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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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学者阿克巴·阿巴斯（马文彬）前几天在北京去世了，享年84岁。

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1942—2026）

阿巴斯出生于香港坚尼地城，家庭有印度、马来和中国血统。他的母亲是在香港出生的印度裔，外貌上比他更接近南亚面孔。他本人的名字和面容并不匹配，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曾说自己是一个活的寓言，不属于任何地方，同时处于内部和外部。

他在坚尼地城长大，主要讲英语，但对西环的街市和邻里关系有一种小镇式的熟悉感。2014年港铁西港岛线通车之前，坚尼地城还保持着某种前现代的社区纹理，阿巴斯对此有真切的感知。

他在香港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此后长期留在港大，最终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和全球化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席主任。2006年，他转往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比较文学教授，后成为荣休教授。但他不断返回香港和亚洲，在大馆等场所讲座，在岭南大学的文化研究系发表演讲。他的妻子是中国作家和爵士歌手刘索拉。阿巴斯晚年常住北京，最终也在北京离世。

阿巴斯的学术生涯横跨多个领域，在许多英语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参加过威尼斯、悉尼、莫斯科双年展的演讲。2008年，他在安德烈亚斯·胡伊森主编的城市研究文集中发表了关于上海"伪造全球化"的重要论文，将仿冒品视为一种人类学对象，探讨中国特定语境下全球化与在地性之间的扭曲关系。

2017年，他在岭南大学以「Posthumous Socialism」为题发表演讲，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简单地死去然后被资本主义取代，而是以一种Posthumous状态继续存活，社会主义的过去与资本主义的当下共存于同一个时空框架之中。这些研究看似分散，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关切，也就是在全球化和政治转型的压力下，文化如何应对自身的消失。

1997年出版的《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是阿巴斯最重要的著作，涵盖电影、建筑、摄影、文学四个领域，但它的雄心远远超出了文化批评的常规范畴。阿巴斯试图通过香港这个极端案例，回答一个更普遍的理论问题：当一个地方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即将消失的前提之上，文化将呈现怎样的形态？

这本书提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第一个是逆向幻觉，指的是明明存在的事物却被视而不见。阿巴斯认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的漫长殖民时期，香港人对自身文化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香港有文化，但没有人去看它，或者说看见的只是荒漠。第二个概念是消失的文化，指一种以自身即将消失为前提才得以浮现的文化形态。1984年之后，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香港人终于开始急切地寻找本地身份，但这种寻找本身带有挽歌式的紧迫感，文化的出现恰恰以其消失的临近为条件。第三个概念是「déjà disparu」，可以理解为已然消逝感，独特和新鲜的东西总是已经失去了的感觉，手中留下的只有陈词滥调或从未真正拥有过的记忆碎片。

这三个概念使阿巴斯区别于同时期研究香港文化的其他学者。许多研究者习惯于使用东西交汇、中西混杂之类的二元框架来理解香港，阿巴斯认为这种框架本身就是逆向幻觉的症状，它用一套简便的分类法取消了香港经验的特殊性。他提出香港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个过境空间，居民自认为是过客和移民，始终在从中国前往别处的路上，无论他们实际停留了多久。这种过客意识极其顽固，即便在经验事实层面完全站不住脚。

2018年11月3日，成都方所，圆桌对谈「转变历史性算法的当代实践：艺术作为智能系统」现场。刘索拉（左一）、刘丹、汪建伟与主持人阿克巴·阿巴斯（右一）同台

阿巴斯还提出了「连字符化」的概念，认为香港是一种连字符状态，它的存在依附于其他政治实体。在1997年前后，他把这视为香港的特殊处境，但到了晚年他修正了看法，认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所有民族国家都在经历某种程度的连字符化。

在阿巴斯的理论框架中，电影占据了很关键的位置。《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七章中有两章直接讨论电影，分别是「新香港电影与déjà disparu」，以及专门论述王家卫的章节。

阿巴斯对香港新浪潮电影的理解，与主流电影研究存在根本分歧。多数影评人和学者将香港新浪潮视为一场风格运动，强调它的技术革新和作者意识的觉醒，关注导演个体的艺术成就。阿巴斯则不然，他将这批电影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和文化框架中来阅读。

他注意到两个关键时间节点。1979年前后，一批在海外电影学校受训、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没有直接渊源的香港本土导演开始拍片，许鞍华、徐克、方育平等人在本地电视台历练之后进入电影工业。第二个节点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电影的内在气质发生了深刻变化。

阿巴斯认为，许多类型各异的商业影片，尽管表面上不涉及政治议题，实际上都可以被读解为对消失空间的回应。他特别指出大量黑帮片可以被理解为1997的寓言，但他并不主张一种简单的对号入座式寓言解读，他认为这些影片同时作为消失的文化空间的产物和分析工具在运作。

