个县委书记，让秘书去买菜？”“县委书记也得吃饭。”我推开车门绕到后备箱，拎出个塑料袋，里面一条草鱼还在扑腾，尾巴甩得塑料袋噼啪响。她下车凑过来看，雨打在她头发上亮晶晶的，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淌。“这鱼看着挺新鲜的。”她说。“废话，我让小刘挑的，他丈母娘在菜市场卖鱼。”她笑着捶了我一下：“你跟小刘真是没大没小。”我拎着鱼，她挽着我的胳膊，两个人顶着一件外套往楼道里跑。雨噼里啪啦浇在后背上，但我们谁也没跑太快，她凉鞋踩在水洼里溅起的水花把裙摆打湿了一片，她低头看了看也不在意。楼道口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灯光照着墙上的小广告和楼梯扶手掉漆的地方，我们租的这套两居室在五楼，没电梯，爬上去得喘一会儿。

到家我先去厨房杀鱼，她换了件干衣服过来给我打下手，剥蒜、切姜、洗香菜。厨房不大，两个人转身都要侧着身子，油烟机嗡嗡响着，锅里的油已经开始冒烟了。“孙巧玲那个人你少跟她打交道。”我把鱼下锅，刺啦一声响，油星四溅。“一个办公室的，避不开。”她递过来姜片。“那就别忍着她。下次她再拿鸡毛当令箭，你直接找刘长河。”“找了有用吗？刘局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和稀泥的好手，谁闹得凶他向着谁。上次计财科的小王跟他反映问题，他哼哼哈哈说了一堆，最后什么事都没解决。”我把鱼翻了个面，鱼皮煎得金黄金黄的，边缘微微卷起来，油在锅底滋滋冒着细泡。“从明天开始不一样了。”她没接话，低头剥蒜，蒜皮一片一片落在灶台上。好半天才说：“你明天找他，会不会让他难堪？”“我找他谈工作，你的事顺带提一句。”“你这话骗谁呢？”她抬眼看了我一下，眼睛里闪着厨房的灯光，“你刚才当着那么多人面让他下不来台，明天再叫去办公室，全县城都知道他刘长河被你削了。你信不信，明天一早整个机关大院都在传这件事。”我把料酒倒进去，蒸汽腾起来，白茫茫一片遮住了她的脸：“那不管，谁让他管不好底下的人。”

妻子靠在灶台边，轻轻叹了口气：“其实你没必要这样。我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单位里哪能事事顺心，今天生气明天就忘了。你为这事专门跑一趟，回头人家怎么看你？说我仗着丈夫的势欺负同事？”“你忘了我没忘。”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把剥好的蒜瓣放进碟子里，又转身去水槽边洗香菜，水龙头开得很小，水声细细的。

鱼炖上了，我转去切青椒。冰箱里那三个青椒果然有点蔫了，皮上起了细纹，我把软的部位切掉，剩下的切丝，刀刃落在砧板上发出均匀的笃笃声。妻子站在旁边看我切菜，忽然说：“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孙巧玲跟我吵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你。”“想我干什么？”“想你以前炒菜的样子。颠锅的时候手腕一抖，火苗蹿上来，整个厨房都亮堂堂的。那时候多简单，客人点什么你做什么，做好了端上去，人家说好吃你就笑。现在你坐在县委大楼里，天天开会、签字、听汇报，有时候晚上回来话都不想说。”我把青椒丝放进盘子里：“现在不也给你做饭吗？”“你一个月能做几回？”她说这话时没有抱怨的意思，就是陈述一个事实。我想了想，还真是。上个月就做了两回，一回红烧肉一回西红柿鸡蛋面，其他时候不是加班就是应酬，要不就是在外面随便对付两口。“以后尽量多回来做。”“别，你忙你的，我自己会做。就是有时候觉得……”她顿了顿，“觉得咱俩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你围着灶台转，我围着讲台转。现在你围着县城转，我围着办公室转。都不知道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锅里的鱼汤咕嘟咕嘟冒着泡，白色的汤汁已经浓了，香味飘了满屋子，那种鲜甜中带着葱姜气息的味道把整间厨房都填满了。我把青椒丝下锅，翻炒了两下，加盐、加一点点糖提鲜。妻子站在旁边没说话，但我知道她在看我的手腕，看那个颠锅的动作，虽然现在手里拿的是炒勺不是炒锅，但那个弧度还在，手腕一抖，勺里的菜翻了个面又稳稳落回去。她的目光跟着那个动作走了一圈，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鱼端上桌的时候她忽然说：“你今天来接我，单位那些人吓成那样，估计明天整个系统都传遍了。”“传就传吧。”“会不会有人说你滥用职权？”我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到她碗里：“我滥用什么职权了？我去接自己老婆下班犯法？还是替你说了两句公道话违纪？”“你那是两句公道话？”她笑了，“刘长河那脸白的，我估摸他今晚睡不着觉了。你走之后他站在走廊里发了半天呆，马成功叫他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睡不着正好，让他想想单位的管理制度该怎么抓。”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天色暗下来，路灯的光从窗户透进来，在饭桌上投下一小片橙黄。妻子低头吃鱼，吃得挺香，筷子没停过，鱼刺在碟子里一根一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看着她吃，忽然想起五年前她在小饭馆里吃青椒肉丝盖饭的样子，也是低头吃得认真，吃完抬头冲我笑，说老板你手艺真好。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师大的毕业生，以为就是个普通上班族，每天穿得干干净净来吃饭，吃完饭付钱走人。后来才知道她在文化馆工作，父母都是县里的老师，家里条件不算差。她瞒着家里人跟我交往了大半年，她妈发现的时候差点气晕过去，女儿找了个厨子，说出去丢人。她妈有回还专门跑到我饭馆门口站了一会儿，也不进来，隔着玻璃窗往里看，看见我围着围裙在灶台前颠锅，转身就走了。可她铁了心要嫁我。领证那天她妈没来，她爸倒是来了，在民政局门口抽了半包烟，烟头在脚边碾了一地，最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待她。我点头，点了很久，下巴差点磕到锁骨。婚后第三年我考上公务员，从乡镇干起，一步步走到今天。中间吃了多少苦她比谁都清楚，我加班到凌晨她就在客厅开着灯等，有时候等得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本翻了半截的杂志。我下乡调研摔断腿她请了半个月假在医院守着，每天给我擦身喂饭，同病房的人都说你媳妇真好。我提拔那天晚上喝多了，抱着她说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吃苦了。她拍着我的后背说吃什么苦了，你以前炒菜锅里的油溅到我手上那才叫苦。

其实我知道她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我当上副县长那会儿就有人酸，说她是“夫贵妻荣”，说她当初眼光好赌对了。她听了也不争辩，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逢年过节该去婆家娘家照样去，从来不跟人多说一句。去年我提了书记，更难听的话也有了，说她是“县太爷夫人”，拿她工作上的事说三道四，有人说她评先进是靠关系，有人说她调科室是背后有人。她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要不是今天小刘告诉我，她大概会像从前一样，自己吞了这口气。她那张申报表写了多久我不知道，但她昨晚肯定又在台灯底下坐到很晚，我十一点起来上厕所看见书房的门缝里透出来一线光，以为她在看书，也没多问，现在想起来她大概就在改那张表。而今天下午孙巧玲就那么轻飘飘地一句“格式不对”，就把她几个晚上的工夫全否了。

“想什么呢？”她抬头看我。“没什么，想明天开会的事。”“你少来，你刚才明明在看我的脸。”她拿筷子敲了敲碗边，“我脸上有饭粒？”“没有。”“那你发什么呆？”“我在想，”我放下筷子，“当年你要是不嫁给我，现在说不定嫁了个什么局长处长的，日子比现在舒坦多了。”她愣了愣，然后扑哧一声笑了：“你这话说的，你现在不是书记吗？比局长处长都大。”“我是说那时候，我刚开饭馆那会儿。”“那会儿怎么了？”她把最后一块鱼肉夹起来，“那会儿你炒的青椒肉丝比别人家好吃多了。我那时候就想，这人炒菜这么认真，过日子肯定也差不了。再说了，局长处长又怎么样，能天天给我炒青椒肉丝？”窗外有风吹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味道，湿漉漉的，混着草和树叶的气息。我伸手把窗户关小了点，回头看见她把鱼骨头收拾到盘子里，正拿纸巾擦手。“明天中午想吃什么？”我问。“你有什么时间做？”“我看看，明天上午刘长河九点过来，谈完差不多十点半。回去开个常委会，中午应该能赶回来。”“那你回来做吧。”她笑了笑，“我想吃你以前做的那个，青椒肉丝盖饭。”“行。”

