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调令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预算表。
门推开,组织部的老周走进来,脸上挂着那种公式化的笑。他把文件放桌上,说是县委的决定,让我去青石镇当党委书记。我盯着文件上的红章看了很久,抬头问他,这是王书记的意思?
老周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有人在扫地,竹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进来。我握着那份调令,纸边割得手心生疼。青石镇,全县最穷的镇,去年考核倒数第一,财政收入还不到其他镇的零头。
我从财政局长的位子上被调去那种地方。
这不是平调,这是发配。
我把文件塞进抽屉,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院子里停着几辆车,其中一辆黑色的轿车格外扎眼。那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王敏的专车。她上任第三天,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我头上。
电话响了。
是县政府的老刘打来的,他压低声音说,陈局,你听说了吗?王书记在常委会上点名批评咱们财政局,说预算执行率低,资金拨付不及时。我说我知道,刚刚接到调令。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老刘叹了口气,说兄弟,你得罪谁不好,偏偏是她。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办公桌上那摞文件上。我在这间办公室坐了六年,从副局长干到局长,全县的财政盘子我闭着眼都能说清楚。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每一个项目的资金缺口,都在我脑子里装着。现在,这些跟我没关系了。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办公室主任小李进来,眼圈有点红。她说陈局,我们都舍不得你。我笑了笑,说别这样,又不是生离死别。她帮我把书装进纸箱,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
那些书,有会计学原理,有财政预算编制指南,有这些年县里的财政年报汇编。我一本一本翻过去,每一本上面都有我做的笔记,密密麻麻。八年前我刚来财政局的时候,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现在,四十岁了,鬓角白了,眼神也不如从前亮了。
收拾完已经快下班了。
走廊里遇到几个同事,他们都跟我打招呼,目光里带着同情。我一一回应,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走到楼下,司机小张等在车旁,说陈局,我送您。我说不用,我自己走走。
走在大街上,夕阳把街道染成橘红色。这条街我走了八年,闭着眼都能找到财政局的大门。街角那家面馆还在,老板看见我,招呼说陈局今天来碗啥。我摆摆手,说今天不吃了。
回到家,妻子在厨房炒菜。
她没回头,只是问了句,回来了?我嗯了一声,把纸箱放地上,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播的是新闻联播。画面里在讲什么脱贫攻坚的事,我盯着屏幕,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妻子端菜出来,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说调了,去青石镇。她手里的盘子差点没端稳,放在桌上后,声音都变了,青石镇?为什么?我说,王书记的意思。
她没再问。
我们结婚二十年,她太了解我了。有些事,我不说,她也能猜到。她给我盛了碗饭,坐在对面,低头扒拉自己碗里的米饭。过了很久,她才说,那你去了那边,住哪儿?我说,镇上有宿舍。
那晚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过去的事。我和王书记,那时候她还叫王敏,我们都在县一中读书。她坐我前桌,扎马尾辫,冬天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我记得她喜欢数学,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我呢,成绩一般,但篮球打得好。
高三那年,我们好上了。
那种好,是小心翼翼的,连手都不敢牵的那种。放学一起走,她走前面,我走后面,隔三米远。偶尔说句话,心跳得厉害。后来高考,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落榜了。她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她隔着车窗朝我挥手,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开走,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就断了联系。
我再听到她的消息,已经是很多年后。她大学毕业,分配到市里工作,一步步往上走。我呢,在县里从办事员做起,熬了二十多年,熬到这个位子上。去年听说她要来我们县当书记,我心里还高兴过。毕竟是老同学,还是当年那个让我心动的女孩。
可没想到,她来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在县委常委会议上。
她坐在主位,我坐在角落。她发言的时候,目光扫过所有人,在我脸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那一眼,冷得像冬天的风。散会后,我主动过去打招呼,她只是淡淡说了句“陈局长好”,转身走了。
我站在会议室门口,愣了很久。
后来才知道,她上任前,市里把县里的财政情况摸了一遍。我们县,财政收入连年下滑,很多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她认为,是我这个财政局长没尽到责任。其实,县里财政吃紧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上面拨下来的钱,要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剩下的才能搞发展。可这些年,县里各种项目铺得太大,钱根本不够用。
我跟她解释过,她不听。
她说,陈局长,我要的是结果,不是理由。
现在,她给了我结果。把我调去全县最穷的镇,让我去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困难。
第二天一早,我去县委报到。
王书记的办公室在四楼,我上去的时候,秘书说她在开会。我在走廊里站了快一个小时,腿都麻了。门开了,她走出来,看见我,表情没什么变化。她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头发剪短了,比高中时候干练多了。
进来吧,她说。
我跟着她进办公室。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没让我坐。我站着,像个小学生。她拿起一份文件,头也没抬,说,青石镇的情况你应该知道,全县最穷的镇,去年考核倒数第二。你去那边,任务很重。
我说,我知道。
她放下文件,抬头看我。那双眼睛,还是当年的眼睛,但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了。她说,陈建国,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觉得我在整你,对不对?
