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书弟子”的骄傲与底气

　　令山东大学学生缪思有自豪的一个头衔是“撕书弟子”。和师兄师姐一样，她参与古代文献的剪贴、拆分、校勘工作，“把书剪成一条条的”。久而久之，他们给自己取了个昵称——古人讲“私淑弟子”，他们则自称“撕书弟子”。

　　“撕书弟子”平均年龄仅23岁，都属于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首席专家杜泽逊的团队。在快节奏的世界里，这些年轻人必须让自己沉下来、慢下来——他们深度参与整理的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数百年来，这部命运多舛的典籍一直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漂泊。目前，存世的仅有原书体量的4%。

　　“历经岁月变迁，这部旷世巨著的无数珍贵书页或流失海外、或腐烂损毁，甚至惨遭抢掠、填埋，剩余残卷散落欧美、日本、越南等地，部分仅存老旧胶片。《永乐大典》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记忆，对其进行抢救性的整理研究，对于中华文脉的延续与活化至关重要。”杜泽逊说。

　　“撕书弟子”当然不是真在撕书。2022年，“《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伊始，基础性工作之一便是对《永乐大典》珍稀残卷进行高清彩色复印。学生们需小心翼翼地沿着文本边界裁剪拆分，将零散引文条目平整粘贴在空白A4底纸上，逐一标注书名、出处、页码、检索拼音，为每一片古老的文本碎片建档归类。

　　“有一天，大家突发奇想，既然在做‘撕书’的活儿，恰恰‘撕书’的谐音是‘私淑’，那就自称为杜老师的‘撕书弟子’了。”被称为“大师姐”的山东大学研究生丛方怡解释。

　　在整理过程中，缪思有惊喜地发现《永乐大典》中收录了制作乌梅膏的方子，她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称其为“古法酸梅汤”——以这种方式，古籍突然进入日常生活。

　　从遥远的国宝到指尖的温度

　　大部分时候，缪思有的生活是伏于木质长桌，手边是绵延数百年、端雅方正的古籍文字，耳旁间或传来翻阅纸张的沙沙声、轻敲键盘声，偶尔有几句低语，抬眼能望见窗棂旁斜倚的枝丫。

　　在这里，她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和300余名师生一同参与并见证了一项国家级典籍整理工程的推进。

　　校勘标点、分书重编、数字化整理……这是一场对抗浮躁并磨砺心性的劳作，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这支团队甘坐“冷板凳”，用青春接续千年文脉。

　　《永乐大典》此前对这群年轻人而言，只是历史课本中的一个名词。它由明成祖朱棣敕令编纂，解缙、姚广孝等主持，历时6年完成。全书正文22877卷，共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内容涵盖经史子集。曾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2024年秋，当时就读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的大三学生潘文博经由老师提议、学长引荐，正式加入“《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

　　第一次走进文史楼《永乐大典》整理“史部工作室”的场景，潘文博至今记忆犹新：师兄师姐积累的成果整齐陈列，一张张精心剪贴、标注细致的条目，铺满了长长的工作台。那份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严谨与厚重，让初来乍到的她深受震撼。

　　“从前只觉得《永乐大典》是‘死’文物，真正参与整理才明白，它是藏着无数惊喜的‘活’宝藏。”潘文博感慨。

　　另一名学生张皓与《永乐大典》的结缘之路更为特别。他大二从化学与化工学院转专业进入尼山学堂，2022年暑假加入项目，成为最早一批参与《永乐大典》条目剪贴的学生。

　　起初，他对《永乐大典》的认知也是模糊的，直至真正上手工作，才读懂这部旷世典籍的坎坷过往。“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张皓说。

　　即将就读研二的缪思有，也是大二从商学院转入尼山学堂。她的整个本科时光，几乎都与《永乐大典》整理项目相伴。从零基础到能够深耕细作，她完成了学术“启蒙”。

　　《永乐大典》存卷分书重编工作就像是“拆房子”，将《永乐大典》作为类书引用的书籍复印件用剪刀拆分开，形成条目，进行分类、合并、排序，使之各归其书。初入项目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经历过手足无措的阶段。看似简单的条目分类、标点校勘，实际操作起来皆是难点。课堂上学过的“四部分类法”，落在一张张零散条目上，“理论再熟，上手还是茫然”。潘文博坦言，刚入门时，拿到陌生条目，完全不知如何归类，分不清经、史、子、集的细分边界。