晚上洗完碗我坐在客厅看文件，她窝在沙发另一头刷手机。忽然她“咦”了一声，把手机递过来：“你看。”是文旅局的工作群，刘长河刚发了一条通知，大意是重申工作制度，强调文件模板下发须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各科室不得自行制定标准。底下马成功跟了一串“收到”，孙巧玲也跟了，发的表情包是个笑脸，笑脸下面还跟了一朵玫瑰花。妻子关掉手机，靠进沙发里，望着天花板说：“刘长河这回动作够快的。”“他怕我明天找他算总账。”“那你明天还找他吗？”“找，九点，说好的。”她侧过头看我：“你不是说顺带提一句吗？”“是顺带提一句，”我把文件翻了一页，“我主要跟他谈文旅局今年的绩效考核方案。”她没再问，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脖子，有点痒。我闻到她头发上有鱼汤的味道，混着洗发水的香，说不上来是什么牌子的，但闻了好多年了，熟悉得闭着眼都能认出来。客厅的钟走到九点，窗外彻底黑了。远处的县委大楼还有几扇窗户亮着灯，不知道谁在加班。我想起下午开会时那些人的目光，想起刘长河煞白的脸，想起孙巧玲发抖的手。这些人在县城里都有头有脸，平时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敬着，可在我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也知道，这种场面不能多来，一次两次人家当你护妻心切，多了就是滥用职权。我坐的这个位置，多少人盯着，多少人等着抓把柄。今天这事明天准传遍整个机关大院，指不定传成什么样，指不定添油加醋成什么版本。

“在想什么？”妻子没睡着，她靠在我肩上，呼吸很轻，呼出来的气热热的。“在想明天怎么跟刘长河说。”“说重了也不好，毕竟他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根基深。县里几个退下来的老领导都跟他有交情，你要把他得罪狠了，回头那些老同志会上门找你喝茶。”“我知道。”“但说轻了也不行，”她翻了个身坐起来，认真地看着我，“我不是让你替我出头。我是觉得他那个管理方式有问题，下面的人各搞一套，责任推来推去，干活的受气，不干活的享福。局里好几个人跟我抱怨过，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上回文物科的老陈也碰见过类似的事，他那边报一个修缮方案，走了快两个月还没批下来，一问都说在流转，流来流去也不知道流到哪个环节卡住了。”她说话的时候眉头微微皱着，手指无意识地卷着睡衣的边角。“你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爱操心？”我逗她。“当老师操心学生，现在操心文件。”她笑了，“操心的命。”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行了，你操心的这些事，明天我帮你操。”她靠回我肩上，好半天说了句：“其实你今天来的时候，我特别想哭。”“我看出来了。”“但我忍住了。那么多人在呢，哭出来让他们看笑话。”“现在哭也行。”她摇头：“现在不想哭了。鱼都吃完了，气也消了大半。而且你说明天回来做青椒肉丝，我得留着肚子。”我低头亲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没躲。结婚六年，这个动作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她都还会轻轻地靠过来，像一只终于放下戒备的猫。客厅里的灯有些刺眼，我起身去关，只留了沙发旁边那盏落地灯。光暗下来的时候，她的轮廓模糊了些，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着的，在昏暗中像两颗润润的珠子。“睡吧。”我说。“明天你几点回来？”“中午，说了回来给你做青椒肉丝。”她笑了：“我等你。”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就到了县委，办公室的王大姐已经烧好水拖完地了。她六十多了，明年退休，每天来得比谁都早，拎着拖把从走廊这头拖到那头，拖完再用干抹布把地砖上的水渍擦干净。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往我杯子里放茶叶，今年新下来的龙井，她自己掏腰包买的，说是老家亲戚寄来的，让我尝尝。看见我就笑：“书记今天来这么早？昨晚没睡好？”“睡挺好的。”我把包放下，翻了翻桌上压着的几份文件，有一份是民政局报上来的低保核查报告，还有一份是交通局关于省道改建的请示。刘长河果然发来了短信，凌晨两点发的，说申报表已经改好了，请我过目，短信最后跟了一串诚恳检讨的表情。我没回，把手机扣在桌上。

八点四十，小刘进来汇报今天的工作安排。上午九点刘长河过来，九点半常委会，十一点有个项目签约仪式，下午两点去下面乡镇调研，晚上六点接待市里来的考察组。密密麻麻排了一天，连喘气的空都没有。他说完站在旁边等我的指示，我说知道了，让他把签约仪式的材料先放我桌上。“刘长河来了让他在接待室等一会儿。”“书记，您是让他直接过来还是……”“让他等。”小刘明白了，点点头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问我中午要不要安排食堂，我说不用，回家吃。他“哎”了一声带上门。

九点十分，刘长河到了。小刘把他安排在接待室，给他倒了茶。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了一眼，他今天换了件深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昨天下巴上那些青色的胡茬也刮干净了，皮鞋擦得锃亮。就是黑眼圈有点重，眼眶下方泛着青灰色，昨晚确实没睡好。他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两只手端着茶杯，指尖在杯壁上轻轻敲着，目光盯着对面墙上那幅山水画，不知道在看什么。九点二十，我让刘长河进来。他推门时肩膀绷着，步子迈得很小，跟前跟后地叫“书记”。我在大班台后面坐着，手里还在改那份防汛方案，没抬头，只说了句“坐”。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屁股只挨了椅面的一半，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规规矩矩搁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进办公室。我继续改方案，纸面上红笔沙沙响，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嗡嗡的送风声。过了大概三四分钟，我放下笔，抬头看他。“申报表改好了？”“改好了改好了，”他赶紧从随身带的文件袋里抽出一沓纸，“昨晚加班改的，完全按照省里的新模板，数据也都核对过了。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接过来翻了翻，格式确实规范了，填得也工整，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标注了出处来源，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我搁到一边说：“这个我不看，你直接报省里就行了。”“哎好，我今天就报。”“刘局，”我往椅背上一靠，“昨天下午那个事，我不在现场，具体情况我也不想多问。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刘长河脸色一紧：“书记您说。”“文旅局一共有多少人？”“在编的三十七个，借调的五个，总共四十二个。”“那四十二个人的工作，你管得过来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主要是靠各科室分工协作，局里定方向，科室抓落实。”“那科室之间呢？协调得怎么样？”“这个……”他额头又开始冒汗了，用手背擦了一下，“总体上是好的，有时候可能有个别细节上的……”“个别细节，”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一份申报表的格式，省里发了新模板，局里开了会，偏偏关键的填表人没收到通知。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们报给省里的材料上，省厅的领导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是你刘长河管理不到位，还是会觉得我们县文旅局连最基本的文件传达都做不好？柳树坪小学那批物资也是一样的道理，报上来两个多月走不完流程，下面的人急得跳脚，上面的人一问三不知。”

刘长河的脸彻底垮了，他两只手搓着膝盖，嘴上嗯嗯啊啊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我往前倾了倾身子：“我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追究昨天那件小事。我是想提醒你，文旅局内部的管理流程需要理顺。开会要有纪要，文件要有签收，分工要明确到人。你不能让底下的人自己揣测、自己发挥，揣测对了是运气，揣测错了就是你刘长河的责任。局里这几年风气怎么样你心里有数，谁干得多谁受气，谁喊得响谁占便宜，这种现象在我来之前就有，但一直没人碰。你在这个位置上，该碰的就得碰。”“书记批评得对，我回去就整改……”“你回去先看看去年省厅发的关于机关内部管理的那个文件，对照着查一查，有什么问题下周一形成书面材料报给我。”“好好好，我周一就报。”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温刚好，王大姐泡茶的手艺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不烫不凉，茶叶舒展开来在水里沉沉浮浮。刘长河坐在对面，整个人缩了一圈，大气不敢出，目光落在桌角那盆绿萝上，像是要从叶子里找出什么答案。“昨天那个申报表，谁填的？”“是小张，张素芬。”他说妻子的名字时格外小心，嘴唇都在哆嗦。“她平时工作怎么样？”“很好很好，小张是局里的老同志了，业务能力强，干活也踏实，去年局里的先进工作者就是她……”“那你们怎么让人家受了委屈？”我放下茶杯，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清楚。刘长河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沉默了好几秒才说：“这事是我没处理好。孙巧玲那边我也批评了，她年轻，性子急，有时候说话不注意……”“性子急就可以把工作推给别人做？制度没传达清楚就可以让老同志背锅？”我看着他的眼睛，“刘局，我不是在替张素芬说话。我是觉得你这个班子带得有问题。制度形同虚设，责任推来推去，干实事的寒心，耍嘴皮子的得意。你们局里文博口、旅游口、非遗口哪样不是要跟上面打交道？哪样不需要规范流程？你今天稀里糊涂放过去，明天省厅来检查，你拿什么交差？”刘长河终于低下了头：“书记，我承认，局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矛盾我一直拖着没处理，觉得都是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小事积累多了就是大事。”我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能看见县委大院里的那排银杏树，叶子绿得发亮，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画了一地碎金。“你在这个位置上也干了几年了，文旅局管着全县的文化、旅游、文物、非遗这么多口子，大事不少。你要是不把内部理顺了，到时候出个什么纰漏，你兜得住吗？”“兜不住，确实兜不住。”刘长河也站起来了，弯腰点了好几下。我转回身，语气缓了缓：“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回去先把流程理一遍，该补的规矩补上。至于孙巧玲，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冲劲不是用来欺负同事的。你当领导的该敲打就得敲打，不能因为谁嗓门大就让谁占便宜。还有柳树坪那批物资，我下午跟你一起跑一趟。”“书记您要亲自去？”“嗯，教室都塌了，我不去谁去？”刘长河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我回去一定好好跟她谈。下午几点出发？我准备车。”“一点半，你到我楼下等我。”“好。”他说完抱着文件袋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说：“书记，昨天那个事，我是说小张那个事，您看要不要我当面向她道个歉？”“该跟谁道歉你心里有数。”我说。他“诶”了一声，拉开门走了。门关上后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看见刘长河从县委大楼出来，在台阶上停了一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然后他上了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车在院子里掉了个头，驶出了大门。

