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女子患癌，去上海花350挂号费看病，医生只说一句就让她走

李秀兰把那张挂号单攥了整整一宿。

三百五十块钱。

她坐在上海肿瘤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手指头一遍一遍摩挲着那张薄薄的纸。纸都让她攥出汗了，边角软塌塌的。天还没亮透，路灯黄澄澄地照着，医院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有人带着小马扎，有人裹着军大衣，有人靠着墙根打盹。李秀兰啥也没带，就背了个褪色的帆布包，里头装着从县医院拍的CT片子，还有她男人王建军塞进去的两个煮鸡蛋。

她是前天坐的火车。从甘肃天水到上海，硬座，坐了二十三个小时。车厢里挤得跟罐头似的，过道上都躺着人。她一路没咋合眼，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县医院那个医生说的话——“李秀兰，你这个问题我们这儿看不了，你去大医院看看吧。”医生说话的时候眼睛没看她，盯着电脑屏幕，语气跟念课文似的。她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啥叫看不了？

她问了，医生没多说，就开了转院单。出来的时候，她站在县医院走廊里，闻着那股子消毒水味儿，腿有点软。

后来是邻居张婶跟她说的，说上海有个肿瘤医院，全国都有名，有个姓陈的教授，看这个特别厉害。“就是挂号费贵，得三百五。”张婶说这话的时候咂了咂嘴，“啧啧，三百五，够咱吃一个月了。”

李秀兰当时没犹豫。三百五就三百五，命比钱重要。

王德柱倒是没拦她，就是闷头抽了半宿烟，第二天一早把存折拿出来了。“取五千吧。”他说。李秀兰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心里算了算，这是他们家三个月的收入。她在镇上的服装厂上班，王德柱在工地开塔吊，两口子一个月加起来也就挣个六千出头。还有个儿子在兰州上大学，学费生活费，一年得两万多。

五千块钱，她取出来了。王德柱本来要陪她来，她没让。来回两张火车票，再加上住店吃饭，多一个人多花不少钱。再说了，工地上也不好请假，请一天扣一天钱。

“我一个人能行。”她说。

王德柱送她到火车站，临上车的时候往她兜里塞了五百块钱。“到了上海，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他说话的时候喉结上下滚了滚，眼睛往别处看。

李秀兰点了点头。

火车开了，她看着窗外的黄土坡一点一点往后退，心里说不上啥滋味。她今年四十二了，从来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最远就到过兰州，还是送闺女去大学报到那次。上海，在她脑子里就是电视上那个样子，东方明珠，外滩，高楼大厦。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第一次去上海，是为了看病。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李秀兰站起来，把帆布包挎好，也跟着排。她旁边站了个大姐，烫着卷发，穿件枣红色的羽绒服，看着挺利索的。大姐主动跟她搭话：“你也来挂陈主任的号？”

李秀兰愣了一下，“陈主任？”

“陈国平主任啊，肿瘤科的。”大姐说，“你不是挂他的号？”

李秀兰赶紧把挂号单掏出来看，单子上印着“肿瘤科 陈国平 主任医师”。她点了点头，“是，是他。”

“那就对了。”大姐说，“陈主任的号最难挂了，我这是托了人才挂上的，你咋挂的？”

“我网上抢的。”李秀兰说。这话不假，她让闺女在手机上抢了整整三天，才抢到这个号。

大姐叹了口气，“唉，都是苦命人。你哪儿的？”

“甘肃的。”

“哎哟，那可远。”大姐说，“我是安徽的，也不近。我这是乳腺癌，在老家查出来的，做了手术，又复发了。老家医生说让我来上海看看，说陈主任这方面是权威。”

李秀兰听着，心里头更沉了。她也是乳腺的问题，县医院查出来的，说是有个肿块，性质不好。具体怎么个不好法，医生没说透，她也听不太懂那些术语。她就知道，医生让她去大医院，那肯定是大事。

“大姐，”李秀兰犹豫了一下，问，“这个陈主任，看病咋样？”

“我哪知道，我也是头一回来。”大姐说，“不过我打听过，人家说他医术是真的好，就是脾气不太好，不怎么爱说话。”

“不怎么爱说话？”

