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武义国军上将汤恩伯故居，介绍这位曾经围剿红军的狠角色，建国后原配妻子留大陆，每月领3斤救济粮和半斤油，网友称：结局不错

浙江武义县白洋街道汤村村委会办公楼旁边，有口四方水塘，池塘边有棵大樟树挤满了翠绿，布满了沧桑，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挺拔，枝繁叶茂。树底下有一处砖木结构的旧宅，墙壁虽然已经有些斑驳，但墙壁上悬挂着“汤恩伯故居”蓝底白字格外显眼。

说起汤恩伯，其实并不陌生，小时候看电影《战上海》时，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句“汤司令到！”，接着霸道、凌厉和杀气的汤司令气急败坏责问韩军长：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说完，凶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大喊来人，两名行刑官走过来，韩军长猛地跪在汤云甫面前哭喊着哀求：汤司令，汤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汤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啊！汤司令啊，汤司令啊……当年的童年乐趣都在这几句台词。

走进汤恩伯故居，客厅正面墙上挂着汤恩伯的戎装像，上面挂的是1954年汤恩伯去世后，中正送的挽词：“功在旗常”。“旗常”，指王侯的旗帜。照片两边挂的是于右任送的挽联：南口余威思大将；东方再造失长城，里面摆放着众多图片资料，名人题字题词，同时，陈列有汤恩伯母亲，及妻儿的照片，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有一张世系图表，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汤恩伯原配妻子马阿谦的名字，与继配妻子王竟白同列。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那特殊的年代，白洋街道附近最繁华的街上，经常能看到一群老头老太排着队被游街示众，一众人低头弯腰，神情沮丧，目不斜视。被悬挂的牌子写着“汤恩伯遗老遗少”据资料记载，这些人都是他的直系或旁系有点关联的同宗同族，深深记得老太们还裹着小脚，步履蹒跚，走起路来巍巍颤颤，狼狈不堪。在那激情的年代，作为红小兵的孩子们，曾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举起拳头高呼要打倒他们，批到批臭他们。孩子们知道汤恩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围剿红军的狠角色，自然不知道以前究竟干了什么，使他的亲属受到这种待遇，那么，他的最亲近的妻儿后来结局如何呢？

汤恩伯原名汤寄法，字克勤，出生于浙江武义汤村一乡绅之家，祖上历代为农，其父汤德彩有点文化盼子成材，悉心培育其上学，因此，他8岁入私塾，因为口吃的毛病，说话不太利索，一直不受先生待见，因此厌恶读书，时常逃学；高小毕业后，考取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后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年19岁，便与订的娃娃亲马阿谦结婚，次年生下儿子取名汤建元。

马阿谦浙江永康人，她的父亲马振南是清末秀才，家庭条件较好，即使在女孩子很少读书的年代，她读过几年私塾，性子温顺，针线、厨房、田里地里的活都能上手。她按照父亲马振南此前是汤恩伯父亲汤德彩的老师，可以说是有师生之谊的他俩便订下这门亲事，后来便父母包办成婚，马阿谦嫁给汤恩伯的时候，汤恩伯还是个穷学生。马阿谦比汤恩伯年长1岁，人又勤快老实，结婚后汤恩伯求学在外，而马阿谦留在浙江老家侍奉公婆，汤恩伯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的花销大半都是马阿谦省吃俭用和变卖嫁妆凑出来的。

