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郑永年、刘金程、蒋余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概念化解释———面向实践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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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两个结合”为立足中国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论。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了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IPP副院长、助理研究员刘金程和IPP资深研究员蒋余浩撰写的文章。文章立足改革开放实践，反思既有理论解释的局限，提出“单边开放”“自主探索”“制内市场”“政策竞争”四个分析性概念。

文章指出，中国发展并非单纯依靠市场化、分权化或国家能力维持，而是在对外开放、内部试验、资源组织和制度调整之间形成了一套复合机制。四个概念分别对应外部接口、内部决策、资源组织和制度演化，共同构成理解中国发展经验的机制链，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一种面向实践问题的概念化解释。

文章刊于《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文章原标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概念化解释——面向实践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并非单纯依靠市场化、分权化或国家能力维持来实现，而是在对外开放、内部试验、资源组织和制度调整之间形成了一套复合机制。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问题意识，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提出并阐释单边开放、自主探索、制内市场、政策竞争四个分析性概念。单边开放强调中国在保持发展主导权的前提下，主动接入外部资本、技术、市场和规则资源；自主探索强调在不确定条件下，通过局部试验、动态反馈和制度推广形成改革策略；制内市场强调市场机制并非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而是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框架中组织资源配置和主体协同；政策竞争强调在单一治理结构内部，不同地区、部门和政策方案之间围绕改革绩效展开比较、试验与筛选。这四个概念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解释性框架，有助于把开放与自主、国家与市场、稳定与试验等长期被分散讨论的问题，纳入同一机制链条之中，从而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一种面向实践问题的概念化解释。

关键词：中国发展经验；概念化解释；单边开放；自主探索；制内市场；政策竞争

一、引 言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图为习近平总书记同师生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图源：新华社

“两个结合”中，“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形成具有经验阐释力和文化历史底蕴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展开进一步理论对话的基础。

当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中国历史传统和典籍中抽取重要表述，作为理解中国经验的“标识性概念”；二是围绕中国实践问题，与既有理论解释开展讨论，形成具有相对“原创性”的概念工具。这两方面努力都不可或缺。近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讨论不断升温，其中“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命题盛行一时，但不少观点仍停留在立场宣示或价值判断层面，缺乏构建知识体系的价值。本文希望通过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激发更多对于中国实践问题的学术关注。

长期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学术解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依赖西方既有的理论话语。早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以中西遭遇为主线解释近代中国的变迁，其认识论前提是以西方现代化历程为默认参照，将中国定位为“被动回应者”，因而难以充分揭示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能动性与历史连续性。此后，西方的中国研究转而更加重视中国内部动力、各地方社会和区域差异，形成“中国中心”视角 。然而，这一视角虽然摆脱了将中国视为“被动回应者”的局限，却低估了中国应对外部变化主动采取的内部变革，不利于在全球变迁背景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过于依赖西方既有的理论话语，会损害对于中国丰富实践的理解乃至前瞻性展望。

本文并不试图直接回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如何建构”这个宏大问题，而是将研究目标限定为一个更可操作的层面：以改革开放实践为基础，通过思考既有中国发展理论解释，提炼一组更贴近中国发展机制的分析性概念，并据此讨论其对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

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与应对原则

（一）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时空困境”

后发国家在阐释其现代化进程时，面临一个“时空困境”：在时间维度上，其现代化普遍晚于西方国家；在空间维度上，其转型又往往具有对西方现代化经验学习和“移植”的特点。这就造成了后发国家难以回答自身是否存在历史连续性、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等问题。如果不能在知识层面回应这一困境，后发国家便容易在发展现实、制度选择与价值认同之间持续形成张力，成为亨廷顿（ Huntington·S·P ）曾经批评的“自我撕裂的国家”（ a torn country ）：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既无法真正变成西方，也不可能在传统延续与制度转型之间建立稳定衔接。

对中国而言，围绕发展经验推进自主知识生产，关键不在于为既有实践附加一种新的话语包装，而在于克服“时空困境”，说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条件、制度逻辑与行动机制。现代化并非单一模式的线性扩散，而是在不同历史时点、不同文明场域中展开的多样化转型过程。也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应被视为一个需要学术解释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无须展开分析的现成命题。其中，“现代化”对应社会转型的一般问题意识，“中国”则限定了这一转型发生的历史空间、约束条件与文明传承。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现代化实践经验展开对话，共同构成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知识库藏。