“对，听说看片子特别快，有时候病人还没说几句呢，他就看完了。有人觉得他不耐烦，其实人家那是心里有数。”大姐说着，又叹了口气，“反正咱们这种病，能碰上个好医生就是福气，态度好不好都是次要的。”

李秀兰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她不在乎医生脾气好不好，她就在乎能不能看好病。

七点半，医院开门了。

人群开始往里涌，李秀兰跟着人流进了大厅，又排队等电梯。肿瘤科在八楼，电梯里挤得跟早高峰的地铁似的，李秀兰被挤在角落里，帆布包都让她抱在怀里，生怕CT片子让人挤坏了。

到了八楼，走廊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李秀兰找了个空位坐下来，把挂号单交给护士站。护士看了眼单子，说了句“等着叫号吧”，就低头忙别的了。

李秀兰坐在椅子上，开始等。

走廊很长，日光灯管白得晃眼。墙上贴着各种宣传画，上面印着“关爱生命”“科学抗癌”之类的标语。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混着病人身上各种药膏的味道。有人推着轮椅从她面前经过，轮椅上坐着个瘦得脱了相的老人，胳膊上扎着输液管。

李秀兰不敢多看。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指头粗粗的，指节上全是做活磨出来的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染布留下的颜料，洗了好几遍也没洗干净。她突然想起来，自己出门的时候连护手霜都没带。上海这地方，看着光鲜，走在街上的人一个个都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就她，灰头土脸的。

她把手缩进袖子里。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护士喊了：“李秀兰！”

李秀兰噌地站起来，腿有点麻，她赶紧拍了拍，拎着包往诊室走。诊室的门开着，里头坐了个五十来岁的男医生，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有点花白，正低头看电脑。这就是陈国平主任了。

李秀兰走进去，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坐还是该站。陈国平没抬头，手指头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说了句：“坐。”

李秀兰赶紧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把帆布包放在腿上，拉开拉链，把CT片子掏出来。

陈国平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很平静，没什么表情。“哪儿的？”

“甘肃天水的。”李秀兰说。

“片子。”

李秀兰赶紧把片子递过去。陈国平接过来，对着光看了看。诊室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钟表走针的声音。李秀兰盯着陈国平的脸，想从那张脸上看出点什么来。但是那张脸啥表情都没有，就像看一张普通的纸。

陈国平看了大概有二十来秒，把片子放下来。他又在电脑上敲了几下，然后转过脸来，看着李秀兰。

“你回去吧。”

李秀兰愣了。

“回去吃点好的，该干啥干啥。”

李秀兰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人在她耳朵边上放了个炮仗。她张了张嘴，声音都变了调：“大夫，您说啥？”

陈国平的表情还是那个样子，平静得跟一潭死水似的。他说：“你这个情况，没必要再花钱了。”

“没必要？”李秀兰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啥叫没必要？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来上海，挂了三百五十块钱的号，您看了不到一分钟，就让我回去？”

陈国平没接话。

李秀兰急了，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大夫，您倒是说清楚啊，我这病到底咋了？能不能治？需要多少钱？您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陈国平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看着李秀兰，语气比刚才多了一点温度，但也就多了一点。“你的片子我看了，情况不太好。具体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治疗的意义不大。”

“什么叫意义不大？”

“就是花再多钱，效果也有限。”陈国平说，“你现在没有明显的症状，能正常生活。我建议你回去，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啥干啥。如果后续出现疼痛或者其他不舒服，再到当地医院对症治疗。”

李秀兰盯着陈国平，眼泪哗哗地往下淌。她不是那种爱哭的人，在厂里干活，手被机器夹了都不掉一滴眼泪。但是这会儿，她控制不住。她觉得自己的心被人从腔子里掏出来了，扔在地上踩。

“大夫，”她声音抖得厉害，“您是不是觉得我没钱？我有钱，我带了五千块钱来的。不够我让我男人再寄，我闺女……”

“不是钱的问题。”陈国平打断了她，“是医学上的判断。你这个病已经到了晚期，广泛转移了。就算用最先进的手段，花再多的钱，结果也是一样的。反而那些治疗手段——化疗、放疗——会让你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李秀兰听明白了。她不是傻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她再听不明白就是装糊涂了。但是听明白了，心里更难受。

