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心目中的毒和药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国外有一批研究中医中药的学者，有外国人，也有华人。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是关注点和角度往往与国内学者大异其趣，比如他们会关注国内久被冷落的题目，或将注意力投向国内学者很少注意到的事物上。其中刘焱的《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一书，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此书所言之毒，非“毒品”之毒，而是“毒药”之毒。从药品中的毒药入手，先分析毒和药的关系，再进而论及相关的文化和政治背景。这个选题相当独特，特别是书中以中性立场论述了两个先前颇有“定论”的问题，尤其具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之前在国内涉及中医中药领域的书籍中，很少见到这样的作品。

“毒”和“药”的界限

今天人们还不时会引用的古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其原初的文本其实是“毒药苦口利于病”（《史记·留侯世家》）。在这里“毒”是“猛烈”之意，类似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仍有遗存，例如“毒打”。又如当晋文公得知被他击败的楚国令尹子玉自杀时，曾发出著名的感叹“莫予毒也已”（再没人能害到我了！），其用法与现代汉语中的“毒害”“荼毒”等词汇约略近之。

中国民谚说“是药三分毒”，今天的医生们也不否认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医书中，许多药材都被明确标记为有毒。因为在中国传统医家眼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可入药，比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就说“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在这样的观念中，“毒”和“药”的界限就会变得相当模糊。

本书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绝对毒物”的观念。他举了附子为例，这种植物在一些西方药物学中是“绝对”的烈性毒药，只能杀人伤人，有百害而无一利。附子类药物里主要有毒成分是乌头碱，“口服0.2毫克就足以使人中毒……3—5毫克会使人死于心血管或神经系统衰竭”。但在中国，虽然也知道它有毒，却依然可以入药，还被推崇为“百药长”。小剂量使用时，有止痛、消炎、强心等药效，甚至还能“提高性能力，延年益寿”。

在中国古代，药常被分为上、中、下三品，被标记有毒的药，通常都在下品或中品，它们不会出现在上品清单中。在早期中医文献里，“毒”指药性刚猛之药，而“药”则指药性平和之药，故“毒药”也可以理解为“药物”的统称。“毒”性猛，用来救治剧烈症状（也就是“以毒攻毒”）；而“药”性缓，用来滋补和调养，帮助患者强身健体。

中国地大物博，民俗丰富多样，对于何物为毒、能否食用之类的问题，各地都会有很不相同的观念和习俗。例如云南等地的民众，常会食用某些被认为有毒的植物或菌类——这些东西在大城市根本不会被允许出现在市场上，但当地民众相信用适当的方式制作之后，食用这些东西会有助于强身健体，事实上通常也很少出现中毒现象。

五石散的迷雾

本书第六章“诱人的刺激物”，是关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药物“五石散”的专章，不过作者不直接以“五石散”为题，而是采用遮遮掩掩的说法，或有深意。这样的叙事策略，至少对作者的中性立场是相宜的。

五石散是中国六朝时期一种极为特殊的药物，当时和稍后的史籍中留下的关于五石散的记载，包括服用的时尚、服用后的症状、症状的救治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学材料，远远超出其他药物。

而在当代，关于五石散的论述则往往处于鲁迅1927年7月23、26两日在广州所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的笼罩下。鲁迅说，五石散是魏晋时期一种极其时尚的药物，帝王和贵族竞相服用，几乎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但五石散毒性很大，服食后要用种种怪诞行为化解毒性。至于为何贵族明知有毒还竞相服用，鲁迅归结为贵族的愚蠢和虚荣，并对他们作了令人愉快的讽刺和嘲笑，颇得如今互联网上“爽文”之旨。由于鲁迅的地位和影响，在当代许多公众看来，他的意见就是关于五石散的定论无疑，五石散遂被视为封建贵族“腐朽糜烂”的证据之一。

古人服食五石散后如何“行散”解毒，特别夸张而且有丰富细节的记载见《南史·张邵传》：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后，变得畏寒，医者徐嗣伯为他诊断，说他是“伏热”，必须在寒冬“以水发之”，于是在大雪天令两人按住房伯玉裸坐石上，用冷水浇淋，房伯玉被冻得几乎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合，敢有谏者挝之”——谁敢劝阻就用木棍打。最后浇淋了百余斛冷水，房伯玉能动了，背上冒出热气，自言热得要命，要冷饮，喝了好多冷水，毒就解了。此后房伯玉身体健壮，“冬月犹单褌衫，体更肥壮”。

房伯玉行散情节，很适合拍影视作品，但如此凶险，也非常人能受。还有许多人就没那么幸运了。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记了一些服食五石散而死的事例。《魏书·太祖纪》记魏道武帝服五石散后“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乃手自殴击”，最后精神错乱，39岁而亡。

服五石散的风尚仅用贵族愚蠢虚荣来解释是不够的，毕竟很少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来满足虚荣心。事实上，关于五石散史籍中也有许多正面记载。比如引导服食风尚的何晏，自述服后“神明开朗”——可能有点类似服用兴奋剂或迷幻药的状态。又如王羲之也为治病而服五石散，他说服后“身轻，行动如飞”。僧人慧义说：“五石散者，上药之流也，良可以延期养命……岂直治病而已哉？”就连著名高僧慧远也服食五石散。

在传世唐代医学著作中，不否认五石散的治疗作用，但更为关注服食之后的“善后”工作，出现了大量救治五石散毒副作用的医方。例如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就有多种救治的药方及相关论述。五石散确实是中国古代“以毒为药”的超级个案，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毒为药》中的中性论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重回南朝炼丹现场

本书最后一章“向死而生”讨论炼丹术。在公众以往的认知中，炼丹术的形象，和五石散、房中术等颇有相似之处，通常都是负面的，被视为帝王和贵族“腐朽糜烂”生活的表现。本书作者对炼丹的态度是暧昧的，论述仍持中性立场，但炼丹术这个个案，也非常切合本书“以毒为药”的主题。

南北朝时代，帝王资助炼丹成为风尚，北魏的太祖、世祖，南朝的梁武帝，都热衷于资助道士炼丹。东晋道士葛洪、南朝道士陶弘景都是中国炼丹史上的著名人物。本书对这两人的炼丹理论和活动以及丹药的作用，特别是丹的毒性，着墨尤多。

就既知有毒却又被认为能治病养生这一点而言，炼丹术与五石散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帝王对丹药的态度就十分微妙。梁武帝是相信道教得道升仙那套理论的，他有《游仙诗》可窥一斑：“留丹未肯饵……待我升龙辔。”据《南史·隐逸列传下》记载，梁武帝让道士邓郁为他炼成了号称服了能飞升成仙的丹，但他不敢服用，造了一个小楼将丹供奉起来，说是要等自己“升龙”（死去）时再服。非常讽刺的是，后来他困死台城真的“龙驭上宾”时，想要服丹的话却也不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