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在我婚礼随礼5元，一年后她儿子结婚，我包了个特别的红包

婚礼结束那天晚上，我跪在客厅地板上拆红包，手指头被红纸染得发黏。

丈夫坐在沙发上数礼单，念一个名字，我拆一个红包，婆婆在旁边帮忙把钞票按面额分堆。一百的放左边，两百的放右边，五十的搁中间。

茶几上很快堆起一座小山，空气里弥漫着新钱的味道。

“张叔，五百。”

“李姨，三百。”

“王婶，两百。”

丈夫念得很快，我拆得也快。大部分红包里都是整钞，偶尔有五十的，也不觉得少。

婆婆在旁边念叨，说张家老李家都挺讲究，以后咱们得记着还礼。

我嗯嗯应着，手上没停。

拆到礼单中间的时候，丈夫念出一个名字，声音突然矮了半截。

“大姑……五块。”

我手一顿，以为听错了。

“多少？”

丈夫没应声，把礼单往我这边递了递。我凑过去看，礼单上白纸黑字，大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数字——5。

我低头看手里那个红包，是那种最便宜的红纸壳子，街边小卖部一块钱能买十个。拆开，里面掉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纸币，旧得发软，边角都磨毛了。

茶几上那一堆红艳艳的百元大钞旁边，这张五块钱孤零零地躺着，像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是不是记错了？”

我声音有点抖。

丈夫把礼单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说：“就写的五块。”

婆婆一直没吭声，我抬头看她，她正低头整理钞票，手指头动得很快，眼睛不往我这边看。嘴唇抿成一条线，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妈，”我叫她，“大姑这是什么意思？”

婆婆手上动作停了停，抬起头看我一眼，脸上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惊讶，也不是生气，倒像是早就知道会这样，只是没想到我真会问。

“她那人……就那样。”

婆婆说完，又低下头去数钱。

我看向丈夫，他也是一副想糊弄过去的样子。他把礼单合上，说：“算了，大姑条件不好，可能手头紧。”

“手头紧随五块？”

我把那张五块钱拿起来，纸币在手里直打颤，“现在五块钱能买什么？买三个馒头？

买包纸巾？”

丈夫被我堵得没话说，闷头去倒水。婆婆站起来说去厨房看看汤，也走了。

客厅里剩我一个人，蹲在一地红包壳子中间，手里攥着那张五块钱。窗外还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每一声都像在提醒我，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大姑用五块钱给我添了份“喜”。

我认识大姑是在两年前，头一回上门，她就没给我好脸色。

那天丈夫带我回婆家吃饭，大姑也在。我进门叫了声“大姐”，她坐在沙发上嗑瓜子，上下打量了我两眼，说：“哦，你就是小陈啊。”

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还行。

吃饭的时候，她问我在哪上班，我说在商场做导购。她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导购啊，那挣不了几个钱吧。”

丈夫赶紧打圆场，说小陈挺能干的，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大姑夹了块红烧肉，慢悠悠嚼完，才说：“四五千，够干啥的。”

那顿饭我吃得堵心，但想着以后是一家人，忍忍就过去了。回来的路上丈夫跟我解释，说他姐从小就这样，嘴上不饶人，其实心不坏。

我当时信了。

后来准备结婚，大姑的态度更明显了。婆婆说把老宅拆迁分的那套房子给我们做婚房，大姑知道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过来，声音大得我在旁边都听得见。

“妈，你偏心也得有个限度吧？

那房子凭什么都给他？”

婆婆在电话里解释了半天，说儿子结婚总得有个住处，你当年出嫁的时候家里也给了嫁妆。大姑不依不饶，说那点嫁妆能跟一套房子比吗，摔了电话。

婆婆挂了电话，坐沙发上半天没说话。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叹了口气，说：“你大姐心里有疙瘩，以后你们少来往就是了。”

我当时没多想，觉得分家的事跟我没关系，大姑有意见冲婆婆去，总不能冲我来。

可我错了。

婚礼那天，大姑来得最晚。亲戚们都到齐了，她才慢悠悠走进来，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暗红色外套，头发随便盘了个髻，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迎上去叫了声“大姐”，她嗯了一声，从包里摸出那个红包塞给我，说：“一点心意。”

红包捏在手里轻飘飘的，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但忙着招呼客人，没顾上多想。等晚上拆开才知道，这份“心意”有多重。

后半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丈夫在旁边打呼噜。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她不是手头紧，她是故意的。