（二）应对“时空困境”的知识构建原则

第一，概念提炼必须面向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发展实践。研究中国发展经验，不能先从抽象价值判断出发，再反向寻找例证；而应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与发展结果中识别可被分析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实践”，并不等于未经处理的日常经验，而是指那些能够进入学术讨论、并与既有理论发生对话的经验材料。一方面，面向实践并不是停留于经验描述，而是在尊重对象自身问题的前提下，从中国发展过程中具有解释价值的经验事实中提出问题、提炼概念；另一方面，概念的提炼需要基于对既有理论解释的辨析，并非凭空产生或者自说自话。

第二，概念提炼必须在比较视野中进行。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拒绝比较。恰恰相反，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界定中国经验的时空边界、生成条件以及概念的解释范围。一方面，纵向历史比较有助于观察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调整制度安排、重组治理资源并回应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横向国际比较则有助于说明中国的发展并非线性意义上“被动回应”或“后发追赶”，而是在政党组织、国家能力、地方治理与市场动员等方面形成了特定的机制组合。比较的意义，不在于把中国经验论证为某种绝对“例外”，而在于更准确地说明它何以形成、在何种条件下成立及其解释力的边界何在。

第三，概念提炼应以解释力而非宣示性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标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不应被理解为确立某种封闭的、自足的话语体系，而应被看作一个持续面向实践、不断接受检验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项研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至少取决于三个方面：其一，经验材料是否足够系统，能否支撑所提出的问题与判断；其二，概念提炼是否足够准确，能否在既有理论之外提供更贴近中国经验的分析工具；其三，理论辨析是否真正有效，能否清楚说明既有解释的限度以及新解释的增量所在。只有在这些层面持续发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才不至于滑向空洞的话语宣示。

三、既有理论解释的限度及其重建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国家能力维持、社会结构转型与全球体系嵌入等多个维度上展 现出高度复杂且持续演化的特征，这也使“中国何以长期发展”成为海内外学界持续解释的对象。然而，既有研究仍缺乏充分的解释力。

围绕中国发展的国际学术解释，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可概括为“社会主义转型”路径。有些西方学者错误地把中国改革开放理解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松动，中国的发展因此被误认为逐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形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过程 。

第二类可概括为“国家主导发展”路径，研究的关注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有部门主导以及国家资源配置能力等制度因素何以在市场扩展过程中持续存在，并与增长并行。

相比之下，第三类解释更强调中国体制内部的制度激励结构，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财政联邦主义” “M型治理结构”以及围绕地方政府竞争展开的一系列分析。这类研究试图突破简单的“国家－市场”对立框架，转而说明中国何以通过财政分权、行政分层与地方激励，形成推动市场扩展的制度安排。按照这一思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关键机制是：中央通过有限放权激发地方发展积极性，同时又通过组织机制维持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地方政府则在增长导向下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行动者。相较于前两种解释，这一路径在把握改革开放早期制度运行逻辑方面，例如对于乡镇企业的崛起、地方政府强烈的增收动机等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这个解释仍然无法涵盖中国发展后续复杂的演化。

这是因为，上述三类解释都隐含过强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范式，主要讨论财政激励（分权）和组织控制（集权）的不同组合。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既非单是纯依赖中央集权，也非完全来自地方放权，这个解释范式对中国特定的增长机制的刻画不够细致。

第一，“财政激励（分权）－组织控制（集权）”组合较难说明中国在更深度地嵌入全球体系之后的发展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发展更多体现为围绕招商引资、城市经营、产业承接、出口导向和要素重组而展开的制度调整。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不仅是“放权激励”之下的增长主体，同时还是在中央规则框架内和全球竞争压力之下不断调整政策工具的制度行动者。仅以“财政激励（分权）－组织控制（集权）”概括这一时期的发展逻辑，已不足以说明开放深化、地方变通、政策选择与市场扩展之间的复杂互动。

第二，“财政激励（分权）－组织控制（集权）”组合较难揭示中国改革过程中“试验－反馈－再制度化”的动态机制。中国改革并非沿着一套事先完备的制度蓝图线性推进，而是在试验、调整、反馈和再平衡中不断演化。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例，其增强了中央财政能力、重构了央地关系，但同时也引发了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基层财政承压等后续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发展的制度演化不能仅被理解为“地方竞争驱动增长”，还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伴随试错、反馈与再调整的动态政策过程。

第三，“财政激励（分权）－组织控制（集权）”组合较难刻画中国政策制订过程中的竞争性机制。中国不通过西方式政党竞争或利益集团博弈等机制推动政策更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制订过程缺乏竞争。恰恰相反，在单一制框架下，由于中央授权、地方试点、多层级治理与绩效压力并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围绕发展路径、改革工具与治理方式形成了持续的比较、试验与筛选。在既有学术文献中，已有研究揭示这一点：正式制度上的单一制并未消除地方层面的行动空间，反而在一定条件下催生出具有竞争性质的政策创新机制序。“财政联邦主义”强调地方激励，却未充分揭示这种政策竞争何以构成制度演化的重要动力。