“那我还能活多久？”

陈国平沉默了两秒钟。“这个不好说，因人而异。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一两年。你现在能吃能喝能睡，说明身体状况还可以，不要太焦虑。”

“不要太焦虑？”李秀兰突然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大夫，您告诉我我快死了，然后让我不要太焦虑？”

陈国平没有说话。

李秀兰站起来，把CT片子胡乱塞进包里，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回过头来。

“大夫，我就问您一句，您就真的没办法了？”

陈国平看着她，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是真的没有意义。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了，花了几十万，受了一身的罪，最后还是走了。你家里条件应该也不宽裕吧？不要把钱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回去，好好陪陪家人，把日子过好。这比什么治疗都重要。”

李秀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转过身，走出了诊室。

走廊里还是那么多人，日光灯还是那么白。李秀兰靠着墙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哭了起来。她哭得一点声音都没有，肩膀一抖一抖的。

旁边有人看她，她也不管。

哭了大概有五分钟，刚才那个安徽大姐过来了，蹲在她旁边。“妹子，咋的了？”

李秀兰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他让我回去。”

“回去？啥意思？”

“他说治不了了，让我回去等死。”

大姐的脸色变了变，嘴唇动了动，最后叹了口气。“妹子，你别太难受了。陈主任说话是难听，但他这个人不骗人。他说没必要，那就是真的没必要。”

李秀兰摇了摇头，“我不信。”

“你不信啥？”

“我不信我就这样了。”李秀兰说，“我好好的一个人，能吃能喝，走路也有劲，就是查出来有个肿块，怎么就治不了了？我不信。”

大姐看着她，没再说什么。她拍了拍李秀兰的肩膀，站起来走了。

李秀兰坐在地上，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她想起王德柱，想起闺女，想起自己那个六十平的小房子。她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她还跟王德柱说，等闺女毕业了，日子就好过了。王德柱说，到时候他们攒点钱，把房子装修一下，换个新沙发。她说好。

她还没装修房子呢。

李秀兰站起来，擦了擦眼泪，往电梯口走。电梯来了，她走进去，按了一楼。

到了一楼大厅，她没有往门口走，而是拐了个弯，去了挂号处。

“你好，我想再挂一个号。”她说。

“挂哪个科的？”

“肿瘤内科。”

“专家号还是普通号？”

“专家号。还是陈国平主任。”

挂号处的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你今天已经挂过了，不能重复挂。”

李秀兰愣了一下，然后说：“那我挂别的专家。”

“今天肿瘤内科的专家号都没了，普通号还有。”

“那就普通号。”

她交了钱，拿着新的挂号单，又重新上了八楼。

这回她等的时间更长，普通号的人更多。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把那个煮鸡蛋掏出来，剥了壳，一口一口地吃。鸡蛋已经凉了，蛋黄有点噎人，她拧开矿泉水瓶子灌了两口。

旁边坐了个男的，大概四十来岁，戴个鸭舌帽，脸色蜡黄。他看李秀兰吃东西，问她：“姐，你也来看病？”

“嗯。”

“啥病？”

“乳腺。”

男的点了点头，没再问了。

李秀兰吃完鸡蛋，把蛋壳包在纸巾里扔进垃圾桶。她看了看手机，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了。王德柱给她发了条微信，问她咋样了。她想了想，回了一句：还在等。

王德柱又发了一条：别着急，慢慢等。

李秀兰把手机收起来，继续等。

等到十一点多，终于叫到她的号了。这次诊室里坐的是个年轻医生，看着也就三十出头，戴个黑框眼镜，白大褂干干净净的。

“请坐，哪里不舒服？”

李秀兰把片子递过去，又把在陈国平那儿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年轻医生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在电脑上记录。等她说完，他拿起片子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

“你这个情况，”他犹豫了一下，“确实不太乐观。”

李秀兰的心又往下沉了一截。“那还有救吗？”

年轻医生看了看她，抿了抿嘴。“大姐，我实话跟你说吧，陈主任的判断是对的。你现在这个情况，做手术的意义不大，放化疗效果也不会太好。但是——”他顿了顿，“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李秀兰眼睛一亮。“什么办法？”

