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最后两年，沮丧与激情澎湃交织的时光

七十年代的最后两年，即1978年与19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时期，也是一个旧时代落幕、新时代开启的过渡期。而对于我个人来说，1978年是我职业生涯的起始之年，不仅是个人身份转换的节点，更是自己人生起跑线上蓄势待发的起点。1979年，伴随着文艺领域解冻步伐的加快， 以观影狂潮为最大特点的文化复苏、艺术回归春风迎面吹来。人们不仅在银幕上看到了爱情的美好，更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解放。那是一个人人心中有光、脚下有路的年代。对于我而言，1979年是我精神世界极度丰富的一年，也是无忧无虑的一年，更是激情澎湃的一年。

1978年的自己

本文对七十年代最后两年的回顾，严格来说并不十分准确。从1978年参加工作到1980年，从数字看似是两年，但从我从业经历上看，只有一年零一个月多。而这一段经历之所以令我难忘，既有从“学生”到“社会人”这一身份转变的某名兴奋，也有对于环境规则模糊性和人际关系复杂性探索的轻微社恐，更多的是职场关系相对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和用青春、汗水和信念书写的精神特质的浸润。特别是这种和同事超越了利益算计结下的珍贵情谊，成为自己一生珍藏的情感财富，也成为自己不时怀念那份纯净年代的怀旧源头。

1978年夏，参加工作前在四师批发站托儿所前

1978年11月11日，虽然只是初冬，因头场雪下得早，大地早已是一片白雪覆盖。屋顶披上洁白素装，道路上的雪被压实而如一条白色的巨蛇，伸向远远的道路尽头，人或车走在上面，都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公路两旁的沟壑被雪填平补齐后，变成了白茫茫一片的高低起伏的白色绒布。坐在四师批发站送我们几个上西岗工作的嘎斯汽车上，没有感觉到扑面而来刺骨寒风的冷，也谈不上有多兴奋，感觉好像只是在履行一件必须办的事一样的淡然，好像还有点对未知的无名恐惧。

1978年秋，参加工作前在四师批发站业务室前和发小、同事曹成玖（右）合影

工作分配后，我和陈林森、曹成玖、柳元明、谢丽华四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伙伴分到锻压车间。和我们一同分到锻压车间的还有虎林电厂的隋文胜、艾利纳、王燕，八五八农场的任华，八五五农场的黄亚军、蒋喜龙、庞春立等一大批青工。虽然不知道具体干什么工作，但听别人议论说锻压车间工作环境不好，苦脏累不说，还非常危险，工厂一般都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到这个车间，因此有人戏谑锻压车间是劳改车间。闻听此言，刚参加工作的兴奋瞬间被冷水浇透，眼神变得空洞而疏离，仿佛灵魂已抽离躯壳，那种深深的凉意让我无法忘怀，只剩下沮丧和无奈。

当年我们这一批青工入厂有一百多人，解决住宿问题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要务。当时企业没有那么多职工宿舍，女生一是性别优势，二是人数相对较少，全部分到了女工宿舍。新来的男生只有分配到机修车间、热处理车间、磨包车间的青工，分到了宿舍。分配到其他车间的六七十名男青工，全部安排在铸造车间二楼会议室里。这是一个长长通透的大房间，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了层木板，搭了一长溜地铺。大机加车间、小机加车间、铸造车间和锻压车间的全住在此处。由于二楼没有厕所，几十个小伙子，尿急时，只能就近方便解决。所以楼梯上，楼下大门口，骚气熏人。虽然车间领导多次来人告诫，但收效甚微。大约住了两三个月，所有人员就重新分配了住处。很庆幸，我们车间的青工分配到办公楼一楼西侧男宿舍区。这里居住条件较好，不缺暖气，距食堂和热水供应房也近，我们在此住了两年。

锻压车间的工作环境是企业里最艰苦的车间之一，无论是冬夏，一进车间扑面而来的空气沉重而灼热。这里没有办公室的静谧，只有永不停歇的轰鸣与震颤。巨大的空气锤每一次落下，都伴随着“哐”的一声巨响，震得脚下的地面微微发颤，连心脏似乎都要跟着那节奏跳动。虽然情绪低落，但也得调整心态适应环境。但好在当时车间的氛围还是不错，上下级关系和谐。车间领导或是转业官兵，或是支边青年。车间三个班的正副班长，基本都是城市知识青年。干部与工人之间没有明显的隔阂。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往往也是技术骨干，他们和工人一样穿着同样的劳动布工装，袖口扎紧，手上戴着防烤和烫的皮手套，与工人们一样并肩作战。虽然那个年代物质或许并不丰裕，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格外富足。锻工属于企业中的高危岗位，模具锻造时模具盖和模具的配合要严丝合缝，稍有差错就会磕碰出可以夺人性命的毛刺。工友们认真的工作配合，就是彼此性命的相托，严谨的操作背后是对彼此安全的负责。那种只有集体作业才有的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氛围，以及人与人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关怀，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暖的底色，至今仍让人怀念不已。