十点半还有常委会，我回到桌前准备材料。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刘长河走了？”我回：“走了。”“他说什么了没？”“说了回去整改。”“你没发火吧？”“没有，好好谈的。”她回了个“那就好”的表情，然后又发了一条：“排骨我早上拿出来解冻了，你中午回来做？”我看了一眼时间，常委会预计一个小时能结束，十一点半签约仪式，十二点怎么也赶得回去。“回，你等我。”她回了个“好”字，加了一个笑脸。

常委会开了一个半小时，讨论的是今年下半年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发改局的老钱做汇报，数据翔实，但讲得太细，从背景讲到意义再从意义讲到困难，我中途打断了他两回让他抓重点，他这才把厚厚的汇报材料翻到后面几页匆匆带过。散会的时候已经十二点过了，我收拾东西往外走，小刘追出来问要不要安排食堂的饭，我说不用，回家吃。他欲言又止地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大概想提醒我下午一点半还要出发去柳树坪，后来看了看我的脸色，把话咽了回去，只说那我提前把车准备好。

车开到巷口的时候看见妻子的电动车停在楼下，车筐里还搁着早上买的几根黄瓜和一袋番茄，应该是她回来时顺手捎的。我拎着从办公室顺手带回来的半袋子米上了楼，钥匙刚插进锁孔门就开了，她穿着围裙站在玄关，手里还拿着锅铲。“你什么时候到的？”我换鞋。“刚回来一会儿，米已经蒸上了，就等你炒菜。”我进了厨房，她帮我把青椒洗了，肉丝已经切好了，码在碗里用料酒和淀粉抓过，旁边还放了三个拍扁的蒜瓣。我看了看那肉丝，刀工比她刚学那会儿强多了，粗细均匀，几乎赶上我以前在饭馆里切的了。“进步了。”我说。“练了这么多年，再切不好就笨死了。”她靠在厨房门框上看我热锅，油烟机嗡嗡响着，窗外有蝉鸣了，断断续续的，像是嗓子还没完全打开。油热了，我把肉丝滑进去，刺啦一声，肉香立刻溢出来，然后是青椒丝，大火快炒，加盐、加生抽、加一点点糖，整个过程用不了三分钟，青椒的绿被热油逼出来，脆生生的还带着锅气。她站在旁边吸了吸鼻子说就是这个味儿。米饭盛出来，青椒肉丝铺在上面，酱汁渗进米粒里，油亮亮的，她把碗端到餐桌上坐下，夹了一大口送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慢点吃。”我坐在对面看她。“好吃。”她咽下去，嘴角沾了一粒米，“跟你以前做的一模一样。”“那当然，手艺又没丢。”“你多久没做了？”我想了想：“上个月做过一回。”“上个月做的是红烧肉，”她纠正我，“青椒肉丝盖饭得有半年没吃上了。”“以后每周做一回。”“你说的。”“我说的。”

她低头继续吃，筷子扒拉得飞快，像饿了好几顿似的。其实我知道她不是饿，她就是爱吃这个。以前在饭馆的时候她每天中午来，雷打不动一份青椒肉丝盖饭，有时候带同事来，有时候自己来。后来熟了，她偶尔会提前打电话让我给她留着，怕卖完了。我就每次都多备一份青椒和肉丝，不管她来不来都备着，卖不完晚上自己炒了吃。那时候我租的店面很小，就四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菜单，青椒肉丝盖饭排在第一位。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菜市场挑菜，回来洗切备料，十一点准时开火。忙的时候一中午要炒三四十份，手腕颠得酸疼，晚上回去用热水泡一泡第二天接着干。她第一次来的时候穿一件白裙子，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一份青椒肉丝盖饭。我端上去的时候她抬头说了声谢谢，眼睛亮亮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其实是路过随便找地方吃饭，没想到那个盖饭那么好吃，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也来了。到了第四天我忍不住问她，天天吃这个不腻？她说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要腻？第五天她来的时候我多给她加了个煎蛋，没收钱。她要把钱给我，我说送的。她看了看我，没再推，说那明天我带两个苹果来跟你换。

一来二去就熟了。她有时候来得早，店里还没客人，她就坐在那儿看我备菜。我切土豆丝她就在旁边数数，看我多长时间切完一个，数到一百出头我就切完了，她鼓掌说比电视上那些大厨还快。我颠锅她就在边上拍巴掌，说像杂技，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她眼睛也跟着亮一下。那时候我觉得她挺有意思，一个姑娘家，不嫌弃油烟味儿，天天往小饭馆跑，有时候来得早了店里还飘着上一拨客人留下的烟味，她也坐得住。后来她告诉我她爸是县一中的老师，教数学的，她妈在图书馆工作。她师大学的中文，毕业分到文化馆，每天坐公交上下班，单程四十分钟，中午就在外面随便对付。我说你这样的条件怎么看得上我一个小饭馆的厨子，她说厨子怎么了，你炒的菜比别人好吃一百倍。再后来她带她爸来吃过一回饭，老头子戴着副黑框眼镜，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坐在靠门的桌子前面，要了三个菜，青椒肉丝、红烧鱼、番茄蛋汤。吃完了没说什么，放下筷子擦了擦嘴，问了我一句，以后打算一直干这个？我说想攒够了钱换个大点的店面，最好能开在河边，夏天能看见水的那种。他点点头，没再说别的，临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停，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记得，里面有审视也有打量，但到最后也说不清是满意还是妥协。领证那天她妈气得没来，她爸站在民政局门口抽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屁股在脚边碾了半地。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衬衫后背湿了一小块。她拉着我的手说别怕，我爸那人嘴硬心软。果然老头子抽完那根烟走过来，看着我俩，最后目光落在我脸上，说既然领了证就是一家人了，以后好好过日子。说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句：她从小不吃香菜，你记住了。我点头，点了好几下。

这些事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想起来还清清楚楚。她嫁给了一个厨子，后来厨子变成了县委书记，她跟着从文化馆调到文旅局，从小办事员熬成了业务骨干。单位里的人看她的眼光也变了好几回，从当初的“怎么嫁了这么个人”到后来的“人家眼光好”，再到现在的“县委书记夫人”。她从来没跟我抱怨过这些，只是偶尔会在吃青椒肉丝盖饭的时候发一会儿呆，筷子悬在半空，不知道在想什么。“你今天跟刘长河怎么说的？”她放下筷子，碗已经见底了，只剩下几粒米和一点油汪汪的汤汁。“没怎么说，让他回去理管理流程。”“他没提我的事？”“提了，我说让该道歉的人去道歉。”她笑了一下：“孙巧玲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眼睛肿的，估计昨晚哭过。”“那她活该。”“其实她也挺不容易的，”妻子把碗收进厨房，“她老公前年跑运输出了事，赔了一大笔钱，她自己带着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说话冲，也是压力大。她孩子还在上小学，每天早上送完孩子来上班经常迟到，刘长河说过她好几回，她嘴上答应着但改不了，一个人带孩子确实难。”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洗碗：“你还替她说话？”“我不是替她说话。”她拧开水龙头，水声哗哗的，“就是觉得这人吧，可恨的时候有可恨的地方，可怜的时候也有可怜的地方。昨天她跟我吵完，自己坐那儿抹眼泪，我看见了她也没躲，就那么坐着擦眼泪。她也不容易，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在单位里要强好胜是怕被人踩下去。”她关了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我气的是那件事本身，又不是冲她这个人。规矩没了，谁都能凭一张嘴压人一头，今天压我明天压别人，压来压去全乱了。至于孙巧玲那个人，我知道她怎么回事。”我从背后轻轻抱了她一下，她身上有洗洁精的味道，还有青椒肉丝留下的烟火气，围裙的带子勒着她的腰，软软的。她没动，由着我抱了一会儿，然后拍拍我的手说行了，你下午不是还要下乡调研吗，赶紧去午休会儿。“你呢？”“我下午请假了。”“请假干什么？”“在家待着。”她转过身看着我，“昨晚没睡好，补个觉。”“那我陪你。”“别，你下午还有工作。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就行。”我松开她，回卧室换了件衬衫。她跟进来说这件领子有点皱了，从柜子里重新拿了一件给我，浅灰色的，昨晚她熨过的，折痕还笔挺。我换衣服的时候她站在旁边帮我拽袖子，动作自然而熟练，像做过一千次一样，手指拂过我手腕的时候温度刚好。出门的时候她又想起什么，喊住我：“晚上回来想吃什么？”“你做主。”“那我做番茄鸡蛋面？”“行。”下楼的时候我听见她在阳台上喊：“青椒还有两个，明天早上给你炒了带饭？”“不用，明天中午我回来。”“那行。”我发动车的时候朝楼上看了看，她站在阳台上，穿着那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被风吹起来，一只手撑着栏杆，另一只手拢着被风吹散的碎发。她冲我挥了挥手，我按了声喇叭回应。

车拐出巷口的时候我在想，日子要是能一直这么过就好了。有工作要忙，有人在家里等着，中午回来炒个菜，晚上回来吃碗面。什么书记不书记的，在外面是给别人看的，回到家了，我还是那个炒青椒肉丝盖饭的厨子，她也还是那个每天来吃饭的姑娘。电话响了，是小刘，说下午去柳树坪的车准备好了，问我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我说不用，带上赵德明那个清单就行。

