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帮村长家收麦子，睡在仓库。半夜她女儿小声说：怕你睡不好

那年夏天热得不讲道理，麦穗在风里沙沙响，像是催促着所有人家赶紧把粮食抢回来。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有暴雨，整个大柳树村都跟疯了似的，男女老少齐上阵，连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拎着镰刀下了地。

我叫陈望生，那年二十二岁，刚从中专毕业，在家等着分配工作。说是等分配，其实就是在家闲着，托人找关系送礼请客那套流程正在进行中，能不能成谁也不知道。我爹妈愁得嘴角起燎泡，我倒是不太急，反正急也没用，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急死也白搭。

村长赵长河家种了十二亩麦子，在村里算是大户。他家本来请了四川来的麦客，结果那帮麦客上一家干活拖了时间，说好十五号到，愣是拖到了十八号还没影。赵长河站在村口等了两个下午，最后黑着脸回来，见谁都不想说话。

我那天傍晚在村口小卖部买烟，正好碰上他从地里回来，脸上的汗混着麦芒碎屑，整个人像是从面缸里捞出来的。他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走过来递了根烟。

“望生，在家闲着？”

我接过烟，点点头说等着分配呢。他吸了口烟，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说：“要不你来帮我收几天麦子？管吃管住，一天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在当时不算少，镇上工地搬砖一天也才十二块。我琢磨了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赚点零花钱总比在家躺着强。而且赵长河这个人吧，在村里当干部这些年，说不上多大公无私，但也不坏，谁家有个难处找他，他能帮的也帮。我爹去年摔了腿，他还特地上门来看过，提了两瓶罐头。

我说行，明天一早就去。

回家跟我妈一说，她倒是挺高兴，说村长家的人情能落就落一个，以后分配工作的事儿说不定还能帮上忙。我没接话，心里清楚这种人情分量不够，但也不想扫她的兴。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去了。赵长河家在村东头，青砖大瓦房，院门口种了两棵柿子树，在整个大柳树村算是数得着的好户。他媳妇姓周，村里人都叫周婶，是个利索人，见我来了先给我盛了碗疙瘩汤，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赵长河家有四个孩子，三个闺女一个儿子。大闺女嫁到镇上去了，二闺女在县城念高中，儿子赵小军刚上初中，最小的闺女叫赵晓棠，比我小三岁，在镇上裁缝铺当学徒。我之前见过她几回，印象不深，只记得长得白净，不太爱说话。

那天早上我喝完疙瘩汤出来，就看见赵晓棠蹲在院子里洗脸。她穿着一件碎花短袖，头发湿漉漉的搭在肩上，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就端着洗脸水进了屋。我当时也没多想，扛着镰刀就跟赵长河下了地。

收麦子这活儿，没干过的人不知道有多苦。太阳一出来，地里的热气往上蒸，弯腰割麦子的时候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麦芒扎在胳膊上又痒又疼。我虽然也是农村长大的，但这些年一直在学校待着，体力活干得少，头半天差点没给我累趴下。

赵长河倒是实在人，他自己干得比谁都猛，镰刀挥起来刷刷的，一趟过去就是一垄。看我累得直喘，他说你慢慢来，别逞能，第一天能跟上趟就不错了。中午周婶送饭到地头，一大盆凉面，蒜汁儿拌得香，我蹲在地头的杨树阴凉里一口气吃了三碗。

下午更难熬，两点钟的太阳像是挂在人头顶上烤，地里的麦秆被晒得焦脆，割起来倒是省力了，但热得人头发晕。我一直咬牙撑到天黑，回到赵家的时候感觉腰都直不起来了。

晚饭是周婶做的臊子面，赵长河吃了两大碗，又喝了半瓶啤酒，坐在院子里扇扇子。我吃完也要回家，他叫住我说：“别来回跑了，家里西边那个仓库收拾出来一间，有张床，你就在那儿睡吧，明早起来方便。”

那个仓库原本是放农具和粮食的，后来赵长河在院子后面新盖了一间，这个老的就被改成了杂物间。前两天周婶收拾了一下，放了张竹床进去，铺了凉席，虽然简陋但确实比我来回跑强。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那天晚上热得邪乎，一丝风都没有，院子里的柿子树叶子一动不动。我躺在竹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上的汗把凉席都浸湿了，黏糊糊的难受。仓库里堆着半屋子陈粮和旧农具，空气里有股麦子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说不上难闻，但闷得慌。

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我迷迷糊糊正要睡着的时候，听见外面有轻轻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像是光着脚踩在泥地上，走到仓库门口停住了。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屏住呼吸没动。

门没有锁，就是一块木板虚掩着。月光从门缝里漏进来，我看见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条缝，然后一个细细的声音传过来。

“陈望生？”

我听出来了，是赵晓棠的声音。她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怕吓着我。

“嗯？”我应了一声。

她在门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小声说了句让我愣住的话。

“怕你睡不好。”

我没反应过来，她又补了一句：“仓库里蚊子多，给你拿了盘蚊香。”

然后门缝里递进来一盘蚊香和一盒火柴，她的手指在月光下白得有点透明，很快又缩回去了。门被重新虚掩上，脚步声轻轻地走远了。

我躺在黑暗里，手里握着那盘蚊香，愣了好一会儿才坐起来，划了根火柴点上。蚊香燃烧起来的味道有些呛，但很快就散开了，混在仓库沉闷的空气里。青烟在月光里慢慢升起来，像一条细细的线。

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心里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长这么大，除了我妈之外，还没有谁半夜给我送过蚊香。我脑子里忽然浮现出白天在地里割麦子时不经意回头看见的画面——赵晓棠站在地头的杨树下，好像是在送水，又好像什么也没做，就站在那里。

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起来，她好像站了很久。

第二天照样天没亮就起来，赵长河已经在院子里磨镰刀了。我洗了把脸出来，赵晓棠正好从厨房端早饭出来，是一大盆玉米糊糊和几个馒头。她看了我一眼，低头把盆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什么也没说，就好像昨晚的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我也没提。

吃早饭的时候周婶问赵晓棠今天去不去镇上，她说师傅家里有事，裁缝铺关门两天。周婶说那正好，在家帮你爹收麦子，赵晓棠嗯了一声，低头喝玉米糊糊，眼皮都没抬。

但我注意到她抬头的时候，目光往我这边扫了一下，很快又移开了。

那天赵长河安排了分工，他和小军割东边那块地，我和赵晓棠割西边靠近水渠的那块。西边那块地不大，大概两亩多，靠着水渠，土质软一些，麦子长得倒是好，但麦秆粗，割起来费劲。