在那军阀混战的时代，汤恩伯也看出，只有从军，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他报考了老浙江省长吕公望开办的援闽浙军讲武堂速成班，毕业后被编入浙江陆军第一师担任少尉排长，而师长便是他的恩师陈仪。后来分配到湖州担任警察局巡官。不久，他陪结交甚厚的学友童维梓东渡日本，他主要是去那边做生意，由童维梓出资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半年后，他将餐馆全权交托汤恩伯，渡洋回国。汤恩伯一心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当时，中国人入此学校，须有军阀或官僚保送，又需大笔经费，汤恩伯无此奥援，只得入明治大学政治科，主修政治、经济。喜欢结交朋友的他，常邀留日同学到餐馆吃喝，不到两年，餐馆亏损关门。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只得弃学回国，那时一心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的他，四处奔波想拉点赞助，后找到自己的老上司陈仪，陈仪看汤恩伯虽然出身不高，但有志向，有毅力，人也长得高大英武，一米八高的个儿，生得魁伟强壮，说话也有条理，谈吐不凡，便同意保荐和资助，汤恩伯再次东渡日本，跨入了梦寐以求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

就在日本读书期间，汤恩伯遇上了一名同乡女子王锦白，长相非常漂亮，她是浙江绍兴嵊州人，父亲叫王桂堂，母亲叫竺桂凤，两人在黄泽镇开了一家杂货店，育有二子一女。王锦白生于1907年，前面是两个哥哥。因为杂货店的生意不错，再加上王桂堂较为开明，将孩子们都送去上学。王锦白的大哥叫王绍全先是接受私塾教育，后去县城高小读书，毕业后在杭州教书，认识了浙军师长陈仪。

王锦白小学刚毕业，不幸的是，父亲王桂堂却在此时去世了，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一方面是杂货店的生意大不如以前，家里的景况一落千丈；另一方面是母亲竺桂凤重男轻女，不再让她去上学，要将她早早地嫁人。需要说明的是，王锦白当时叫王梅英，提亲来的是镇上的一位富户，家里做些小生意，也有土地。竺桂凤看了非常满意，认为把女儿嫁给这家人也算是门当户对了。但王梅英却是一心想要上学，死活不肯。面对母亲的逼婚，王梅英想到了哥哥王绍全，写信给王绍全，请王绍全救救自己。

王绍全很喜欢自己的妹妹王梅英，接到信后，他立刻就回了老家，为什么呢？他不想让自己的妹妹和自己一样，承受包办婚姻的不幸——他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对方虽然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子，但不识字，让他感觉十分痛苦。就这样，王绍全把妹妹王梅英带到了杭州，为妹妹取了新的名字——王锦白——希望妹妹锦绣前程、洁白无瑕。

因为母亲竺桂凤是十里八乡的大美人，王锦白继承了竺桂凤的长相基因，在与哥哥王绍全一起生活时，已是非常引人注目。又因为王绍全早就与师长陈仪认识，王锦白也便很快走入了陈仪的视线。陈仪的妻子是日本人，当时膝下无子女，见到王锦白后，心里特别喜欢，有意要认王锦白作义女。王绍全答应，妹妹王锦白从此成了陈仪的干女儿，搬进了陈家。陈仪先是让王锦白在杭州蚕桑女子学校上学，后来又将王锦白送到了日本，学的也是蚕桑专业。

汤恩伯与蚕桑专业学生王锦白在日本相遇，汤恩伯见王锦白十分漂亮，就常请王锦白和她的同学们吃饭，时间一长，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汤恩伯知道王锦白是陈仪的义女时，更是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心想要迎娶陈仪的义女王竟白。王竟白漂亮时髦有文化，又有能助汤恩伯事业发达的背景，因此汤恩伯和陈竟白谈恋爱期间，绝口不提自己的婚姻。
不过，后来陈仪见汤恩伯又知进退，对这个乘龙快婿也很满意，在他的追问下，汤恩伯才承认已婚的事实。陈仪不以为然，表示只要能和原配离婚，就把陈竟白嫁给她。有了陈仪的支持，汤恩伯立刻从上海回到浙江老家，将300大洋扔在马阿谦的面前，说道：“钱拿走，从此两清。”马阿谦是旧式妇女，她认为自己是明媒正娶，所以坚决不肯签字，根本不愿意离婚。