“有一种靶向药，针对你这种基因分型的，国外已经上市了，国内也有临床试验。如果能用上这个药，可能还有机会。不过……”他又停了一下。

“不过什么？”

“这个药很贵，一个月大概要两三万块钱，而且要长期吃。医保报不了，全自费。”

李秀兰脸上的光又暗了下去。一个月两三万，一年就是二三十万。她家的积蓄加起来也就几万块，这还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闺女的学费还没交完呢。

“而且，”年轻医生继续说，“这个药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有些人吃了效果好，有些人吃了效果一般。总的来说，有效率大概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百分之三十。

李秀兰在心里默念这个数字。百分之三十，不高，但也不是零。

“大夫，那您觉得我该不该试？”

年轻医生看着她的眼睛，斟酌了一下措辞。“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不建议您把所有希望都压在这个药上。但是从情感角度来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试一试。毕竟，百分之三十也是个希望。”

李秀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走出了诊室。

这次她没有哭。

她走到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闺女打来的。

“妈，你咋样了？”

李秀兰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没事，挺好的。”

“医生咋说的？”

“说没啥大事，回去养养就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妈，你别骗我。”

李秀兰的眼泪又下来了，但她咬着牙没让声音变调。“没骗你，真的。大夫说了，问题不大，吃点药就行。”

“那我爸说你昨晚一宿没睡。”

“我那是坐火车坐的，火车上睡不好。”

闺女没再追问，但李秀兰知道她不信。闺女从小就聪明，啥都瞒不过她。

“妈，我明天请假回去。”

“别！”李秀兰急了，“你好好上课，回来干啥？我马上就回去了，你回来也见不着我。”

“可是——”

“没啥可是的，你听妈的话，好好上课。等你放假了再回来。”

挂了电话，李秀兰靠在电梯壁上，闭着眼睛。电梯里有好几个人，但她觉得特别孤单。

到了一楼，她走出医院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上海的天跟天水不一样，天水冬天冷是冷，但天是蓝的。上海的天总是灰突突的，像是蒙了一层纱。

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去？认命？还是想办法筹钱？

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觉得自己就像一片树叶，被风吹得到处跑，不知道会落在哪里。

她想了很久，最后掏出手机，给王德柱打了过去。

“德柱，”她说，“医生说了，有个药能治，但是特别贵。”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多贵？”

“一个月两三万。”

又是沉默。

“德柱？”

“我听到了。”王德柱的声音哑哑的，“咱治。”

“可是钱……”

“钱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

“你上哪想办法去？”

“你别管了。”王德柱说，“你在上海等着，我明天就过去。”

“你来干啥？我一个人能行。”

“不行。”王德柱的声音突然大了，“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在那儿等着，我明天坐最早的火车过去。”

李秀兰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后只说了一个字：“好。”

挂了电话，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上海的街道又宽又热闹，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跟她住的那个小县城完全不一样。她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隔了好远好远。

她转身往回走，在医院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来。旅馆是一栋老楼的二层，楼道里黑漆漆的，房间小得转不开身，一张床就占了半个屋子。一百二一晚上，比县城的旅馆贵了一倍多。

她把包放在床上，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窗户外面是一栋更高的楼，挡住了大半天。屋子里暗沉沉的，像她的心情。

她拿出手机，给闺女发了条微信：妈挺好的，别担心。好好上课。

发完这条消息，她靠在床头，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得很。

她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刚嫁给王德柱。那时候家里穷，结婚连个像样的酒席都没办，就请了两桌亲戚朋友，吃了顿饭。新房是王德柱家的一间土坯房，窗户纸都是破的。她嫁过去第一天晚上，听见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像鬼哭。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了。王德柱学了开塔吊的手艺，她也进了厂子。两口子起早贪黑地干，攒了十年钱，才在县城买了个小房子。搬进去那天，她高兴得哭了。她觉得自己这辈子终于有个像样的窝了。

再后来，闺女考上了大学，虽然不是啥好大学，但好歹是个本科。周围邻居都说她命好，闺女争气。她也觉得，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结果呢？

结果老天爷跟她开了个玩笑。

李秀兰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灯管不太好用，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疼。

她没哭。她的眼泪白天在医院里已经流干了。现在她只觉得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脸。