我没说话。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她的背影很瘦,肩膀却很直。她说,青石镇去年财政收入不到三百万,全镇两万多人,贫困人口占三分之一。你去那边,不是发配,是让你去干点实事。
我说,王书记,我在财政局干了八年,县里的每一笔账我都清楚。青石镇的问题,不是换个书记就能解决的。
她转过身,看着我。那你告诉我,什么问题?
我说,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劳动力外流严重。这些,不是靠一个镇能解决的。
她说,所以呢?就不解决了?
我没接话。
她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是青石镇的基本情况报告,厚厚一沓。她说,你回去好好看看。一个月后,我要去青石镇调研,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卷。
我接过文件,转身要走。
她忽然叫住我。陈建国。
我回头。
她犹豫了一下,说,你,好好干。
那语气,忽然软了下来。像很多年前,她对我说,你要好好复习一样。
我点点头,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我的脚步声回响着。走到楼梯口,我站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文件。封面上的字,是打印的,很清晰。青石镇基本情况报告。
我翻了几页,密密麻麻的数字,那些数字,在我眼里是活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户人家,一口井,一条路,一个学校。我知道,我这次去,不是当官,是去还债的。
还什么债呢?
还我这些年,坐在财政局办公室里,批条子、拨资金,却从来没真正去看过那些钱花在了哪里的债。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张去青石镇的车票。
大巴车晃晃悠悠,走了一个多小时。路越走越窄,两边的山越来越高。车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和一个背着背篓的老头。他问我,去青石?我说是。他说,那边穷得很,你去干啥。我说,工作。
他噢了一声,没再说话。
车窗外,山连着山,灰蒙蒙的。路边的房子,是土坯房,墙上刷着标语,字迹已经模糊。有些房子塌了,只剩下半截墙。田里,有人在干活,弯着腰,像长在地里一样。
车停了,司机喊,青石到了。
我下车,站在路边。
镇子很小,一条街,从头走到尾用不了十分钟。街两边的房子,低矮破旧,门板上的漆都掉光了。几家店铺半开着门,里面黑洞洞的。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骑摩托车的路过,扬起一阵灰。
镇政府,在街的尽头。
是一栋两层楼的小院子,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院子里停着一辆破面包车,车牌都锈了。我走进去,一个中年妇女迎出来,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新来的书记。
她愣了一下,然后赶紧说,陈书记,您来了,我们接到通知了。
她领我上楼。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管的,踩上去哐哐响。二楼走廊尽头,是我的办公室。门推开,里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地图,是青石镇的行政区划图。
我站在地图前,看着那些标注的村庄名字。
白岩村,大坪村,石板村,一个个名字,我都不认识。但我知道,从今天起,这些名字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我的生活。
镇长的名字叫刘大山,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说话嗓门大。他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壶热水,说陈书记,条件简陋,您别见怪。我说没事,坐吧。
他坐下,搓着手,说,陈书记,您从县里来,肯定比我们这些土包子有见识。咱们青石,穷啊,真穷。
我问,多穷?