我跟赵晓棠一人一垄，并排往前割。她干活很利索，镰刀使得比我熟练，弯着腰刷刷刷地往前走，速度一点都不比我慢。我好歹是个男的，被一个姑娘追上脸上挂不住，就加了把劲往前赶。

割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直起腰来喘口气，回头一看，赵晓棠也直起了腰，正用手背擦额头上的汗。她的碎花短袖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身上，头发散了几缕粘在脸颊上。太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得有点晃眼，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

她发现我在看她，眼神闪了一下，别过脸去，重新弯下腰割麦子。

我也赶紧弯腰继续干活。

太阳越升越高，热得人头发晕。我带来的水喝完了，正舔着干裂的嘴唇发愁，赵晓棠忽然走过来，把自己军用水壶递给我。我愣了一下接过来，仰头灌了两口，水是凉的，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甜味，不知道是加了糖还是什么。

“谢谢。”我把水壶还给她。

她接过水壶，低着头说了句：“慢点喝，别呛着。”

声音很小，但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

中午回赵家吃饭，周婶做了凉皮，切了黄瓜丝，浇了蒜汁和醋，酸辣开胃。我吃了两碗，赵长河吃了三碗，一边吃一边骂天气预报不准，说好的暴雨到现在连个雨星子都没见着，害得人白着急。

吃完饭赵长河回屋眯午觉去了，小军也回屋了，周婶在厨房收拾碗筷。我坐在院子的柿子树下歇凉，迷迷糊糊正要睡着，一杯凉茶递到了我面前。

我睁开眼，赵晓棠端着个搪瓷缸子站在旁边，里面泡着茶叶，茶水是深褐色的，看着就解渴。

“喝点茶，醒醒神。”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看着别处。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是茉莉花茶，香得很。

“你自己泡的？”

她点点头，在我旁边的石墩子上坐下了，离我大概有一米远。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院子里安静得很，只有知了在柿子树上没完没了地叫。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了：“你中专学的什么？”

“会计。”

“哦，那挺好的，以后能去供销社上班。”

“也不一定，分配还没下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了句：“你以后想去城里吗？”

我想了想，说：“看情况吧，能去当然想去。”

她没再问了，低着头用手指在膝盖上画圈。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姑娘挺有意思的，安静得像一汪水，但又不是死水，水底下好像藏着什么，说不清楚。

下午继续割麦子，太阳更毒了，地里的温度少说三十七八度。我割着割着就感觉眼前发黑，脑袋嗡嗡响，知道要中暑了，赶紧丢了镰刀往杨树阴凉里走。没走两步腿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整个人发晕。

赵晓棠跑过来，蹲在我面前，脸上全是着急。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手凉凉的，很舒服。

“你中暑了，别动。”

她跑回去拿水壶，又跑回来，把水倒在我额头和脖子上，然后用手给我扇风。我晕晕乎乎地坐在地上，感觉她的手在我脸旁边一下一下地扇着，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我抬头看她，她的脸离我很近，眼睛里有水光，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急的。

“好点了没？”她问。

“好了，没事。”

她松了口气，站起来退了一步，好像突然意识到靠得太近了，耳根有点红。

那天傍晚收工的时候，赵长河算了一下进度，说再有两天就能全部收完。他挺高兴，让周婶多炒两个菜，晚上喝点酒。

晚饭果然丰盛，周婶炒了腊肉蒜薹、韭菜鸡蛋、凉拌黄瓜，还有一盆西红柿蛋汤。赵长河开了瓶高粱酒，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我酒量不行，喝了半杯脸就红了，赵长河笑话我，说望生你得练，以后工作了不会喝酒可不行。

赵晓棠坐在桌子对面，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但我注意到她碗里的饭吃了半天也没少多少，筷子一直在碗里拨拉。我抬头的时候正好撞上她的目光，她立刻低下头去，假装在夹菜。

周婶说：“晓棠你怎么吃这么少？”

她说：“天热，吃不下。”

周婶就没再问了。

吃完饭我要帮着收拾，周婶把我撵走了，说干了一天活赶紧去歇着。我去院子里冲了个凉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坐在仓库门口吹风。天色渐渐暗下来，西边的云彩烧得通红，燕子贴着地面飞，看样子明天还是大晴天。

赵晓棠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去晾。她踮着脚把衣服一件一件搭在铁丝上，风吹过来，湿衣服飘起来，她的头发也飘起来。晾完衣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朝我这边走过来。

“今晚还有蚊香吗？”她问。

“有，昨晚那盘还没用完。”

她点点头，站了一会儿，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转身回屋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竹床上，蚊香点着，青烟袅袅地往上飘。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发呆，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赵晓棠的脸老是在眼前晃，怎么甩都甩不掉。

我告诉自己别多想，人家是村长的闺女，我就是个临时帮忙的，过两天麦子收完就走人了，不该有的心思不能有。可心里头另一个声音又说，人家姑娘都给你送蚊香送凉茶了，你装什么糊涂？

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才睡着，结果天没亮又被赵长河叫起来了。最后一天收麦子，全家齐上阵，连周婶都下了地。从早上五点钟干到下午两点，十二亩麦子全部割完，一捆一捆地码在地里，等着装车拉回去脱粒。

赵长河站在地头，掐着腰看着满地金黄的麦捆，脸上笑开了花。他说今年收成好，一亩地少说八百斤，十二亩就是小万把斤麦子，交完公粮还能剩不少，今年过年能宽裕了。

晚上赵长河让周婶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又炒了几个硬菜，算是犒劳。他给我结了工钱，三天一共四十五块钱，还多给了五块，说是辛苦费。我把钱揣进口袋，心里盘算着明天就回家了，这三天过得像做梦似的。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赵晓棠坐在我对面，夹了一个饺子放进嘴里，嚼着嚼着忽然放下筷子，起身回了屋。周婶喊她，她说吃饱了，声音闷闷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她为什么不高兴。

可我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我就是个穷小子，家里三间土坯房，爹妈种着五亩薄地，自己的分配工作还没着落，拿什么去高攀村长的闺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出去让人笑话。

吃完饺子我帮着收拾完碗筷，回仓库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一身换洗衣服，塞进一个破帆布包里就行了。我刚把包拉上拉链，仓库的门被推开了。

