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最新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明确“谁保护、谁受益”原则的当下,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却仍陷于“默默守护、全额自担、零分补偿”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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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来,这座珠三角腹地的“城市绿肺”累计投入数亿元守护657公顷山林,留存下1136种植物、223种脊椎动物的生态宝库,却因早年经营权纠纷导致的林权登记乱象,始终被排除在各级生态补偿政策之外。最新科考报告,再次将广东观音山生态价值置于聚光灯下,也令这场“保护者吃亏”的制度落地之困,亟待破局。
生态账本:657公顷山林的26年坚守
驱车穿过东莞樟木头镇密集的建筑群,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犹如一块突兀的翡翠,镶嵌在高楼厂房之间,这里是珠三角城市化进程中罕见的完整次生常绿阔叶林带,走进观音山公园,宛如进入仙境,呼吸间满是负氧离子的清新与宁静。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圈内的一颗“生态明珠”,观音山距离广州、深圳、香港等大都市均不超过一小时车程,却完美隔绝了都市的喧嚣。漫步于全长6.8公里的景区公路,沿途景观错落有致。从气势恢宏的门楼出发,途经会展中心、动物园、松涛湾,直至老仙岩、观瀑台和三生石,每一步都伴随着鸟鸣山幽的自然韵律,为都市人提供"喘息空间"与"精神锚点"。
这片占地广阔的绿色空间,曾是杂草丛生的荒山,历经二十余年的保护与开发,如今已蜕变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中国首家民营国家森林公园。园内森林覆盖率极高,保留了珍贵的原生植被,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微气候,被誉为东莞这座“世界工厂”中的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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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的《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动植物资源概况调查报告》显示,园区内现有维管束植物1136种、脊椎动物223种,其中包括恐龙时代孑遗植物桫椤、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金茶花,以及中华穿山甲、香港瘰螈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37种,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定在92%以上。
“在高密度的工业城市腹地,能保留这样一个物种丰富的生态单元,本身就是奇迹。”参与调查的林业专家高度评价观音山公园原生态保护的如此完美。
支撑这一“奇迹”的,是东莞市观音山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长达26年的重金投入,自1999年董事长黄淦波与樟木头镇石新社区签订承包合同起,这家民营企业便独立承担了园区的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植被抚育、生态监测及公益科普等全部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仅森林防火体系建设一项,观音山便自建了专业队伍,配备了全套设备,实行24小时巡查,26年间未发生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此外,园区持续开展受损植被修复、荒山绿化补植,年均投入数百万元用于生态维护。然而,与持续攀升的“生态账本”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张空白的“补偿账单”。
补偿困局:政策阳光下的“灯下黑”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国家级森林公园、生态公益林均应纳入生态补偿范围。广东省自2008年起全面实施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并逐年提高补偿标准。东莞市亦有相应的林业抚育补贴、自然保护地专项补助等政策,但在广东观音山,这项惠普政策红利从来没有落到观音山公园头上。
“周边类似的山林、公益林地都能正常申领各级补贴,唯独广东观音山成了例外”。观音山公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向出示了一组对比数据显示,周边村集体所有的生态公益林,每年每亩可获得数百元的财政补偿;而观音山作为实际管护主体,26年来未收到过分文来自国家、省、市、区任何一级的生态补偿资金。
然而,这种“零补偿”的现状,直接导致了“保护者负重”的恶性循环。观音山不仅要承担数千万元的初期开发投入,还要每年背负数高额的运维成本,却无法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获得合理的成本分担。
“我们不是在索要施舍,而是在争取法律和政策赋予我们的正当权益。”该负责人表示。
林权“两张皮”,背后的历史纠葛
为何一个生态贡献显著的森林公园会被政策“遗忘”?调查深入后发现,症结在于早年的一场经营权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林权登记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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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黄淦波与石新社区签订了为期50年的承包合同,并经多级法院判决确认合法有效。
然而,在随后的林权登记过程中,出现了令人费解的一幕,按照规定观音山方面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原本理应申请或持有的林权证,林业部门却没有给观音山方面颁发林权证。
这一操作让观音山方面实际投入资金、承担管护责任、创造生态价值的观音山公司,因缺乏对应的权属凭证,被挡在了申领门槛之外。而持有林权证并未参与任何实质性的生态保护工作,也未承担相关成本,却成为了生态补偿的“受益人”;真正的保护者则陷入了“干得越多、亏得越多”的窘境。
“这是典型的‘真保护者无补偿、无作为者享红利’。”一位不愿具名的林业系统退休干部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森林法》及相关生态补偿政策中关于“谁保护、谁受益”的基本原则,也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权属清晰、权责统一”的要求背道而驰。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等多份生效判决已明确观音山公司的合法经营权,但在生态补偿的具体执行层面,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能得到纠正。部分基层部门以“林权证在村民名下”为由,拒绝向观音山公司发放补偿,导致国家政策在基层出现“空转”。
新政契机:能否破解“最后一公里”梗阻?
2024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为解决此类积弊带来了新的政策窗口。《方案》明确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强调要“以实际生态保护贡献为依据”,并“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体系”。尤为关键的是,《方案》着重指出要纠正过去生态补偿中“精准度不足、覆盖不全、权责不清、落地不实”的短板。
业内专家指出,新规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生态补偿的认定,将从单纯的“纸面权属”向“实质贡献”转变。这意味着,即便存在林权登记的瑕疵,只要能证明某主体是实际的生态保护者、投入者和责任承担者,就应当被纳入补偿范围。
对于观音山而言,刚出炉的《调查报告》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科学依据,证明其生态贡献的真实性与显著性。而新《方案》中关于“市场化生态补偿”“生态价值转化”的机制设计,也为其突破单一补偿模式、发展生态旅游和科普研学提供了政策支撑。
生态保护不应该是一场孤独的坚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保护者的切身收益,仍是基层实践中的一大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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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山公园方面表示,他们期盼各级主管部门能以此次《方案》出台为契机,直面历史遗留问题,依据司法判决和实际管护事实,纠正林权登记带来的权属错配,明确观音山公司的生态补偿申领资格。
多位生态文明研究学者认为,观音山案例若因历史纠纷导致的“补偿落空”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严重挫伤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与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导向相悖。
“生态保护不应是一场孤独的坚守。”有专家呼吁,国家顶层设计的善意,必须依靠基层精准的执行来传递。让像观音山这样的“守绿人”获得应有的回报,才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最有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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