五块钱，不多不少，刚好够恶心人。随少了，怕别人说闲话；随多了，她心里不痛快。

五块这个数，既能让我知道她瞧不上我，又能在礼单上留下一笔，让所有人都看见。

我越想越气，推了推丈夫。

“你姐那五块钱，你就打算这么算了？”

丈夫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都过去了，睡吧。”

我盯着他的后脑勺，心里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第二天回门，我妈问起婚礼的事，我没提五块钱。不是不想说，是觉得丢人。

我妈要是知道婆家大姑这么对我，肯定得心疼，说不定还得上门理论。我不想刚结婚就闹得两家不安宁。

但这件事在我心里生了根。

婚后一个月，婆婆来家里送腌菜。吃饭的时候，我故意把话题往大姑身上引，说大姐最近怎么样，好久没见她了。

婆婆夹了块鱼，慢慢挑刺，说：“她呀，还是老样子，上班下班，也不怎么来我这儿。”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小陈，你大姐那人，你甭往心里去。她不是冲你，是冲我。”

我放下筷子，看着婆婆。

婆婆叹了口气，把当年分家的事说了。五年前老宅拆迁，分了两套安置房，一套八十多平，一套六十多平。

婆婆把大的那套给了我们做婚房，小的自己住，另外补偿了大姑十万块钱。

“十万块，她觉得少。”

婆婆说，“她跟我说，一套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十万块连个首付都不够。我说你是嫁出去的闺女，家里能给你十万就不错了，她就不干了，闹了好几个月。”

“后来呢？”

“后来不了了之，但我知道她心里一直记着。”

婆婆看着我，眼里有点歉意，“你结婚那天，她随五块，我就知道她是故意的。但我没法说，说了她更闹。”

我放下筷子，心里那团火不但没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原来那五块钱，是大姑替自己讨的“公道”。她觉得弟弟占了便宜，就用这种方式让弟媳难堪。

她不是针对我，但比针对我更让我难受——在她眼里，我连被针对的资格都没有，我只是她跟娘家算账时捎带着踩一脚的人。

那天晚上，我跟丈夫摊牌了。

“你姐那五块钱，是冲着你来的，也是冲着我来的。”

我把婆婆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分家的事跟我没关系，但我嫁给你，就得替你家背这个债，凭什么？”

丈夫坐在床边，两只手搓来搓去，半天没说话。

“她是我姐，”他说，“从小把我带大，我……”

“她带大你，就能这么对你老婆？”

我打断他，“你欠她的，我不欠。”

丈夫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点红。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想护我，是他在大姑面前硬气不起来。

从小到大，姐姐说什么他听什么，已经成了习惯。

我没再逼他。有些事，得他自己想明白。

日子一天天过，大姑偶尔来家里，每次来都要绕着弯子提房子的事。看见客厅新换的窗帘，说“这窗帘不错，花了不少钱吧，当年我结婚可没这条件”；看见厨房新装的净水器，说“现在年轻人真会享受，我们那会儿喝自来水不也活得好好的”。

每一句都像针，扎得不深，但扎得勤。

我都忍着，脸上挂着笑，心里记着账。

半年后，消息传过来了。大姑的儿子要结婚，日子定在秋天，据说要办得风风光光，酒店订的是城里最好的那家。

婆婆来送请柬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看着我，说：“小陈，到时候你们……”

“去，”我笑着说，“肯定去，大姐的儿子结婚，我们怎么能不去。”

婆婆松了口气，丈夫在旁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等婆婆走了，丈夫问我：“你打算怎么弄？”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张崭新的一块钱纸币，刚从银行换的，硬挺挺的，还带着油墨味。

“礼尚往来，”我把钱一张一张排在桌上，“她当年给我五块，我还她五块，不多不少。”

丈夫看着那五张一块钱，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我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丈夫接过去看，脸色变了。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我把纸条折好，跟五块钱一起装进红包，“你姐当年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还回去。不多一分，不少一厘。”

丈夫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要劝我算了。

他站起来，把红包揣进自己兜里，说：“到时候我陪你去。”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那之后的半个月，我和丈夫都没再提这事。

但家里的气氛不一样了。以前他看电视总爱坐沙发中间，现在总往我这边靠。

晚上睡觉，以前他沾枕头就着，现在翻来覆去，胳膊搭在我腰上，越来越紧。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是害怕去参加婚礼，是害怕面对自己心里那道坎——一边是从小疼他的姐姐，一边是被姐姐欺负的老婆。

婚礼前三天，大姑突然来家里了。

那天我刚下班，提着菜开门，就看见她坐在沙发上，婆婆陪在旁边，茶几上放着两盒保健品。看见我进来，大姑破天荒地站起来，脸上堆着笑。

“小陈回来了？”