下午在乡镇调研的时候接到小刘的电话，说刘长河下午三点把文旅局全体在岗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传达了上午跟我谈话的内容，强调要规范管理流程，特别重申了文件传达和签收制度，要求各科室在一周内自查自纠报书面材料。散会前刘长河当众向几位“在工作中因沟通不畅受到困扰的同志”表示了歉意，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小刘在电话那头压低了声音说：“书记，文旅局那边的人都挺紧张的，下午办公室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继续看乡镇的扶贫车间，车间里几十台缝纫机嗒嗒响着，女工们低着头踩踏板，没人抬头看我。

晚上回家我问妻子这事，她正往锅里下面条，头也没回说：“刘长河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没让他道歉，他自己说了好多，什么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以后一定注意之类的。他还说下午在会上不点名道歉是他考虑不周，应该当面向我道个歉的。”“你怎么说的？”“我说刘局你别这样，该整改整改，不用专门跟我一个人说。他电话里嗯嗯啊啊了半天，最后说以后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他是不是挺尴尬的？”“何止尴尬，”她把鸡蛋打进锅里，“他在电话里都快结巴了，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句话翻来覆去说，估计是让你上午训怕了，怕我回去跟你告状。”“你告了吗？”“你这不是都知道了吗？”她笑了，把面条捞进碗里，浇上番茄鸡蛋汤，“行了，吃饭。”我接过碗的时候发现她食指侧面那块烫伤疤又红了一点，大概是不小心碰到了锅沿，周围一圈皮肤微微发烫。我抓过她的手看了看，她说没事，早不疼了。我没松手，看了好一会儿。那块疤是刚结婚那年留下的。那时候我还在开饭馆，冬天最忙的时候，灶台上的油锅翻了，我想去扶，她比我快了一步，手伸过去挡了半锅热油。我吓疯了，拽着她往水龙头底下冲，冷水哗哗浇在她手上，她疼得直抽气还说着没事没事。那之后好几天她的手指都裹着纱布，不能沾水，饭也做不了。我请了三天假没开店，天天在家伺候她，她笑说我因祸得福，让你歇几天好好陪陪我。后来疤淡了些，但一直没完全消下去。每次看见这块疤我就想起那天她挡在我前面的样子，什么话都没说，身体先动了。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好的坏的都往自己身上揽，替别人想得多，替自己想得少。“看什么呢？”她把手指抽回去，“面条要坨了。”我松开手，低头吃面。番茄鸡蛋面，酸酸甜甜的，跟她人一样。

晚上她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坐旁边翻了翻手机。文旅局的工作群里又热闹起来，刘长河发了一长段文字，详细说明了新的文件传达流程，要求各科室严格按照程序办事，还附了一张流程图，每个环节谁签字谁审核写得清清楚楚。底下马成功第一个点赞，其他人跟了一串。孙巧玲也点了赞，还发了个“收到”的表情。妻子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没说什么，换了个台继续看电视剧。屏幕里的男女主角正在吵架，声音很大，她把音量调小了些。“明天周末，”她说，“你有什么安排？”“上午有个公益活动的开幕式要去一下，下午应该没事。”“那下午我们去河边走走吧？好久没去了。”“行。”她往我这边靠了靠，把脚缩到沙发上，光脚丫子踩在坐垫边缘，指甲盖上涂了一层淡淡的粉色，不知道什么时候涂的。窗外有蝉鸣，一声一声的，夏天真的到了，空气里浮着一层燥热。我伸手揽住她的肩膀，她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匀了。电视还开着，但谁也没在看。

周六上午的公益活动是县里组织的“关爱留守儿童”系列，在文化广场搞了个启动仪式，我上去讲了十分钟的话，底下坐了一排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太阳晒得人发晕，讲话稿被风吹得哗哗响，我匆匆念完就下来了。有个梳羊角辫的小女孩跑过来递给我一朵皱巴巴的纸花，说叔叔送给你，我蹲下去接了，说谢谢。她咧嘴笑了一下转身就跑回队列里去了。我把纸花折好放进口袋，十点多散了场开车回家。妻子已经收拾好了，穿了条白色棉布裙子，头发披着，站在玄关换凉鞋。看见我进来她抬头问热不热，我说热死了，这天气站外面五分钟就一身汗。“那下午河边还去不去？”她有点犹豫。“去，傍晚凉快了再去。”

中午随便炒了两个菜，吃完饭她午睡，我在客厅看文件。两点多她醒了，头发睡得有点乱，趿拉着拖鞋出来倒了杯水，坐在我对面发呆。“几点了？”她问。“两点二十。”“还早。”她喝了口水，“你今天那个活动顺利吗？”“还行，就是太晒了。有个小孩中暑了，还好现场有医生。还有个孩子跑过来送了我一朵纸花。”“留守儿童？哪个学校的？”“好几个学校的都有，主要是下面乡镇的。县里搞这个活动每年都有，但实际能帮到多少不好说。那些人散在下面各个村子，有的学校路都没修通，活动搞完了也就是热闹一场，真正需要的物资、师资、活动室，缺的还是缺。”她放下杯子：“我以前在文化馆的时候去过下面支教，在柳树坪待过两个月。那儿的留守儿童多，父母都在外面打工，跟着爷爷奶奶过。有些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一面，过年回来几天又走了。我在那儿教他们背古诗，有个小男孩背到‘慈母手中线’的时候突然哭了，他说他想妈妈。”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声音低低的。“柳树坪那边现在条件好点了吗？”“比前几年强些了，路修通了，学校也翻新了。但还是缺东西，缺老师、缺书、缺活动室。我记得当时教孩子们折纸，一张彩纸折过来折过去舍不得扔，折完了还要摊平了留着下次用。”我放下文件说：“你要是想再去看看，哪天我让文旅局安排一下。”她转过头看我：“你别又拿你书记的身份压人。”“我压谁了？我就是说你要想去，我让小刘跟文旅局打个招呼，你以个人身份去，不搞什么视察那一套。”她想了想：“再说吧。那边赵老师还在，我跟他联系过几回，他总说学校缺这缺那的，听着心里不好受。”

下午四点多太阳没那么毒了，我们换好衣服出门。河边离我们家走路十五分钟，沿着建设路一直走到底，过了那座老石桥就到了。这条河叫清溪河，从县城中间穿过，两岸修了步道，种了柳树和紫薇，紫色的花开了一串一串的，垂在枝条上沉甸甸的。傍晚的时候散步的人多，钓鱼的也多，河面上漂着好些浮漂，红色绿色的浮头在水面上随着波纹轻轻晃，偶尔有鱼咬钩，水面就会荡开一圈涟漪。我们沿着步道慢慢走，她走在靠河的那边，我走在靠路的那边。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柳条拂过头顶，软软的，梢头蹭过她的肩膀她就伸手拨开。“还记得第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吗？”她忽然问。“记得，”我说，“咱俩刚认识那会儿，你带我来的。”“是你带我来的，”她纠正我，“你说你每天下午都要来河边走走，我说那我也去，你说行，就带我来了。”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俩刚熟起来，她来饭馆吃饭的频率从每天一次变成了每天两次，中午来吃盖饭，下午下班后路过进来坐坐，有时候点杯水，有时候什么也不点，就坐那儿看我收拾灶台。有一天下午我收工早，跟她说我要去河边遛弯，她说她也去，我俩就一起走了这条路。那时候河边的步道还没修好，就是一条土路，下雨天泥泞不堪，天晴的时候野草长得没过脚踝。我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她穿的白球鞋踩了一脚泥，也不抱怨，反而蹲下去用手指在泥巴上画画。我站边上看着她画，她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猫，圆脑袋小身子尾巴翘得老高，然后抬头冲我笑，说像不像你家楼下那只橘猫？我记得那天傍晚天边烧着一大片晚霞，紫红色的光映在河面上，把她的头发也染成了那种颜色，额头上的汗珠在霞光里亮晶晶的。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沾了泥，拍了拍没拍掉，我说回去我给你洗，她说不用自己回去洗就行。我说饭馆后头有水管，冲一冲就掉了。她想了想说也行。那天晚上她在我饭馆后院冲鞋，我站在旁边递毛巾，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她弯着腰头发垂下来挡着脸。我看着她后颈上细细的绒毛在夕阳里泛着金黄色的光，心跳快了好几拍。后来我就知道了，她每天下午来饭馆坐坐，不是因为没事干，是因为想见我。我也是，每天下午收工后去河边，不是因为爱遛弯，是因为想跟她一起走。

