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大业十四年——成都山野间的隋朝密码‖李辉

大业十四年

成都山野间的隋朝密码

李 辉

长秋山鸡公树山下，漏米寺前，一群游客行进在长秋山森林公园游步道上（摄影：李辉）

从蒲江县寿安街道通往眉山的古道，如今已是长秋山森林公园的游步道。游人来往如织，笑语喧阗。鸡公树山的摩崖造像不再被遗忘——周末的漏米寺，常有三五成群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孩子们踮起脚尖，好奇地辨认那些模糊的佛影。但那行“大业十四年”的题记，依然需要仔细寻找。

它太偏了，孤悬寺外，要从寺庙沿着步道向山下走300多米才能抵达；又太小了，只有五个字，藏在路旁一个大石包上。大石包仅有两龛造像，那行“大业十四年”的题记，便刻在1号龛的外壁上。游客们从它面前经过，很少有人停下脚步。

鸡公树山隋唐摩崖造像1号龛，右侧龛外刻隋朝题记：“大业十四年”（摄影：李辉）

1号龛双层平顶，高仅一米，宽不过八十六厘米，深却有一米五。龛内上下两排造像，密密匝匝地挤着十四尊佛、菩萨与弟子。龛口一侧，刻着一行字。

一行五个字：“大业十四年”。

十四尊造像，对应着大业十四年——这个巧合，像是冥冥中的呼应。而这五个字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一扇被正史重重锁闭的门。

“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始于605年，终于618年。然而，几乎所有官修史书都告诉你：大业只有十三年。十四年？那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一年，李渊在长安拥立代王杨侑，改元义宁；因为那一年，宇文化及在江都缢杀隋炀帝，隋朝事实上已经灭亡。一个行将覆灭的王朝，一个被叛军杀害的皇帝，他的最后一个年头，怎么还能被称为“大业”？

但蒲江的工匠不这么认为。他们在石壁上凿下这五个字的时候，是公元618年——那一年，隋炀帝确实还活着，大隋的旗帜还在江都行宫上空飘扬，年号还是大业。

在此之前，蒲江与杨广已有过一次无声的照面。

公元554年，蒲江立县，名广定——一方川蜀沃土，从此有了专属的称谓。公元600年，杨坚废杨勇，杨广登太子位。翌年，为避太子名讳，天下带“广”字之地皆易名，广定自此更称蒲江。一纸讳令，千里传檄，这方水土与杨广的羁绊，便从改名的那一刻起，悄然镌刻进岁月。

十七年后，当蒲江的工匠在石壁上凿下“大业十四年”时，他们不会想到，那个因避讳而让他们故乡改名的太子，此时正困守江都，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五个无意间刻下的字，会在千年后成为一段被正史抹去的岁月的铁证。

古道西风

我们先走进鸡公树山。

长秋山古称“岢幕山”，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它横亘在蒲江与眉山之间，山势虽不险峻，却是连接成都平原与川南的重要通道。从寿安镇出发，翻越长秋山，便可直下眉山、乐山，进而入岷江水道，顺流而东，直抵江都。

这条道上走过多少人，已经数不清了。贩盐的商人、赶考的士子、赴任的官员、逃难的百姓……还有，传播信仰的僧侣。

“鸡公”是四川方言里对“公鸡”的称呼。根据清乾隆《蒲江县志》记载，当时已有名为“鸡公树”的村落，其得名很可能源于当地一棵形如公鸡的地标性古树（摄影：李辉）

鸡公树山恰好就在这条古道的旁边。山名听起来有些古怪，但翻开清乾隆《蒲江县志》，你会在《村落》篇里找到它：“鸡公树，县东四十三里。”古代这里曾是蒲人聚居的村落。所谓蒲人，是西南地区古老的族群，他们早在秦汉时期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到了隋唐，汉人陆续迁入，与蒲人杂居，佛教也随着移民和僧侣的脚步，沿着这条古道传播开来。

开凿摩崖造像，需要几个条件：一是信仰，二是工匠，三是施主，四是合适石材。鸡公树山正好全都具备。这里出产的砂岩，质地细腻均匀，易于雕刻。更重要的是，这里恰好位于交通要道旁，往来的信徒和商贾，既是造像的资助者，也是信仰的传播者。

这条古道不仅是南北通道，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动脉——东连成都，西接雅安，通达滇藏，是古代茶马贸易的重要线路。沿山而行，鸡公树、太清观、大佛寺、龙拖湾、飞仙阁、尖山寺……佛光道影，星罗棋布，如明珠般散落在长秋山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石刻走廊”，见证着信仰与商贸在此交汇。鸡公树山的题记，正是这条走廊上最早的回响之一。

于是，从隋代开始，鸡公树山的石壁上便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这声音一直持续到唐代，直到20龛209尊造像渐次完成。