1979年的自己

我们刚参加工作时，知识青年大批返城还没有开始。车间里还有很多知青。按企业传统师徒制，一个徒工由两个师傅通过实践指导，学习操作技能。我的两个师傅都是天津知青，一个叫刘玉宝，一个叫杜文栓。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带我多长时间，刘玉宝约带我三个月，1979年3月随大批知青返城回到了天津，从此再无联系。另一个师傅杜文栓大概第二年就调到新建的摩擦压力工段，后来又调到供销科，最后当了销售科长。杜师傅对我严慈相济、倾囊相授、包容护短，我们之间体现的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分离近三十年我们仍一直来往。

1979年在五虎山北坡

可能由于年纪过小，或者本就胸无大志，抑或满足现状随遇而安的心态，对于“如何改变命运”这一人生抉择命题，当时的我们处于一种或麻木或逃避的心理状态。倒是父母均为师范学校老师的王建国和常新航较我们更为成熟。他们一直没有放下书本，并坚持补习文化课。大约在第二年的夏季，他们同时调入齿轮厂附中任教师。后又先后考入阿城师专，一个后来从事理科教学，一个从事美术教育，两人后来都成为学有所成的名师。不能否认，家庭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其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子女人格塑造、价值观确立以及终身发展潜力。王建国的父亲是大学老师，常新航的父亲是全国知名的常青速字教学法的发明人，常新航的父亲写过长篇小说《三色水》。他们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知识补充便利，更能通过父母言传身教觉醒改变命运的萌动。在家长不断为子女成长注入不竭动力驱动下，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平凡迈向卓越，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

左至右前排杨存云、张小平、刘之达、任华。后排陈林森、姜克友、焦春玲、王燕、陈祥春、隋文盛、张军。

在知青尚未大批返城时，车间每个班都有职工二十余人，很是热闹。工人成分比较复杂，有王君、李树全、包文亮、陈自福这样的转业官兵，也有马寿山、马寿亭、李三宝、张志安、张金昌等支边青年，还有王路、闫林、王奇海、李荣霞、沙学琴、赵文媛、祁金兰、陈连亭、刘凯、聂永平、闫焕省、童洪山、张耀武、李艳波、吴兆友等城市知青，还有当地和知青年龄相近的农垦子弟崔则海、李淑华、周红梅、孙炳福、杨岗北（后脾伤调任铸造木模工）、王戈军（后腿伤调任保管员）等。还有一批复转军人如李学书、张亚军、倪庆财、郭八十四（外号，因体瘦只有八十来斤）。还有几个因受处分来的，如司机秦军因轧死人下放锻压车间。最后就是和我们年龄相近的齿轮职工子弟，如陆刚、徐绍玉、张小平、焦春玲、周红梅、郑洪兵、姜克友等。

一起进入车间的青工，自左至右姜克友、艾利纳、曹成玖、杨存云、隋文盛，八十年代初在锻压车间大门前

锻工属于集体作业，缺一不可的高协同是班组特色。开锤锻造工作前，需要把毛坯烧到可锻打温度。而将毛坯烧到 1000°C以上，需要一个较长的等待过程。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在休息室聊天。集体作业车间休息室文化，要么就是吹牛聊天，要么就是打上海路子扑克牌。论聊天讲故事，北京知青马兆宏应当是第一高手。但马兆宏不知是因为要增加故事的幽默诙谐性，还是因为口误，有时会犯历史常识性错误。如讲李自成进北京，北京市民拿麦乳精欢迎李闯王，就成为大家的笑柄。哈尔滨知青陈连亭讲故事，容易涉黄或拿女工开玩笑，经常暗喻隐晦的涉性。比如他调侃北京知青祁××胖，说她家要擀面条，不用面板，她趴在炕上，老公在她后背用擀面杖擀就行，一出汗还不用放盐了。说她乳房大，背着孩子做饭，把乳房从肩膀往后一甩，孩子抱着乳房就吃上奶了。