赵晓棠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饺子。

“你晚上没吃多少，给你留了一碗。”

我接过来，饺子还是热的，冒着白气。她没走，靠在门框上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在看我。

“谢谢。”我说，夹了一个饺子塞进嘴里。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明天就走了？”

“嗯。”

“还来吗？”

这个问题让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我抬起头看她，她也正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月光下的井水。

“不知道。”我说了实话。

她没再问了，低下头，手指抠着门框上的旧漆。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说了句：“饺子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然后她就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院子里，心里像被人揪了一下，酸酸胀胀的。那碗饺子我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剩下的放在窗台上，盯着看了很久。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背着包准备回家。赵长河两口子都出来送我，说辛苦了好几天，回去好好歇歇。小军也起来了，揉着眼睛跟我说再见。唯独没看见赵晓棠，她的屋门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出了赵家院子，顺着村道往家走。早晨的空气凉丝丝的，露水打湿了路边的草，鞋面上沾了一层水珠。走到村口那棵大柳树下的时候，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赵晓棠站在她家院门口，远远地看着我。

距离太远，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那个小小的身影，穿着那件碎花短袖，一动不动地站在柿子树下。我站在原地停了两秒钟，想举手打个招呼，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冲她点了点头，转身继续走了。

走出去大概一里地，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院门口已经没有人了。

我站在土路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院门口，心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三天前我走进那个院子的时候，还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三天后我走出来，心里像是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妈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给了四十五块钱。我把钱交给她，她高兴得很，说村长家人不错，以后多走动走动。我没搭腔，回自己屋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呆，脑子里全是赵晓棠端着蚊香站在仓库门口的样子。

后面几天我整个人都心不在焉的。吃饭的时候走神，干活的时候走神，连上厕所都走神。我妈以为我中暑还没好，熬了绿豆汤给我喝。我端着绿豆汤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枣树，脑子里想的却是赵晓棠家院门口那两棵柿子树。

过了一个星期，我实在憋不住了。那天傍晚我跟我妈说出去转转，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就出了门。我没往镇上骑，而是拐上了去大柳树村的那条土路。骑到一半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赶紧刹住车，一只脚撑在地上，心里骂自己没出息。

可骂归骂，脚还是重新蹬上了脚踏板。

到了村口，我没敢直接骑进去，把自行车停在柳树下，站在树后面往赵家院子那边张望。天已经擦黑了，赵家的烟囱冒着炊烟，院子里亮着灯，有人影在晃动，看不清是谁。

我在柳树下站了快半个小时，被蚊子咬了满腿的包，愣是没敢往前迈一步。最后天完全黑了，我一咬牙骑上车又回去了。

到家我妈问我上哪儿去了，我说遛弯，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这样的傻事我后来又干了两回，每次都骑到村口又折回去，活脱脱一个怂包。有一次我甚至看见赵晓棠从院子里出来，端着一盆水往菜地里泼。她泼完水直起腰，往村口这边看了一眼，我吓得赶紧缩到树后面，心跳得咚咚响。

等我再探出头去看的时候，她已经回屋了。

到了第七天晚上，我躺在竹席上想，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好歹得有个说法。是死是活给个痛快，总比这么吊着强。我翻出纸笔，趴在床板上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我写了撕，撕了写，折腾到半夜才写好。内容不长，大概意思就是说那天晚上她给我送蚊香的事我一直记着，想问问她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见个面说说话。措辞斟酌了半天，既不敢太直白，又怕太含蓄了她看不懂。

写完之后我折成一个方块，塞进裤兜里，心里盘算着怎么送出去。直接给肯定不行，万一被人看见就完了。想来想去，想到了她家的信箱——赵长河在院门口挂了个铁皮信箱，平时收报纸信件的。

第二天下午，我特意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估摸着赵长河应该在地里干活没回来，骑上车又去了大柳树村。到了村口我先把车藏好，然后沿着水渠绕到赵家院子后面，再从后面绕到前面。

院子里静悄悄的，烟囱没冒烟，看来周婶也下地了。院门口的铁皮信箱就挂在柿子树上，绿色的漆掉得差不多了，上面糊着一层灰。我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快步走过去把信塞进信箱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回到家我整个人都是虚的，手心里全是汗。我妈问我怎么了，脸这么红，我说骑车骑的。她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接下来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一天，两天，三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每天都在等，等邮递员来送信，等村口有人喊我名字，等任何可能的回音。但什么都没有，安静得像是我那封信根本没存在过一样。

我开始胡思乱想。也许她根本没看到那封信，被她爹先拿到了；也许她看到了但是不想理我，觉得我太冒昧了；也许她根本就对我没什么意思，送蚊香送凉茶只是她待人接物的习惯，是我想太多了。

越想越觉得后怕，越想越觉得丢人。我甚至开始祈祷那封信被风吹走了，被雨水泡烂了，被老鼠叼走了，总之别让她看到。那股子热乎劲儿一过，理智就回来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件多蠢的事。

我一个穷小子，凭什么？

那几天我整个人消沉得很，不怎么说话，饭也吃得少。我妈问我是不是分配的事有变故，我说不是，就是天热没胃口。她不信，但问不出来什么，只好作罢。

到了第五天，我已经彻底不抱希望了。那天下午下了场暴雨，憋了半个多月的雨终于落下来了，下得昏天黑地，院子里的枣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我坐在屋檐下看雨，雨水顺着瓦檐淌下来，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水花。

雨停的时候是傍晚，西边出了彩虹，空气里全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我正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链子，村头王婶骑着车路过我家门口，探头喊了一句：“望生，村口有人找你！”

我愣了一下，问谁啊。王婶说不知道，一个姑娘，骑了辆二八大杠，在柳树下等你呢。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手里的扳手啪嗒掉在地上。

我妈从屋里探出头来，问谁找你。我说不知道，我去看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但走路的步子已经快得要飞起来了。

从我家到村口大概三百米，那段路我走得像是踩在棉花上，腿发软，手心出汗，脑子里一片空白。走到拐弯的地方，我看见村口那棵大柳树下站着一个人，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布兜。

是赵晓棠。

她穿着那件碎花短袖，头发扎成了马尾，裤腿卷到小腿，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鞋面上还沾着泥点子。看样子是雨刚停就骑车过来的，路上不好走，甩了一身泥。

我走到她面前，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紧张又倔强，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又像是被风吹的。