她接过我手里的菜，往厨房走，“快洗手吃饭，我跟你婆婆炖了排骨。”

我愣了一下。这是结婚以来，她第一次对我这么客气。

吃饭的时候，大姑一个劲给我夹排骨，说：“小陈啊，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多吃点。”

我嗯了一声，夹起排骨放碗里，没吃。

婆婆在旁边打圆场，说：“你大姐今天来，是跟你们说婚礼的事。到时候你们早点去，帮着招呼招呼亲戚。”

“放心吧妈，”我笑着说，“肯定早去。”

大姑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吃完饭，大姑主动去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她背对着我，水流哗哗地冲，碗刷得特别仔细。

“小陈，”她突然开口，声音很小，“以前……姐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

她转过身，围裙还系在腰上，手上沾着洗洁精泡沫。

“你也知道，当年分家的事，我心里一直不痛快。

但那是跟你婆婆、跟你丈夫的事，跟你没关系。”

她这是在跟我道歉？我心里有点意外。

“你看，”她接着说，“你外甥马上要结婚了，到时候人多，都是亲戚朋友。

你们当舅舅舅妈的，可得给我们撑撑场面。”

我终于听明白了。她不是来道歉的，是来打预防针的。

她怕我在她儿子婚礼上闹，怕我让她丢面子。

“大姐放心，”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肯定给你撑场面。”

大姑松了口气，脸上的笑又回来了。

“我就知道，小陈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走的时候，特意把那两盒保健品留下了，说给我补身体。我看着那两盒包装精美的保健品，忽然觉得有点可笑。

她以为两盒几百块的保健品，就能把那五块钱的羞辱抹过去？就能让我在她儿子婚礼上装聋作哑，给她撑场面？

那天晚上，丈夫回来，我把大姑来的事跟他说了。

“她是怕咱们闹。”

丈夫说。

“她怕的不是闹，”我摇摇头，“是怕自己丢面子。

她儿子婚礼办得这么风光，要是被人知道当年她给弟媳随五块钱，她这脸往哪搁？”

丈夫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其实，”他突然说，“当年分家，我也觉得妈做得有点过。”

我抬头看他。

“我姐从小就疼我，”他说，“小时候我放学晚，她总在学校门口等我，给我带个糖或者半块烧饼。

后来她出嫁，男方条件不好，她哭着跟妈说想要点嫁妆，妈那时候偏心，只给了她两千块钱。”

我从没听他说过这些。

“拆迁分房子的时候，”他接着说，“我跟妈说，要么给姐一套小的，要么多给点钱。

妈不同意，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那时候刚跟你谈恋爱，急着要房子结婚，就没再坚持。”

他低下头，声音有点哑。

“其实我也欠她的。”

我心里那根绷紧的弦，忽然松了一点。

“但这不是她羞辱我的理由。”

我轻声说。

“我知道，”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所以那天我才说陪你去。

她欠你的，咱们得要回来。我欠她的，我自己还。”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说大姑怎么护着他，怎么省吃俭用给他买新书包。

我也跟他说了我婚礼那天的感受，说我蹲在地上看着那张五块钱，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聊到，我们都哭了。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终于把心里藏了很久的话，都说出来了。

婚礼前一天，我把那个红包拿出来，又看了一遍。五张崭新的一块钱，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

那张纸条我写了又改，只留了八个字：“礼尚往来，完璧归赵。”

丈夫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千块钱。

“这是我给外甥的红包，”他说，“跟你的分开。

你的是还我姐的，我的是给孩子的。两码事。”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

婚礼那天，我们去得很早。酒店门口铺着红地毯，拱门上面飘着气球，宾客络绎不绝。

大姑穿着一身枣红色的旗袍，头发烫得卷卷的，站在门口迎客，脸上笑开了花。

看见我们过来，她赶紧迎上来，拉住我的手。

“小陈，你们来了？

快进去坐，里面给你们留了位置。”

她的手很暖，握得很紧，像是怕我跑了。

我笑着说：“大姐，恭喜啊。”

丈夫把手里的两个红包递过去。一个是他的，厚厚的。

一个是我的，薄薄的。

大姑接过红包，捏了捏，脸上的笑有点僵。但她没说什么，转身让旁边记账的先生把红包收了。

我站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记账的先生拿起我的红包，捏了捏，眉头皱了一下，又看了大姑一眼。