陈连亭身高体胖，可能是从小学过京剧青衣的关系，说话轻柔有些女性化。他的女声唱得惟妙惟肖，但他膀粗腰圆有点程砚秋的魁梧，缺乏理想小生搭档可能是他未来从艺最大的障碍。陈连亭不但颇有艺术天分，他还是车间最能给领导整蛊的知青。车间老主任王善佑，冬天到车间喜欢坐在尚有余温的毛坯垛上。一是观看汽锤上工作的场景，二是暖和一下冰凉的屁股。有一天，陈连亭感觉老主任要来车间了，他就把上一班锻造的毛坯最上一层的换掉，把表面已经看不出是刚锻造的一个毛坯放上去。一会儿，王主行来到锻造完的齿圈垛前坐了上去。冬天的棉裤传热慢，等王主任感觉屁股下火热时，棉裤已经被烫出了一个齿圈的圆形轮廓。众人哈哈一笑，王主任也只能尴尬地笑笑。在宿舍里，同寝室人没少被他恶搞。我师傅刘玉宝，性格高冷孤僻，自我意识较强，不太合群。陈连亭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就经常恶作剧地整蛊他。刘玉宝爱干净，每天都打一盆水放在床下面，回来后就洗脸擦身。陈连亭下班正好刘玉宝上班，就是这个时间错位，让陈连亭每天下班都用刘玉宝的水洗屁股，然后再放回原处。刘玉宝毫不知情，他边洗边哼着小调，脸和身上涂抹上香皂，双手用力搓洗，最后用陈连亭的洗屁股水仔细漂洗。下工后的沐浴，带走了一天的尘嚣与疲惫。看着陶醉在清水沐浴中的刘玉宝，大家都偷偷窃笑，而刘玉宝浑然不知。还有一次刘玉宝眼睛发炎，上医院拿了一瓶眼药水，每天晚上睡觉前点一下。陈连亭偷偷把眼药水挤出来，把车间模具降温用水槽里的水灌进去。刘玉宝晚上往眼睛里滴，一滴进去就喊“哟哟，好使，真杀得舒服。”陈连亭等暗笑，谁也不吱声。不知是水槽里的水含很多氧化皮具有杀菌作用，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歪打正着治愈了刘玉宝的眼疾。

老师傅爱开玩笑的，当属山东支边青年马寿亭。马师傅因有伊斯兰血统，身材挺拔魁梧，高鼻深目，一脸连鬓胡和卷发不饰修剪，成熟中更透出异域民族的血统背景。他最爱开玩笑的工友，是河北唐山籍的张治安师傅。有一次夜班工间休息时，张治安坐在椅子上陷入沉睡状态，马寿亭用煤炉黑灰抹了张治安一脸黑。张治安并不知道自己已成“黑脸包公”，睡眼朦胧中到修理间去喝水。此时，电焊工刘桂兰（齐齐哈尔知青）正和张治安走个对面，面对突然冒出的黑脸，刘桂兰瞳孔剧烈收缩，整个人如遭电击般僵在原地。未等她从惊愕中反应过来，张治安冲她一笑，黑森森脸上龇出一口白牙。四周寂静没有一人，只有惨白荧光灯泡照射下冲你傻笑的黑脸白牙。惊骇之下，刘桂兰的脸因恐惧而变得扭曲，一声凄厉的尖叫骤然响起，带着撕裂般的颤音在沉寂的车间里回荡……

1973年马寿亭和部分知青和同事合影

锻压车间尽管工作辛苦，三班倒的生物钟常常打乱生活节奏，但工人们总能找到快乐的源泉。下班铃声一响，车间门口便涌出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老同志们车把上挂着刚买的豆腐、青菜，或是给孩子带的糖果，满载着对家庭的期待驶向家庭。女生则换上洁白的衬衫和鲜艳的裙子，涂上淡淡的口红，或骑上轻巧弯梁或斜梁设计的坤车逛街购物，或到闺蜜家中友情互动。年轻男生穿上笔挺的西装或时髦的喇叭裤，骑上“二八大杠”或去逛街，或到某商店柜台前笨拙的搭讪、撩妹，或几个好朋友相约去电影院观影，或和恋人徜徉在路边柳荫小径上，享受风花雪月的惬意。周末，厂俱乐部也会放映电影；逢五一或十一，工会、共青团还会举办篮球、排球、歌咏、征文等比赛，整个厂区沉浸在集体的欢腾中。虽然条件艰苦，但集体作业的特性，让艰苦的岗位成为情感萌芽的温床。一些年轻人从车间的技术交流到生活中的相互照顾，许多美好的爱情故事就在机器的运转声中悄然萌芽。张小平和李春华、蒋喜龙和郑瑞琴，都是在工作中将彼此的好感逐渐转化为依赖与爱慕，最后缔结良缘。

