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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处于三线作战状态的以色列,会在战事胶着之际主动解散议会、启动大选?
7月17日,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议会投票最终结果定格为62票赞成、0票反对,反对派全员离场未参与投票。
这场零反对的解散投票,并非反对势力逼宫夺权,而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主动推动的体面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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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来看,这场看似平稳的议会解散,实则是内塔尼亚胡在多重危机裹挟下的被动自救,也是以色列政坛深层制度矛盾的集中爆发。
随着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式降级为看守政府,仅能处理日常政务与紧急安全事务,无法推进重大政策与争议立法,战时国家核心治理体系陷入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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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议会解散是一场经过精准权衡的政治操作,绝非临时起意。
按照以色列政坛过往惯例,多数议会解散、提前大选均源于执政联盟破裂、不信任投票倒逼,而本次大选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走完四年完整任期的常规换届,看似是政坛秩序的进步,实则暗藏执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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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一句,为何执政联盟要主动推动议会解散,放弃完整任期的执政资格?
核心原因是执政联盟的执政根基已经濒临崩塌,以色列议会共120个席位,61席为执政过半门槛,此前内塔尼亚胡依托多党联盟勉强维持执政席位,但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派政党早已萌生退意。
一旦该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联盟席位将直接跌破过半红线,届时反对派必然发起不信任投票,内塔尼亚胡将面临被迫下台的难堪结局。
相较于被动下台、丧失所有政治主动权,主动解散议会、启动大选成为最优选择。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议会解散前的最后一周,执政联盟开启通宵立法冲刺,密集通过十余条争议法案,内容涵盖高校性别隔离、冻结宗教青年兵役逮捕令、削弱总检察长职权、强化政府媒体管控等多项内容。
这一系列操作并非战时治理举措,而是执政团队下台前的权力套现,试图在失去政策主导权前固化自身利益,充分暴露了其功利化的执政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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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塔尼亚胡之所以急于自救,根源在于其当下深陷司法、政党、选民三重危机,处境岌岌可危,每一项危机都足以终结其政治生涯。
最致命的是司法清算危机,自2020年起,内塔尼亚胡深陷三起刑事案件,分别为1000号、2000号、4000号案件,涉及收受贿赂、权媒交易、滥用监管职权等多项指控,涉案金额达28万美元。
截至今年7月6日,其个人庭审作证次数已达98次,创下以色列刑事审判被告作证时长纪录。
这里必须讲清楚,内塔尼亚胡目前能够暂缓定罪、免于追责,核心依托总理身份自带的执政豁免权。
一旦10月大选落败,豁免权即刻失效,所有司法案件将重启审理,按照相关法条,其最高或将面临十年监禁。
不仅如此,以色列法院已敲定加速审理方案,自9月起每周开庭五天,司法清算的倒计时已经开启,且以色列总统已明确拒绝特赦,即便特朗普出面斡旋也无济于事。
其次是执政联盟裂痕彻底无法修复。以色列实行全民强制兵役制度,18岁青年需奔赴前线服役,常年有1.2万名士兵驻守前线,但7.2万名极端正统派宗教青年可依托豁免政策逃避兵役,长期造成社会权责失衡。
2024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宗教青年兵役豁免政策违法,引发极端正统派政党强烈不满,扬言退出执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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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系联盟,内塔尼亚胡7月14日强行推出暂缓执行法案,以58比54的微弱优势惊险通过,却在18小时内被最高法院紧急叫停,其维系联盟的核心筹码彻底作废。
此次事件后,内塔尼亚胡在议会遭遇反对派集体声讨,政治威信大幅崩塌。
最后是选民信任彻底流失。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民众支持率已从年初40.5%暴跌至29.4%,近六成民众反对其连任,72.5%的民众对其公开表态持不信任态度。
大选预测数据更不乐观,其领导的执政联盟预估仅能获得50席,未达61席执政门槛,而反对派席位稳定在62席,足以单独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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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在意的是,本次大选的头号对手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凭借过硬履历收割大量民意支持。
他出身平民、服役40年,从基层军官晋升至军队最高将领,无任何政治丑闻,且幼子与两名侄子均战死加沙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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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内塔尼亚胡,自2023年10月战事爆发后,其长子长期滞留美国避战,二者的强烈对比,让身处战时的以色列民众彻底看清执政团队的割裂,目前43%的选民明确支持埃森科特出任总理,远超内塔尼亚胡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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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以色列的政治乱局,从来不是单一人物的执政问题,而是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导致的周期性危机。
回顾2019年至2022年,以色列四年内五次举行大选,平均每2.4年就会迎来一次政坛更迭,政府短命、政局动荡成为常态,即便是执政19年、成为以色列建国以来在位最久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职业生涯中也仅完成过一次完整四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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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来看,造成这一困境的核心根源是以色列的多党比例代表制度。
以色列政党数量繁杂,无任何单一政党能够单独过半执政,必须通过利益捆绑拼凑执政联盟,61席的执政门槛,让席位仅有十余席的极端正统派小政党拥有极高议价权,常年以退出联盟为筹码索要特权,兵役豁免就是其核心交易筹码。
这就导致以色列的执政联盟如同胶带粘合的松散团体,看似完整稳定,实则毫无抗风险能力,一旦核心利益分歧爆发,联盟即刻瓦解。
这种制度缺陷进一步催生了社会结构性矛盾,部分宗教群体可合法逃避保家卫国的兵役义务,普通民众却要常年奔赴战场承受战火伤亡,权责不对等的社会裂痕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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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持续,这种矛盾通过司法判决、民意反馈、政党博弈全面爆发,最终演变为政坛动荡。
目前加沙战事已进入第三年,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伤亡人数突破7.3万,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向以边境发射火箭弹,伊朗周边对峙局势持续紧绷,三线战事承压的以色列,后方政府却陷入空转瘫痪,治理效率彻底跟不上战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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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议会解散、政府转为看守状态,不仅终结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主动权,更让以色列陷入战争、外交、治理三重困境,后续新政府上台也难以快速破局。
从权力权限来看,看守政府除日常行政、共识性法案推进、紧急安全处置外,无法开展重大外交布局、启动新的军事行动、推进司法与兵役制度改革,直接导致多项国家核心工作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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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沙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外交进程全面搁置,国内司法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彻底停摆,战时治理体系彻底失灵。
外交层面,以色列与美国的战略分歧彻底公开化,当前美国正全力推进伊朗问题斡旋,采取施压加谈判的策略管控中东局势、缩减区域战争规模,但内塔尼亚胡坚持对伊朗强硬动武,持续游说美方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多次被美方指责破坏美伊谈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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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政府决策与资源调动能力大幅下滑,无法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布局,导致美以盟友关系陷入尴尬僵局。
美国既需要以色列作为中东战略支点制衡区域局势,又不满其内部分乱与激进策略,只能适度包容内塔尼亚胡政府,间接拉长了以色列的政治危机周期,形成难以破解的死循环。
整体而言,内塔尼亚胡19年超长执政生涯已进入收官倒计时,10月27日的大选将成为其政治命运与司法命运的终极决战。
一旦落败,他将彻底告别政坛并面临牢狱之灾,但依我判断,即便反对派顺利上台,也无法快速修复以色列的制度漏洞、社会分裂与外交困局,这个常年深陷战火的国家,仍将在动荡与内耗中持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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