大姑冲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把红包放进了抽屉，没拆。

我心里冷笑了一声。她还是跟以前一样，爱面子，怕别人说闲话。

但今天，我就是要让她的面子，掉在地上。

婚礼仪式开始前，主持人按照惯例，要念一下重要亲友的随礼名单。这是当地的习俗，一是表示感谢，二是给亲戚朋友撑场面。

我坐在下面，握着丈夫的手，手心有点出汗。

主持人念了一串名字，都是几千几千的。念到我们的时候，主持人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台上的大姑。

“舅舅，舅妈，随礼……”主持人的声音有点迟疑，“两千零五元。”

台下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都转过头，看向我们这桌。

大姑站在台上，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脸色白得像纸。她儿子站在旁边，也愣住了。

主持人尴尬地笑了笑，想接着往下念。

“等一下，”我站起来，笑着说，“主持人念错了。

我丈夫随了两千，是给孩子的。我单独随了五块，是还给大姐的。”

台下一片哗然。

我走到台上，从记账先生的抽屉里拿出那个红包，拆开，把五张一块钱和那张纸条举起来，给所有人看。

“一年前我结婚，大姐给我随了五块钱，”我声音不大，但整个大厅都听得见，“今天她儿子结婚，我还她五块。

礼尚往来，不多不少。”

大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眼睛里都快冒火了。她指着我，手都在抖：“你……你……”

“大姐，”我看着她，平静地说，“当年分家的事，是你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你心里不痛快，冲你弟弟冲你妈去，别冲我。我没欠你什么。”

台下鸦雀无声。

她儿子过来拉她，想把她拉下台。大姑甩开他的手，站在那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我当年……我当年就想要个公平……”她哽咽着说，“我也是妈的女儿，凭什么什么都给他？”

“那你就可以欺负我老婆？”

丈夫走过来，站在我身边，看着大姑，“姐，从小你就教我，做人要讲良心。你当年随五块钱的时候，怎么没想想良心？”

大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把那张纸条递给他：“这上面写着，礼尚往来，完璧归赵。你当年给我的，我还给你。

咱们两清了。”

大姑接过纸条，看了一眼，手一抖，纸条掉在了地上。

她儿子捡起纸条，看了一眼，脸也红了。他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拉着大姑往后台走。

整个过程，婆婆都坐在下面，没说话。她低着头，手里攥着帕子，肩膀在抖。

我和丈夫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亲戚朋友，心里没有想象中的痛快，反而有点空落落的。

主持人尴尬地咳了一声，说：“仪式继续，仪式继续。”

音乐又响了起来，但气氛已经不一样了。

仪式结束后，我和丈夫没留下来吃饭。

他从桌上拿起外套，我拎起包，两个人从侧门走了出去。身后还有人窃窃私语，我听见有人压着嗓子说“五块钱”“闹大了”，但没人叫住我们。

走到酒店门口，秋天的风灌过来，我打了个哆嗦。

丈夫把外套披在我身上，自己只穿着衬衫。我们站在路边拦出租车，谁都没说话。

街上车来车往，喇叭声一阵一阵的，他的肩膀挨着我的肩膀，微微发抖。

车来了，我们坐进后座。司机问去哪，丈夫报了家的地址，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看着他，忽然发现他鬓角冒出了几根白头发。以前没有的。

车开出去快一半路程，他睁开眼睛，转过来看着我。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

“你指什么？”

我问。

“对她。”

他低下头，两只手交叉着搁在膝盖上，指节捏得发白，“她毕竟是我姐。小时候家里穷，她省下自己的饭钱给我买铅笔。

我上初中那年被人欺负，她堵在校门口跟人打架，把人家脸都挠花了。”

我听着，没接话。

“可是今天，”他继续说，声音有点哑，“我站在台上看着她哭，心里居然没有难受。

我是不是太狠了？”

我把手覆在他手背上，那只手冰凉。

“你不是狠，”我说，“你是终于敢在她面前站直了。”

他扭过头看着车窗外，喉结滚了好几下，没再说话。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我换了拖鞋去厨房烧水，他在客厅坐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

他的下巴抵在我头顶上，呼吸很重。

“以后咱们家的事，”他说，声音闷闷的，“你做主。

大姐那边，我来应付。”

我转过身，把脸埋在他胸口，点了点头。

那之后一个星期，大姑没跟我们联系。婆婆也没来电话。

家里的座机安安静静的，手机也安安静静的。以前每到周末，婆婆总要打电话过来，问我们回不回去吃饭，问我要不要腌点咸菜。

现在连个短信都没有。

丈夫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不踏实。每天晚上吃完饭，他就坐在沙发上盯着手机，解锁屏幕，划两下，又锁上。