后来，汤恩伯联系地方官员放话威胁马阿谦，表示不离婚，汤家就断母子后路。家里的一些族人也畏惧汤恩伯的权威，纷纷让她“识相”，别拖累汤家。马阿谦又把儿子汤建元带给汤恩伯看，希望他能看在儿子的份上不要离婚，可汤恩伯却为了羞辱马阿谦，当着一众人的面说：“这儿子哪里像我？根本不像。”但不管他的手段如何用尽，马阿谦仍没签字，汤恩伯见达不到目的，一赌气再也没回过浙江老家，且任马阿谦母子自生自灭，从不给一分钱。汤恩伯对外声称已经离婚，并于1926年与王竟白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后，在陈仪的提携下，汤恩伯在官场如鱼得水。不过，在老家的马阿谦始终认定自己是汤家的明媒正娶的原配媳妇。

此时的汤恩伯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高材生，带着美女王竞白衣锦还乡，一米八的大个，站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军人的悍气，在义岳父陈仪的提携下，进入北伐队伍，期间他结合自己的操练心得，对连排教练悉心研究，野外演习动作十分出色，编写了《步兵中队（连）操练之研究》一书，得到了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和校长蒋介石的赏识，从上校到少将，从教官到手握兵权的旅长，他只用了不到两年。这个速度，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堪称坐了火箭。

但汤恩伯并不满足。他上任不久，就经常跟身边的人感叹：“大丈夫当斩将擎旗，立功沙场，怎么能老是窝在军营里，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他渴望战争，渴望用战功来证明自己，来换取更高的地位。说来也巧，他刚说完这话没多久，仗就来了。1930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爆发。这是北伐之后，国民党内部最大规模的一场混战。汤恩伯的旅被派上了战场，和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正面硬刚。

这是汤恩伯第一次指挥大部队作战。他把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和在军校研究的战术全都用上了，打得异常凶猛。几场硬仗下来，他不但顶住了对方的进攻，还打出了几次漂亮的反击。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论功行赏。汤恩伯因为战功卓著，被提拔为第四师副师长，兼任第十八旅旅长。屁股还没坐热，新的命令又来了。蒋介石命令他，单独率领自己的部队，开赴江西去“围剿”方志敏和邵式平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启他“围剿”红军狠角色的军事之旅。

那时的汤恩伯率万余人从浙赣线进入江西玉山、广丰、横峰、弋阳等苏区中心地带，实施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所部每占领一个乡镇村，便 推行“移民并村”、“五户联保”，拆散原有村落结构以孤立红军；散布谣言污蔑红军，企图切断军民联系，同时强迫百姓带路，沿途焚烧房屋、抢劫物资，对被捕红军战士及疑似支持者进行迫害，在交通要道设卡盘查，严禁食盐、粮食、药品、布匹等物资流入根据地，违者没收甚至处刑，企图困死根据地，更为离奇的是，他组织大规模“砍树队”试图清除红军隐蔽山林，据回忆录记载，因此其获“汤屠夫”恶名。

而汤恩伯，则因为“围剿”红军，再次获得提拔，当上了第二师的师长。紧接着， 他又率领这支部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汤恩伯的第二师，正是主力之一。这一次，汤恩伯信心满满。他觉得红军不过是一群泥腿子，没什么战斗力，只要自己的部队一到，肯定能手到擒来。他带着部队，从河南潢川地区，向根据地发起了猛攻。

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鄂豫皖的红军，跟赣东北的红军完全不是一个打法。这里的红军主力是红四方面军，指挥官是徐向前。徐向前的战术灵活多变，根本不跟汤恩伯打阵地战。汤恩伯的部队像一头笨重的公牛，一拳打出去，总是打在棉花上。红军忽东忽西，不断地袭扰他，让他疲于奔命。终于，在一次追击中，汤恩伯的部队钻进了红军的包围圈。那是一场歼灭战。红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冲锋号响彻山谷。汤恩伯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阵型大乱。士兵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很多人枪都没放几下，就成了俘虏。