凿石为记

1号龛的题记，没有施主姓名，没有发愿文，只有孤零零的五个字。刻工不算精良，字迹也谈不上优美，甚至有些歪斜。但它就这么存在着，像一个倔强的证言。

据地质观察，1号龛所在的“大石包”为山体基岩自然裸露，千百年来未曾移动。石面上凿痕清晰，见证着当年的工匠就地取材、开龛造像的场景。

谁是这龛造像的施主？为什么要在这里开龛造像？大业十四年对他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题记没有回答。但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年三月，江都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蒲江。这位施主或许刚刚从寿安镇的集市回来，或许刚刚为家人祈求平安，或许刚刚为亡故的父母做了一场法事。他找到当地的工匠，谈好价钱，选定吉日，开始在石壁上凿刻心中的佛国。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江都，那个被他称为“圣上”的人，已经被缢死在行宫中。他更不会知道，他刻下的“大业十四年”，将成为后世史家争论的焦点。

工匠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只管按照粉本，一刀一刀地刻下去。佛的面容要慈悲，弟子的神态要恭敬，菩萨的衣纹要流畅。刻完最后一刀，他在龛口刻下年号，作为完工的记录。

那一年，是公元618年。

大业十四年题记，已经历1400多年风雨，字迹漫漶不清（摄影：李辉）

帝国斜阳

让我们把视线从蒲江移开，投向两千公里外的江都。

大业十四年三月，江都行宫。炀帝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两年。自从大业十二年第三次南下江都，他就再也没有北归。北方早已乱了套：李密据洛口，窦建德占河北，杜伏威横行江淮。长安、洛阳、太原，这些曾经辉煌的名字，如今一个接一个地脱离了他的掌控。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行宫里依然歌舞升平。他曾对着镜子说：“好头颅，谁当斫之？”——这不像一个皇帝该说的话，更像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的叹息。

禁军将士们却越来越焦躁。他们大多是关中人，跟着皇帝南下两年，思乡心切。有人开始逃亡，有人开始密谋。炀帝察觉到了危险，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许他早已厌倦，或许他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三月十日夜，宇文化及率领禁军发动政变。炀帝被俘。他最后的请求是：不要用刀剑，用鸩酒。但仓促之间找不到鸩酒，只好用一条白绫。就这样，在位十四年的炀帝，死于叛军之手，年仅五十岁。

他死的时候，年号还是大业。那个由他亲自选定、取自《易经》“盛德大业至矣哉”的年号，随着他的死去，本应一并终结。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炀帝死后的几个月里，隋朝同时存在着三个皇帝。

第一个是炀帝本人——虽然他死了，但在很多人心中，他依然是唯一的皇帝。第二个是杨侑，炀帝的孙子，被李渊拥立于长安，改元义宁。第三个是杨侗，炀帝的另一个孙子，被王世充拥立于洛阳，改元皇泰。

三个皇帝，三个年号。哪个才是正统？

长安的李渊说，是义宁。因为他需要证明自己禅让得来的皇位是合法的——他是从杨侑手里接过的玉玺，不是从炀帝手里抢来的。所以，炀帝必须死在大业十三年，因为大业十四年已经是义宁二年了。这样，隋朝的正统就直接从杨侑传给了李渊，中间没有那个被叛军杀死的倒霉皇帝。

洛阳的王世充说，是皇泰。他需要杨侗这块招牌来对抗李渊。

而江都的叛军说，是大业。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大业天子，他们拥立的杨浩——炀帝的侄子——没有改元，继续使用大业年号。

蒲江的工匠和施主，不属于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他们只是偏远山野的普通人，消息闭塞，朝廷更迭的细节传到耳中时早已模糊不清。他们只知道，今年是大业十四年，就像去年是大业十三年一样。他们按照习惯刻下这个年号，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正统之争，只是如实记录。

他们就这样，在石壁上留下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学者之争

2013年，扬州曹庄发现两座古墓。其中一座出土的墓志上，赫然写着：“隨故焬帝墓志”。墓志正文中，又有“大业十四年”的字样。

消息一出，学术界哗然。

质疑者声音尖锐。知名作家马伯庸在微博上公开质疑：“墓志上说‘隋大业十四年’，但大业十三年李渊就拥立隋恭帝杨侑登基，称杨广为太上皇，改元义宁。就算不写唐的年号，起码也得写义宁二年吧。”

扬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文才则从制度层面提出质疑：皇帝陵墓不使用墓志铭，这是制度；墓志上的“隋”字有走之底，而隋文帝早已把国号从“隨”改为“隋”，去掉走之底，以示江山稳固。这么多反常之处，这座墓怎么可能是真的？

支持者则据理力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锋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证明墓主身份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墓志，墓志中“隋大业十四年”正是隋炀帝被叛军缢死的公元618年。参与认定的考古专家指出，隋炀帝是被叛军所杀，虽然后来以帝王规格改葬，但出现墓志恰恰说明葬仪的仓促和特殊；至于走之底的“隨”字，唐代墓志中并不罕见，不足为奇。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扬州曹庄出土隋炀帝墓志 图片来源：隋炀帝墓遗址公园

