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珣：焦虑与愤怒正在重塑全球风险政治

题记：2026年4月23日，北大国发院“承泽商学”第56期“世界读书日专场”举办。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主任、《焦虑与愤怒时代的全球风险政治》作者庞珣的主题演讲整理。

我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焦虑与愤怒时代的全球风险政治》一书的作者。我也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友，曾就读于其前身中国经济中心的第二届双学位项目。

我创建和领导的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基于大数据、建模和算法进行风险分析和决策研究的机构，我们也非常积极地拥抱AI。目前我们已落地多个以AI赋能的风险研究项目，尤其是对于复杂风险的评估。

在长期关于风险的研究与认知中，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即“道”的层面非常重要。风险研究在“术”的层面已做了大量工作，而“道”的层面还不够，但后者关乎认知与心态问题的解决。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将关于风险的认知与管理要上升到“道”的层面。

为什么风险正成为全球化中的核心问题？

我相信大家现在都能感受到：我们正身处一个充满深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每个人、每家企业、每个国家，都日常性地被那些真实可触却又离散难辨的风险所困扰。就宏观大势来看，原本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转向了以风险应对为核心的事业。

我长期从事全球化研究，在2022年牵头成立了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这正是本书的写作背景。我试图从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的角度来回应风险时代的一些重要挑战，尤其是思想层面的挑战。科技手段确实是理解和应对风险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在全球风险时代，在守护人类的安全与价值方面，政治智慧具有同样的不可或缺性。厘清风险驱动型政治与利益驱动型政治的本质差异，是探讨风险政治的特点、逻辑与后果的逻辑起点。

在理性层面，风险政治所面向的，是一个以损失而非收益为基本预期的全球性未来；在情感层面，风险政治则由焦虑与愤怒所主导并塑造。在风险政治的话语体系与行动议程中，安全成为无可争议的核心议题，同时它也面临着安全悖论的诱惑与挑战。

我的研究以风险概念作为起点和基石，试图解释政治学人理想中由理性主导的“冷政治”，为什么会转变为情绪涌动的“热政治”。我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加入了一些在传统学术体系中被排斥、被边缘化，甚至令人感到不安与不适的要素，希望我们共同开启一段直面挑战的荆棘之路。

在展开之前，我先做一个说明，风险研究具有极强的跨学科属性与多元的研究视角。面对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风险，以及探讨和践行不同的风险应对措施与方法，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指导。我不是要为大家呈现一个综合性、平衡性的分析框架，而是想从一个特殊的甚至非主流的角度切入风险问题。这个角度可以用埃瓦尔德的一句话来概括：“风险内在于人，在于他们的行为、自由、彼此间关系、组织和社会。”

风险的重新定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风险的共识性定义是：风险是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其计算公式为概率乘以（客观）效用损失。然而，在深度不确定性时代，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变得无法精确计算，甚至根本无法计算。在这个公式中，无论是概率还是效用，其数值都极难确定。那么，为何这些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依然进入了风险科学与风险管理的研究范畴，并且成为风险领域公共辩论与私人考量的焦点呢？换言之，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如今同样被视为风险，风险不再仅包含那些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对这些不确定性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这既出于人类的好胜心与责任感，也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无法释怀。

由此，风险被重新定义：从“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变为“不可接受的不确定性”。从“可计算”到“不可接受”的转变，意味着风险的属性从客观性转向主观性，从能力维度转向意愿维度。既然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常态，而风险是不可接受的不确定性，那么一切均可是风险，而风险又可以什么都不是。

风险从“可计算”变为“可裁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从科学技术问题转化为了政治问题，为政治介入各类风险相关事务打开了所有的门窗；与此同时，风险也成为了政治的塑造力量，围绕风险展开的政治将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与内在逻辑。政治与风险相互形塑，形成了共生关系。

为什么风险会催生焦虑与愤怒的常态化？

风险时代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不确定性之所以难以精确计算，不仅在于概率估计本身的挑战性，更在于效用函数既非客观，亦非单调。决定某一不确定性是否可被接受，也不再是效用函数，而是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价值函数是纳入了心理评估的函数，其评估过程始终具有参照点：风险问题是在该参照点左侧的损失域中进行的裁量问题，而非在其右侧的收益域中展开的优化问题。依据丹尼尔•卡内曼与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在损失域中展开的风险政治，必然不同于在收益域中展开的利益政治。

强调这一区别的意义何在？其意义在于使“冷政治”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也使“热政治”不再令人惊诧。传统研究范式将利益驱动视为政治的本质属性，预设了利益驱动会构建出一套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理性政治逻辑。然而，风险驱动型政治并非利益政治在风险维度上的简单镜像，即并非以风险最小化为核心逻辑。

