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今天：世界最大空军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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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的今天，即1936年7月18日，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的中国，愈演愈烈的“两广事变”迎来大反转。

正当蒋介石的“中央”与粤系、桂系的两广“联军”紧张对峙、几十万人马剑拔弩张、一场新的军阀混战眼看要打响之时，南中国的天幕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大戏。

广东军阀陈济棠苦心经营的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73架飞机集体升空——不过不是起飞与中央军作战，而是径直北上韶关再转南昌，投奔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同日，雄踞岭南八年、号称“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通电下野，避居香港。

这位挑头起事的“南天王”还算讲“义气”，临走，还不忘留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二十万银元，作为联合反蒋的“散伙费”。

20世纪30年代，飞行中的广东空军战斗机群

两广先折其一，李、白独力难撑，遂采取了“军事死扛、政治造势、外交合纵”三线策略，一面全省备战，一面打抗日牌，一面联络各派，以拖待变，逼蒋让步。

最终，面对动武成本太高、内战不得人心、各方势力反对的局面，蒋介石与桂系于9月达成妥协。

李、白保住了广西地盘，仍然是西南一霸。蒋则改变了两广长期“半独立”的局面，稳住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权势进一步扩大。

黄光锐起飞，陈济棠下野。

7月18日广东空军成建制倒戈，成为“两广事变”不流血解决的关键转折。

这次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空军“叛逃”事件，背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精彩的“银弹攻势”。

两广事变主角，从左至右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

“南天王”的全盛时期

两广事变，发生于1936年6月至9月。

这是中原大战后，中国仅存的两家能挑战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阀——粤系和桂系，打着“反蒋抗日”旗号，联手对抗蒋介石的一场武装政变。

要理解这次事变中广东空军“叛逃”一事的分量，先得盘点陈济棠的家底。

“南天王”绝非浪得虚名，连邓公都中肯的评价他“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陈济棠最大的底气并不是拥有十五万之众的陆军（事变期间扩充至二十万）。其引以为傲者在于：

当时的中国，除了蒋介石的中央军，粤军是唯一陆、海、空三军齐全的地方派系。

20世纪30年代广州天河机场上整齐排列的空军飞机

广州市校捐赠广东空军的美制“霍克II”驱逐机，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主力机型之一

广东空军，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而且“能修、能造、能培养”，初具体系规模。

事变时，广东空军拥有各式飞机130余架，编为8个中队，分驻广州、从化、韶关等地机场。

韶关建有飞机制造厂，可自行组装生产“复兴号”“羊城号”飞机。

广州办有航空学校，通过留学和引进西方师资，训练出了成体系的飞行和地勤人才。

二战中，1942年4月率领B-25轰炸机群从航母上起飞，奇袭日本东京的美军指挥官詹姆斯·杜立特，30年代时也曾受聘于广东空军。

广东海军辖巡洋舰、炮舰、鱼雷艇等大小舰艇40余艘，总吨位居全国第二。同时，广东陆军还有进口的20余辆坦克、装甲车组成的战车大队。

民国年间，各路军阀派系中真正拥有正规成规模的近代化空军、海军和独立装甲兵的，只有财大气粗的三家：中央军、东北军和粤军。

“九一八事变”后，就只剩中央军和粤军了。

所以，陈济棠敢于联合桂系向蒋介石叫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

1933年4月，广东航校第六期甲班学员毕业

广东空军聘请的美国教官和顾问，左二为杜立特

“抗日”大旗下的算盘

这次粤系、桂系联手反蒋的背景是：红军长征，蒋介石自认“剿共”即将成功，于是加大收拾地方军阀的力度。

老蒋上半辈子致力于对付两个对手：一是中共，一是杂牌。

正所谓：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

在“追剿”长征的中央红军时，蒋介石借机对西南军阀下手。先是“一赶、一买”轰走贵州王家烈、绥靖云南龙云，后又分化刘湘川军、打压西康刘文辉，军、政、财多路渗透，使得西南军阀面临系统性瓦解的风险。

红军到陕北后，老蒋又驱使张学良、杨虎城火中取栗，顶在前面去“围剿”，直打得杨感叹“跟红军打仗，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

所有这些粤、桂两家都看在眼里，于是一合计：与其等老蒋回过头来收拾，不如我们先动手。

起事必须有个大义名分。而粤、桂两家的首选，当然是蒋介石那个千夫所指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鼓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旗号，通电全国反蒋，并组织“抗日救国军”，筹办政权。

两广“联军”挥师北上，前锋直指湖南。中央军的主力紧急开赴湖南堵防。

一时间，内战阴云笼罩南方。

然而，这面“抗日”大旗从一开始就透着小心思。

李宗仁曾回忆，陈济棠自述，其核心动机是：

“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

同时，当时蒋介石面临西北不稳（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华北有变（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的局面，陈济棠认为蒋介石一时抽不出手，机不可失，应该先下手为强。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蒋介石紧急召集应对事变的高级军事会议