一仗下来，汤恩伯的第二师几乎被打残，伤亡殆尽。他自己带着几个亲兵，狼狈地逃了出来。这是他从军以来，吃过的最大的一次大败仗。消息传到老蒋处，汤恩伯骂了个狗血淋头，当场就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从云端跌落谷底。他被解除了兵权，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他整天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是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为什么会败给一这样的一群“泥腿子”？

他开始反思，开始研究红军的战术。他把这次失败，当成了一笔昂贵的学费。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汤恩伯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的时候，转机又来了。蒋介石身边需要能打仗、而且绝对忠诚的人。汤恩伯虽然打了败仗，但他的忠诚是没问题的。而且，蒋介石也知道，一次失败说明不了全部问题。所以，没过多久，蒋介石又重新启用了汤恩伯。他被任命为第八十九师的师长，任务还是“剿匪”，地点换到了湖北黄陂一带。

这一次，汤恩伯是憋着一股劲儿去的。他要复仇，要洗刷自己的耻辱。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汤恩伯在黄陂的“清剿”中，变得比在赣东北时更加疯狂和残暴。他发明了一种叫“梳篦清剿”的战术。什么意思？就是把部队像梳子一样散开，一寸一寸地“梳”过整个地区，所过之处，石头都要过三遍。有一次，他的部队抓住了两三千名被认为是苏区青年群众和先进组织的人。汤恩伯没有任何甄别和审判，直接下令：全部枪决。数千人的牺牲，的确令众人对他闻风丧胆，“汤屠夫”的名声更响亮。不久之后，汤恩伯再次被提拔，成了第十纵队的指挥官，手下管着第八十九师和第四师，两个师的兵力，妥妥的中将军长。

“福建事变”时，汤恩伯第十纵队成东路军的主力，从将乐、永安，一路向闽南进攻，很快把第十九路军压制下去，“福建事变”被平定后，汤恩伯的部队没有休整，号称一鼓作气，直接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瑞金一带，汤恩伯把所谓的“堡垒”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驱使部队和民夫，在广昌、石城一带，修建了成百上千座碉堡。这些碉堡连成一片，像一条巨大的锁链，死死地扼住了中央苏区的咽喉。红军擅长运动战，但在这种乌龟壳式的战法面前，处处受制。为了打破封锁，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驿前、赤水等地，和汤恩伯的部队打了九次硬碰硬的阵地战。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也没能突破汤恩伯的碉堡防线。

那时，汤恩伯的部队在红军的打击下，虽然损失惨重，但他背后有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补充，耗得起。并不断向中央根据地进行压缩，最终，在四周堡垒战术的挤压下，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红军主力刚一撤走，汤恩伯第十纵队下辖第四、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等3个步兵师，汤恩伯任指挥官兼第四师师长，另配属2个炮兵团，最先攻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首都瑞金。

1934年11月6日，红军长征前脚刚走20天，汤恩伯率部第一个攻进瑞金，他对着记者说一举“收复”瑞金，根据地的人民却称“红都失守”。街面上看，军旗换了颜色；心里头想，生活能不能照常？有人欢，有人怕，普通人最关心的是米袋子和家门口。城占了，炮声暂时小了，看着像安稳了，其实暗流在走。汤恩伯进城后的第一步，是贴布告。布告要点很直：凡是跟红军有关系的，在红军机关、学校、军队干过事的，游击队也算，男女不分，二十天内必须到乡、区、县的负责机关登记自首，说是“一律从宽，既往不咎”。拒不登记、被查出或被人告发者，一律处死；亲友包庇，也一律处死。这个“从宽”，像把门开一条缝，手里却捏着棍子。很多人看了布告，犹豫，要不要去？去，也怕；不去，更怕。街口的米铺照常摆摊，茶馆有人低声议论，表面平静，其实每家都在算风险。