沉默了几秒钟，她从布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我一看，是我写给她的那封信，信封被拆开了，信纸露出来一个角。

“这个，”她的声音有点发抖，“是什么意思？”

我脑袋嗡的一声，心想完了，这是来兴师问罪的。我张了张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红得像猴屁股。

她看我不说话，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把信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要走。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伸手就拽住了她的车后座。她回头瞪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拉我车干什么？”

“我……”我憋了半天，终于憋出来一句，“我就是想问问你，那盘蚊香，你是专门给我拿的，还是对谁都这样？”

她愣住了，眼泪啪嗒掉下来一颗，砸在车座子上。她赶紧抬手擦掉，别过脸去不看我。

“你说呢？”她的声音闷闷的。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写信问你。”

“你写信就写这个？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我……我不敢。”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还是红的，但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你有什么不敢的？我又不是老虎。”

“你是村长的闺女。”

“村长闺女怎么了？村长闺女就不能给喜欢的人送蚊香了？”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直接劈在我脑门上。我整个人都傻了，手不自觉地松开了车后座，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她。

她的脸红了，红得一直蔓延到耳朵根。她把头低下去，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那天下雨前闷热，仓库里蚊子多，我怕你被咬得睡不好。你睡不好，第二天干活就没精神，干活没精神就会中暑。你那天中暑了，看着吓人。”

她说的很认真，像是在解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听着听着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笑什么？”她抬起头，有点恼了。

“没什么，”我收了笑，认真地看着她，“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就挺好的？”

“特别好。”

她咬着嘴唇，脸上的红晕更深了。夕阳照在她脸上，连睫毛都染成了金色。我看着她，心里头那块悬了好多天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信上写的，你到底看懂了没？”我问。

“看懂了。”

“那你什么想法？”

她沉默了几秒钟，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是那天晚上在仓库门口看我的样子。

“我要是不愿意，就不会骑车十五里地来找你了。”

十五里地。从大柳树村到我们村，正好十五里地。刚下过暴雨，土路变成了泥巴路，她一个姑娘骑了十五里地来找我，就为了当面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脚上那双沾满泥巴的塑料凉鞋，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走，去我家坐坐。”我说。

“不去，”她摇头，“你妈要问起来你怎么说？”

“就说你是我对象。”

她瞪了我一眼：“谁说做你对象了？”

“那你大老远跑来？”

“我……我就是想问问清楚！”

“现在问清楚了？”

她不说话了，低头摆弄车把上的布兜。布兜里露出一截绿色的东西，我仔细一看，是一盘蚊香。

“你带蚊香干什么？”

她的脸一下子红透了，把布兜往车筐深处塞了塞：“路上买的，怕你家用完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伸手握住了她扶着车把的手。她的手很凉，手指上有裁缝学徒留下的针眼痕迹，被我握住的时候轻轻抖了一下，但没有抽开。

“明天我去你家，跟你爹说。”

她猛地抬起头：“说什么？”

“说我要跟你处对象。”

“你疯了？”她急了，“我爹能拿扁担抽你！”

“抽就抽，大不了挨一顿。”

她看着我，眼神又急又慌，但眼底藏着一丝我怎么也看不腻的亮光。那是夏天傍晚最后一缕阳光照在水面上的颜色，一闪一闪的。

“你认真的？”她问。

“认真的。”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拒绝了。然后她轻轻点了点头，把手从我手心里抽出来，推着车往后退了两步。

“明天你别来我家。”

“为什么？”

“我先跟我娘说，让她跟我爹透个风。你直接找我爹，他真的会抽你。”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赵长河那个脾气，要是冷不丁知道有人惦记他闺女，不发火才怪。先让周婶吹吹枕头风，确实稳妥一些。

“那行，我等你的消息。”

她点点头，骑上车走了。骑出去几米远又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句：“陈望生！”

“啊？”

“明天下午，还在这个地方，我来找你！”

然后她用力蹬了几下脚踏板，二八大杠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泥巴路的尽头。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碎花短袖在晚风里鼓起来，像一面小小的旗。

我站在村口的柳树下，看着她越骑越远，直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融进了暮色里。心里头翻涌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高兴、忐忑、感动、不安，全都搅在一起，像一碗打翻了的五味瓶。

回到家我妈问我谁找我，我说一个同学。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同学是个姑娘？我说嗯，女同学。我妈眼睛一下子亮了，追问是谁家的闺女，我说你不认识，就搪塞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躺在竹席上翻来覆去地烙饼。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着她站在柳树下的样子，她红着眼睛把信塞给我的样子，她说“村长闺女就不能给喜欢的人送蚊香了”的样子。

还有她布兜里那盘新买的蚊香。

她是真的怕我睡不好。

第二天上午我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劈柴的时候差点劈到自己脚上，我妈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说你别劈了别劈了，赶紧去歇着。我就坐在枣树下面发呆，隔一会儿就看一眼天上的太阳，觉得它走得太慢了，像是故意跟我作对。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村口等着了。柳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地上被昨天的暴雨冲出了好几道沟，泥巴已经晒干了，裂成一块一块的。我靠在树干上，眼睛一直盯着大柳树村方向的土路。

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远处出现了一个骑车的身影。我一下子站直了，心提到了嗓子眼。等那身影骑近了我才看清，不是赵晓棠，是个路过的老头。我泄了气，重新靠回树干上。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土路上又来了一辆车。这回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那辆二八大杠，车筐里还是那个布兜，骑车的人扎着马尾，穿着那件碎花短袖。我三步并两步迎上去，她在我面前刹住车，气喘吁吁的，脸上全是汗。

“我娘说……”她喘着气，“我娘说让你明天晚上来家里吃饭。”

我愣住了。这就说通了？周婶这枕头风吹得也太快了吧。

“你爹什么反应？”

她低下头，表情有点复杂：“我爹一开始拍桌子，说谁家的浑小子敢打他闺女的主意。后来我娘跟他嘀咕了一晚上，他才松口说先看看人。”

“看看人”这三个字让我心里直打鼓。赵长河那人看人眼光毒得很，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他心里都有本账，想在他面前蒙混过关可不容易。

“你别怕，”赵晓棠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爹其实……其实对你印象挺好的。那天你帮我家收麦子，他说你干活实在，不偷奸耍滑，是个踏实人。”

这话让我稍微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悬着。

“那我明天带点什么东西去？”

