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二柱,九三年那年我二十四岁,是十里八乡唯一一个懂兽医技术的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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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的雨落得不大,夜里在瓦檐上敲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院门一开,泥土味就扑到脸上来。我娘把一碗玉米粥搁在灶台边,热气往上冒,我爹坐在门槛上磨针头,抬眼看我一眼,说柳树沟那边有人托话了,猪的事别耽误。
我嗯了一声,把药箱扣好,又去张老六家牵那头公猪。那时候我二十四岁,村里人见了我还喊一声二柱师傅,可我心里知道,自己不过是从小跟着爹跑圈舍,见得多了,手上不怵。谁家牛不吃草,谁家猪发蔫,我背着箱子就去,吃一顿饭,喝一碗热茶,也就算谢过了。
柳树沟离我们李家坳隔着一道梁子,雨后路滑,那辆二八大杠在田埂上颠得人腰疼。公猪不肯好好走,一会儿拱泥,一会儿停下哼哼,我拽着绳子,鞋底沾了一层黄泥,走到半路,裤脚已经湿了大半截。
刘家院子在村东头,石头垒的矮墙,墙角堆着柴,柴码得很齐。院门一推,鸡先扑棱两下,她家的小闺女蹲在门槛边玩布娃娃,抬头看见我,怯怯地喊了一声二柱叔。
赵红梅从灶房出来,袖子挽着,手上还沾着面粉。村里人多叫她刘寡妇,我那时也跟着叫刘婶。她男人没了三年,家里一头牛,两头猪,十几只鸡,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日子看着能撑住,细看处处都要人咬牙。
她见我牵着猪进来,先笑了笑,说真把它弄来了。说完就去后院开圈门,脚步很快,像怕耽误了时辰。我把公猪赶进去,蹲下看了看她家那头母猪的情形,跟她说这会儿正合适,得有人守着,别让两头牲口伤了。
她搬了把竹椅放在屋檐下,又端来一搪瓷缸热茶。茶叶不多,水很烫,缸沿烫得我只能用两只手捧着。灶房里有菜刀剁案板的声音,堂屋里孩子把布娃娃摆在小凳上,一会儿喊娘,一会儿又自己应自己。
那天太阳出来得晚,到了晌午才把院子晒亮。猪圈里总算安稳下来,我交代她半个月里要留意,要是没再闹腾,多半就成了。她一边听一边点头,拿湿布擦了擦手,说饭都好了,吃了再走。
我本想推辞,可肚子早就空了。桌上摆着青椒炒腊肉,韭菜鸡蛋,还有一碟咸菜。她先给孩子掰了半个馒头,又把肉往我碗边夹了一筷子,说你跑一趟不容易,多吃点。我低头咬馒头,腊肉的油香一入口,才觉得这一上午的泥路没有白走。
吃完我帮着把碗端到灶房,她拦了一下,说你歇着。我还是把碗沿上的汤汁擦了擦才放下。那时候我不懂别的,只觉得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日子,锅碗瓢盆都比旁人响得重些。
公猪累了,趴在圈边不肯起。我拽了几下,它只哼哼。她站在一旁笑,说让它再歇歇,又不急这一时。我蹲在圈门口抽烟,烟灰落在泥地上,风一吹就散了。
后来我想去井台洗把脸。后院的井在猪圈旁边,晾衣绳从墙根拉到木桩上,绳上搭着一件孩子的小花褂子。那会儿我只顾着弯腰够水桶,没想到她正在墙根边擦洗,听见铁桶一响,整个人都慌了。
她也慌了,抓起衣裳,脸一下红到耳根,声音又急又恼。我的脚后跟磕在井沿上,坐到地上,嘴里只会说不是故意的。她舀了一瓢水泼过来,水从我额头流到脖子里,凉得我一哆嗦。
我扯着猪绳就往外跑,鞋差点陷在泥里。出了院门,身后只听见她喊,李二柱,你给我等着。
那一路我骑得飞快,风把湿衣裳贴在背上,越贴越凉。回到家,我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说话。我爹问我咋了,我说让猪拱了一下。他看了我一眼,没拆穿,只把磨好的针头收进布包里。
那天晚上,雨又淅淅沥沥下起来。我躺在炕上,听檐水滴进瓦盆里,一声接一声,心里也跟着一下一下发紧。我不是有心,可闯进人家的不便是真,叫人难堪也是真。我把被角攥皱了,想着明天要不要去赔个不是,又怕她看见我更生气。