第四，“财政激励（分权）－组织控制（集权）”组合较难说明中国发展中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结构。无论是产业升级、技术追赶还是新兴产业培育，中国的发展都不是单一主体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国家战略引导、地方政策支持、国有部门资源配置与民营企业创新的相互嵌合中展开的。尤其在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日益重要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谁替代谁”，而应被理解为不同类型主体在特定制度条件下的协同分工。就此而言，以“集权／分权”二分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无论偏向政府决策还是市场运行，都不足以把握中国发展经验中的混合性组织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中国发展的既有研究并非只有上述三类路径，还包括如“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更有讨论度的概念。但从严格的学术分析来看，这些话语要么过于概括，缺乏对操作层面机制的分析，要么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本文之所以不直接讨论这些标签，并非否认其启发意义，而是认为它们难以承担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任务。

总之，既有解释路径建立在西方学术界习以为常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范式之上。这个二元对立范式并非全无学术意义，但它容易把中国发展理解为在既定端点之间寻找平衡，而不可能说明中国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借助内外部条件、突破既有约束的。中国经验的重要特点，恰恰不是在既定范畴之间作折中，而是在实践推进中把外部开放、内部控制、市场组织与政策调整重新编织为一套可运作的制度过程。若不能进入这一层机制分析，围绕中国发展的很多讨论就难免停留在标签之争。

四、中国发展经验的策略机制：基于实践问题的概念提炼

本文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提出并阐释四个彼此关联的分析性概念——单边开放、自主探索、制内市场与政策竞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这些概念，并非意图在制造一组新的术语标签，而是试图借助概念化工作，把长期分散在开放策略、改革试验、国家－市场关系和地方治理研究中的若干机制，组织为一个理解中国发展经验的解释性框架。

这四个概念针对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层面展开分析：单边开放处理的是中国如何主动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自主探索处理的是这种连接如何被转化为国内可执行策略；制内市场处理的是策略如何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被组织为资源配置过程；政策竞争处理的则是上述过程如何在制度运行中被不断比较、修正并固定下来。

进一步说，四个概念分别回应了四组常被混同但不能彼此替代的问题：开放不等于依附，学习不等于照搬，市场不等于脱嵌，竞争也不等于选举式博弈。

第一，单边开放。这里的单边开放，不是国际政治意义上与多边主义相对的单边主义，更不能简单地以出口扩张或要素流入来界定开放，而是指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并非主要通过外部压力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它是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内部发展需要，主动引入外部资本、技术、市场规则与管理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服务国内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本文使用单边开放所要强调的是，开放并非被动接受外部秩序的结果，而是带有明确发展目标的制度选择。就此而言，单边开放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发展经验中的外部接口机制，即中国如何在保持内部发展主导权的前提下，将全球资源转化为国内发展的条件。

第二，自主探索。自主探索强调中国发展策略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性、试验性和再制度化能力。单边开放机制之所以能够成立，前提在于中国内部首先完成了对发展目标及其制度约束条件的重新认识。改革开放并不只是对外打开国门，更意味着对原有发展观念、所有制结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系统性重估。

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1980年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种先在有限区域设置制度接口、再逐步扩展开放范围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开放并不是无差别的全面放开，而是围绕内部发展目标进行的选择性接入。正是在这种内部反思和制度安排基础上，中国逐步摆脱了将市场工具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将对外开放简单理解为制度依附的认识束缚，使开放成为服务国内发展而非改写国家发展目标的政策安排。同时，自主还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即在吸纳国际经验的同时，根据国内发展阶段、治理能力与社会承受条件进行选择、试验与调整。这一机制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例如，1978年冬，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实行包干到户，最初只是地方层面的自发性尝试，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停留在局部经验，而是在中央确认其现实效果后逐步推广，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一过程说明，中国改革中的探索并不只是地方先行或基层首创本身，而是地方试验、中央认可、制度扩散三者相互衔接的决策链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探索并不是对外部经验的拒斥，也不是对地方试验的浪漫化理解，而是对不同来源经验进行筛选、验证和制度化重构的过程。