与此同时，所部把手伸进乡村，地主返乡团在他武装全力支持下回到各自的村子，开始第二步：以返乡团为本地抓手，别动队在旁监督，发动“清乡”。命令更直白：“凡是跟红军干过事的人员（包括游击队员），不分男女，一律逮捕送指挥部。”前面还说“从宽”，这回干脆不谈宽，只谈抓。有记录显示，在瑞金外围胡岭背附近两个村，逮了在红军里当过游击队的十二人，押到指挥部。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后回忆称，男女被逮约两千人，少数在瑞金被枪决，多数押往南昌“感化”。更刺痛人的是，一度关押在瑞金城内的三百多名女干部，约一百多人保释，剩下的一百多名年轻女性遭国民党军中一些中级军官性侵后，被迫结婚。所谓“清乡”，清掉的是人的尊严和家庭的根。

为了表功，汤恩伯下令在瑞金修建了一座所谓的“犁庭公园”，把成语“犁庭扫穴”用上了，意思就是犁平红军的大本营，把红军的老巢给彻底端了，彻底摧毁了对手的威胁，这是何等的炫耀和得意。接着，他又奉命率部对长征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从江西到贵州，再到四川，他像一条疯狗，紧紧地咬在红军的后面。虽然没能阻止红军前进的步伐，但他的这份“忠心”，蒋介石全都看在眼里。36岁正式升任为中将司令官，成了一方大员，其重点还是对付红军。

然而，历史在这个时候转了个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汤恩伯进入了高光之时，特别是南口战役，汤恩伯指挥第13军21师、72师等部，依托山地有利地形，凭险扼守。在激烈的交战中，敌我双方的最近阵地只有五六百米，所部士气旺盛，英勇顽强，给日军以很大杀伤。后日军集中炮火轰击，以飞机轰炸，阵地虽多次被毁，指挥部亦遭日机轰炸，但在第11师李仙洲部支援下，始终坚守阵地，与日军搏杀达半个月之久，之后才奉命转移阵地。]在此次激战中，伤亡两万六千七百三十六人，日军伤亡两千六百余人（据日方公布）。

南口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因阻击时间长而不断被新闻记者报道，使这次战役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初期的一个标杆，汤恩伯也因此成为抗战初期为数不多的被正面报道的将领，连我军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那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到战地采访过汤恩伯，在报道中写道：汤恩伯，这个汉子，他不要命了，他确实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他穿一件短衬衣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打响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他已经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一定是很合适的，但是现在看去已经特别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

随后的台儿庄会战，正是他采取的运动战和反包围的战略，才取得了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热情，他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被誉为“抗日铁汉”。继而，在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等一系列的战役中，他都是主力军，多次重创日军，斩获颇丰；因此，被日军华北方面军视为天字第一号大敌和心腹之患，在数次大会战中，日军均是以寻歼汤恩伯部为主要作战目标。汤恩伯在抗战立下功勋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后来他晋升上将，担任了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

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第1兵团司令官的汤恩伯率部对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由于他同74师师长张灵甫有很深的矛盾，所以，他见死不救，导致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后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辖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第七绥靖区、第六兵团、第八兵团、第十七兵团）上将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任务是凭借长江天堑，确保江南半壁河山，与我军分庭抗礼，结果是一败涂地。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带走黄金、亲信、家眷、副官、警卫、侍从，甚至带上了意大利皮沙发和养的三匹战马，而随他赴台的除了二房王竟白和小妾钱婉华，还有几个子女，甚至还包括了马阿谦所生的长子汤建元。当时，马阿谦也从浙江老家赶到上海，苦苦哀求汤恩伯把她也带去台湾。马阿谦深知仅凭“汤恩伯原配”的身份就足以会遭到新政权的政策惶恐不安，再加上连亲手带大的儿子也去了台湾，她留在家乡无依无靠，生活无着。所以，马阿谦很卑微地表示她不求名分，只求汤恩伯能带她去台湾并给个落脚处。为了劝说汤恩伯，马阿谦还托族人和同乡反复求情，可汤恩伯却嫌她是个累赘，狠心拒绝了她。