“那会儿这河边还没什么人，”妻子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拽回来，“现在到处都是人。”确实，步道上人来人往，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有牵着狗的老头老太，有跑步的年轻人，也有像我们这样慢慢散步的中年夫妻。河对岸新开了几家茶馆和咖啡馆，亮着暖黄色的灯，倒影在水里一晃一晃的，风吹过来那些光影就碎成一片。“变化挺大的，”我说，“这两年搞沿河景观带，投了不少钱。”“是好事，老百姓晚上有个地方逛逛。”她走到栏杆边，手扶着石栏往下看，河水泛着粼粼的光，几只鸭子从对岸游过来，划出的水纹一圈圈扩大。“你以前说过，等县城变好了，咱们就怎么怎么样来着？”“我说过好多话，哪句？”“你说等县城变好了，咱们就在河边开个小馆子，你炒菜我收银，不图赚钱就图热闹。”我笑了：“你还记得这句。”“当然记得，”她转过头看我，“那时候咱们刚结婚，还没孩子，你说等过两年攒够钱就盘个店面，在河边开个小饭馆。你炒菜我收银兼端盘子，忙不过来就雇一个人。你还说要在门口种一排指甲花，夏天的时候红的粉的开一片。”“后来没开成。”我说。“后来你考了公务员，在乡镇一干就是好几年，这事儿就搁下了。”风吹过来，柳梢拂过她的肩头，她伸手撩了一下头发，动作很轻。“你后悔吗？”我问。“后悔什么？”“后悔我考公务员。要是一直开饭馆，河边那家店说不定真开起来了。”她看了我一眼：“你现在不是书记吗？全县最大的官。”“那又怎么样，饭馆没开成。”“你真想开饭馆？”“有时候想。开了十几年饭馆的人，手艺在身，有时候手痒。周末包个包子就高兴半天。”“你手痒了可以回家做，我不嫌弃。”我也笑了，没再说下去。夕阳开始往下沉了，天边的云染了一层金红色，倒映在河面上，整条河像流动的琥珀。我们顺着步道继续往前走，走到老石桥的时候停了一会儿，桥下有艘小船泊着，船头坐着个戴草帽的老人在钓鱼，鱼竿一动不动，草帽的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只能看见一只夹着烟的手垂在船舷外面，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明一灭。

妻子靠在桥栏上，看着远处的山影，忽然说：“你还记得那年你在乡镇值班，我骑着电动车去看你的事吗？”“记得，大冬天的，骑了二十多公里。”“骑到半路电动车没电了，我推着走了一截，后来拦了辆拖拉机捎了一段。到你那儿的时候天都黑了，你站在乡镇大院门口等，看见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整个人愣住了。”“我当时以为你出什么事了，”我说，“电话也打不通，急得满大院转悠。后来问了派出所的人沿路有没有事故，他们说没有，我这才放了点心，但心还是悬着。你从拖拉机上跳下来的时候脸冻得通红，嘴唇都裂了。”“手机冻关机了。”她笑了笑，“你那天晚上烧了炭火，给我煮了姜汤，我俩围着火盆坐到半夜。你说乡镇的星星比县城亮，我说那你以后调回县城就看不见了。你说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说县城是你工作的地方，乡镇是你看星星的地方。”我看着她，她脸上的笑容淡淡的，夕阳的光正好照在她侧脸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爱笑，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嘴角两个酒窝能盛住所有的阳光。现在她也会笑，只是那笑里面多了些别的，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十几年日子磨出来的那种沉沉的、稳稳的东西。“那时候你怕不怕？”我问她，“一个人骑那么远，路又不熟。”“怕啊，怎么不怕。那截山路黑灯瞎火的，两边都是林子，风呜呜地吹，我骑一段就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后来电动车没电了我推着走，那段路特别长，每一步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她顿了顿，“但我想着你在那边，就咬着牙骑下去了。到了之后看见你站在门口，那盏灯亮着，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以后别这么干了，危险。”“后来不也没干了吗？你调回县城了。”她说，“其实我想说的是，那时候我特别佩服你。你在乡镇干了四年，从办事员干到副镇长，那地方离县城那么远，条件又差，你愣是干下来了。每次去看你你都瘦一圈，但眼睛里亮堂堂的，一说到工作就停不下来。你说要给村里修路，后来路真的修通了；你说要搞产业扶贫，后来大棚真的盖起来了。”“现在呢？”“现在你还是忙，但眼睛里没那么亮了。”我没接话。河面上的金色渐渐褪了，变成了一种沉沉的蓝紫色，远处的山影也慢慢融进了暮色里，只剩下起伏的轮廓线。远处有灯亮起来，一盏两盏，沿着河岸排成一条光带，从老石桥一直延伸到县城边缘。“走吧，天快黑了。”她说。

我们往回走。路过河边新开的那家包子铺时她停了一下，说这家的肉包子不错，要不要买两个带回去当夜宵。铺子门口支着一口大蒸锅，热气腾腾地往外冒白烟，老板娘系着围裙在掀笼屉，肉香味飘了半条街。我说行，她买了四个，拿纸袋装着，热气透过纸袋往外冒，隔着纸袋都能感觉到烫手。她递给我一个，自己拿了一个，两个人边走边吃，烫得直哈气，包子皮薄馅大，肉汁渗出来沾在嘴角上。“比当年你做的差远了。”她咬着包子说。“废话，我那是专业水平。”“你什么时候再包一回包子？好几年没吃了。”“下周末吧，起早去买肉。”“那我给你打下手。”包子吃完的时候已经走到巷口了，路灯亮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中间隔着一掌宽的距离。她走在我左边，影子靠在我的影子上，像依偎在一起。我伸手牵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挣脱，手指回握住我的，手心温热，带着包子馅的油润。上楼的时候她忽然说：“今天走得挺舒服的，以后每周都去河边走一趟吧。”“行。”“你别光答应，到时候又忙。”“再忙，陪你走个河边的时间还是有的。”她没说话，但握我的手紧了紧，指甲轻轻掐了一下我的掌心，不疼，痒痒的。

晚上洗完澡她躺在床上看书，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远处县城的灯火星星点点的，清溪河在夜色里成了一条暗色的带子，两岸的灯光在河面上碎成一片，随着流水缓缓晃动着。有几只夜鸟从河面上低低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模糊在夜色里。我听见她在屋里喊我名字，说早点睡。我回了房间。她已经把书搁到床头柜上了，关了顶灯只留了盏夜灯，暖黄色的光照着她半张脸，鼻梁的侧面镀了一层淡淡的光。“你说明天要不要包饺子？”她问。“明天再说，今天累了。”她往里挪了挪，给我让出位置，被子掀开一角等着我躺进去。我躺下去的时候她翻了个身面对着我，眼睛在黑暗里亮亮的，睫毛的影子落在脸颊上。“今天开心。”她说。“开心就好。”“以后别老想着那些工作上的事了，”她伸手碰了碰我的额头，“回到家就好好休息。你看你眉头皱的，睡觉都皱着，刚才在阳台上的时候我就看见你眉头拧着。是不是在想柳树坪的事？”“嗯，赵老师那个物资申请拖了两个月，我下午回来看了一眼相关文件，流转环节太多了，每个环节都要签字都要盖章，走一圈下来两个月算快的。”“那你想怎么办？”“压缩流程，下周一开会讨论。”她伸手把我眉头揉了揉：“别想了，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你要是把自己累垮了，那些工作谁干？”“有人干，中国不差我一个县委书记。”“但家里差你一个丈夫。”黑暗中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窗外的风声盖过去。但我听见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侧过身，把她往怀里带了带，她乖乖地靠过来，头抵在我下巴上，头发蹭着我的皮肤，有点痒，洗发水的味道淡淡的。“睡吧。”我说。她没有再说话，呼吸渐渐均匀了，胸口贴着我轻轻地起伏着。我闭着眼，听着她的呼吸声和窗外隐隐约约的蝉鸣，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件、会议、汇报、应酬，一样一样地淡下去，最后只剩下怀里这个人温热的身体和她身上淡淡的洗衣粉味道。窗帘缝里漏进来一丝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条细细的亮线，我看着那条线慢慢慢慢模糊了，自己也沉进了梦里。

梦里又回到了那条河边，傍晚的夕阳照在水面上，碎金子一样铺了满河。她蹲在泥巴路旁边画那只歪歪扭扭的猫，圆脑袋小身子尾巴翘得老高，画完抬头冲我笑，说你看像不像你家楼下那只橘猫？我说像。她说那我们就养一只吧。我说好。然后梦里的画面晃了一下，变成在乡镇那个冬天，她裹着军大衣坐在火盆边，搓着手呵气，窗外下着雪，雪花在窗玻璃上化了又结，结了又化，房间里炭火烧得通红，映着她的脸也红红的。她看着我说，你什么时候调回县城？我说快了。她说那我等你。我说好。梦境又晃了一下，变成今天的河边，夕阳西下，她靠在桥栏上看着我，嘴角带着笑，说你要是在河边开个小饭馆就好了。我说那就不开，这样每天晚上还能出来散步。她说也对。然后我就醒了。窗帘缝里的光变成了白色，天亮了，阳光从帘子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长的金线。妻子还在睡，脸埋在枕头里，呼吸很轻，一只手搭在枕边，指节微微蜷着。我轻手轻脚下了床，去厨房烧了壶水，然后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清溪河在晨光里缓缓流淌，水面被朝阳照得发亮，像一片流动的碎银子。楼下有卖豆腐脑的吆喝声，拖长了调子喊“豆腐——脑——”，尾音往上挑，跟几年前一模一样的腔调，那个声音从巷口一路飘过来，过了卖油条的摊子、过了修鞋的铺子、过了那棵歪脖子槐树，最后钻进我的耳朵里。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河水的腥气、草木的清气、还有谁家飘出来的葱花饼的味道，混在一起，暖融融的。今天周末，周末好啊。