第三天,她来了我家。后座绑着竹筐,里头是鸡蛋和一把韭菜。她跟我爹说,二柱帮了大忙,送点东西谢他。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半碗水,看她说话稳稳当当,心里反倒更不安。
临走前,她趁我爹去后院,把声音压低,说二柱,那天的事得说清楚。你明天下午来一趟,不来我就自己找你爹说。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哭,只把话放在那儿。我端着碗,水晃出来,洒在手背上,凉了一片。
第二天下午,我还是去了。柳树沟村口的老槐树刚冒新芽,风一吹,叶尖轻轻抖。我在树下停了好一会儿,才推着车进她家院子。
她正在剁猪草,看见我,只说进屋吧。堂屋里的桌子擦得干净,靠墙放着一个零钱盒,盒盖没盖严,几枚硬币露出来。孩子在里屋睡午觉,布帘垂着,屋里很静。
她倒了水给我,坐在对面,手放在膝盖上。她说,二柱,那天我气急了,泼你水也不算轻。可我一个女人家,在自己院里出了那样的岔子,心里也怕。怕人说闲话,怕孩子以后听见,怕我再怎么抬头也有人拿眼角瞟我。
我低着头,看见杯子里的水纹一圈圈散开。我说刘婶,是我莽撞,没看清就往后院走。我不该只顾自己方便。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桌上的零钱盒推正,说我也不是要讹你。家里活多,我一个人顾不过来,遇到牲口的事更没底。你要是愿意,以后隔三差五来搭把手,村里人问起,就说我请你帮工。至于那天的事,咱们谁也别往外说,别让孩子夹在中间。
我那时心里有委屈,也有羞愧。委屈的是自己真不是成心,羞愧的是她那句怕孩子听见,像针一样扎在耳朵里。我捏着杯沿,半晌才说,行。我来,但咱们说好,我进后院先喊一声,你要是不方便,我就在前院等。你有难处就直说,我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也不装能耐。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没那么硬了。她说,好。我也说清楚,饭可以留你吃,活也可以请你帮,可闲话不能由着它长。你来是帮工,不是让人编排的影子。
从那以后,我成了刘家的常客。先是劈柴,斧头落下去,木头一分两半,柴香和土腥味混在一起。再是挑水,两只桶在扁担两头晃,我走过井台时总会先咳一声。然后是修猪圈,换坏了的木栅,把漏风的地方用稻草塞紧。
她也慢慢有了规矩。我要去之前,会托人捎句话,或在村口喊一声。她要洗衣洗澡,就把院门从里头拴上。饭谁先得空谁做,孩子放学回来,先把书包搁在堂屋条凳上,再来院里找我们。
有时我去得晚,她会把一碗汤扣在锅里。锅盖一掀,白菜豆腐还冒热气,旁边放着两个馒头。她不说什么,只把筷子递给我,自己坐在灯下补孩子的衣裳。针线穿过布面,发出很细的声响。
也不是没有别扭。村里人的嘴闲,一阵风都能说成一场雨。有人在菜市上问我,是不是看上刘家的地了。我把手里的韭菜捆紧,没有接话。回去路上,我心里堵得慌,进门时脸色不好。
她看出来了,把菜篮子接过去,问谁又说啥了。我没好气,说你心里清楚,咱俩这样来往,迟早叫人说烂。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手里的菜篮轻轻碰到门槛,里头的土豆滚出来一个。她弯腰捡起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没看我,只说那你别来了。说完又去灶房添柴,火钳碰在炉膛边,响了一声。
我站在院里,半天没动。孩子从屋里探头看我,手里攥着一块糖,想喊又不敢喊。我忽然觉得自己那句话不该。她要的不是占便宜,她只是想把日子撑住,也想把那天的难堪放平。我呢,怕名声,怕麻烦,怕别人把我看轻,怕着怕着,就把气撒到了她身上。
那天晚饭,桌上只有一盆白菜汤。我把碗沿擦了两遍才端过去。她坐下时没看我,我先开了口,说我刚才话重了。你一个人守着院子不容易,我知道。可我也会怕,怕别人越说越不像样。咱们能不能把来往说得更明白些?