上海解放之后，陷于窘境的马阿谦最终鼓起勇气找到妇联接待点，她身着略显陈旧的旗袍，布料经年累月洗涤，虽略显泛白，却依旧保持着整洁，从中依稀可见往昔那些讲究生活的家庭风范；她的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然而面容上却隐约透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疲惫；手中紧握着一块手绢，踏入屋内坐下后，那双手指始终未曾松开。她步入军管所办公室，落座后首先便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来历，说话的节奏比平常更为缓慢，仿佛在慎重地挑选每一个字，以防触及任何敏感的界限。

"我的丈夫名叫汤恩伯，他目前已赴台湾。我们的关系一直是不相往来……”“我素来未曾加入任何团体，对于此类事务我一窍不通，我不过是家中的一位全职主妇……”“在老家独自度过了二十余载，我的邻居们对我都颇为了解。我未曾有过任何不良行为……”陈述完毕，她们便会停下脚步，仰头凝视着接待人员。她们眼中交织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与惶恐，仿佛是将一颗心轻轻托出，对门外等待的一切尚感迷茫。

“汤恩伯原配妻子”六个字清晰而出，未有任何回避；她详述了1926年那场离婚，指出与前夫的分离已有二十余载，双方在经济与生活上并无交集；她进一步强调自己从未在任何军政机构任职，也未加入任何政治团体，无任何血债，更无反动行为之记录，在这二十多年间，她不过是一个依赖变卖旧物维生的平凡妇人。说出这些话语，所需的勇气远超外界所臆想的程度。接待人员细致地记录了相关信息，并告知她需按照规定流程先行进行核查，待结果揭晓后，自会及时通知。

马阿谦步出接待处，上海的街道上，夏末的风中，法国梧桐的叶子沙沙作响。天色渐近黄昏，弄堂中弥漫着烹饪晚餐的油烟气息，远处传来孩子们在深处嬉戏奔跑的脚步声。一切显得如此平凡，如此习以为常，仿佛未曾有过任何波澜。然而，对于马阿谦而言，那扇门的开启将引领她走向何方，这一切均系于尚未揭晓的核查结果之上。核查的结果，出乎马阿谦的预料，来得尤为迅速。

新政权接待人员查阅了相关档案经过核查，并深入她所居住的街区，向邻里进行了细致的询问，对她的每一项陈述进行了逐一核实。1926年离婚的记录确凿无疑，她此后二十余年的生活路径也记录在案，并无任何军政组织的介入记录，亦无任何反动活动的记录存档。邻里们的评价也一尘不染，对她没有任何负面信息，确认马阿谦没有参与反动活动，属于被抛弃的底层妇女，简短有力的结论，仅以“没问题”三个字，准确传达了肯定的态度。马阿谦正对那张桌子而坐，目睹着那枚公章缓缓印在纸张之上，他的掌心不禁渗出了几滴汗珠。他并未开口，只是默默垂下头颅，鼻尖微微颤动。办理好户籍只是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紧接着，她将遭遇的是一系列更为具体、更为实际的问题——她所提及的那三项要求，每一项都直接关联着她日后的生存状况。当工作人员将这些要求详尽无遗地记录在案，并转呈上级审阅时，任何目睹这份记录的人，都无法平静地将那张纸轻轻放下，为她落实户口和身份，还分给她一间小平房，每月发放3斤救济粮和半斤油，让她得以安稳终老。

不得不说，比起汤恩伯的自私凉薄，新政权不问身份背景，而只把马阿谦看作困难群众，并实打实地给予帮助，让她得以体面地度过老年生活，这样的结局显然是马阿谦不敢想的，网友参观后都说马阿谦结局不错，难怪后来的日子，只要她一见到熟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新社会好，新中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