周日早上我六点半就醒了，轻手轻脚洗漱完换了衣服出门。街上人还不多，卖早餐的小摊倒是都支起来了，蒸笼冒着白气，油锅滋滋响，炸油条的大叔把面团抻长了往锅里一放，滋啦一声膨胀成金黄色的长条。我去菜市场买了三斤五花肉、两把大葱、一块姜、一袋面粉，又顺手买了几个西红柿和一捆香菜，香菜是给自己买的，妻子不吃。回来的时候她刚起床，头发还翘着，后脑勺有一撮倔强地支棱着，看见我拎着一大堆东西就笑了：“你还真去买了？”“说了包包子，还能骗你？”她把面粉接过去，打了个哈欠，揉着眼睛往厨房走。“你先剁肉，我去洗把脸。”

厨房不大，两个人站开了刚好转得开身。我开始剁肉，菜刀在砧板上咚咚响，节奏均匀，肉块在刀下渐渐变成肉泥，刀刃每落下一次，砧板就轻轻颤一下。她洗完脸回来和面，盆子搁在灶台上，手在里面揉来揉去，面粉沾了一胳膊，白花花的一片，连脸颊上蹭了一小块也不知道。“水多了，”她说。“再加点面。”“面又多了。”“再加水。”她瞪了我一眼：“你指挥倒是挺溜。”我笑：“以前在饭馆带徒弟的时候都这么教的。”“那你怎么不自己来和？”“我剁肉呢。”我扬了扬手里的刀，刀刃上还沾着肉末。她哼了一声，继续跟那团面较劲，胳膊揉得发酸了就换只手，面盆在灶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面终于揉好了，盖上湿布醒着。我这边肉也剁得差不多了，开始调馅儿，葱姜末、盐、生抽、老抽、香油、一点点糖，顺着一个方向搅，搅到肉馅上劲儿了，黏稠稠的一团，闻着就香，那股鲜咸的肉味在厨房里弥漫开，盖过了油烟机管道里残余的旧油气。她凑过来闻了闻：“就是这个味儿。以前你店里的包子就是这个味儿，每次路过门口都能闻到，走远了回头还能闻到。”“配方没变过。”“那你怎么不教给我？”“教过你一回，你忘了？”她想起来了：“哦，那回你说我盐放多了。”“你那不是放多了，”我说，“你是把盐当糖搁了。半勺盐你搁了两勺，那包子蒸出来咸得没法吃。”她笑了，拍了拍手上的面粉：“谁让你不写清楚。”

面醒好了，我把它搓成长条，切成小剂子，擀面杖滚几下就是一张圆圆的面皮，中间厚四周薄，摊在掌心上软软的。她拿了一张放在掌心上，挖了一勺馅放进去，开始捏褶子，拇指食指一捏一收，褶子顺着边沿整整齐齐地排列出来，捏了七八个褶子收口，包子圆鼓鼓的，站在案板上挺精神。“手艺还在。”我说。“那当然，跟你学了这么多年。”我没告诉她，她捏褶子的手势跟我一模一样，连最后那一下收口时大拇指往下一压的动作都像，像是从我手上拓印下来的。很多东西用不着教，看久了就刻进骨子里了。包了二十多个，上锅蒸。水开了以后蒸汽冒上来，白色的雾气从锅盖缝隙里钻出来，厨房里弥漫着肉和面的香气，浓得化不开。她靠在灶台边上，拿手机拍了张照片，说发个朋友圈。“别发。”“为什么？”“你一发，单位的人看见了，明天全文旅局都知道县委书记在家包包子。”她想了想，把手机放下了：“也是。那我拍下来存着，不发。”“你要发就发个只有家人能看的那种。”“我们家就咱俩，什么家人？”我顿了顿：“那就别发了，吃了就行。”第一锅包子出锅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个，烫得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嘴里嘶嘶吸着气，撕开一个小口，热气冒出来，她吹了两下咬了一口，肉汁从豁口溢出来。“嗯——”她眯着眼，“好吃。”我也拿了一个，咬下去，肉汁渗进面皮里，鲜香滚烫，满口都是肉和葱姜混合的味道，面皮喧软有嚼劲。好久没包了，手艺倒没退步，肉馅的咸淡也正好。“要是你还在开饭馆，”她边吃边说，“这包子肯定卖得好。”“开饭馆太累了，起早贪黑的。”“现在不累吗？天天开会下乡。”我想了想：“那还是以前累。以前累的是身体，现在累的是心。以前炒菜颠锅手腕酸了就歇一歇，现在开会坐一上午，脑子里的弦一直绷着，比颠锅累多了。”她没接话，又拿了一个包子，慢条斯理地吃着，一口一口咬得仔细，连掉在掌心里的碎屑都捡起来搁进嘴里。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的绒毛上，像镀了一层金，连嘴角那一点油光都亮闪闪的。

包子蒸了三锅，剩了十几个放冰箱冻着，留着下周吃。中午没再做饭，就靠包子填饱了肚子。下午她窝在沙发上看书，我坐在旁边处理了些文件，有几份乡镇报上来的请示需要签字，我一张一张翻过去签了名，搁在桌角等明天上班让小刘拿去发。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块明亮的长方形，灰尘在光柱里静静浮动，细细的颗粒在光线里飘飘悠悠，像冬天里的雪花被定格在半空。偶尔有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初夏慵懒的热意，把窗帘边缘吹得微微扬起又落下。她翻了一页书，把脚从拖鞋里挣出来踩在沙发边缘，裙摆滑到膝盖上面，露出光滑的小腿。我看了她一眼，她没察觉，继续翻书，嘴唇微微翕动，大概在默念什么句子。“你看什么呢？”我问。“一本小说，朋友推荐的。”“讲的什么？”“讲一对夫妻，”她合上书看了一眼封面，“男的得了病，女的陪着他治，治了好多年最后没治好。挺悲伤的。前面写得特别好，后面越看越难受，那个女的辞了工作在医院陪了三年，男的最后还是走了。”“你爱看这种？”“也不爱看，就是朋友说写得特别好，让我看看。”她把书放到一边，“看到一半觉得难受，不想看了。”“那就不看了。”“嗯，”她靠进沙发里，“你说人到中年是不是都这样，看不得生离死别的东西了。年轻的时候看爱情片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看见谁家出个事心里就堵半天。去年局里老张去世，我在追悼会上从头哭到尾，其实跟他也不太熟，就是看见他老伴站在那儿哭得站不住，心里难受得不行。”“年纪大了感情就重了。”“是老了，”她笑着纠正我，“以前觉得三十多岁是大人了，现在真到这个岁数了，又觉得自己还跟二十多差不多。就是身体不如以前了，去年体检说我血脂有点高，胆固醇也偏高。”“我也高，主任让少吃油腻。”“那你今天还做肉包子？”“偶尔吃一回，不碍事。”她笑了笑，重新躺回去，把脚架在我腿上，脚趾头动来动去：“你帮我按按，走路走多了有点酸。”

我放下文件，手搁在她小腿上轻轻揉着，从脚踝往上捋到膝盖弯，再退回来。她的腿不粗不细，皮肤光滑，小腿肚有一块小小的肌肉，是以前骑电动车蹬出来的，硬邦邦的一块。我按了一会儿她舒服地哼了一声，眯着眼像只晒够了太阳的猫。“你手劲可以啊，”她说，“以前给人按摩练出来的？”“颠锅颠的。”“什么都能扯上颠锅。”“那可不，手上所有功夫都是颠锅练出来的，颠锅练手腕，颠勺练手臂，切菜练指力，哪样离得开。”“那你要是不当书记了，还能回去颠锅吗？”“能啊，手艺又没丢，颠锅颠了十几年了，闭着眼都能颠。”“那你要真不当了，咱俩就找个地方开个小馆子。不用多大，几张桌子就行，你炒菜我收银，不图赚钱，就图个自在。”“你又提这个。”“我经常想这事。”她说，“不是开玩笑的那种想。就是有时候上班上累了，开会开烦了，就想想以后的日子。等哪天你退了休，咱俩找个靠河的小门面，开个馆子，你包包子我端盘子，每天忙活半天歇半天，门口种一排指甲花，再养只橘猫。”“你那时候都快六十了还能端盘子？”“怎么不能？我身体好着呢，天天走路锻炼，到时候穿个围裙端盘子，不比现在坐办公室舒服？不用看人脸色，不用跟人争那些没意思的，谁来了都高高兴兴的。”我低头继续按她的腿，没再说什么。她的脚趾头在我腿上动来动去的，像在打什么节拍，指甲上的粉色在日光里淡了一些，但还隐约看得见。

傍晚的时候小刘打来电话，说市里考察组明天下午到，问今晚要不要再确认一下行程。我说行，你把具体安排发给我看看。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妻子已经靠在沙发扶手上睡着了，书摊在胸口，呼吸平稳，睫毛偶尔颤动一下，不知道梦里到了什么地方。我轻手轻脚把她手里的书拿下来搁到茶几上，找了条薄毯子给她盖上，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两度。她翻了个身，嘟囔了句什么，又睡过去了，嘴角微微往上翘着，大概梦里又吃到了什么好吃的。我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看着她睡着的脸，睡梦里她比醒着的时候柔和许多，眉头舒展着，脸上那层淡淡的疲惫也褪了，像是回到了好多年前的样子。手机亮了，小刘发了行程表过来，我调了静音慢慢翻着。明天下午考察组到，后天上午汇报，下午陪他们去两个项目点看，又是满满当当两天。我关了手机，闭上眼睛靠在沙发背上，夕阳透过窗帘照进来，在眼皮上留下一片暖融融的红，耳边是她平稳的呼吸声，像潮水一样一起一伏。