第八天晚上，婆婆终于打来电话。

丈夫接的，我在旁边听着。婆婆的声音从听筒里漏出来，模模糊糊的，听不清说了什么，但语气不是兴师问罪的。

丈夫嗯了几声，说“知道了”“没事”“她没事”。挂了电话，他看着我。

“妈说，大姐那边消停了。”

他顿了顿，“她儿子跟她吵了一架，说婚礼都让她搞砸了，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丢人。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几天没出门。”

“然后呢？”

“妈说，她让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丈夫的喉结又滚了一下，“妈说，当年分家的事，她确实偏心了。大姐这些年心里苦，但找错了人发泄。

她说以后你们少来往，她不怪你。”

我坐在沙发上，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不是因为大姑那声对不起。她不会亲口跟我说的，这辈子都不会。

那声对不起是婆婆转达的，是她替女儿说的，分量打了折扣。

但婆婆说她偏心了。这句话，她憋了五年，终于说出口了。

又过了一个月，大姑儿子带着媳妇回门。按规矩，要请舅舅舅妈吃饭。

请柬是外甥亲自送来的。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瓶酒，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

我叫他进来坐，他没坐，站在玄关把请柬递给我。

“舅妈，”他叫我，声音很低，“那天的事……我妈做得不对。

我替她给你赔个不是。”

我看着这个刚结婚的年轻人，忽然有点心疼他。他什么都没做错，却要替上一辈的旧账弯腰。

“你没错，”我接过请柬，“大人的事跟你没关系。”

他松了口气，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转身走了。

吃饭那天，大姑坐在桌子对面，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她瘦了一圈，眼角的皱纹深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没染，白的比黑的多。

她给儿子夹菜，给媳妇盛汤，跟婆婆说话，跟丈夫说话，就是不看我。

我也没主动跟她说话。该吃吃，该喝喝，偶尔跟外甥媳妇聊两句，问她工作怎么样，累不累。

饭吃到一半，大姑突然站起来，端着一杯酒，走到我面前。

所有人都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

“小陈，”她举着杯子，声音有点颤，“这杯酒，我敬你。”

我抬头看着她。她的眼眶红了，嘴唇在抖，但硬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前些年，是姐糊涂。”

她说完，仰头把酒干了，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转身走了。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

我端起自己面前的杯子，也干了。酒很辣，从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

丈夫在桌子底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

回家的路上，我们沿着小区外面的马路慢慢走。路灯昏黄，树影斑驳，风把落叶吹得沙沙响。

“今天这顿饭，算是翻篇了？”

丈夫问我。

“算吧。”

我说。

“以后还来往吗？”

“来往。”

我停了一下，“但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看着我，等我往下说。

“过年过节该去还是去，该叫姐还叫姐，该给外甥包红包还是包红包。”

我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但我不指望她把我当一家人，她也不用指望我忘了那五块钱。人情往来，对等就好。”

丈夫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的影子跟我的影子并排铺在地上，一道长一道短。

那一刻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那五块钱，我还不回去。

不是数量的问题，是它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变成了一个疤。大姑敬酒也好，婆婆道歉也好，外甥赔不是也好，这个疤都消不掉。

但人活着，谁身上没几个疤呢。

丈夫身上有，大姑身上有，婆婆身上也有。都是从过日子里面磕出来的，带着旧账的印记，消不掉，就只能带着往前走。

走到小区门口，丈夫忽然停下来。

“下次我姐要是再……”他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算了，她应该不会了。”

我也笑了。那种笑，不是高兴，是终于把心里一块石头搬开了，发现底下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反而有点不习惯。

上楼的时候，丈夫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像过节时的灯笼。

他回过头，伸出手。

我握住那只手，手心是暖的。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擦到茶几的时候，看见抽屉里还剩一个没用完的红包壳子，就是当初我在小卖部买来准备回礼的那一沓。

我把那个红包壳子拿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窗外，秋天的阳光从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射过来，刺得我眯了眯眼。

街边有卖早点的，油条下锅，滋啦一声响。

我套上外套，出门去买豆浆。

老太太问我今天怎么这么早，我笑了笑，说醒了就睡不着了。

她递给我两杯豆浆，找了我零钱。我接过来，转身往回走。

走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我家窗户。窗帘拉开了，丈夫正站在阳台上浇花，水壶里的水洒下来，在阳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我冲他挥了挥手。

他也冲我挥了挥手，水壶歪了，袖子湿了一大片。

我站在楼下，忽然觉得，日子好像可以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