第二天中午，王德柱到了。

他在旅馆楼下给她打电话，声音听起来有点喘：“秀兰，我到了，你在哪个房间？”

李秀兰下楼去接他。王德柱站在旅馆门口，背着个编织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他看见李秀兰，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了下去。

“你瘦了。”他说。

“才几天，哪能瘦。”李秀兰说。

两个人上了楼，王德柱把编织袋放在地上，从里面掏出来一堆东西——苹果、核桃、红枣，还有一袋李秀兰爱吃的炒面皮。

“你带这些干啥？又不是来走亲戚。”李秀兰说。

“你爱吃。”王德柱说。

李秀兰心里一酸，差点又掉眼泪。她转过身去，假装整理床铺。

王德柱坐在床边，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秀兰，我想了一宿。”

“想啥？”

“咱把房子卖了吧。”

李秀兰愣住了。她转过身来，看着王德柱。

“卖房子？”

“对。”王德柱说，“我打听过了，咱那房子现在能卖二十来万。再加上咱手里的积蓄，差不多能凑个三十万。药钱，应该够吃一阵子的。”

李秀兰摇了摇头。“不行。”

“为啥不行？”

“房子卖了，咱住哪？”

“先租房子住。”王德柱说，“等你病好了，咱再慢慢攒钱，重新买。”

李秀兰还是摇头。“德柱，你想过没有，万一治不好呢？到时候人没了，房子也没了，闺女怎么办？”

王德柱沉默了。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秀兰，”他终于开口了，“我知道你想啥。你觉得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不想拖累我跟闺女，对吧？”

李秀兰没说话。

“可是你想过没有，”王德柱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要是走了，我守着那个房子有啥意思？闺女她以后有自己的生活，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天天想你，我受得了吗？”

李秀兰的眼泪终于下来了。

“德柱……”

“别说了。”王德柱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把她搂进怀里，“秀兰，咱俩结婚二十多年了，风里雨里都过来了。现在你病了，我不可能不管你。房子卖了就卖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你没了，我这辈子就啥都没了。”

李秀兰趴在王德柱的肩膀上，哭得浑身发抖。

她哭了好久好久，把这几天的委屈、害怕、不甘全都哭出来了。王德柱就抱着她，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背，像哄小孩一样。

等她哭够了，王德柱去卫生间拧了条毛巾，递给她擦脸。李秀兰接过来，擦了擦脸，又擤了擤鼻涕。

“德柱，”她说，“房子不能卖。”

“秀兰——”

“你听我说完。”李秀兰打断了他，“我不是不想治，我是觉得，咱不能把后路全堵死了。闺女还在上大学，她以后毕业了找工作、结婚，都需要钱。咱要是把房子卖了，万一我这病治不好，你跟闺女怎么办？”

王德柱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李秀兰抢在了前面。

“咱换个思路。”她说，“房子不卖，但是可以先抵押贷款。我打听过了，咱那房子能贷个十来万。再加上咱存的那点钱，差不多也能凑个十五六万。先吃一段时间的药，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咱再想办法；如果效果不好，那至少房子还在，你们爷俩还有个窝。”

王德柱听完，想了想，点了点头。“也行。那就先贷款。”

“还有，”李秀兰说，“这病的事，先别跟闺女说。她在外头上学，知道了也帮不上忙，还跟着着急。”

“行。”

“还有，我在这边看病，你得回去上班。你不能在这儿守着，守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工地上的活不能丢。”

“可是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能行。”李秀兰说，“上海是大城市，又不是深山老林，我一个人还怕丢了不成？”

王德柱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两个人挤在那张一米二的小床上，都没怎么睡。王德柱的呼噜打得很响，但李秀兰知道，他其实也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王德柱就去了火车站。临走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塞在李秀兰手里。

“这是三千块钱，你先拿着用。不够了给我打电话。”

李秀兰接过来，点了点头。

“我走了。”王德柱说。

“嗯。”

王德柱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着她。“秀兰。”

“嗯？”

“你一定要好好的。”

李秀兰笑了笑。“知道了，你走吧。”