考察组来的那两天忙得脚不沾地，白天陪着看项目晚上陪着吃饭，喝了三顿酒。市里来的人能喝，白酒一杯接一杯地端，我不喝就是不热情不重视，硬着头皮陪了三轮，胃里火烧火燎的。第三天送走考察组的时候我嗓子都哑了，说话像砂纸磨过木头，小刘递了盒润喉糖过来，我含了一颗在嘴里，薄荷味儿冲得脑仁疼，但嗓子确实舒服了些。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家，妻子还没睡，开了客厅的灯在等我，桌子上放着半碗绿豆汤，旁边搁了一碟切成小块的西瓜，用保鲜膜蒙着。她看见我进来就说喝了，解酒的。“你怎么知道我又喝酒了？”“你身上一股酒味，离三米远都闻得到。衬衫领子上还有酒渍，你自己没看见？”她把我外套接过去挂好，顺手把衬衫领口那点污渍搓了搓，“喝多少？”“没喝多少，就陪着市里来的领导喝了几杯。他们能喝，一杯接一杯的，我不喝就是不给面子。考察组的组长是市里下来的老同志，酒量好得很，半斤白酒下去脸都不红。”“你胃不好，下次能推就推。实在推不了就少喝，别一杯一杯跟人干，你又不是陪酒的。”“推不掉。”我在沙发上坐下，端起绿豆汤喝了一口，凉的，放了冰糖，甜丝丝的，那股甜顺着喉咙滑下去，把胃里烧灼的感觉压下去一些。她坐到我旁边：“考察组走了？”“走了，下午走的。明天能歇一天。”“那就好好歇一天。”她伸手摸了摸我额头，“你脸色不好，这两天累坏了吧？黑眼圈都出来了。”“还行，习惯了。”她没有再说什么，靠在我身边，肩膀挨着肩膀，体温隔着薄薄的衣料传过来。客厅的电视开着，正放着什么综艺节目，笑声一阵一阵的，台上的人蹦蹦跳跳，台下的人鼓掌欢呼，那些声音从屏幕里涌出来又消散在空气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皮越来越沉，视线里的画面渐渐模糊成一片色块。“去洗澡吧，早点睡。”她拍了拍我。我嗯了一声，却没动，身体陷在沙发里不想起来。她也不催，就静静地陪着，手搭在我手背上，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指节。窗外的夜风从纱窗钻进来，带着花草和泥土的味道，混着电视里嘈杂的人声，有种说不清的安宁。后来我洗澡上床，躺下的时候她给我掖了掖被角，说空调别开太低了，腿上搭条毯子。我迷迷糊糊地应了声，闭上眼就睡着了。半夜被渴醒了一次，起来喝了口水，床头柜上她放了一杯凉白开，杯沿贴了张便签纸，写着“起来喝了再睡”。我喝完水看见她睡在旁边，侧着身，一只胳膊伸出来搭在枕头上，指节微微蜷着，指甲上的粉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我把她的胳膊轻轻塞回被子里，又躺下了，这回睡得沉了，一觉到天亮。

周一上午我去了趟办公室处理文件，把考察组的反馈意见看了一遍，批了几份积压的请示。下午没什么安排，两点多就回家了。妻子还没下班，家里安安静静的，钟在墙上嗒嗒走着，冰箱嗡嗡响一阵歇一阵。我洗了个澡换了身家居服，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叶在风里哗哗响，阳光透过树叶筛下来，在地板上晃出一片一片的光斑，那些光斑随着风动来动去，像水里的鱼影。五点的时候我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几点下班。她说今天有份材料要赶，可能要晚一点，声音里带着点疲惫。我说那我过去接你。“不用不用，我自己骑车回来就行。”“天不好，要下雨了。”“没事，我带了伞，早上出门看了天气预报。”“我顺路。”我说。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她说：“那你来吧，我还有差不多半小时完事。”我换了衣服开车出门。天果然阴下来了，西边压着一大片黑云，边缘镶着一层暗金色的光，风也大了，刮得路边的小树东倒西歪，广告牌在头顶上嘎嘎作响。开了一半就下了雨，雨点又急又密，打在车顶上咚咚咚像是有人在上面敲鼓，雨刮器开到最大档也刮不干净，视线里一片模糊的灰白。

车停到文旅局楼下的时候雨正大，雨水从楼顶的排水管倾泻下来，在台阶前冲出一条小河。我没熄火，开了雨刮器看着外面，大门口的几把伞被风吹得翻了过去，撑伞的人尖叫着往门廊里跑，鞋子在水里踩得噼啪响。门卫老赵在值班室里冲我招手，我也冲他招了招手。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从楼里出来，撑着一把蓝格子伞，裙摆被风掀起一角，她一手按着裙子一手撑着伞往我这边跑，雨太大了，还没跑到车跟前裙子下摆就湿了一片，凉鞋踩在积水里扑哧扑哧响。我推开车门喊她：“快上来。”她收了伞钻进来，头发上沾了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刘海贴在额头上湿漉漉的。我递了纸巾过去，她擦了一把，说这雨下得也太急了，刚才出来的时候明明小了一些，走到半路又大了。“跟你说要下雨了。”“谁知道这么大。上午还出太阳呢，晒了一整天，下午就翻脸了。”我开车往回走，雨刮器飞速摆动，外面的世界被雨水模糊成一片，路边的树和楼房都成了灰蒙蒙的剪影，只有前车的尾灯在水汽里拖出两条红痕。她侧着头看窗外，玻璃上水珠滑下去又覆上来，反复不停。忽然她说：“你猜今天孙巧玲干了件什么事？”“什么事？”“她中午带了两袋水果过来，一袋放我桌上，说是她老家亲戚寄来的大樱桃，让我尝尝，还说前几天态度不好，跟我赔个不是。另一袋搁在科室公共桌上，谁想吃谁拿。”“然后呢？”“我说水果我收下了，事过去了，让她别放心上。她就站在那儿不走，两只手绞着衣角，支支吾吾的，后来才说她想调科室，想去档案室，清静，不跟人打交道。”她笑了笑，“我说这个你得跟刘局提，我做不了主。她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松了一口气又好像更紧张了。”“你怎么想？”“我有什么想法。她要是真想去档案室，那是她的事。反正她现在在我面前客客气气的，干活也不推了，今天上午还主动帮我核对了一组数据。日子正常了就行。”雨小了些，雨刮器的频率慢下来，视线渐渐清晰了。车拐进巷口的时候她忽然说：“其实我今天下午挺开心的。”“因为孙巧玲给你送水果了？”“不全是。”她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雨丝飘进来，落在她手背上。“就是觉得日子正常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心里踏实。不用提心吊胆的，也不用想着谁又在背后使绊子，安安生生的。”我没接话，把车停到楼下。她说你在车里等着，我回去拿伞接你。我说几步路淋一下就到了，她摇头说不行你感冒了又该难受，昨天嗓子才刚好。她撑着伞跑过来接我，伞小，两个人挤在里面，她的肩膀湿了一大片，我的倒没事，她把伞面朝我这边倾着，自己的半边身子露在外面。上楼的时候她走在前面，裙摆上还沾着水渍，脚印在楼梯上一串湿痕，后颈上的碎发被雨水打湿贴在皮肤上，肩胛骨的轮廓透过湿透的布料隐隐约约。我跟在后面，心里忽然就软成了一摊泥。

晚上她做了番茄炒蛋和清炒空心菜，我焖了米饭，米是她早上上班前淘好的，泡了一天，煮出来格外软糯。两个人面对面吃着，窗外雨声淅淅沥沥的，偶尔有雷声从远处滚过来，闷闷的像什么东西碾过天际。电视没开，屋子里只有筷子碰碗的轻响和雨打窗户的声音，空调吹出来的风凉丝丝的，把饭菜的热气搅散了又拢起来。“明天周二，”她说，“我轮休。”“那你在家歇着。”“嗯。”她夹了一块鸡蛋放进我碗里，“你中午回来吃饭吗？”“回，明天下午才开会。”“那我做红烧排骨，你爱吃的，早上起来就去买。”“好。”她笑了，低头扒饭，筷子把米粒扒进嘴里，嚼得认真。她的鼻梁很挺，侧面看过去线条利落，睫毛在灯光下面投出一小片阴影，随着眨眼的动作忽闪忽闪的。我看了她好几秒，她头也不抬说看什么呢，我说没看什么，吃饭。