“不用带，”她摇头，又想了想，“要不带两瓶酒？我爹爱喝两口。”

“行。”

她从布兜里掏出一个饭盒，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盒饺子，还是热的。

“我早上包的，猪肉白菜馅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假装不在意。

我拿起一个塞进嘴里，味道好得差点把舌头吞下去。上次在她家吃饺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周婶包的饺子好吃，但赵晓棠包的味道不一样，馅儿更鲜，皮更薄，咬一口汁水直流。

“好吃吗？”她终于转过头来看我。

“好吃，比我妈包的都好吃。”

她抿着嘴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不再是那个安静到几乎透明的小裁缝，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明亮的姑娘。

我们在柳树下坐了一会儿，她给我讲她师傅怎么抠门、怎么把好布料换成次品从中赚差价，我给她讲我中专时候的趣事、怎么跟室友半夜翻墙出去看电影被逮住写检讨。她听得咯咯笑，笑声被晚风吹散在麦田里，惊起一群麻雀。

天快黑的时候她才骑车回去，临走前又回头叮嘱我：“明天别忘了，早点来，穿整齐点。”

“知道了。”

“还有，我爹要是说什么难听话，你别顶嘴，忍着点。”

“知道。”

“还有……”

“还有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飞快地说了句“明天见”，然后骑车跑了。

我站在原地，嘴角咧到了耳朵根。活了二十二年，头一回觉得夏天的风是甜的。

第二天我翻出了压箱底的白衬衫和黑裤子，又把我爹那双皮鞋擦了三遍油，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我妈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问我到底要去干什么，我说去同学家吃饭。她说你哪个同学家吃饭要穿成这样，我说你不认识，抓起那两瓶从镇上买回来的高粱大曲就出了门。

骑了四十分钟到赵长河家，还没进门就闻到了炒菜的香味。赵晓棠在院门口等我，看见我来了赶紧迎上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伸手帮我整了整衣领。

“行，挺精神的。”

“你爹呢？”

“在屋里，正喝闷酒呢。我娘跟他说了一下午，他才没出门。”

“那我进去了？”

“等等，”她拉住我的胳膊，认真地看着我，“陈望生，待会儿不管我爹说什么，你都别着急。他那个人嘴硬心软，你扛过去了就好了。”

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推开了赵家院子的门。

赵长河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瓶酒。他看见我进来，眼皮抬了一下，没说话，端起酒杯滋了一口。

我把两瓶酒放在桌上，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赵叔”。

他看了一眼那两瓶酒，又看了我一眼：“高粱大曲？你小子倒是舍得花钱。”

“应该的。”

“坐吧。”

我坐下来，腰板挺得笔直。周婶从厨房探出头来，冲我笑了笑，又缩回去了。赵晓棠站在厨房门口，紧张地看着这边，两只手绞在一起。

赵长河又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看着我说：“陈望生，你小子在我家干了三天活，我对你印象不坏。但干活是干活，其他的事是其他的事，咱们得把话说清楚。”

“您说。”

“你家什么情况我心里有数，你爹种那五亩地，一年到头刨不出几个钱。你中专毕业等着分配，现在八字还没一撇。你说你拿什么娶我闺女？”

这话说得很直白，直白到扎心。但我来之前就想好了怎么说，所以也没慌。

“赵叔，您说得对，我现在确实什么都没有。但分配的事已经有了眉目，我爹托了人，镇供销社那边应该能进去。进去之后就是正式职工，一个月工资虽然不高，但稳定。我不敢说让晓棠跟着我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一点——有我在一天，就不会让她受委屈。”

赵长河眯着眼睛看我，手指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地敲着，像是在掂量我话里的分量。

“你这话说得轻巧，以后日子长着呢，光有决心没用。”

“我知道。所以我想着，等分配下来了，先在供销社好好干两年，攒点钱。到时候再跟您提亲，名正言顺。”

赵长河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句：“你跟我闺女，什么时候的事？”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说实话比较好：“就是那天晚上，她给我送蚊香。”

赵长河扭头看了赵晓棠一眼，赵晓棠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缩回厨房里。赵长河哼了一声，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好笑。

“一盘蚊香就把我闺女拐跑了？”他嘟囔了一句，端起酒杯又灌了一口。

这时候周婶端着菜出来了，笑呵呵地打圆场：“行了行了，人家孩子大老远来了，你别跟审犯人似的。望生，去洗个手，吃饭了。”

我松了口气，站起来去院子里洗手。赵晓棠跟出来，小声问我：“怎么样？”

“不知道，你爹好像不太满意。”

“他没拿扁担抽你就不错了，”她往屋里看了一眼，“我爹就是嘴硬，他要真不满意，早把你撵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气氛缓和了不少。周婶一个劲给我夹菜，说我那天收麦子辛苦了，人瘦了一圈。赵晓棠坐在我对面，不怎么说话，但我每次抬头都能对上她的目光。赵长河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开始讲他当年是怎么追周婶的，说他老丈人当初也看不上他，嫌他穷，后来他当了村长，老丈人才对他另眼相看。

“所以说啊，”他拍着桌子对我说，“男人穷不怕，就怕没志气。你要是真有志气，我赵长河不会拦着你。但你要是让我闺女受一点委屈，我打断你的腿。”

“您放心。”

那天晚上从赵家出来，赵晓棠送我到村口。月亮很亮，把土路照得白花花的，路两边的麦茬地里蛐蛐叫得正欢。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人隔着一辆自行车的距离。

走到柳树下，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你今天表现还行。”

“还行是多行？”

“就是……勉强及格吧。”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笑，月光下看得我心痒痒的。

我鼓起勇气，伸手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手指上有裁缝的针眼痕迹，被我握住的时候轻轻颤了一下，然后慢慢收紧，回握住了我。

“晓棠。”

“嗯？”

“等我两年。”

“好。”

“两年后我来娶你。”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点头，只是把手握得更紧了。月光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比我见过的任何星星都亮。

那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好消息来了——我的分配下来了，镇供销社会计岗。虽然只是个临时编制，但总算是有了个正经工作。报到的前一天，我又去了大柳树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晓棠。

她在院门口听我说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转身就往院子里跑，边跑边喊：“娘！娘！望生的工作下来了！”

