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诗人”王计兵拿下鲁迅文学奖｜真正的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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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先知书店奥派经济学）

最近的文学圈很热闹。一边是蒋方舟、贾浅浅等文化名人因学术丑闻被撤销学位，引发公众对于文学创作生态的讨论；另一边，“外卖诗人”王计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摘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就在获奖前五天，王计兵还站在“我是骑手——2026新就业群体网络晚会（骑手专场）”的舞台上，朗诵《赶时间的人》，用最真实的生活写下最朴素的诗意。

从聚光灯下的骑手到站在国家级文学奖领奖台，王计兵的经历不仅让人看到个体奋斗的力量，也让人看到，一个属于普通人的文学时代正在到来。

在今天，新技术、新媒介的确催生了全新的文学生态：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大众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这种覆盖面广、全民参与度高、情感联结强的文艺形态，正是新大众文艺。

事实上，技术一直在更新迭代，文学的内核却始终未变。比如古代有评书，民国有话剧、电影，当代有短视频，这些均为广义的通俗文学形式，常孕育精品。

因此，面对不可逆转的新大众文艺潮流，我们不应盲目的贬低或抗拒，也不应该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中孤芳自赏，而是要用“普适认可的好文学标准”，去拥抱、塑造新大众文艺，如此才有可能促成中国文学的复兴。

那么，什么才是“普适认可的好文学标准”呢？哲学家周辅成先生的论述堪称经典：“一等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做诗，做不成只能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只好写小说，像福楼拜。”

按照这个标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至少要具备三大价值。

好文学的灵魂——艺术价值

最伟大的文学，在语言和题材上，能够将“雅”和“俗”结合到极致，能够激发大众对生死、善恶、美丑等人类终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曹雪芹《红楼梦》，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文盲乞丐，都能够理解、欣赏和讨论。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如此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有人格、价值观，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改变价值观最好的方法，不是靠哲学说服、经济激励和法律规训，而是靠文学、艺术长年累月的滋养、浸染，使之成为常识和直觉。

文学理论大师钱谷融的《文学即人学》，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人格比才学更宝贵；文学的本质是诗，要面向艺术与诗意；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其灵魂来自文字的美感、诗性。文学的审美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描述同一个内容，不同的文字给人不同的美感。所以伟大的文学家，注重语言超过情节，追求灵性超过技巧。他们不会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而是会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让人每一次重读都有全新的享受……

1948年电影版《哈姆雷特》

比如《哈姆雷特》的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改成“面对苦难和不幸，是应该选择继续忍受，还是干脆结束生命，这是一个值得仔细考虑的问题”，就会变得冗长、苍白，破坏文字的韵律和诗意。

古代中国诞生过无数伟大的作家、绝美的文学，先秦有《诗经》《离骚》《楚辞》，秦汉有赋、乐府诗，唐诗宋词更是千古传唱、家喻户晓。这些诗词歌赋对语言文字的审美追求，已经到达极高境界。唐诗里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说法。顾彬曾说，他爱上中国文学，就是从李白《孟浩然之广陵》开始的。

然而，即便是一等天才，在写出天才作品之前，也必须先接受本族群文化的滋养，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比如但丁《神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中生长出来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文学素养最高、最有条件“为文学而文学”的人，通常都是官宦人家，即士大夫阶层。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大家，比如杜甫、王维、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鲁迅、郭沫若、茅盾、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等，祖上都是做官的。

正缘于此，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性，集中体现在“雅俗交替的二重变奏”：士大夫阶层的文以载道，如诸葛亮《出师表》、白居易《琵琶行》；大众平民的娱乐消遣，如戏剧《西厢记》、章回小说《三侠五义》。雅和俗之间的碰撞、借鉴，特别是知识精英主动亲近“俗文学”，又诞生出雅俗共赏的经典，如《诗经》《孔雀东南飞》《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笑傲江湖》。