第三，制内市场。中国的制内市场是指市场运行本身被嵌入国家主导的制度秩序之中，市场扩展、资源配置与产业演化在国家设定的规则框架、发展目标与组织结构之内展开。与将国家和市场理解为彼此替代关系的二元视角不同，制内市场强调在中国经验中，市场既不是完全自主的自发秩序，也不是国家命令的被动附属，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一种资源组织方式。这一机制的一个直接表现，是中国发展并不依赖单一所有制结构，而是在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并存、竞争、互补的格局中展开。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4年9月底，全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到18086.48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中国市场活力的释放并不是在国家退出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国家持续在场、规则持续供给和多种所有制共同运作的条件下展开的。国有部门在基础设施、关键产业、战略资源配置和宏观风险吸收方面承担重要职责，民营部门则在市场扩展、技术创新、就业吸纳和经营灵活性方面发挥强大作用。二者并非始终均衡，虽存在张力，但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恰恰在于不同所有制部门在国家设定的发展框架内形成了分工性的共存结构。这意味着，制内市场所要强调的不是国家替代市场，而是国家组织市场、市场激活主体、主体再反过来塑造资源配置效率的循环关系。

第四，政策竞争。在单一制框架和集中政治整合条件下，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乃至不同政策路径之间围绕发展绩效、改革工具与治理方案所形成的持续比较、试验与筛选机制，这是中国式政策竞争的表现。这一政策过程显然不同于西方式政党竞争或利益集团博弈，也不宜被简单化约为围绕GDP增长展开的地方锦标赛。这里所说的竞争，更接近一种制度化的方案比较：谁先试、谁试得更稳、哪一种工具更可复制、哪些做法能够上升为普遍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政策竞争既不同于一般的地方竞争，也不同于把任何试点都等同为试验主义的宽泛叙述，而是指多层级治理体系内部围绕政策可行性和制度绩效所展开的持续筛选过程。

这一机制同样有清楚的经验锚点。2013年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其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等；2020年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则进一步把授权改革、先行先试和经验推广制度化。这些实践说明，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竞争并不是无序试错，而是在中央授权下通过不同区域和政策工具的比较、评估与推广来推进制度更新。若缺少这一竞争性机制，单边开放可能沦为被动接入，自主探索难以形成稳定反馈，制内市场也难以在复杂主体之间实现动态协调。因此，政策竞争所解释的不仅是地方创新为何出现，而且包括中国制度何以能够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实现持续调整。

五、 概念化解释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

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看，概念化解释的意义并不在于生产出若干个新颖概念，而在于把知识体系这一容易被泛化的命题，重新落到概念、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具体关系上。知识体系不是若干抽象判断的堆积，也不是对既有实践的简单肯定，而是能够稳定组织问题、概念、证据和解释之间关系的一套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在概念层面实现对中国经验的有效提炼，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就很容易停留于原则表述；反过来说，只有当研究者不断提出能够经受比较、对话和检验的分析概念时，自主知识体系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学术含量。进一步说，概念化解释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可以在经验材料与理论之间形成可供讨论和理解的中间变量。它能够保留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制度细节和历史条件，并把这些细节转化为可比较、可质疑、可修正的分析命题。通过这种概念化提炼，经验材料得以超越个案局限，获得更广泛的解释力，概念工具也因此获得进入一般社会科学讨论的可能，并有助于避免将自主知识体系片面理解为封闭的话语自足。

相比于从中国传统经验中摘取标识性概念，相对原创性的学术概念不仅有助于突显研究者的问题关注点和理论脉络，而且有利于拓展理论解释的涵盖范围。将本文提出的概念工具，即外部开放、内部决策、资源组织与制度演化放在同一分析平面上加以统合，形成对中国实践的较为系统的理解，这样便于与其他研究者展开对话，从而达到不断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完善的效果。

从知识增量上讲，相对于“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范式，单边开放、自主探索、制内市场、政策竞争四个概念更能展现中国发展究竟如何连接外部世界、生成内部策略、组织多元主体并推动制度更新。

首先，单边开放与自主探索能将开放与学习从结果性描述推进为机制性解释。单边开放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并不相同：后者强调的是开放程度、开放领域和开放效果；而前者强调的是开放何以被设置为一种服务内部发展的制度接口。这一概念所要区分的是主动选择性接入与被动依附性嵌入之间的差别，因此，完全无须局限于“集权／分权”的二分。同样，自主探索也不能被简单地并入“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范式。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集权／分权”的关注，在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改变了中国的体制性质。而“自主探索”关心的是，经验如何被筛选，试验如何被纳入统一政治过程，局部创新如何被转化为可推广制度。在这种分析概念下，“集权／分权”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范式，而是可以相互动态转化并且相互塑造的。换言之，单边开放与自主探索两个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发展经验中“开放而不失控、学习而不照搬”的机制基础。