周婶从厨房探出头来，连声说好。赵长河坐在太师椅上，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我注意到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们又坐在那棵柳树下，聊了很久很久。她说裁缝铺的师傅答应教她做西装了，等学会了就能涨工钱。我说供销社的工作虽然枯燥，但好歹是个铁饭碗，以后转了正工资还能涨。我们说着各自的打算，说着以后的日子，说着说着天就亮了。

两年后的秋天，我攒够了彩礼钱，正式向赵长河提了亲。这回他没拍桌子也没瞪眼，只是坐在太师椅上沉默了很久，最后红着眼眶说了句：“对我闺女好点。”

婚礼办得简单，在村里摆了十桌酒，亲戚邻居都来了。赵晓棠穿了一身红，头发盘起来，插了一朵红色的绢花，好看得让我移不开眼。敬酒的时候赵长河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句“对我闺女好点”，说着说着眼眶又红了。

周婶在旁边抹眼泪，笑着说这么大年纪了哭什么。赵晓棠也哭了，又哭又笑的，妆都花了。

晚上宾客散了，我牵着赵晓棠的手走进新房。新房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大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窗户上贴着大红喜字。床上的被褥是周婶陪嫁的，棉花是自己种的，被面是大红色的缎子。

赵晓棠坐在床边，低着头不说话。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手心里全是汗。

“折腾了一天，累了吧？”我问。

她点点头。

“那就早点睡。”

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笑容。

“等会儿，”她说，起身走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差点忘了。”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盘蚊香。

“什么意思？”我愣住了。

“怕你睡不好。”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轻轻的，跟那天晚上在仓库门口一模一样。

我捏着那盘蚊香，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红嫁衣的女人，时光一下子倒流回了两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仓库的木门被推开一条缝，月光漏进来，一个细细的声音说“怕你睡不好”，然后递进来一盘蚊香和一盒火柴。

原来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的心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我划了根火柴点上蚊香，青烟袅袅地升起来，熟悉的味道弥漫在新房里。赵晓棠靠在我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

“陈望生。”

“嗯？”

“你说，要是那年你没来我家收麦子，我们会不会就错过了？”

我想了想，说：“不会。”

“为什么？”

“因为命中注定的事，怎么绕都绕不开。”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脸埋进我怀里。蚊香的青烟在月光里慢慢上升，窗外秋虫唧唧，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从远处传来。我搂着她，听着她的呼吸声慢慢变得均匀绵长。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踏实。

后来我们在镇上租了间房子，我在供销社上班，她在镇上开了个小裁缝铺，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赵晓棠的裁缝手艺越来越好，回头客多了起来，每月赚的钱比我的工资还高。我开玩笑说咱们家是阴盛阳衰，她就拿尺子敲我的脑袋。

第二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闺女，白白净净的，像极了她妈。赵长河抱着外孙女乐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他外孙女长得好。我爹也高兴，把家里那只养了两年的老母鸡炖了，端过来给赵晓棠补身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没什么大风大浪，也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每一天都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里藏着的那些琐碎的温暖，比任何轰轰烈烈都让人心安。

偶尔到了夏天闷热的夜晚，赵晓棠还是会点上一盘蚊香。青烟袅袅升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仓库，想起木门被推开的那条缝，想起月光里递进来的那盘蚊香，想起那个细细的声音说出的那句话。

怕你睡不好。

就这一句话，她说了大半辈子。我也听了大半辈子，从来都没听够。

今年夏天，女儿带着外孙回来住了一阵。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乘凉，外孙跑过来坐在我腿上，指着天上的星星问这问那。赵晓棠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盘蚊香，弯腰放在我脚边。

“姥姥，为什么每次都要给姥爷点蚊香呀？”外孙歪着脑袋问。

赵晓棠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灰，看了我一眼，笑了。

“怕他睡不好。”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忽然觉得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带走了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它永远带不走——比如一盘蚊香里的惦记，比如一句简单的话里藏了三十年的温柔。

那盘蚊香在我脚边燃烧着，青烟升起来，被晚风吹散在院子里。外孙伸手去抓那些烟，抓不住，咯咯地笑。赵晓棠在我旁边坐下，自然地靠过来，就像这么多年来的每一个傍晚一样。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做了大半辈子针线活的手，粗糙但温暖。

“晓棠。”

“嗯？”

“谢谢你那年的蚊香。”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出了眼角细细的纹路，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好看。

“一盘蚊香，谢了大半辈子，你不腻啊？”

“不腻。”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夏天的风吹过院子，吹动枣树的叶子沙沙响，吹起蚊香的青烟打了个旋。远处的麦田早就收了，只剩下整齐的麦茬在夕阳下发着金黄的光。

外孙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回了屋里，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晚霞把半边天烧得通红，像是多年前那个收麦子的黄昏。

我记得那天傍晚，她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去晾，踮着脚把衣服一件一件搭在铁丝上。风吹过来，湿衣服飘起来，她的头发也飘起来。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记了整整一辈子。

“姥爷！姥姥！吃饭了！”外孙在屋里喊。

我拉着赵晓棠站起来，往屋里走去。蚊香还在院子里燃着，青烟袅袅，像是那年夏夜仓库里升起的那一缕，穿过三十年的光阴，一直飘到了今天。

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

好的，我们继续。

日子要是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过下去，那就不叫日子了。

闺女三岁那年冬天，供销社改制，我下岗了。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上午开会通知，下午就得收拾东西走人。我在供销社干了将近五年，从临时工熬到了正式编制，本以为这辈子就捧着这个铁饭碗到头了，谁知道铁饭碗也有摔碎的一天。

那天我从供销社出来，天上下着小雪，冷风往领口里灌。我抱着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我五年来攒下的所有东西——一个搪瓷缸子，一本翻烂了的会计手册，几支圆珠笔，还有一张晓棠和闺女的合影。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在外面站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晓棠先看见了我。她从裁缝铺出来，手里还拿着尺子，看见我怀里的纸箱子，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她什么都没问，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箱子，拉着我进了屋。

进屋以后我才发现，她给我倒水的手在抖。

“怎么回事？”她问。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她听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心里开始发慌。我知道这个家一大半的开销都靠我那点工资，裁缝铺的生意虽然还行，但养活一家三口还是紧巴。

“没事，”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比我想象的平静，“天无绝人之路。你那手会计的活儿没丢，总能找到出路的。”

“晓棠——”

“我说了没事，”她打断我，把我闺女抱过来塞进我怀里，“你先抱会儿孩子，我去做饭。今天晚上吃红烧肉。”