现在我们回头看开头的问题——曾经媲美世界的中国文学，在今天究竟丢失了什么？

100多年来，中国文学的诗性，随着士大夫阶层一同衰败。80年代有过短暂复兴，但仍然没能阻止汉语在审美上的跌落。这导致中国文学被抽离了灵魂——美感、诗性和高尚的情操日渐丧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致命硬伤，也是顾彬批判最激烈的地方。

在新大众文艺时代，粗制滥造的垃圾文学大行其道。比如当下网民趋之若鹜的玄幻小说、“霸总爽文”，语言粗鄙，靠刺激、猎奇的情节获得关注。读者通常不会看第二遍，更不会去读纸质书。

就连很多获奖的“精英文学”，也普遍缺乏人文素养、艺术价值。一些作家蔑视人的尊严，传递错误的价值观。还有人以抄袭、拍马为能事。

当下的新大众文艺，本来可以成为文学复兴的希望。有统计说“中国日产诗歌百万首”，就连外卖员、家政工作者都在写诗，“抒发真情实感，讲述真实生活”。但是很遗憾，由于诗性的缺失，能够被传颂、记住的作品少之又少。

可见，要找回中国文学的灵魂，文化精英的责任最大：首先要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其次要效法先贤、放下身段，用大众能够理解、欣赏和参与的形式，提升汉语文学的审美、诗性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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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学的血肉——社会洞察

没有诗性灵魂的文学是行尸走肉，没有社会洞察的文学是无病呻吟。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语言上的诗性、审美，还应该在内容上，让读者对人的真实处境，比如社会风貌、阶层结构、人际关系等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鲁迅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到家族、婚姻等伦理关系，贵族、奴仆等阶层关系，甚至王熙凤的管理、投资知识。

《世说新语》《捕蛇者说》《傲慢与偏见》《日瓦戈医生》等文学名篇，写的都是人们最真实的生存处境。缺少生活阅历和共情能力的作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当代中国的很多网络文学、“美女文学”，情节幼稚，脱离现实，情感浮夸。这样的作品，无论文字多么优美，都只是一堆华丽的泡沫。

一部好的文学，通常能以大众理解、喜欢的形式，比如小说、戏剧、寓言、笑话，描摹出历史和现实背后的“社会结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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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学的生命力——历史见证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当文学家在记录这些人和事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是在见证历史。所以，一部文学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具备历史价值。

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诸史皆文、诸文皆史，文史从来不分家。中国的历史记载非常久远，尤其官方记载非常丰富。《尚书》《左传》《春秋》《战国策》、二十四史、杜甫的诗歌，都是我们理解古人生活的历史资料。

比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汉朝初年因为施行与民休息、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百姓和国家变得空前富庶：百姓凭着磨刀、兽医等微末技艺，就积累成巨富；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这些描述非常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又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史料。

鲁迅写日记，从1912年写到1936年，只记录天气、访客、购书、收支、健康等私人经历，全文没有一个形容词，不追求春秋笔法、深层寓意。这些私人记录，印证了近代史的诸多大事件。

王计兵作品最动人的地方也在于此，他写的不仅是诗歌，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几十年后，当人们回望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生活时，一定会反复提到几个关键词：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平台经济、即时配送……它们改变了城市的节奏，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历史会记住这些名词，但名词背后的人，往往最容易被遗忘。

新闻能够记录订单数量、配送时长和行业规模，经济学能够分析平台模式和就业结构，社会学能够解释劳动关系的变化，但它们都很难回答另一个问题：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压力？如何理解劳动的尊严？如何在奔波中维系家庭、守护希望？这些最具体、最细微的生命体验，只有文学能够保存下来。

王计兵没有接受传统学院派文学训练，却能够把送外卖、搬货、谋生、家庭等最普通的生活经验，转化成具有诗意的语言。他的诗歌里，没有刻意控诉，也没有制造苦难，而是让劳动者自己说话。这种真实，比空洞的议论更具有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计兵这部劳动者的诗歌《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签名版）。“在赶时间的间隙，王计兵将诗歌写在烟盒上、废报纸上，有些被偶然传到网上，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共鸣，单首诗歌阅读多达2000万人次。” 本书就是他诗歌精华的首度集结出版。感兴趣的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