王德柱走了。李秀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火车站的人潮里，心里说不上啥滋味。

她回到旅馆，把东西收拾了一下，又去了医院。

这次她直接找到了那个年轻医生，说她想做基因检测，看看能不能用靶向药。年轻医生给她开了单子，让她去抽血。

抽完血，医生说结果要等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李秀兰算了算，旅馆一天一百二，住七天就是八百多。她心疼这个钱，但她没别的办法。她不能回去，回去了再来，路费更贵。

她决定留下来等。

白天没事干，她就去医院附近转悠。上海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得让人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她走在街上，看着那些穿着得体、行色匆匆的人，觉得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她就像一颗螺丝钉，在机器上拧得太久了，突然被人拧下来，扔在一边，不知道还能干点啥。

有一天下午，她路过一家理发店，看见门口的招牌上写着“洗剪吹38元”。她站住了。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已经好几天没好好打理了，乱糟糟的。

她犹豫了一下，推门走了进去。

理发店里有股洗发水的香味，暖烘烘的。理发师是个年轻小伙，染着黄头发，说话带点上海口音。

“姐，你想剪个什么样的？”

李秀兰想了想。“随便剪剪就行，利索点。”

小伙子手脚麻利，二十分钟就剪完了。李秀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短了，显得精神了不少。就是脸色不太好，有点黄。

“姐，要不要染一下？你白头发有点多。”

李秀兰看了看镜子，确实，鬓角那儿白了不少。她以前也染过，在镇上理发店染的，五十块钱一次。但这次她摇了摇头。

“不染了。”

染了也没人看。再说了，万一真要打化疗，头发迟早要掉的。

从理发店出来，她觉得自己清爽了不少。她沿着马路走，路过一个公园，就进去坐了坐。公园里有个老太太在跳广场舞，音乐放得震天响。老太太跳得挺投入，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

李秀兰看着她们，心里忽然有点羡慕。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是觉得，这些老太太活得真带劲。她们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但至少她们还能在这儿跳舞。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跳广场舞的年纪。

一周后，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了。

李秀兰拿着报告，坐在医院走廊里，手有点抖。她不认识那些医学术语，但她认识最后一排字——“检测结果提示：HER2基因扩增阳性。”

她赶紧拿着报告去找年轻医生。年轻医生看了结果，点了点头。

“可以用。”

“真的？”

“嗯，HER2阳性，可以用曲妥珠单抗。这是比较成熟的靶向药，效果相对明确。”

李秀兰心里一阵激动，但马上又冷静下来。“那……要多少钱？”

“一个疗程大概两万左右，三周打一次。一般建议先做六个疗程，看看效果。”

六个疗程，十二万。

李秀兰在心里算了一下。加上检查费、住院费，七七八八的，最少也得十五万。她带的钱不够。

“大夫，我能不能先做一个疗程试试？”

年轻医生看了她一眼，犹豫了一下。“也行，先做一个疗程，看效果再说。”

李秀兰点了点头。“那就先做一个疗程。”

她交了钱，办了住院手续。住院部的病房是三人间，她的床位靠窗。同病房的还有两个女人，一个五十多岁，一个三十出头，都是乳腺癌。

五十多岁的那个叫赵姐，上海本地人，说话快得很，跟机关枪一样。三十出头的那个叫小周，江苏来的，瘦瘦小小的，不怎么爱说话。

李秀兰住进去第一天，赵姐就跟她聊上了。

“你哪儿的？”

“甘肃的。”

“哎哟，那么远跑过来看病？”赵姐说，“你也是不容易。”

李秀兰笑了笑，没说什么。

赵姐倒是话多，一个下午就把自己的情况全交代了。她得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化疗了三次，效果不太好，现在在试一种新的靶向药。

“我这个药，一个月三万八。”赵姐说，“医保报一半，剩下的自费。我老伴说，不管多少钱都得治。我说你倒是大方，家里那点底子全让我造光了。”

李秀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好说：“身体要紧。”

“是啊，身体要紧。”赵姐叹了口气，“可是这病啊，就是个无底洞。你往里填多少钱都不够。”

周姐在旁边听着，一直没说话。

晚上，李秀兰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灯光，怎么都睡不着。明天就要开始打针了，她心里又紧张又害怕。她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得住副作用。

她拿起手机，给闺女发了条微信。

“闺女，妈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发完之后，她又加了一句。

“你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别像妈一样。”