她转身进了厨房，我抱着闺女坐在堂屋里，听见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一刀一刀的，比平时都重。我知道她心里难受，但她不愿意在我面前表现出来。

那天晚上的红烧肉她烧得有点咸，我吃了三碗饭，她也吃了三碗，谁都没再提下岗的事。直到晚上躺到床上，关了灯，她才在黑暗里翻过身来，把脸埋进我胸口。我感觉胸口那块布料慢慢变湿了，但她始终没出声。

我搂着她，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去找活儿了。镇上的厂子一家一家地问，要么不缺会计，要么嫌我没关系没背景。跑了三天，腿都跑细了，一个活儿也没找到。第四天我去了县城，在劳务市场蹲了一上午，最后找了个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的活儿，一天十八块钱。

那活儿不是人干的。早上六点到工地，晚上天黑才收工，搬砖、和水泥、扛钢筋，什么重活累活都得上。我好歹也是中专毕业坐过办公室的人，头一天下来两只手磨得全是血泡，肩膀肿得抬不起来。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特意在河里洗了把脸，把衣服上的水泥灰拍干净，装作没那么累的样子。

但晓棠是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她没说话，只是烧了热水让我泡脚，又拿出药箱给我挑手上的血泡。棉签蘸着碘伏擦在伤口上，又疼又凉，我嘶嘶地吸着气，她的手就顿一下，然后更轻地擦。

挑完血泡她抬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但还是没掉眼泪。

“陈望生，你要是撑不住就换条路走，别硬扛。”

“撑得住。”

“你手都烂成这样了还撑得住？”

“我说撑得住就撑得住。”

她看了我一会儿，低下头把药箱收起来，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端回来一碗红糖水，里面窝了两个鸡蛋。她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说了句“喝完”，然后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喝。

工地上的活儿我干了一个多月，挣了五百多块钱。钱不算少，但人瘦了一大圈，脸晒得黑红黑红的，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砂纸。晓棠嘴上不说，但我发现裁缝铺的灯亮得越来越晚了。她晚上接的活儿越来越多，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听见缝纫机嘎达嘎达地响。

我跟她说别太拼了，她说反正也睡不着，多做几件衣服多挣点钱。我知道她是想让我辞了工地上的活儿，但她不说，她从来不说让我泄气的话。

转机出现在那年开春。镇上农机站的王站长找到我，说站里缺个管账的，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工资稳定，一个月二百四十块钱，比工地强多了。我差点当场答应下来，后来才知道，王站长是赵长河的老同学，晓棠背着我回了好几趟娘家，让赵长河去找的人。

我知道这事以后，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感激、愧疚、不甘，全都搅在一起。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晓棠说，以后别让你爹为我的事去求人了，我自己能行。

她正在给闺女喂饭，闻言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水。

“他是你老丈人，帮你是应该的。你以为我爹为什么帮你？因为他信你。你要是觉得丢人，就好好干，别让他看走眼。”

这话说得不轻不重，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从那以后我再没说过类似的话。

农机站的工作比供销社忙得多，底下十几个村子，谁家的拖拉机坏了、水泵要修、磨面机要保养，都得从站里走账。我一个人管着站里的账本和仓库，白天对账发货，晚上记账盘库，忙得脚不沾地。但我不觉得累，反而觉得踏实。人只要忙起来，心里就没空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但不寒碜。晓棠的裁缝铺慢慢打开了口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大柳树村嫁出去的那个赵裁缝手艺好，做出来的衣服跟城里商场卖的似的。过年的时候订单多到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下了班帮她锁扣眼、熨裤脚。两个人坐在灯下各忙各的，偶尔说两句话，偶尔抬头对视一眼，那种默契比什么甜言蜜语都实在。

闺女一天天长大，眉眼越来越像晓棠，但性子随我，闷葫芦一个，不爱说话，一放学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裁缝铺的角落里写作业。她写作业的时候特别认真，咬着笔头，眼睛瞪得溜圆，跟她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每次看见她那个样子，我就想起很多年前麦田里的赵晓棠，弯着腰割麦子，回头看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去。时光像是打了个转，又绕回到原点。

日子要是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那也挺好。可偏偏天不遂人愿。

闺女上初二那年，周婶查出了病。一开始谁都没当回事，以为就是胃不好，吃不下饭，人瘦了一圈。晓棠带她去镇上卫生院看，开了点胃药，吃了半个月不见好。又去县医院，做了一堆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晓棠是哭着回来的。

胃癌，中期。

赵长河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他是那种一辈子没在人前掉过眼泪的人，村长当了二十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那天他站在医院走廊里，手扶着墙，整个人都在发抖，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一点声音都没有。

后面的日子像是打仗。手术、化疗、中药调理，一样一样地往周婶身上招呼。钱花得像流水，不到半年就把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赵长河二话不说把家里那十二亩地包了出去，包地的钱全部砸进了医药费里。晓棠也把裁缝铺的积蓄全拿出来了，我说你把钱留着，铺子还要周转，她没听，把钱往医院收费窗口一拍，转身就走了。

那段时间晓棠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白天在铺子里做衣服，晚上去医院陪床，困了就在病房的陪护椅上眯一会儿。我要请假去替她，她不让，说农机站的工作不能丢，丢了家里就更难了。我说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她不听，犟得像头驴。

有一天夜里我去医院接她，到了病房门口看见她坐在陪护椅上，上半身趴在周婶的病床边，睡着了。一只手还握着周婶的手，两个女人的手交叠在一起，被走廊的灯光照得发白。周婶醒着，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摸着晓棠的头发，眼睛里全是泪。

我没进去，站在门外看了很久。回去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后座上载着晓棠，她靠在我背上，一句话都没说。风吹过来，带着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冷得刺骨。

“望生。”她忽然开口了，声音闷闷的。

“嗯？”

“要是我娘没了，我爹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有咱们呢。”

她没有再说话，但我感觉后背上的布料又湿了。

周婶熬了两年，最终还是没熬过去。走的那天是秋天，医院窗外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周婶拉着晓棠的手，又拉过我的手，把我们的手叠在一起。她那时候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只是看着我们，眼睛里的话我们看懂了——好好过。

晓棠哭得整个人都软了，我扶着她，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赵长河站在病房的窗户前，背对着所有人，肩膀一耸一耸的，始终没有转过身来。