　　从生疏到熟练，没有捷径可走。潘文博课余时间都泡在项目组，接受老师培训、向学长学姐请教，学了3个月，她才开始摸清门道，能做到独立分类、精准勘校。

　　“学生们坐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有事就商量，互相勉励、互相熏陶，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特别的‘场’。”杜泽逊说。

　　被“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年轻人也慢慢发现，《永乐大典》不是刻板的古籍合集。唐宋失传的典籍、古人的生活百态、药方食谱、风物杂记、诗词情话——千年前的人间烟火，都藏在字里行间。

　　即将读研一的徐淳人在核查条目时，看到《永乐大典》引王融诗句“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回想起大一学习古代文学时也读到这句诗，今又重逢，真切体会到古籍作为文字载体独有的厚重；还有的同学看到《永乐大典》引用《种艺必用》，其中记载古人用靛水调纸，夜间蘸涂在花蕊处并包裹，使次日开放的木芙蓉呈现‌碧色，便想要在课后亲手试试。

　　就这样，曾经“遥远”的国宝，在年轻人的指尖和心底有了温度。

　　为《永乐大典》纠错数百处

　　重大古籍工程的落地，离不开薪火相传的扎实沉淀。治学画面是最动人的：杜泽逊掌舵全局、把控学术高度；姚文昌等10余名青年教师扎根一线、紧盯细节规范；青年学子埋头实操攻坚——一项国家级精品学术工程逐步打磨而成。

　　为方便零基础学生快速上手，姚文昌和同事梳理制定了全套标准化操作细则。编号规范、剪贴对齐标准、书名标注格式等各项工作，全部细化落地，通过“以老带新”的传承模式，让数百人的团队始终保持统一、严谨的学术标准。

　　《永乐大典》编撰体例繁杂、部分内容留存残缺，加之古人编撰偶有疏漏、抄录存在谬误，整理工作面临诸多难题。其中，最难的是疑难条目归类与作者考证：不少古籍早已失传，历代目录典籍均无记载，部分作者身处朝代更迭之际，身份界定模糊，难以精准定位分类。

　　“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全员研讨、各展所长。”张皓说，团队里有人精通历史考据，有人熟识生僻文字，有人深耕《永乐大典》体例，大家互补互助，再辅以老师的专业决断，一步步攻克难题。

　　潘文博负责两册《永乐大典》的标点勘误工作，《永乐大典》原有朱笔“圈点”作为停顿标识，需要结合文意精准标注。更难的是，古人亦有断句失误，加之《永乐大典》抄录过程中多有错字漏字，极易误导后人。

　　她曾遇到一处典型谬误，《新五代史》相关条目里，《永乐大典》将唐代官职专有名词“留后”误抄为“晋后”，文意晦涩不通。她反复核对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查阅历代文献，最终勘正文字谬误，厘清断句逻辑。

　　“古籍整理不怕慢，就怕想当然。后世通行版本的定论、流传千年的语句，未必全然正确，《永乐大典》残卷提供了崭新的文字材料。”姚文昌曾叮嘱学生。

　　正是这份“不盲从”，让参与项目的青年学子屡获学术创新成果。

　　缪思有在整理中发现，《永乐大典》收录的文献中部分标注了“国朝”二字，属于明初类书引明代文献，尚未有人系统梳理。她感到这一现象十分特殊，值得研究，便将其作为本科时期深耕的领域。整整两年，她从海量残卷中独立梳理出明初文献的收录标准、取舍逻辑与文本特征。

　　这些研究最终形成缪思有的本科毕业论文，视角全新、论据扎实。杜泽逊坦言，厘清“国朝”文献的收录标准对研究《永乐大典》引书具有典范意义，项目开展多年，他并未关注到这一问题，缪思有的发现填补了学界与团队的研究空白。