她拿筷子的手停了一下。我接着说,从今晚起,我来之前先托话,进门先喊人,不往后院乱走。活干完了,能回就回,留饭也不关门。村里人问,我就说你请我帮忙,该给多少工钱就记在本子上,哪天你方便给,或者用鸡蛋菜蔬抵,都成。我愿意帮,可咱们都得站得稳。
她低头喝了一口汤,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行。钱我不多,但账要清。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本子,翻到空白页,把日期写上,又把铅笔递给我。灯光落在纸上,字歪歪扭扭,却像给我们两个人都垫了一块平地。
后来日子就顺了些。她去菜市卖鸡蛋,我帮她把筐绑牢;我在猪圈里忙,她就把盐悄悄减半勺,说你爹年纪大了,吃咸了不好;孩子发烧那回,我夜里去请赤脚医生,她在门口披着棉袄等,手指冻得发红,见我回来只说了一句,辛苦了。
有一次收麦子,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我们从早干到晚,镰刀磨了两回,水壶喝空了三回。太阳落山时,她坐在田埂上,汗把鬓角打湿。她把水壶递给我,说二柱,你要是真觉得为难,以后少来些,我不怪你。
我接过水壶,没有马上喝。远处有人赶牛回村,铃铛声一下一下。我说不是不愿意,是我以前只想着怎么躲。躲闲话,躲责任,也躲自己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牵挂。说到一半,我停住了,她也没催。
临睡前回到家,我爹还坐在院里抽旱烟。他说你跟柳树沟那边,到底咋想的?要是只帮忙,就把分寸守住;要是心里有她,就正正经经去说,别让人家半悬着。
第二天一早,粥还在锅里冒热气,我却没喝几口。吃过饭,我把自己那件干净蓝褂子翻出来,又从柜里拿了两包点心,骑车去了柳树沟。
她正在阳台下晾衣裳,小花褂子一件件挂上绳,风吹过来,衣角贴到她手背上。我把车停好,说赵红梅,我今天不来干活,我来问你一句话。
她愣了一下,手里还夹着木头衣夹。我说这大半年,咱们先把难堪放下,再把活计做顺,然后把账记清。现在我想再往前走一步。你要是愿意,咱俩就搭伙过日子。你和孩子不用一个人扛,我也不再站在院门口进退两难。钱一起盘算,活一起做,话好好说,争执不当着孩子吵。
她低头把最后一件衣裳夹好,半天没说话。我以为她要拒绝,手心都出了汗。后来她把空木盆递给我,说先把这个放屋里。
我接过盆,她又轻轻补了一句,我来吧,别把你那点胆子全吓跑了。
我笑了一下,胸口那块硬了许久的地方,像被春风吹松了。她看着我,也笑了,眼角有点红,却没抬手擦。
九三年冬天,我们办了酒。院子里摆了几桌,菜不多,热气却足。孩子穿着新棉袄,在桌子中间跑来跑去,一会儿喊娘,一会儿喊我。我第一次听见她小声叫我爸,筷子差点没拿稳。
客人散后,我站在井台边抽烟。月光落在石头地上,晾衣绳被风吹得轻轻晃。赵红梅从堂屋出来,披了件红棉袄,说外头冷,进屋吧。
我把烟灭了,走过去时,她伸手替我拍掉肩上的一点灰。我顺手把门边的小灯拨亮。那盏灯不大,照不了多远,只够照清门槛,照清灶台,照清两个人进屋时脚下的路。
后来很多年过去,猪圈翻修了,瓦房也加了一层,柳树沟村口那棵老槐树春天发芽,秋天落叶。我们也吵过,为电费单,为孩子上学的钱,为谁该早起喂猪。可吵到一半,总有一个人先去添水,先把饭热上,先说一句明早再谈。
我如今快六十了,赵红梅还是会在窗下择菜,看见我站在井台边发愣,就喊一声老李,又想啥呢。我回头看她,她嘴上嫌我慢,手里却把我那只缺口的碗放到桌边,汤盛得满一点。
那年春雨后的井台,曾让我慌得想跑。现在想起来,最清楚的倒不是那场误会,而是后来我们一次次把话说开,把门敞着,把账记明,把灯留着。
家里的日子,真不是争谁对谁错。更多时候,是有人进门前先喊一声,有人把热汤留在锅里,有人气到说不下去时,仍肯把碗往对方面前推一推。
你们家里遇到说不清的小别扭时,是怎么把话慢慢说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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