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野生大黄鱼,如今在码头拍卖桌上能叫到上千块一斤,还常常有价无市。可四五十年前,它贱得没人稀罕。
舟山渔场的老渔民记得,冬天带鱼汛一到,嵊山岛这么个万把人的小岛,几天里能涌进十万人,码头上鱼堆得下不去脚。
那会儿北京水产市场卖的带鱼,十条里有七条是从这片海里捞上去的。捕大黄鱼靠的是耳朵——把竹竿插进水里贴着听,底下嗡嗡一片,那就是成群的鱼。没人会想,鱼也有捞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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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舟山这件事摆到更大的海面上,你会发现它不是孤例,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中国版本。
加拿大的纽芬兰,几百年来近海挤满了鳕鱼,老话说密得能踩着鱼背走路。渔船越造越大、技术越来越好,捕捞量年年往上冲,像是永远捞不完。
到了一九九二年,圣约翰斯的官员宣布从当晚午夜起停捕北方鳕鱼,四万人一夜之间丢了饭碗。愤怒的渔民冲去堵新闻发布会,保安把门死死拦住。
可鳕鱼没等到回来。禁捕过了十几年,一艘调查船在东部海域下了两条延绳钓、每条一千五百个钩子,第一条只钓上一条小鳕鱼,第二条捞回小半篮。
种群已经塌到修复不了的地步。鳕鱼之于纽芬兰,跟大黄鱼之于舟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地方赖以立身的鱼,说没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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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蹊跷的是数字。各地渔民都在喊鱼少了,可有那么些年,全球报上来的捕捞总量偏偏还在涨。一头是普遍的枯竭,一头是纸面上的增长,明摆着对不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请人去查这个谜。查到最后发现,全球那本账被夸大了,把水分挤掉,世界捕捞量非但没涨,是在往下掉。
也就是说,海里的鱼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在减,我们却晚了十几年才回过神。等看清警报,已经没多少时间掉头了。若是换成你我盯着一张年年上扬的报表,谁又会主动去戳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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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怎么被抽干的,说穿了是一场技术碾压。底拖网在海底一路刮过去,有人形容那等于一年把同一块地犁上七遍——庄稼哪还长得出来。
网过之处,海底的珊瑚、海绵、海扇成片地毁。全世界的延绳钓一年放下去的鱼钩,接起来的钓线能绕地球好几百圈;最大的拖网张开,网口装得下十来架大型客机。
全球攒下的捕捞能力,足够把全世界一年的渔获捞上好几遍。船上装满电子设备,鱼藏在哪块礁、沉在哪条船,船长门儿清,鱼根本没处躲。有个渔业专家说得直白:这是我们跟鱼开的一场战争,而且我们正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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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鳍金枪鱼这条线上,输得最难看。地中海边的人用一种叫阿尔马德拉巴的古法捕金枪鱼,三千年没断过,十来年里捕获量塌了八成。
它的命被摆到会议桌上谈:科学家说,一年最多捕一万五千吨才不至于崩,要想养回来得压到一万;部长们投票,定了将近三万。
到了海上,实际捞的量又是这个数的好几倍,差不多占掉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三分之一。船队甚至动用早就被禁的飞机去空中找鱼群。
东京那头,做金枪鱼生意的巨头一边喊要为子孙留鱼,一边把冻鱼往仓库里囤——赌的就是这鱼越接近灭绝,手里的存货越值钱。
有人评得狠:渔业管理者要是工程师,早该被开除了,因为照他们这算法,桥得一座接一座塌。可你设身处地想,一个部长坐在那张桌子上,身后是成千上万张等着开工的渔民的脸,他敢不敢把配额往死里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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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那边更赤裸。曾经数一数二肥的渔场,几十年就被掏空。当地渔民阿达玛出一趟海挣六美元,油钱就去掉四美元,剩下的还得养家。
同一片海岸,钱却在暗处流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捕鱼权卖给西方的超级拖网船,图个来钱快。
本地人和他们的后代,根本没得争。鱼没了,人穷了,就想往欧洲跑,可人家不收。当地人说了句扎心的话:鱼有签证进得去,人被遣送回来。
捕捞还是天底下最糟践东西的营生之一——每年七百多万吨、差不多占总渔获的十分之一,当场被扔回海里,死了,里头有成千上万的海龟、海鸟、鲨鱼、鲸和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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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鱼捞光,海不会空着,它会变形。美国切萨皮克湾的鲨鱼被捞得七零八落,它爱吃的鳐鱼就爆发式地多起来,多到像一场瘟疫,反手把当地的扇贝啃了个精光。
纽芬兰鳕鱼没了,龙虾和虾一时泛滥,渔民乐呵呵地捞这波横财,可剩下的是一个被抽平的系统——泥、虫、水母。
舟山其实也在走这条路:如今上岸的一多半是虾蟹贝类,捞上来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贱、越来越嫩,好鱼换成了杂鱼。这不是海变慷慨了,是塔尖上的大鱼被端走后,底下的东西暂时冒了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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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学家顺着这些下降的曲线往下推:照现在的势头,我们餐桌上这些鱼,会在本世纪中叶、二〇四八年前后跌到零。
早在二〇〇三年,就已经有约三分之一的鱼种进入了他们所说的“崩溃”状态。给出一个确切年份挨了不少骂,可点不在那个数字,在于假如什么都不改,方向就是那个方向。
也不是没有走通的路。阿拉斯加就是反例:那里每年只动用鱼群约一成的量,北海却高到一半;新船不许进,还得想法子让一些船退出来,让船队的胃口配得上海的产能,配额压得比鱼群能扛的线还低,连出海时间都掐着。
当地渔民认这个理——我们要捕的不是今年的鱼,是十年二十年后的鱼。海洋保护区更是立竿见影,凡是划出禁渔区又真管住的地方,没几年鱼就能多出三到五倍。
加勒比海一处社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划了几片禁渔区,珊瑚重新长密,鱼一年比一年多。只是眼下全球划进保护区的海面还不到百分之一,九成九的海仍然随便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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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中国也在往回收。伏季休渔一年比一年严,增殖放流年年往海里补苗,海洋牧场、长江十年禁渔一项项落地,官井洋那片保护区成了野生大黄鱼最后的庇护所。
市面上的大黄鱼多半是养出来的——可养殖填的是餐桌,填不回野生的种群。何况指望养鱼救海,本身就有个绕不过去的死结:五斤小鱼才喂得出一斤鲑鱼,拿野生鱼去喂养殖鱼,弄死的比产出的还多。
有人干脆劝:与其吃那口喂出来的鲑鱼,不如直接吃那些小鱼,它们又便宜又养人。说到底,鱼从哪片海来、怎么捞上来、是不是快没了,消费者端起碗时多问这一句,海里就多一分回旋的余地。
官井洋那点野生大黄鱼,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家底。真正见过它们成群、听过整片海面底下那阵嗡嗡叫声的老渔民,一年比一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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