他说,去年镇里财政收入两百八十万,支出四百多万,缺口一百多万。发工资都困难。村里的路,除了主干道,全是土路。一下雨,泥巴能没过脚脖子。好几个村,自来水都没通。
我听着,心里越来越沉。
刘秀说,陈书记,您来,我们就有盼头了。
我看着他,那双眼睛里,有期待,也有试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个从县里来的局长,到底是来镀金的,还是来干事的。
我说,刘主任,明天开始,我要去村里转转。你帮我安排一下。
他点头,说好。
晚上,我住在镇政府的宿舍里。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灯泡。窗户外面,是黑漆漆的山。风吹过,窗框哐当哐当响。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白天看到的那些。
那些破旧的房子,那些荒芜的田地,那些空洞的眼神。还有王敏,她站在办公室窗前,说,你去,不是发配,是让你去干点实事。
我翻了个身,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张地图。我盯着那张地图,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王敏在火车上,隔着车窗朝我挥手。那时候的她,马尾辫,红棉袄,眼睛亮晶晶的。
现在的她,成了县委书记,一句话就能决定我的命运。
而我从县里,被发配到这个穷山沟。
窗外的风停了,山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第二天一早,刘秀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带我去白岩村。
车子在盘上颠簸,刘秀一边开车一边介绍。白岩村,两百多户,八百多口人。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全是老人和孩子。村里没产业,种点玉米土豆,养几头猪,勉强糊口。
车开了快一个小时,才到村口。
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看见车子,都站起来。刘秀下车,跟他们打招呼,说这是新来的陈书记。老人们看着我,眼神木木的,没什么反应。
我走过去,跟一个老爷子说话。老爷子姓李,七十多岁了,脸上全是褶子。我说李大爷,家里几口人。他说,就我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
我问,生活怎么样。
他指了指身后的房子,说,你看嘛。
那房子,是土坯房,墙上的裂缝能塞进拳头。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多块,用塑料布盖着。院子里,堆着一些柴火,几只鸡在刨食。
我心里堵得慌。
刘秀说,李大爷是贫困户,每个月有几百块低保。但这点钱,够什么?买药都不够。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越看心里越凉。村小学,两间教室,一个老师,教二十多个孩子。教室的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用报纸糊着。孩子们坐在破旧的课桌前,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这个陌生人。
我问老师,学校有什么困难。
老师是个年轻女孩,二十出头,说,什么都缺。缺课本,缺教具,缺体育器材。孩子们上体育课,就是在院子里跑几圈。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些孩子。
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东西,说不清楚是什么。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倒像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当了二十年干部,管着全县的钱袋子,却从来不知道,那些钱,到底有没有花到这些孩子身上。
回镇上的路上,刘秀一直说话。说镇里的困难,说村里的问题,说他这些年怎么熬过来的。我听着,没怎么说话。
车窗外,山一座接一座往后退。
我心里想,这个青石镇,到底该怎么办。
回到镇上,天快黑了。
我走进办公室,翻开那份基本情况报告。第一页写着,青石镇,辖八个行政村,总人口两万三千人,耕地面积一万两千亩,林地面积三万亩。下面是一串串数字,人口结构,经济指标,基础设施情况。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小字,全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三千七百人。
三千七百人。
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压在我胸口。
我放下报告,走到窗前。窗外,青石镇的夜,黑得彻底。没有路灯,没有霓虹,只有零零星星的灯光,像萤火虫一样,散落在山坳里。
我站了很久。
手机响了,是王敏打来的。
我接起来,她的声音很平淡,到了?