而李、白同样动机不纯。

桂系在“抗日”旗号下与日本眉来眼去，接待日方人员“来访”，引进日方武器装备，聘请日方顾问教官，面对外界非议，还大言不惭的称这是“胡服骑射”、“以毒攻毒”。

陈与李、白的真实意图，并非抗日，而是借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

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他们自认为扛起抗日大旗，便可以占据道德高地，老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两广用兵。

这个算盘并非毫无道理。但是陈济棠忽略了致命的一点：

当你的对手是蒋介石时，“名正言顺”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何况陈、李、白的实际操作，并不“名正言顺”。

银弹之下的陆海空全面倒戈

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这句话道出了他在军阀混战中屡试不爽的法门：收买。

对老蒋而言，炮弹打不赢的仗，银弹能打赢。

“两广事变”一起，老蒋的银弹攻势便悄然启动。

在确定了“军事施压+内部分化”的策略后，老蒋将策反广东空军列为瓦解陈济棠势力的核心突破口，交由军统牵头执行。

戴笠、郑介民等特务头子携巨款赴香港和广州，对陈济棠的部下展开全面策反。戴搞空军，郑搞陆军。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蒋介石命戴笠收买广东空军

在空军这条线上，戴笠一伙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作为内应，并通过其与空军总司令黄光锐接上了头。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看上去令人难以拒绝：

每架飞机投蒋，赏两万港币（一说银元）。给司令黄光锐的价码自然更高。

为了收买广东空军，蒋介石下的本钱，竟比当初陈济棠买这些飞机花的钱还多。

这么多钱老蒋也心疼过，但是最终采纳了下属的建议：全面瓦解陈济棠在广东的割据，其政治与军事价值，远非这笔钱可以衡量。

1936年6月30日至7月6日，南京方面砸钱之后的第一朵水花溅起：

广东空军第5中队飞行员黄志刚、第2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率先发难，各率4架轻型轰炸机、3架驱逐机从从化、天河机场起飞，带着27名飞行员北飞南昌投蒋。

蒋介石随即下令给这批人员全部晋升上尉，每人兑现赏金两万元。

陈济棠得知黄志刚等驾机叛逃后暴跳如雷，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飞机锁入机库，派宪兵把守，同时，无端逮捕了第2中队队长丁纪徐追责——但众人皆知，丁素来是忠于陈的。

1932年报纸报道“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丁纪徐率战机增援上海。丁于1949年驾机起义，任解放军空军技术顾问

陈济棠的卤莽处置，送了蒋介石一个“神助攻”：广东空军上下离心，“雪崩”加速蔓延。

黄光锐、陈卓林利用中央军飞机飞临广州投传单的契机，向陈济棠进言要求开放机场，以便空军起飞，拦截敌机可能的空袭。

陈未察觉其中计谋，批准了这一请求。

7月18日，即九十年前的今天的清晨，黄光锐指挥天河、白云等机场的机群大规模起飞。主力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韶关，带走飞行员、机械师等空地勤人员150余人。黄光锐、陈卓林等则乘专机飞香港，并发表倒陈拥蒋通电，其后转赴南京。

主力机群在韶关得到此时已倒戈的粤军将领余汉谋接应，于7月20日转飞南昌，正式编入中央空军序列。

一夜之间三分之二的空军改换门庭，变成了老蒋的，陈济棠最引以为傲的王牌转眼化为乌有。

蒋介石于7月25日宴请来投的广东空军人员，大吹特吹：

“你们全体空军同志，冒险犯难，归到中央，革命精神已经是全部的表现了！……乃至全国军人的人格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也因你们这一次的举动而无形中提高了！”

高帽子满天飞，可见老蒋喜形于色。

时任广东空军总司令黄光锐与他驾驶试飞成功的中国第一架自产军用飞机“乐士文号”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蒋介石对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来投十分得意

同时，蒋介石的银弹在粤军陆军中全面开花。

事变前，粤军高层已有明显分歧。余汉谋、张达等将领认为“抗日必先统一”，反对联合桂系挑起内战。而陈济棠的一意孤行，加剧了将领离心。

南京方面利用粤军第一线主将余汉谋与陈济棠的旧怨及对待遇的不满，以“主政广东、保留编制、增发军费”为条件重点拉拢。

对于其他将领，则通过党内元老、同乡旧部关系游说，重点打“统一抗日”政治牌，消解两广“抗日反蒋”的道义合法性。

7月4日，余汉谋与蒋介石正式达成倒陈协议，8日南京政府宣布任命余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从法理上取代陈济棠的地位。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