就在这场争论进行的同时，蒲江鸡公树山的摩崖造像，静静地立在石壁上。那行“大业十四年”的题记，早在2004年就被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人员记录在案，收录于《成都考古发现》。但在扬州墓志引发的争论中，这处远在西南山野的题记，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其实，它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因为墓志可能是后人伪造的，可能是追刻的，可能是某种特殊情况的产物。但摩崖造像的题记，是当时、当地、当事之人留下的。工匠刻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如实记录时间。它不会撒谎。

更何况，鸡公树山摩崖造像中，不仅有“大业十四年”，还有唐代“显庆”“大中五年”“大中九年”等年号题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链条。这些题记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大业十四年，这个被正史抹去的年号，确实存在于历史之中。

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和中国考古学会在扬州举行专家论证会，黄景略、徐光冀、王巍、赵辉、刘庆柱等11位中国考古界权威专家一致认定：扬州曹庄隋唐墓葬为隋炀帝和其皇后萧氏的最后埋葬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针对质疑作出回应：墓志中出现“贞观元年”字样，这是李世民下令修建隋炀帝墓葬的时间；发现的两颗牙齿经体质人类学检测为50岁左右，符合隋炀帝死时年龄。

2014年4月，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即便没有这座墓，没有这场争论，蒲江鸡公树山的题记，也足以证明这一年号的存在。

因为，那五个字就刻在石壁上，风吹不掉，雨打不去。

凿痕深处

让我们回到鸡公树山，走进那些佛龛深处。

蒲江县鸡公树山漏米石龛窟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蒲江鸡公树山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刊载于2004年《成都考古发现》）

1号龛的造像风格带有明显的隋代特征：佛像面容方中见圆，双肩宽厚，衣纹简洁有力，保留着北朝的刚健质朴，又开启了唐代的雄浑大气。相邻的2号龛虽无纪年，但观音、势至戴宝塔形高帽，亦当为隋代所造。龙腾先生在《蒲江县长秋乡鸡公树山隋唐摩崖造像》一文中指出，四川境内有明确隋代纪年的摩崖造像仅存三处——潼南、绵阳为道教天尊像，而蒲江鸡公树山是迄今四川唯一有纪年题记的佛教造像，两龛34尊至今完好。近年来，安岳、阆中、江油等地也有隋代造像发现，但均无纪年。蒲江的“五个字”，依然独一无二。

9号龛的十二光佛，精美绝伦。十二尊佛像分三排坐于莲台，各有桃形头光、身光，周身火焰纹饰。佛座下的莲茎相互连接，组成一片莲池。龛口左右立着四尊力士、四尊天王，气势恢宏。外龛右壁的题记，可辨出“十二光佛……为亡……造，大中九年十月十日……”——这是唐宣宗大中年间的作品，已是公元855年，距隋炀帝之死，过去了237年。

蒲江县鸡公树山15号龛立面图（ 图片来源：《蒲江鸡公树山摩崖石刻造像调查简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刊载于2004年《成都考古发现》）

15号龛的故事尤为动人。龛基前雕刻了五尊俗装人物，或握兵器欲击，或抱持兵器，或作劝解状。研究者认为，这表现的是佛经中阿阇世王拔剑杀母、被大臣拦阻的典故。阿阇世王为夺王位囚禁父亲，欲杀母亲，后因大臣劝阻而悔悟，皈依佛教。这个来自异域的故事，被雕刻在蒲江的山野间，与当地的信徒们产生着奇妙的共鸣。

漏米寺内大立佛 （摄影：李辉）

最高大的那尊立佛，高达4.02米。它原本开凿于龛内，后来龛体坍塌，成了露天立佛。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衣，胸下系带，衣纹斜向一边——这是唐代佛像的典型样式。历经千年风雨，佛像身姿依然挺拔，屹立在长秋山北坡，俯瞰着脚下的古道与田园。

历史的多棱镜

大业十四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隋炀帝来说，那是生命的终点，是帝国的末日。对李渊来说，那是改朝换代的起点，是新王朝合法性的基石。对洛阳的王世充来说，那是继续对抗的借口。对江都的叛军来说，那是弑君的罪证。

而对蒲江的工匠和施主来说，那只是一个普通年份——他们开龛造像，祈求平安，一如往昔。

历史从来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正史是一条线，沿着帝王将相的活动展开，讲究正统、讳饰、褒贬。但真实的历史是一张网，由无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编织而成。他们是古道上的商贾，山村里生活的蒲人，石壁上凿刻的工匠，出资造像的施主。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过着自己的日子，刻着自己的佛像，留下自己的痕迹。

蒲江鸡公树山的“大业十四年”题记，正是这张网的见证。它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是帝王的历史，也是百姓的历史；不只是青史所载的历史，也是凿石留痕的历史。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