吃完饭她洗碗，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雨渐渐停了，空气被洗过一样，清冽冽的，带着泥土和草木被冲刷后的潮润味道。楼下有孩子在水洼里蹦来蹦去，溅起的水花在路灯下亮晶晶的，一串笑声从楼下飘上来，脆生生的。远处清溪河的方向隐隐约约有一层薄雾，白蒙蒙的浮在河面上，把两岸的灯火晕得朦朦胧胧，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正看着，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市的。我接了，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急，带着明显的喘气声：“请问是张书记吗？我是柳树坪小学的赵德明，之前跟您联系过的。”“赵老师你好，有什么事？”“张书记，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学校今天下午发了大水，后面那排教室塌了两间，幸好是周末，没有孩子在里面，但课桌椅都泡了，教材也毁了不少。县里之前说拨给我们一批教学物资，四月份就报了，到现在还没到位，我想问问……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孩子们下周一要上课，没地方坐啊。”他的声音在那头有些颤，背景里能听见水流的哗哗声和人的吆喝声，大概还在现场忙着什么。“赵老师，你先别急，”我说，“你说的那批物资我知道，我明天帮你催。你先把具体情况发短信给我，写清楚需要什么、多少数量，还有你们现在的安置情况。”“谢谢张书记！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这就发短信。”他电话里的声音明显松了一口气，又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才挂断。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一时没动。柳树坪，妻子以前支教过的那个地方。四月份报的物资申请，七月了还没批下来，整整两个多月，中间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每个人都觉得走流程是别人的事，每个人都觉得拖一两天不要紧，拖着拖着就成了废墟。她说那儿的教室翻了新可还是缺东西，她说赵老师总跟她联系说学校缺这缺那，她说有个孩子背慈母手中线的时候哭了。我回到客厅，妻子正把碗收进柜子里，碗碟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看见我脸色不对就问：“怎么了？谁打的电话？”“柳树坪小学的赵老师，”我说，“今天下雨，学校后头那排教室塌了。”她手里的碗顿了一下，停在半空：“人没事吧？”“人没事，但物资没到位，课桌椅泡了。四月份报的申请，到现在没批下来。”她把碗放好，擦了擦手走过来：“那批物资我知道，刘长河还跟我提过一嘴，说柳树坪报了申请走局里的审批程序，我还问过他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他说快了快了，然后就再没下文了。”她在沙发上坐下，眉头微微蹙着，“我当时觉得不太对劲，但想着局里的流程一直那样，催也催不动，就没再追问。”“我明天问问刘长河。”她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窗外的雨彻底停了，云散开了一些，月亮从云缝里露出半张脸，白晃晃的光落在她脸上淡淡的。“你要是忙的话，”她轻声说，“明天中午就不用回来了。排骨改天再做也行。”“回，排骨照做。物资的事我电话里问就行，不耽误。”她点了点头，没再劝，起身去卧室拿了条毯子出来给我搭腿上，又去厨房倒了杯热水放在茶几边上。我坐在沙发上翻着赵德明发来的短信，清单上列着课桌椅四十套、教材一百二十册、黑板三块、粉笔若干、灯泡二十个、书架五个，最后一行写着：“孩子们问什么时候能回教室上课，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我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把手机扣在膝盖上，闭着眼靠进沙发里。她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没说话，把手搭在我手背上，温温热热的。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转着柳树坪的事。四月份报的申请，七月了还在走流程，课桌椅压在某个仓库的角落里落灰，教室塌了才有人想起来催。中间经过了文旅局的计财科、办公室、分管领导，每个环节都签了字都盖了章，可是从第一个章盖下去到最后一个章盖上来，走了两个多月。她睡在旁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安，黑暗里翻了个身凑过来：“还在想柳树坪的事？”“嗯。”“别想了，明天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你明天让刘长河查一下物资在哪个环节卡住了，该催的催，该批的批，两天之内送到就行了。”“不是解决了就完了，”我说，“是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四月份报的东西，现在才想起来查，这中间两个月的时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干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儿：“这种事你见得还少吗？下面哪个单位没有类似的？文件在桌上压半个月一个月的，正常。你从乡镇干上来，乡镇的事情你也清楚，一个报告从村里报到乡里再报到县里，走一圈三个月不稀奇。”“正常？”我看着她，她的轮廓在黑暗里朦朦胧胧的，只有眼睛反射着窗外漏进来的月光，亮亮的。“教室塌了两间，这叫正常？四月份报的课桌椅，七月份还没批下来，这叫正常？等孩子开学了坐在露天里上课，这叫正常？”她没说话了。好半天她伸出手搭在我胳膊上，轻轻拍了拍：“睡吧，明天你还要忙。事情总要一步一步解决，你急也没用。”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细长微凉，搭在我的掌心里。黑暗里两个人谁都没再说话，窗外的月光渐渐亮了，从云缝里淌出来，在床尾铺了一小块银白色的光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起来了，厨房里传来油烟机的嗡嗡声和锅铲碰铁锅的响动，油锅滋滋响着，香味从门缝里钻进来。我起床洗漱完走到厨房门口，她正往盘子里盛炒好的青菜，绿莹莹的叶子上油光发亮，旁边还煎了两个荷包蛋。“怎么起这么早？”“睡不着就起来了。”她把菜端到桌上，“粥在锅里，你先喝一碗，今天的粥里放了红枣和桂圆，补气血的。”我盛了粥坐下，她坐到对面，端着豆浆杯小口小口喝着。今天的阳光很好，从厨房窗户斜照进来，把她面前那杯豆浆照得透亮，细小的泡沫浮在面上像一层白色的绒。“今天上午我有空，”我说，“一会儿去找一趟刘长河。”“为了柳树坪的事？”“嗯。”她没再说什么，低头喝粥，勺子在碗里轻轻搅着，红枣的甜味在空气里散开。她放下碗的时候抬头看我，目光平静：“你别太急了，刘长河那人吃软不吃硬，你跟他拍桌子他反而磨洋工。你好好说，他反倒重视。”“我知道怎么跟他谈。”“我知道你知道。”她站起来收碗，“就是提醒你一下，别为了这事气着自己，你胃不好，一着急就胃疼。”我笑了笑：“放心，气不着。”

出门的时候她在阳台上喊我：“中午还回来吧？”“回。”“排骨我等你回来做。”我按了声喇叭，车拐出了巷口。清溪河在晨光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浮着一层细碎的金光，两岸的柳树绿得发亮，长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随风摆动。风吹进来带着水和青草混合的味道，凉丝丝的，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那团火稳了一些。到办公室的时候小刘已经在了，我让他查一下县里往年的教育物资拨付流程，看看从申请到批准到底要经过多少环节，每个环节的时限是多久。他答应着出去了，我拿起电话拨了文旅局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办公室钱敏，听见我声音她明显紧张了一下，说书记好。我说让刘局长接电话，她说刘局正在开会，我说那让他开完会到我这儿来一趟。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银杏树。叶子在风里翻来翻去，正面是深绿背面是浅绿，翻来翻去像无数面小旗在摇，阳光透过叶缝射进来，在办公桌上晃出一个又一个亮斑，随着风动忽左忽右。我拿起手机翻了翻赵德明发来的短信，又看了一遍最后那行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着，不大不小的一块，不疼但一直存在。小刘十分钟后回来了，手里拿着几张打印纸，说查了一下，教育物资拨付正常流程是七个环节，每个环节原则上不超过五个工作日，全程三十五天内完成。柳树坪这批走了两个多月，已经严重超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把这个流程表复印一份，一会儿刘长河来了给他看。

十五分钟后刘长河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今天穿了件白衬衫，领带打得端正，比上周精神了一些，但进了门看见我脸色还是下意识地绷了一下。他进门先叫了声书记好，然后问我有什么指示。“你们局四月份收到过柳树坪小学的物资申请吗？”我问。他愣了一下，想了想说：“柳树坪……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批了，走的是正常流程……”“走完了吗？”“这个……具体到哪一步了我得回去查查……”“不用查了，”我把赵德明那条短信给他看，“你看完告诉我什么感受。”他接过手机低头看了一会儿，目光一行一行扫过去，看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脸上的血色褪了一层。“书记，这个事是我工作没做到位……”他把手机放回桌上，两只手垂在身侧。“我不管是谁没做到位，”我打断他，“我要知道这批物资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能送到柳树坪。你今天上午就给我查清楚，查完直接报结果到我这里。四月份报的申请，七月份还没批下来，中间两个月的时间卡在了哪个环节，谁签的字谁搁置的，你给我理出一条线来。”“好好好，我这就去查。”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书记，这事……您看是不是我亲自跑一趟柳树坪，当面跟赵老师道个歉？”“你去道歉有用吗？孩子们上课的桌椅呢？”“我这就催……”“催有什么用？我去，我跟你一起去。”他愣住了：“书记您……”“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有有有，我把其他安排推掉。”“那你下午等我电话，我跟你一起去柳树坪，物资的事当场协调，不要再拖了。”刘长河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害怕，嘴唇翕动了两下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退出去把门轻轻带上了。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很烈，照在银杏叶上泛着油亮亮的光，风停了，叶子一动不动地垂着。我拿起手机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今天中午可能回不去了。”我说。“怎么了？”“下午要去一趟柳树坪，得准备一下，上午还有些东西要理。”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是去看那间塌了的教室？”“嗯，刘长河也去。物资的事要当面跟赵老师说清楚。”“那我排骨先放冰箱，你什么时候回来再做。你开车去柳树坪小心点，那截山路弯多，下雨过后可能不好走。”“好。”挂了电话，我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窗外的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又移开，光影在房间里流转。小刘进来问中午要不要安排食堂，我说不吃了，你帮我查一下柳树坪那边的路况，看看有没有塌方，通行情况怎么样。他应着出去了。我拿起赵德明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最后一行那行字比前面所有的字都清晰：“孩子们问什么时候能回教室上课，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我把手机揣进兜里，站到窗前。县委大院里的银杏树在风里摇着，叶子哗哗响，远处有云飘过来，白白的，一团一团的，在天上慢慢地走，影子落在院子的草地上缓缓移动。今天应该不会再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