我说,到了。
她说,感觉怎么样。
我说,很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知道就好。一个月后,我去调研,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我说,好。
她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的黑夜。山风又起来了,呜呜地吹。
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说过一句话。
那时候,我们坐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看着远处的县城。她说,陈建国,你将来想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她说,我想做点事,做点让别人生活变好的事。
那时候,我觉得她说这话的样子,很好看。
现在,她做到了。
而我,好像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我让刘秀把全镇的账本拿来。
账本搬来的时候,装了半箱子。刘秀说,这是近五年的,更早的,在仓库里。我说,都拿来。
我把账本摊在桌上,一本一本地翻。收入,支出,结余,每一笔都看。看到第三天,我发现了问题。有几笔资金,数目不小,但去向不明。账面上写着,拨付某某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我问刘秀,他说那些村,根本没收到过这些钱。
我让刘秀把分管财务的副镇长叫来。
副镇长姓周,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明。我问他,这些钱去哪了。他推了推眼镜,说,陈书记,这些钱,是按前任书记的指示拨的,具体用途,我也不清楚。
我说,前任书记是谁。
他说,赵书记,去年调走了。
我盯着他,他眼神躲闪。
我说,周副镇长,这些钱,加起来有五十多万。五十多万,对于一个财政收入不到三百万的镇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比我清楚。这些钱,到底去哪了。
他额头冒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我说,给你三天时间,把这几笔资金的使用情况,给我一个详细说明。否则,我直接上报县纪委。
他脸色都变了,连声说好。
他走后,刘秀凑过来,低声说,陈书记,您真要查?我说,为什么不查。刘秀犹豫了一下,说,周副镇长,是王书记的远房亲戚。
我愣了一下。
王敏的远房亲戚。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攥着那本账本。窗外,山风呜呜地吹。
我想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拨了王敏的号码。
响了几声,她接起来。陈建国,这么晚了,有事?
我说,王书记,我在查镇里的账,发现一些问题。涉及一笔五十多万的资金,去向不明。分管财务的副镇长姓周,说是你的远房亲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问,证据确凿吗。
我说,还在查。
她说,那就查清楚。不管是谁的亲戚,该处理就处理。
我说,好。
她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她的声音,很冷静,很官方。但我知道,她知道我在查谁。她让我查,说明她不在乎这个亲戚。
或者说,她在乎,但她更在乎别的什么。
三天后,周副镇长把一份报告放在我桌上。
报告里,承认了挪用资金的事实。他说,那些钱,被前任书记借给了一个朋友做生意,说是周转周转,后来就没了下文。他作为分管领导,知情不报,也有责任。
我看着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他低着头,说,知道。
我说,那就按规定办。
我把报告上报县委。
几天后,县委派人下来调查。周被停职,前任书记也被追责。消息传开,镇里的干部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刘秀说,陈书记,您这,是动真格的啊。
我说,不动真格的,怎么干事。
又过了几天,王敏来了。
她带着县委办的人,到青石镇调研。我陪着她,走遍了镇上的八个村。她看得很仔细,问得很细。村里老人,孩子,路,水,电,什么都问。
在白岩村,她站在那间破教室外面,看了很久。
她回头问我,陈建国,你说,这个地方,怎么搞。
我说,先通路,再通水,然后发展产业。
她说,钱呢。
我说,县里支持一部分,镇上自筹一部分,再争取市里和省里的项目资金。
她看着我,说,你心里有数。
我说,有。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调研结束,她上车前,忽然回过头。陈建国,你变了。
我说,怎么变了。
她说,你以前,只会说困难。现在,你说办法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她的车开走了,扬起一阵灰。我站在路边,看着车子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处。
刘秀走过来,说,陈书记,王书记对您,还挺关心的。
我说,她是关心青石镇。
刘秀笑了笑,没说话。
我转身往回走,心里却想着她刚才那句话。
你变了。
其实,我没变。只是,以前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的是数字。现在,我站在,看的是人。
数字不会让人心疼,人会。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跑项目。
市里,省里,只要能去的地方,我都去。拿着青石镇的材料,一遍遍地汇报。说穷,说困难,说路不通,说水喝不上。开始的时候,人家都敷衍,说研究研究。我不放弃,一次次地跑。
有一次,在市财政局,我等了三个小时,才见到分管副局长。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我站在他办公桌前,把材料递过去,开始汇报。他听了几句,摆摆手,说,陈书记,这样的项目太多了,排不上。
我说,领导,青石镇的情况,真的特殊。
他抬头看我,说,哪个地方不特殊?