1995年的阿巴斯（左三）

阿巴斯对许鞍华、关锦鹏、王家卫的关注，反映了他独特的学术趣味。他不太重视吴宇森和成龙这类已经被国际市场消化的香港电影人。在他看来，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和成龙的身体喜剧虽然是香港电影的标志性元素，但它们更多地服务于一种可以被全球观众即刻消费的景观逻辑，而许鞍华和关锦鹏的电影中存在更为复杂的时间感和历史意识。

许鞍华从早期的越南难民题材到后来对香港日据时期的回溯，始终在处理漂泊与归属的张力。关锦鹏则在性别和欲望的层面展开了另一种消失政治学，他对旧上海的回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即将消失的香港的间接表达。

但阿巴斯投入最多笔墨的还是王家卫。

《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专门辟出一章以王家卫为专论对象，这在当时的英语学术界是少见的待遇。阿巴斯认为王家卫的电影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引发共鸣，是因为它们呈现了一种错位的在地性。

《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

在《重庆森林》中，本地空间带有一种脱臼的质感，正是这种脱臼使得全球各地的观众能够在其中辨认出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些感受。换言之，王家卫的香港不是一张旅游明信片，它更像是一种可以在任何大都市里引发回响的情感地理。

阿巴斯对王家卫视觉风格的分析同样值得注意。他将王家卫电影中标志性的模糊影像、手持摄影和抽格处理，与逆向幻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模糊恰恰是看不见眼前之物的视觉化表达。王家卫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失约、错过、期限、罐头上的到期日，被阿巴斯理解为消失政治学在情感领域的投射，时间在这些影片始终处于即将耗尽的状态。

阿巴斯对香港电影的解读，与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路径存在微妙但关键的差异。1990年代的英语世界对香港电影的兴趣主要由两条线索驱动：一条是动作片和武侠片研究，以大卫·波德维尔等人的形式分析为代表，另一条是后殖民理论框架下的文化研究，将香港电影视为第三世界反抗叙事的一部分。

《重庆森林》

阿巴斯两者都不完全认同。他拒绝那种把香港电影简单纳入后殖民反抗框架的做法，因为香港的殖民经验本身就是反常的。香港从殖民地位中获益，在经济上反超了宗主国英国，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后殖民形态。用标准的后殖民理论去套用香港，只会再次制造一种逆向幻觉。

阿巴斯的方法更接近本雅明式的文化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是他公开承认的学术英雄，本雅明关于历史废墟、灵韵消散和辩证意象的思考贯穿了阿巴斯的写作。但他对本雅明的运用并不教条，他将这些理论资源放置在香港的具体经验中加以改造。

有批评者指出他过多引用西方理论经典，认为一个研究亚洲文化的学者理应更多参照亚洲思想传统。阿巴斯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自己是一个用英语写作、生活在香港、处理香港文化的人，而本雅明的洞察力不受国籍的限制。

他同时提到钱锺书的《围城》，认为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气质超过许多欧洲作家，亚洲知识传统中并不缺少能够与欧洲理论对话的资源。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他的连字符状态的体现，不属于任何单一的知识谱系，在不同的思想传统之间穿行。

除了主编香港大学出版社的「新香港电影」丛书，阿巴斯在2000年代之后也持续关注电影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他2004年在柏林世界文化宫发表的论文《通过电影为城市取景》，探讨了电影如何不只是再现城市，更参与了城市空间的建构和改写。这一思路延续了他在香港电影研究中的核心关切，影像不是现实的镜子，它是现实得以被感知和组织的方式。

在全球化加速的语境下，大都市的空间越来越被符号和图像所饱和，记忆和历史被削平，在场感被抽空。电影在这种条件下的功能已经不只是纪录或反映，更重要的是在消失发生的同时，去捕捉消失的过程本身。

阿巴斯的学术遗产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衡量。曾经，他的消失政治学似乎带有某种末日预言的色彩，许多人期待着这些概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解释力，但事实恰恰相反。

他的影响超出了香港研究的范围。「消失的文化」和「déjà disparu」这两个概念被后续学者应用于从柏林到贝鲁特的多种城市语境中。他关于媒体饱和如何改变空间经验的论述，对后来的数字文化研究具有先导意义。他对伪造和仿冒的文化分析，为理解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创造性模仿，提供了一条不依赖道德判断的思路。

他是极少数能够在城市研究、电影理论、后殖民批评、当代艺术评论之间切换的学者，他并不是依靠某种统一的方法论来连接这些领域，而凭借的是一种对文化临界状态的持续敏感。

阿巴斯生前最后的计划是出版一本论文集，暂定名为《Posthumous Socialism》，涵盖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建筑和城市主义。书还没出，但那些手写的纸页还在。他说过，思考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模式，它就是一个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