闺女秒回了一个表情包，又发了一句：“妈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没事，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真的？”

“真的。”

闺女发了个“好吧”，然后又发了一条：“妈，我爱你。”

李秀兰看着那三个字，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赶紧擦了擦眼泪，回了一句。

“妈也爱你。”

第二天上午，护士来给她打针。

针管里是透明的药液，看着跟普通盐水没什么区别。但李秀兰知道，这一针下去，就两万块钱没了。

护士给她扎上针，调好输液速度，说了句“有不舒服随时按铃”，就走了。

李秀兰躺在病床上，看着药液一滴一滴地滴进自己的身体里，心里说不上啥滋味。她想象着那些药分子在身体里打仗，把癌细胞一个一个地干掉。她又觉得这个想法太幼稚，但她还是愿意这么想。

打完针的当天晚上，她开始发烧。

体温升到了三十八度五，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关节疼得厉害。她按了铃，护士来了，给她打了一针退烧药，又给她加了床被子。

“正常反应。”护士说，“多喝水，多休息。”

李秀兰裹着被子，浑身发抖。她觉得自己像被扔进了冰窖，又像被扔进了火炉，冷和热交替着来。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赵姐在旁边看着，叹了口气。“唉，遭罪啊。”

周姐也坐起来，给她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

“谢谢。”李秀兰说。

周姐摇了摇头，又躺回去了。

李秀兰烧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才退下去。她出了一身的汗，衣服全湿透了。她挣扎着起来，去卫生间换了身干衣服，又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她，脸色苍白，嘴唇也白了，眼窝深深地陷进去。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这个人有点陌生。

“这就是我了。”她想，“这就是现在的我了。”

她擦干脸，走出卫生间。赵姐已经起床了，正在吃早饭。

“好点了？”赵姐问。

“好点了。”

“那就好。”赵姐说，“你这反应算轻的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烧了三天三夜，人都快烧糊涂了。”

李秀兰点了点头，坐到床边。

她拿起手机，看到王德柱发了好几条消息。

“咋样了？”

“打针了吗？”

“难受不难受？”

“咋不回话？”

李秀兰赶紧回了一条。

“打完了，没事，挺好的。”

王德柱秒回。

“那就好。我上班了，你有事打电话。”

李秀兰放下手机，靠在床头。窗外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照在她的床上，暖烘烘的。她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的温度。

活着，还挺好的。

她在医院住了三天，打完了一个疗程的药。出院那天，赵姐拉着她的手，往她兜里塞了两个苹果。

“拿着路上吃。”赵姐说，“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李秀兰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她知道赵姐是好人，但她也知道，她们以后大概率不会再见面了。这个病，谁也说不准。

她办了出院手续，又去医生办公室问了下一步的安排。年轻医生说，让她回去休息三周，然后回来复查，看效果。

“如果效果好，就继续打。如果效果不好，就得换方案。”

“换方案要多少钱？”

“那得看具体换什么方案。”

李秀兰没再问了。她拿着出院单，走出了医院。

上海的冬天，冷得很。她裹紧了棉袄，拖着箱子往火车站走。路上有卖烤红薯的，香味飘过来，她站住了。她买了一个，五块钱，捧在手里，热乎乎的。她剥开皮，咬了一口，甜得发腻。

她忽然想，要是能一直吃烤红薯就好了。

火车开动了。

李秀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往后退。高楼大厦变成了工厂厂房，工厂厂房变成了农田，农田变成了黄土坡。

二十个小时后，她到家了。

王德柱在车站接她，看见她出来，赶紧迎上去，接过她手里的箱子。

“咋样？”

“还行。”

“脸色不太好。”

“坐车坐的。”

两个人打了个车回家。到了家，李秀兰看着那个熟悉的门，心里忽然踏实了不少。虽然这个家不大，但到底是自己的窝。

她换了鞋，走进屋里，发现茶几上摆了一盆花。是一盆水仙，开了几朵，香得很。

“你买的？”她问王德柱。

“嗯，想着你回来能看着高兴点。”