风险不是抽象的概率，而是真切的痛苦。这种痛苦植根于人类试图掌控自然、社会与自身命运的雄心，与现实中注定无法完全掌控的不确定性之间，那日益尖锐且不可调和的张力。

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洪流中，深层的不确定性不断挑战着人类理性认知的极限。风险的不可计算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超越理性的边界，转而通过心理挫败感来对风险进行政治评估和心理评估。心理学家格温斯坦多年前便提出了“风险即感受”（risk as feeling）的观点。因此，风险驱动的政治必然是感受的政治，而非仅仅是理性的政治。焦虑与愤怒在政治中交织、对峙和循环，使得政治呈现出强烈的情感性。

风险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情感性呢？现代风险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其所到之处必然伴随着焦虑与愤怒。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具有清晰的外部指向，而风险则是弥散的、非聚焦的不确定性，具备产生焦虑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揭示的，现代性风险具有深刻的反身性：它不再是自然强加于人类的天灾，而是人类在追求对自然与自身掌控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制造出来的人祸。

由此，风险与责任、道德及伦理内在缠绕，其应对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管控，更会激发出基于愤怒的道德诉求，包括要求谴责、要求补偿，甚至要求报复。焦虑与愤怒的交织，使风险政治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理性政治的面貌：信心匮乏，信任脆弱，充斥着他者化的进程与无处不在的道德审视。

事实上，情感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生物性或个体性存在。自20世纪末起，一场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感转向”知识运动兴起，该运动将情感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与表征，认为情感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既有政治土壤和政治动力，也会产生政治力量与政治后果。

政治不是冰冷的理智游戏。弗朗兹・诺伊曼曾指出：“所有政治制度都建立在焦虑基础之上。”在被视为奠定了政治理性基础的霍布斯经典思想中，自然状态的不可忍受，本质上就是焦虑的不可忍受。霍布斯提出以一个集认知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身的秩序，来一劳永逸地消除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现代国际关系学者也明确指出，对于国际关系而言，焦虑是比无政府状态及其他结构性特征更深层次的条件。

当下的深度不确定性与复杂风险，使焦虑为政治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焦虑风险政治的主要特征有三点：

1. 信息政治的异化。焦虑催生了人们对信息无休止的渴望，政治顺应并利用了这种渴望，导致信息被大规模政治化，陷入叙事与反叙事的持续拉锯之中；

2. 信任的深度危机。焦虑将世界带入新的怀疑时代，在这一时代，建立政治信任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但实现难度也从未如此之大；

3. 安全的泛化与日常化。安全化逻辑如今已主宰了政治，曾经作为高级政治议题的安全，已然沦为平凡的日常事务。紧迫的不安感被日常化，政治生活以不安为惯性。

除焦虑之外，愤怒是与风险相伴而生的另一种主要情绪。愤怒使全球政治已然演变为道德政治。人们曾经认为政治由利益驱动，因此无涉道德，甚至超越道德评判。而风险政治则以一种强悍的姿态将道德带回了政治的核心。风险政治拷问的核心命题不是“如何优化”，而是“谁的风险才是风险”。这是一个政治裁决问题，而不是技术推演问题，其本质是风险选择与分配的公平与公正问题。

正如政治行动中充斥着追责与谴责，政治领域的问责机制也远非客观的调查程序，而是谴责政治的延伸。谴责不仅仅是对责任的认定，更是一场深远且持续的他者化过程。在道德审视之下，外群体不仅被定格为风险的制造者，更被贴上了道德败坏者的标签。在这种“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中，一种排他的信任应运而生，它一方面填补了由焦虑所造成的信任真空，另一方面却催生了激进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对抗与民粹主义浪潮。正如乌斯兰纳所指出的，“信任陌生人意味着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道德共同体”。然而在由风险驱动的愤怒政治中，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共同体身上的剧烈变化，使其边界变得愈发坚固、封闭与排外。

风险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传统时空观？

风险及其情感对政治的塑造，远不止于表征层面，而是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地重塑了政治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时空问题是风险研究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大量风险无法被分割与定价，政治所面对的往往正是这类宏观风险。例如，地缘政治风险、AI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等。这类风险之所以无法被分割与定价，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与长期性，这决定了它们无法实现基于精算的时空再分配。

因此，在这类风险领域中，时空问题便转化为政治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问题。时间性指人们对时间的经验与感知、对时间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赋予时间的意义，它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政治诠释的重要维度。风险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但这种未来不仅是被潜在的损失所牵引，更重要的是，由于风险本身是一种持续处于争议状态的存在，未来也因此成为一个关于不确定性的“认知黑市”。在这一语境下，未来不再是勇气、智慧与美德的创造物，也不再是通往更美好世界的承诺，而是演化为人类与时间之间关于承诺与背叛、控制与反抗、存在与虚无的复杂纠葛。在此过程中，政治的理性状态被性格、情感、归属感以及毫无根据的承诺所取代。

那么，何为空间性？空间性指的是空间与人类行动、社会互动、实体存在及认知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空间性是一种社会建构，不是外生给定的绝对坐标，而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