1979年和同事黄亚军（右）在虎林县教师进修学校和法院楼前留影

车间工人中有的故事的人和事不少，但比较有特点的应当是张××。他人很老实，脑子有些不灵光，甚至有些木讷愚笨。他非常喜欢看书，而且喜欢看世界名著。经常在正火室看到他抱着一部大部头在阅读，如《安娜卡列尼娜》《大卫科波菲尔》等。他看书最大的特点是从不记得书中所描写内容，即使他刚看过的书，你问他书中内容，他会略显尴尬的说不知道。看书对于他，或者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看的懂或看不看得进去并不重要，阅读只是他消除寂寞的一个工具。因为他为人呆滞老实，当时的指导员准备发展他为入党，并且已经列为重点发展对象。一次值夜班时他手捧“红宝书”在长椅子上睡着了，一炉子毛坯因没有加煤而静静地待在炉膛中。虽然读毛选读睡着了，但烧火把炉子烧灭了，政治觉悟再高也抵消不了工作事故，他由马上要入党的先进分子，一下又打回了普通群众行列。八十年代，他因正火班长和车间主任闹矛盾，随全班发配到副业队种地放牛。最后正火班都陆续回到车间，只有他一人仍在副业队一直放牛到福业队解散，后下岗失业成为灵活就业人员。

当时车间干群关系融洽，干部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深入生产一线解决问题的“服务者”，与职工并肩作战的“同行者”。主任王君，指导员（后来叫支部书记）马寿山，副主任党才娃、孔宪惠，技术员张国礼、包文亮、潘景田，都经常上锤和我们一起干活。

七十年代初车间支部领导在开会，前左至右包文亮、刘长权、王君、马寿山、张金昌、马寿亭。

车间领导层最有干部派头的，不是主任也不是指导员，而是技术员包文亮。包技术员拥有蒙古族典型的健硕体格，肩宽背厚。他个子不算高，身体较胖，周身散发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举手投足间尽显从容与自信。由于他走路腰板笔直，气宇轩昂，陪同厂领导去拜访客户，经常被动地抢了领导的风头。

这些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傅，现在大多都已去世。但有一位老师傅的故去，走得太过窝囊，还透着一丝蹊跷。李树全是坦克兵复员，看他干活那种用死劲的僵硬干法，很难想象他曾是驾驶坦克的坦克兵。他工作认真，性格有些怪，和老伴吵架是常事，和儿子还经常动手打架。后来父子关系彻底搞僵，老两口去林区女儿家长住。在女儿家时上山捡野山货迷山失踪，到现在二十多年仍无踪迹。

李树全师傅

还有一位师傅，如论年龄和知青差不多，但他命运多舛，让人唏嘘不已。因为年轻时冲动犯了花案，他被挂大牌子游街，人权受到了粗暴的践踏。他虽然精瘦，但干活很能吃苦。干大件的毛坏活时，经常是他手拿钳子在汽锤下干活，经常手上和脚上被烤起大大的水泡。他90年代调到东方红林业局机械厂后，有一次去医院检查身体，和姑娘高高兴兴走着去的，听到医生说是肝癌后当时就瘫软在地，被抬回家后再也没有站起来，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八十年代，本人（左）和陈祥春、卢明旭在汽锤上工作。

岁月无声，却有痕。刚参加工作的那段岁月，虽然懵懂青涩，但那样温馨纯净，令人怀念。虽然刚被分配到不如意的车间时，一度迷茫、愤懑、自卑、沮丧，但在炉火和汽锤声的磨砺下，自己学会了调整心态，学会了适应社会。在重复的劳动中磨炼耐心，通过看电影、读书、逛街等方式排解内心压力，学会了向内求索释放情绪、自我疗愈，让自己从浮躁向沉稳靠近。当然，这种适应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有些无奈，但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整个情绪不再沉陷于沮丧和怨天尤人之中，学徒期间能够独立操作的兴奋，下班后几个好友悠闲逛街的惬意，对心仪女生小心翼翼的内敛含蓄试探，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爱慕与思念的手写书信，被女生追求的傲狂不屑，失恋后重新站起的蜕变，这一切的悲喜交集，像一枚印章，深深地盖在了我们生命的履历表上，构成了我们职业生涯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1980年和同事陈林森在养路段办公楼前

回望那段刚参加工作的岁月，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感慨，更是一种深深的怀念。怀念那时的纯粹——不为利益算计，无论是工作中和领导同事相处，还是恋爱中的择偶选择；怀念那时的激情——放飞青春最原始的律动，对未来有一种执着的渴望与憧憬；怀念那时的自信和勇气——即使一无所知，也敢于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