　　迄今，这一青年师生团队为《永乐大典》纠错数百处，包含书名、错字等常见错误，甚至有学生发现他人诗作居然被“张冠李戴”，放入《永乐大典》收录的苏轼诗词集中。

　　如今，项目组围绕《永乐大典》产出的本科、硕士毕业论文以及学术论文已有10余篇，不少观点新颖，项目组俨然成为一片学术创新沃土。

　　杜泽逊数十年如一日的治学态度，是对年轻人无声的指引。他每天上午8点到校，深夜10点半下班，无一日懈怠。他坐在工作室一隅、逐字逐句勘校文稿的身影，成为青年师生的“定海神针”。

　　修典青年的骄傲和底气

　　“纸还在，没人读、没人懂、没人用，就是‘死书’。”杜泽逊常对学生强调，“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古籍‘续命’”。

　　伏案时，这群年轻人一边为国家级项目奋战，一边发掘出乐趣。

　　张皓常在零散条目中偶遇惊喜，奇异的古书记载、荒诞的古代杂谈、细腻的唐人诗句，让枯燥的整理工作多了无数趣味。

　　他亲手剪贴的“相思树”条目，3年后经过分书、录入等环节返回他手中，一句“空见相思树，不见相思人”，让他感慨时光流转、文脉绵长。

　　在分书重编环节，为了让大家仔细辨清不同条目的名字，有同学特地撰写对联提醒，上联为“沔阳志沔州志沔阳州志”，下联为“灵隐诗灵隐集灵隐诗集”，横批则是“难舍难分”。

　　对着一页页古籍思接千载，姚文昌常常能咂摸出别样的味道：“你看，《永乐大典》里有不少抄错字的地方，有不同的人抄的，也有同一人在不同心境下抄的。我们不妨想象，抄书人或许熬了一晚照顾生病的家人，早晨还要上班，明显精力跟不上，就很容易抄错。”

　　在姚文昌眼中，“同学们真正热爱古典文化，唯有在如此纯粹的状态中才能更好地长期深耕、久久为功”。

　　生活中，这些年轻人鲜活多元、不被定义，在古典文脉与流行文化之间自由切换。

　　缪思有爱跳嘻哈街舞，课余常和同学组团去舞室练舞；张皓热爱书法，也涉猎传统武术；还有人常年打球健身，喜欢玩小众的电子游戏……大家一起追剧、喝奶茶、聊网络热梗。

　　工作室也有烟火气满满的温情。师兄师姐悄悄做饭被老师温柔提醒，大家养的小鱼产卵、绿植出苗……这些细碎的美好，都被认真记录在《上书房日记》里。

　　“我们只是恰好选择了古籍整理相关专业，本质上就是普通的年轻人。”缪思有说。这里就像一个大花盆，滋养着各具特色的青年，让每个人都能扎根生长、绽放光芒。

　　丛方怡在古籍整理中找到人生方向，顺利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将继续深耕文脉事业；潘文博过去只会学习模仿，如今已是团队小助手，悉心带教学弟学妹；张皓褪去了性格里的急躁，在文字考据、文献整理中稳步成长。

　　杜泽逊始终认可这群年轻人的付出：“他们做的是最笨、最辛苦、最基础的工作，却是无可替代的根基工作。没有他们的细致梳理，后续所有专家校勘、学术研究都是空中楼阁。”杜泽逊坚信，他们将来会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广、传承创新的领军人才。

　　如今，这些年轻人思索更多的是古籍的“破圈”之道，他们想让千年文脉走进当代青年的生活。

　　“古人也会感慨生活辛劳、偏爱美食美景；也会执着理想、纠结困惑……这些共情点，就是古籍‘出圈’的突破口。”徐淳人说。

　　他建议用年轻化方式解读古籍：提炼《永乐大典》中的历史、人文故事，制作短视频、播客；将古籍纹样、经典元素融入文创设计，打造专属典籍“周边”；把古籍历史改编成“剧本杀”，让年轻人沉浸式触摸文脉。

　　截至2025年，《永乐大典》一期标点工程已全面收官，顺利交付中华书局排版审核。二期分书重编、专家解题与专业校勘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两年内完成定稿，后续数字化转化、通俗释义工作也已有序提上日程。

　　在丛方怡看来，“每一次勘正古时谬误、每一次找回失传佚文、每一次理顺错乱文脉，都会让所有疲惫尽数消散”。她说：“在这里，每个人的工作平凡而琐碎，但大家共同努力铸造的却是伟大的文脉工程，这是我们古籍专业学子的骄傲和底气。”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