风险具有一种富有张力的双重空间性：一方面是无视空间分隔与空间距离的“脱域”（disembedding），另一方面则是作为风险应对权宜之计的空间“再嵌入”（re-embedding）。风险的全球蔓延催生了全球性的复杂系统，如今已形成一个全球共识：风险是全球性的而非地区性的，安全是整体性的，不存在偏安一隅的安全。这一共识既复苏了全球治理的古老理想，也催生了知识共同体、跨国倡议网络等一系列推动政治脱域的组织与力量。

然而，在缺乏国际中央权威的现状下开展全球风险治理，不仅难以缓解焦虑、平息愤怒，反而会加重沮丧与怀疑，并培育了全球性的谴责文化。人们因此退缩到由历史记忆所固化的版图之中，依赖传统权威，将全球性风险通过人为边界进行空间分割。空间隔离、空间异化、空间规训等这些已然过时却令人熟悉的策略，成为人们追求安全的权宜之计。

风险观主导的时代，多安全才安全？

我们不仅怀疑政治是否能够提供其在被迫或被诱惑情况下所大规模承诺的安全，甚至开始质疑政治体获得其自身安全的能力。而这一问题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风险政治的主题正是追求安全。

安全是一个缺乏明确定义的概念，其内容取决于它的对立物，即获得安全所必须处理的负面对象。这一对立物曾经是具有清晰指向与明确意图的“威胁”，如今却变成了弥散的、连续的、混合的“风险”。

因此，寻求安全首先需要明确一系列问题：何为现状？何为威胁或风险？何为对这一对立物的充分处理？安全与不安全两种状态之间的界限在何处？……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都具有主观性与政治性，这使得安全在本质上是一个可争议的概念，极易沦为一面可以随意挥舞的旗帜、一张可以任意粘贴的标签，进而被滥用与误用。

当安全的对立物主要由风险而非威胁来界定时，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当不安来自于聚焦且明确的威胁时，威胁的消除就是安全的获得。但风险与此不同，它具有潜在性、弥散性、连续性、反身性，所以无法被全然消除。因此，风险时代的安全不可能是“有 或“无”的二元状态，而是一个程度问题。这意味着安全是有代价的，超过恰当程度的安全，其代价可能相当高昂。强调安全的代价看似是一句废话，实则不然：因为安全常常被认为具有首要性，优先并凌驾于其他所有目标之上。

安全议题的特殊化，使得安全无法与其他价值进行比较或通约，进而产生“为了安全不惜一切代价”以及追求绝对安全的倾向。达尔与林德布罗姆早已指出，即便是最佳的安全状态，也依然可能留下一个充满挑战、风险、怀疑、危险、危害与焦虑的领域。在焦虑与愤怒交织的全球风险热政治中，我们是否还有能力与意愿去克服这种追求绝对安全的倾向？是否还愿意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究竟多安全才安全？

风险政治中的安全悖论

由风险反向界定的安全，在情感上不同于由威胁所界定的安全。安全情感从尖锐的、集中的恐惧，变成了弥散的、持久的焦虑。正如巴哈尔·鲁梅利利所言，“如今我们围绕未来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是对未知且无法控制事物的普遍焦虑，而非对特定且已知敌人的恐惧。”焦虑意味着不安不仅是持久的，更是内在的与内化的。

全球风险时代的不安全，不仅发生在物理层面，更日益体现为本体层面的存在性焦虑。在复杂风险与深度不确定性的流变之中，个人与国家的本体安全都变得岌岌可危。为了稳固自身的内在状态，身份政治、排他主义、道德分野等思潮与行动应运而生，成为维系内在连续性的手段，而这些思潮与行动在情感层面均由愤怒所驱动。

风险的反身性以及物理安全与本体安全的双重维度，共同制造了风险政治中隐藏的安全悖论。这一悖论体现为：对安全目标的过度专注，会降低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度，进而强化并扩散以恐惧为基础的风险感知，同时还会激发以愤怒为导向的道德化判断，将不安自我的向外投射。在这一情绪机制的作用下，物理安全与本体安全既相互依存，又彼此撕裂，共同强化了彻底消灭风险的冲动，同时也提升了人类勘探风险的能力。这导致在认知与政策层面，人们不断发现、界定、选择乃至制造出新的风险，从而陷入安全状况持续恶化的恶性循环。

安全悖论的严重后果在于，由风险界定的安全，并非仅要求间歇性的大规模付出，而是需要持续性投入。安全悖论所制造的不仅是一个不安的螺旋，更是一个代价的黑洞。避免安全悖论是全球风险政治中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培育接受风险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将风险接受作为风险管理与安全追求的重要策略。

结 语

最后我想强调，本书以批判性与理论性的方式呈现了全球风险政治的逻辑、问题与挑战。我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理论而理论。我始终坚信，任何理论都必须指向实证，并由实证来加以检验。我认为，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进一步发展和检验相关理论、推进严谨的经验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尤其是鼓励将情绪、认知、道德与责任等长期被排斥或被忽略的要素重新纳入风险分析与政治分析的范畴，从而生成更为坚实的、基于证据的学术洞见。衷心希望能够与各位同仁一道，在深度不确定性时代，共同追求安全、发展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