7月6日，在粤军中有威望的第二军副军长、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挂印封金”，转赴香港，通电倒陈拥蒋。同日李洁之、黄涛等粤系军、政官员也集体离穗赴港，联名发表公开信讨陈。

粤军陆军倒戈关键人物余汉谋（左）、李汉魂（右）

20世纪30年代的广东空军司令部

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4小时下野离粤。随后粤军各部纷纷倒向南京：

第二军军长张达对陈济棠公开抗命，准备迎接余入广州城；

第三军李扬敬、第四军黄任寰先后通电拥蒋；

广东海军也宣布倒戈，黄埔港脱离陈的控制。

而7月18日的空军集体“叛逃”，给了陈济棠致命的最后一击。

陈济棠四面楚歌，广州门户洞开，无险可守。

陈知趣的立即通电下野，去香港当寓公了。一代“南天王”就此谢幕。

桂系的自保与川军的暗流

广东陈济棠垮台之快，令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有些措手不及。

桂系虽然早就有心让陈济棠冲在前面，而自己在后面待机而动，却不曾想到仗还没打，才一个多月，兵强马壮的陈就败下阵来。

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随即调集几十万大军压向广西。桂系面临被围剿的危局。甚至广西空军也出现零星的驾机投蒋事件。

此时，桂系“高人”刘斐向李、白说了句大实话：

“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

这句土味直白的话说得再清楚不过：只有死抓住抗日这面旗帜，即便失败还有个政治归宿、葬身之地。若连这块遮羞布都丢了，那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李、白听进去了。

桂系一面全力备战，一面迅速调整了策略：赶走日本教官、顾问，公开对日切割；发动民众学生大规模抗日游行；邀李济深、蔡廷锴等抗日反蒋人士赴南宁；赞同中共的“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程潜、刘斐等人的斡旋下，蒋桂双方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广西名义上服从中央，实则维持内部自治。

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中发挥作用的刘斐与蔡廷锴

桂系成功保全，不过并未就此罢休，而是与两广事变期间另一股悄然涌动的暗流——川军走得更近了。

“四川王”刘湘因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在四川推行“中央化”、蚕食其权力，与蒋矛盾日益加深。

在张澜等社会贤达推动下，刘湘开始从拥蒋反共转向联共抗日反蒋。

“两广事变”平息后，刘湘加速行动，派特使张斯可赴桂林，与桂系及中共代表张云逸秘密接触。

1937年6月，三方共同拟就了“川桂红协定”，其核心是：如果蒋介石坚持不抗日、还要打内战，就联合共同反蒋。

刘湘还通过多条渠道与延安建立联系，派王干青常驻延安，中共则派李一氓入川常驻，双方建立密码电报联系。

隐隐之间，川、桂、滇、陕和东北军等地方实力派已开始与中共结成“逼蒋抗日”联合阵线。

推动“川桂红协定”的“四川王”刘湘与三方桂林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张云逸

插曲：不要钱的空军司令

老蒋用高官厚禄收买、分化粤军，但是准备好给广东空军的巨款，居然没有全部花出去。

7月18日广东空军集体北飞后，南京方面派人携带巨款在香港找到黄光锐，准备兑现。

不料，这位司令代表北上投蒋的广东空军人员，拒绝了“打赏”：

“此次归附中央，专为国家统一、共御外侮，绝非贪图金钱。广东空军多数飞机为海外侨胞捐献，不可私取重金。”

蒋介石于是做折中处理，给来投的广东空军人员象征性的发一点奖金，重点给予精神奖励。

黄光锐不要钱，但还是“要官”。这很现实：没有平台和权力，想为抗日做事也做不成。

随后，这位曾经驾驶中国第一架国产军用飞机、载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试飞成功的司令，被任命为中央航校校长，此后便致力于培养空军人才和发展航空工业。

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打内战，辞任空军副司令，解甲经商，最后在美国善终。

当然，要钱的人还是有的：在事件中牵线搭桥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作为“中间人”，向南京方面要了20万。

据说老蒋很不爽，原以为这笔钱可以全省下来，没想到还是有人伸手。不过，话都说出去了，所以还是得批。

但是，“要官”和“要钱”不可兼得，陈卓林拿了钱后不受重用，只当了空军教导总队副队长，后来进一步被挤出空军，到民航任职去了。

后任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的陈卓林（右）与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左），二人于1949年领导“两航”起义

黄光锐等广东空军投蒋官兵的“不要钱”，在“有奶便是娘”的军阀混战中，算是一股“清流”。

广东空军原本妥妥是陈济棠一手打造的“私兵”，而非国家的军队。然而，“两广事变”中，他们对陈济棠”的忠诚远低于国家认同，集体弃“大帅”、投“中央”，而且不拿钱。

可见，在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的背景下，停止内战、统一御侮的政治叙事，已消解了广东空军为军阀割据卖命的意愿，大幅降低了他们倒戈的道德阻力。