李秀兰没说话，走过去摸了摸花瓣。花瓣软软的，凉凉的，带着一股清香。

“挺好的。”她说。

接下来的三周，李秀兰在家休养。她每天按时吃药，按时吃饭，按时睡觉。王德柱上班的时候，她就在家看电视、织毛衣。她给闺女织了件毛衣，红色的，织得可仔细了。她想着，等闺女过年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上了。

三周后，她一个人又去了上海。

这次她学聪明了，没住医院附近的旅馆，而是在远一点的地方租了个短租的房子，一个月一千五，比旅馆便宜多了。

复查的结果出来了。

年轻医生看着片子，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怎么样？”李秀兰问。

“肿瘤没有继续增大。”医生说，“但也没有明显缩小。”

李秀兰的心沉了一下。“那……算有效还是没效？”

“算稳定。”医生说，“从医学角度来说，肿瘤没有进展，就说明药物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效果，但也不算坏。”

“那还要继续打吗？”

“我建议继续打。”医生说，“至少打完六次再说。”

李秀兰点了点头。

她又打了第二个疗程。

这次的反应比上次轻了一点，但还是难受。打完针那天晚上，她又发烧了，烧到三十八度，浑身疼得厉害。她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连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

她看着天花板，忽然觉得很委屈。

凭什么？

凭什么她要受这个罪？

她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老老实实做人，辛辛苦苦挣钱，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她？

她越想越委屈，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了耳朵里。

她拿起手机，想给王德柱打电话，但拨出去的一瞬间又挂掉了。

打了有什么用？他远在天水，帮不上忙，还得跟着着急。她一个人难受就行了，没必要让家里人也难受。

她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咬着牙，硬扛。

第二天早上，烧退了。

她起来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去楼下买了碗粥喝。粥是皮蛋瘦肉粥，六块钱一碗，她喝了两碗。喝完粥，她感觉身上有了点力气。

她看着窗外的太阳，忽然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些委屈，好像也没那么大了。

人就是这样，难受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但扛过来了，就觉得也没啥。

她又去打了第三个疗程。

这次她认识了一个新病友，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叫刘姐，东北的。刘姐性格开朗，说话跟讲单口相声似的，把病房里的人都逗笑。

刘姐跟她说，她得的是肺癌，已经治了两年了，换了三四种方案。

“我跟你说，这病啊，就是个持久战。”刘姐说，“你得跟它耗，耗到它没脾气了，耗到新药出来了，你就赢了。”

李秀兰问：“那要是耗不过呢？”

刘姐笑了。“耗不过也没办法啊，反正咱也尽力了，对吧？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死的时候？关键是活着的时候，你得好好活。”

李秀兰听了，觉得有道理。

她开始学着刘姐的样子，该吃吃，该喝喝，该笑笑。打完针难受的时候，她就看看手机上的搞笑视频，或者跟刘姐聊聊天。慢慢地，她发现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六次打完了。

复查的时候，医生看着片子，点了点头。

“有效果。”

李秀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真的？”

“嗯，肿瘤比之前缩小了大概百分之三十。虽然不算特别显著，但至少说明药物对你是有作用的。”

李秀兰差点哭出来。

她花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罪，终于等到了一句“有效果”。

“那接下来怎么办？”她问。

“继续打。”医生说，“再打六次，然后看情况。”

李秀兰点了点头。

她给王德柱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王德柱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太好了。”

李秀兰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哽咽。

“你哭啥？”她说。

“没哭。”王德柱说，“我就是高兴。”

挂了电话，李秀兰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天空。上海的天依然是灰蒙蒙的，但她觉得，好像比之前亮了一点。

她掏出手机，给闺女发了条微信。

“闺女，妈挺好的。你好好上课，别担心。”

发完之后，她把手机收起来，走进了电梯。

还有三次。

她想。

打完这三次，她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她要好好做一顿饭，给王德柱和闺女吃。

她想好了，要做红烧肉，还要包饺子。

一定要包白菜猪肉馅的，那是她最拿手的。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

李秀兰走出去，走进了上海的冬天里。

风有点冷，但她没觉得冷。

她裹紧了棉袄，大步流星地往前走。

她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难。

但她不怕了。

因为她不是一个人。

她有一个等她回家的男人，有一个爱她的闺女，还有一个还没装修完的家。

她得活着。

活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