我站在那儿,忽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一刻,我想起了王敏。她在市委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每天面对一群像我这样的人,拿着材料,说困难,求支持。她烦不烦,她累不累。
我深吸一口气,说,领导,这样,我不说困难了。我说方案。青石镇有山有水,有林地资源,可以发展林下经济,可以搞特色养殖。只要把路修通,把水接通,这些资源就能变成钱。我算过,投入一千万,三年内,可以收回成本。
他看着我,眼神认真了些。他说,你继续说。
我把方案详细说了一遍。从交通规划,到产业布局,到市场对接,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陈书记,你这份材料,比前面那些都实在。
我说,因为我不是来哭穷的,我是来找出路的。
他笑了,说,好,我再研究研究。
一个月后,第一笔项目资金批下来了,五百万。
钱到账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个数字,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五百万,对于一个镇来说,不少了。但对于青石镇,还远远不够。
我给王敏发了条短信,项目资金到位了,谢谢。
她回了一个字,好。
我看着那个字,笑了。
她就是这样的人,话少,但心里有数。
我拿着这些钱,开始修路。
第一条路,从镇上到白岩村。这条路,全长十二公里,盘山而上,修起来难度大。施工队进场的时候,村里老人站在路边看,嘴里念叨着,盼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
修路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
山里的太阳毒,晒得人头皮发麻。我跟工人一起,搬石头,挖土方。刘秀劝我,说陈书记,您别干了,这些活有人干。我说,没事,我心里有数。
其实,我就是想让自己累一点。
累一点,就不会想那么多。
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浑身酸疼。但心里,是踏实的。
路修了两个月,终于通了。
通车那天,白岩村的老老少少都站在路边。有老人哭了,说这辈子还能看到路通到家门口。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些笑脸,心里涌上来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比在财政局批一个大项目,还让人满足。
又过了几天,王敏来了。
她站在新修的路上,看着远处的山。说,陈建国,你干得不错。
我说,还差得远。
她转过身,看着我。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角有细纹了。她说,你知道吗,我调你来青石镇,很多人反对。他们说,你是财政局长,懂钱,不懂基层。
我说,现在呢。
她说,现在,他们不说了。
我笑了。
她看着我笑,眼神忽然柔软了一下。就一下,很快又恢复到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
她说,继续干,别让我失望。
我说,好。
她上车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着车子远去。心里忽然想,她调我来青石镇,到底是惩罚,还是信任。
也许,两者都有。
日子一天天过去,青石镇在慢慢变化。
路通了,水通了,几个产业项目也陆续上马。镇上的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以前是怀疑,现在是期待。
刘秀说,陈书记,咱们青石镇,有盼头了。
我说,还早呢。
他笑了,说,您太谦虚了。
我没说话。我心里知道,青石镇的问题,不是几条路几个项目能解决的。真正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但我愿意,做那个开头的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镇上的主街上。
街两边的店铺,有几家还亮着灯。有人坐在门口聊天,看见我,打招呼,陈书记。我点头回应。
走到街的尽头,我停下来。
远处,是黑黝黝的山。山那边,是县城,是王敏。
我忽然想给她打个电话,但拿出手机,又放下了。
说什么呢?
说工作,太正式。说别的,不合适。
我收起手机,转身往回走。
山风又吹起来了,呜呜的。我裹了裹衣服,心想,这个冬天,应该不会太冷吧。
至少,心里有团火,还没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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