国家统一、一致对外的旗号成了凝聚倒戈共识的关键因素，利益诱惑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对于这些教育良好、阅历过人、国家意识更强的航空精英而言。

简言之，在倒戈的空军官兵看来，自己是广东人，更是中国人；他们要的，是全国统一阵线的真抗日，不是名为抗日实为割据的假抗日。

当抗日成为时代主流，民国那些翻云覆雨的一方霸主、各路“诸侯”们，其荣辱成败，都免不了被这股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大潮所影响。

在孙中山号召下，广东成为中国航空重要发源地。图为孙中山夫妇在第一架国产飞机“乐士文号”前合影

而广东空军倒戈后，惯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老蒋便使出典型的整杂牌套路，将其拆分、打散至中央军空军各单位。粤系空军人员常遭排挤、赏罚不公，处处低人一等。

幸好，不久后全面抗战爆发，这些官兵得以实现了在抗日战场上精忠报国的愿望。

八年全面抗战，黄光锐带出来的那批原广东空军飞行员中，多数都把血洒在了战场上。

他们确实“对不起”旧时代的狭隘义气，但是他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大义。

因此，不管在旧中国还是新中国，对于这批广东空军官兵的历史叙事，都极大淡化了“叛逃”色彩——这是本文标题中的叛逃二字加引号的原因。

画作：抗战中原广东空军美制”霍克II“驱逐机击落日本飞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银弹能赢军阀混战，却抵不过抗战大流

两广事变以和平解决告终。蒋介石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自鸣得意。

兵不血刃，一弹未发，仅靠收买和分化，便瓦解了南中国最大的军阀，蒋介石的声威极大提高。

这次成功的“削藩”，似乎再次印证了老蒋对“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的自信。

而广东空军“不要钱”的来投奔，更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更坚信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得人心”的。如此，天下谁能奈我何？

沉浸于对两广的“胜利喜悦”导致老蒋过于自信。随后，他只带少数亲随赶赴西安，强压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欲毕其功于一役。

结果，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的枪声打破迷梦，这才让蒋介石明白：对两广的“胜利”，其实恰恰暴露了一个无法用银弹解决的致命问题。

陈济棠也好，李宗仁、白崇禧也罢，包括川、滇的刘湘和龙云，这些军阀反蒋的动机并不纯粹、各怀心思，或为保地盘，或为争权位。

但是，他们打的都是同一面旗号：抗日。

连这些最精于算计、最擅长自保的地头蛇、坐地虎，都清楚的认识到：抗日，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最大的公约数。

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不仅遭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共和进步力量坚决反对，也遭到各路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尽管动机并不单纯，但是反对是真实的。

蒋介石未看清“两广事变”背后的这些时代转向，还在洋洋自得于自己的政治手腕。

他没有料到，历史已在暗中写好了下一幕剧本——临潼捉蒋。

电影《西安事变》名场面：骊山捉蒋介石

不到半年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以最激烈的方式将“逼蒋抗日”推向了高潮，并最终落地。

从两广事变的银弹，到西安事变的逼宫，1936年的中国，以两场戏剧性的大事变证明：

逆抗日的历史潮流而动，即便暂时得手，终究也不得不顺应。

西安事变七个月后，卢沟桥的炮声，终于拉开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大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造反不成的“两广事变”，对于后来的西安事变有一定的促成作用。

尽管二者出发点相去甚远，但是，“两广事变”使“地方实力派举旗逼蒋抗日”这一民国政治风向的重大转折，正式浮出了水面。

尾声：世界最大空军驾机“叛逃”事件考

两广事变，广东空军7月18日有组织的集体北飞，是近代有空军以来最大的单次驾机“叛逃”事件，而且是罕见的由最高主官率领成建制倒戈，非零散叛逃可比。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有百余架伊拉克军机飞往伊朗，但该事件不属于“叛逃”，而是萨达姆政府为保存实力主动下令实施的战略疏散行动。伊朗事后扣押全部军机，则属于单方面行为。

冷战是全球两大阵营之间驾机叛逃的“高发期”，尽管总数很可观，但是所有事件都是个别行为，从未出现两位数以上的集体行动。

1991年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倒台时，短时间内有19架军机叛逃吉布提，这是冷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动叛逃，但数量远不及广东空军那次。

因此，尽管要加引号，九十年前广东空军的集体北飞，仍然堪称世界最大空军驾机“叛逃”事件。

而与其他所有叛逃者不同的是：

九十年过去，昔日广东空军的这批“叛逃者”中，那些或血洒抗日战场、或投身航空救国的精英，其名字至今镌刻在抗战纪念碑上，成为流芳后世的国家记忆——这是全世界的其他驾机叛逃者均不曾享有过的。

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内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黄光锐等抗战有功将士的姓名镌刻于碑后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