其次，制内市场与政策竞争能将关于国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分析推进到运作过程。“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范式偏重于从体制结构或者所有制结构层面对中国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而“制内市场”则强调市场本身如何被嵌入国家所设定的发展框架，并由此形成资源配置、主体协同与激励传导的具体机制。同样，“政策竞争”注重观察地方政府的差异化行动如何通过试点、评估、比较和再选择进入制度更新过程。这两个概念既包含中央层面的授权、筛选和推广，也包含地方层面的创新，还涵盖中央决策根据外部发展条件以及地方探索实践作出的动态调试，因此比“集权／分权”二元对立范式更能解释中国改革中的复杂演化逻辑

再次，这四个概念并非彼此孤立的。单边开放解释中国如何把外部世界转化为国内发展的资源条件；自主探索解释这些资源如何经过内部判断转化为可执行的发展策略；制内市场解释这些策略如何通过国家与市场的嵌合转化为资源配置与主体协同；政策竞争则解释上述过程如何在试验、比较、反馈与再选择中不断被修正和推进。就此而言，本文并非仅仅是提出若干新名词，而在于试图把中国发展经验从静态制度归类推进为动态机制解释。

最后，这四个概念的系统性关联，在于它们共同指向一种不同于制度分类的研究取向。如果只讨论单边开放，研究容易重新回到开放战略史；如果只讨论自主探索，又可能落进西方学术界有关渐进改革等叙述话语之中；如果只讨论制内市场，则容易停留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结构讨论；如果只讨论政策竞争，则又可能退回地方竞争或试点治理研究。只有把四者组织成一条相互衔接的机制链，才能说明中国发展经验何以不是若干局部优势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关联的复合制度过程。

当然，以上努力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充分解释。至少有三点边界需要说明：第一，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尚未充分处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连续；第二，四个概念虽具有内在关联，但其经验边界、测量方式和比较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细化；第三，本文更偏重概念提炼与理论辨析，对行业、区域和时期差异的系统经验检验仍然不足。正因为存在这些边界，这一框架更适合作为一个可检验、可修正、可比较的分析起点，而不是关于中国经验的终极定义。

六、 结语

本文所做的工作，是围绕中国发展经验提出一组可以进入学术讨论的概念工具。通过对既有理论解释的辨析，文章提出单边开放、自主探索、制内市场、政策竞争四个概念，并将其组织为外部接口、内部决策、资源组织与制度演化的连续机制链。本文的意义不在于以新概念取代既有研究，而在于试图在其解释边界处补入一层更能统合中国发展经验的机制分析。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当前全球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剧变。面对当下的发展形势，“面向中国发展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囿于既有经验（由此退化为理论上的“辩护士”），也不能轻言抛弃有效的经验教训（由此坠入历史虚无主义），而是需要追求“适度的前瞻性”——这是知识构建原则的内在要求。

毋庸讳言，当前，国内外发展局势的变化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直接挑战。

第一，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在高科技领域推行“精准脱钩”“精准封杀”，通过技术出口控制、企业制裁、学术交流限制等手段，企图遏制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字通信等关键领域的进步；以“价值观外交”拉拢盟友形成围堵，试图否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单边开放机制应当如何运作、如何指导中国各个领域的决策，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发展模式面临紧迫的转型任务：从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从供给侧拉动向供给侧持续发力与同步扩大内需转型，从外向型依赖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要求继续变革治理结构和市场制度环境。那么，如何思考自主探索机制的运作空间，如何使得中国的自主探索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追求相协调，使得国内各个领域的探索相互之间更好协同，这也是我们在知识构建任务中需要着力思考的议题。

第三，近期部分民营企业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转型升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发展形势剧变，出现了投资需求下滑、发展动力不足等暂时性困难。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更有效地发挥制内市场体制的优势，激励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是当前需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第四，当前在发展目标导向较强的情境下，由于法律配套与规则标准仍待细化，部分地区出现激励偏移与治理风险，如数据质量偏差与发展结构不均衡等。为更好地保障地方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探索，有必要完善相应的法治，并提供更加统一、清晰、可操作的制度规则。总之，如何在统一的治理结构下形成更具灵活性和探索性的政策竞争机制，也是需要理论界和决策层思考的重大问题。

党和国家近年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为破解新时期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方案。中国还将在推进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既往的经验做法，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法，不断调整自己的治理结构和经济制度规则。本文提出的系统性概念仍主要服务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整体解释，其经验边界、比较适用性和测量方式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只有在持续的比较、修正与检验中，这些概念才可能从分析设想转化为较为稳定的知识资源。

（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郑永年，刘金程，蒋余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概念化解释 ——面向实践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8(4): 1-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26．04．001

作者简介

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刘金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治理、高校智库管理研究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资深研究员、教授，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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