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当地时间7月14日，立陶宛议会在首都维尔纽斯通过新政府施政纲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辛克维丘斯正式出任总理，新内阁随即宣誓就职。
当天，辛克维丘斯公开谈到对华关系。他承认，立陶宛2021年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机构，可能“过于大胆”，也过于脱离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他表示，新政府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总体没有重大转变的迹象，但在对华关系问题上预计将出现重大变化。
辛克维丘斯的施政纲领中写道，立陶宛将“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至欧盟其它成员国的水平”。也就是说，改善对华关系不再只是个别政客的试探，而是新政府正式确定的外交任务。辛克维丘斯刚上台就急着在对华问题上交底，首先，能看出立陶宛已经开始重新计算过去几年的外交得失。
2021年，立陶宛不顾中方多次交涉，允许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一名称不同于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台北代表处”，带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中方随后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此后，中立之间缺少高级别官方交往，各领域合作也受到影响。
当时，立陶宛部分政客认为，通过打“台湾牌”，可以提高立陶宛在欧美政治体系中的存在感，同时获得更多投资、技术和产业合作。政治关注确实增加了，但实际收益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立陶宛媒体披露，台湾方面曾承诺推动芯片等产业投资，但部分重要项目没有落地。立陶宛国内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代表处设立后，立陶宛没有获得与政治风险相匹配的经济回报，国内失望情绪不断上升。
今年6月，立陶宛与台当局原计划签署的经济合作行动方案也被暂停。立陶宛外交部解释称，这与国内政治环境变化和新政府组建有关。这一动作说明，新政府正在重新审查原有的对台合作安排，而不是简单延续前政府路线。
立陶宛国内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声音已经形成压力。立陶宛是一个人口不足300万的欧洲小国，国内市场有限，对外贸易和跨国产业链十分重要。中国市场对立陶宛的意义，也不能只看两国直接贸易额。立陶宛生产的激光设备、机械零部件和其他产品，不少需要进入德国、北欧等国家的供应链，再销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维持对华关系低位运行，对立陶宛企业并没有好处。欧洲盟友可以在政治上表达支持，却很难替立陶宛承担全部市场损失，更不可能把自己的订单和产业机会完整转让给立陶宛。
今年3月，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公布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反对者约占四分之一。在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中，赞成改名的比例达到71%。这说明，调整政策已经具备一定的国内民意基础。
最后，新政府希望让立陶宛重新回到欧洲的普遍做法。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虽然与台当局保持一定的非官方联系，但没有采用立陶宛这种特殊命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相关机构，通常也使用“台北”名称，以避免制造不必要的争议。
因此，立陶宛学者认为，把代表处名称改回国际通行方式，并不等于立陶宛完全终止与台当局的经济和民间往来，而是回到多数国家采用的处理模式。对立陶宛而言，这种调整既可以降低外交成本，也能为恢复对华接触创造条件。
不过，辛克维丘斯的表态仍然存在明显矛盾。他一方面承认2021年的决定可能“过于大胆”，要求恢复大使级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示，他认为不改变所谓“台湾代表处”的现状，也可能修复对华关系，并称立陶宛外交部准备了多个解决方案，但没有公开具体内容。
但问题在于，中立关系降级并不是因为双方缺少沟通技巧，而是因为立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做法破坏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不处理导致关系降级的核心问题，只要求恢复大使级关系，实际操作空间十分有限。
中方此前已经表示，中立之间的沟通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对立陶宛来说，真正务实的政策，不是寻找绕开核心分歧的办法，而是正视问题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可能让中立关系真正走出持续近五年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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