周婶的后事办完以后，赵长河像是变了一个人。以前那个说话中气十足、走路带风的赵村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整天坐在柿子树下发呆的老头子。他不爱出门了，村里的事也不管了，谁来串门他都不怎么说话，只是坐在那把太师椅上，看着院子里那两棵柿子树发呆。

晓棠放心不下，想把赵长河接到镇上来住。赵长河死活不答应，说他哪儿也不去，就在老屋里待着。说这话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屋里周婶的遗像，眼眶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最后是晓棠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她和闺女每周五放学后回村里住两天，陪赵长河吃几顿饭，周一早上再回镇上。我一个人在镇上守着铺子和家，她们娘俩回村陪老爹。

这个安排持续了好几年。每到周五下午，晓棠就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后座载着闺女，骑十五里地回大柳树村。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有一年冬天下大雪，路上的雪积了半尺厚，我说你们别去了，打个电话跟爹说一声就行。她没听，给自行车轮子缠上麻绳防滑，硬是顶着雪骑回去了。

到了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到了，让我放心。电话里我听见赵长河在那边骂她，说大雪天的跑回来干什么，不要命了。骂着骂着声音就变了，变成了闷闷的哽咽声。

我说你爹哭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说没有，风大，你听错了。

我知道我没听错，但我没再追问。

闺女上高三那年，赵长河的身体开始不行了。先是血压高，后来查出了冠心病，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晓棠把裁缝铺暂时关了，天天在医院守着。我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替她，让她回去睡个囫囵觉。

有一天晚上我值夜班，赵长河半夜醒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开口叫我的名字。

“望生。”

“哎，爹，您说。”

“这些年，”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怎么说，“你对我们家晓棠，还行。”

这是赵长河这辈子对我说过的最接近肯定的一句话。以前他不是没夸过我，但都是夸我工作努力、为人实在之类的，从来没有正面评价过我这个女婿对晓棠怎么样。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有多重，我心里清楚得很。

“爹，这是我该做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我那十二亩地，你帮我管着。等我走了，就是你们的。”

“爹，您别这么说——”

“让我说完，”他摆了摆手，语气忽然变得很平和，“人都有那一天，我心里有数。你听好了，那十二亩地是晓棠的嫁妆，我一早就想好了。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把闺女供出来，别让她像我们这辈人一样，一辈子在地里刨食。”

那天晚上赵长河说了很多话，大概是这辈子对我说过最多的一次。他说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当过最大的官就是村长，但他觉得他最得意的事就是把晓棠养大了，又给她找了个靠谱的男人。他说他以前对我是有顾虑的，觉得我穷，怕晓棠跟着我受苦，但这些年看下来，他放心了。

说到最后他累了，闭上眼睛，呼吸慢慢变得均匀。我以为他睡着了，正要把陪护椅放平眯一会儿，他又开口了。

“望生，我走了以后，你帮我把院里那两棵柿子树留着。那是晓棠她娘嫁过来那年种的，她不在了，树还在。”

“好。”

那是赵长河最后一次跟我长谈。出院后他又撑了半年多，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走了。走得很安详，在太师椅上坐着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没再醒来。脸上带着一丝笑，不知道在梦里看见了什么。

也许是周婶。

赵长河走后，家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闺女高考发挥得不错，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晓棠高兴得不得了，说这是接了她的手艺，但比她有出息。送闺女去省城报到那天，晓棠在校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闺女拖着行李箱走进校园，直到那个小小的身影融进了人群里才转过身来。

她什么都没说，但回去的火车上她一直看着窗外，眼睛红红的。

闺女不在家了，裁缝铺的生意也渐渐淡了。镇上开了好几家成衣店，卖的都是城里工厂批发的衣服，又便宜又新潮，找裁缝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晓棠倒是不急，说正好想歇一歇，做了一辈子衣服，眼睛也花了，腰也疼了，是该退了。

裁缝铺关门那天，她把那台老缝纫机仔仔细细擦了三遍，又上了油，用一块蓝布罩好。我说这机器留着还占地方，不如卖了算了。她瞪了我一眼，说这是她十八岁那年师傅送给她的，陪了她大半辈子，卖什么卖。

那台缝纫机就一直放在我们家的角落里，罩着蓝布，像个沉默的老人。偶尔晓棠会掀开布，坐在机器前面发一会儿呆，手指在转轮上轻轻地拨一下，机器发出熟悉的嘎达声，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响亮。

闺女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进了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师。每年过年回来待几天，大包小包地往家拎东西，给晓棠买羊绒衫，给我买皮夹克。晓棠每次都嫌她乱花钱，但转身就把羊绒衫穿上，对着镜子照半天，跟我炫耀说你看咱闺女挑的，多合身。

闺女走了以后晓棠的话就多了起来，可能是人老了都这样。她开始跟我唠叨年轻时候的事，说她当年是怎么一眼就看上我了，说我弯腰割麦子的背影看着就让人觉得踏实。她说那天晚上给我送蚊香，其实她在仓库门口站了很久，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来来回回好几趟才鼓起勇气推开门。

“你那时候要是没应我，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择菜，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菜价。

我坐在旁边剥蒜，笑着问她：“那你怎么就敢推门了呢？”

她停下手里的活，想了想说：“因为那天白天你中暑了，我看你坐在地上的样子，心里特别慌。那种慌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就知道了，你这个人对我来说不一样。”

我没接话，只是把剥好的蒜瓣放进碗里推到她手边。她看了一眼蒜瓣，又看了一眼我，低下头继续择菜，嘴角带着一丝我看了大半辈子也没看够的笑。

有一年夏天热得特别早，五月中旬就三十七八度了。那天晚上热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晓棠忽然坐起来，下床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拿出一盘蚊香。

“多少年的老古董了，还能用吗？”我看着那盘蚊香，绿色的盘身已经有些发白了。

“试试。”她划了根火柴点上，青烟升起来，熟悉的味道在卧室里弥漫开来。

她躺回床上，侧过身对着我，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她脸上。六十多岁的人了，皱纹和白发一样不少，但她眼睛里的光还在，跟三十多年前站在仓库门口的那个姑娘一模一样。

“陈望生。”

“嗯？”

“你说咱们这辈子，过得值不值？”

我想了想，说：“值。”

“哪里值了？没钱没权的，一辈子就守着这个小镇。”

“你那天晚上给我送蚊香，”我说，“那件事就值一辈子。”

她笑了，伸手在我脸上轻轻拍了一下：“老不正经。”

然后她翻了个身，把后背靠进我怀里。我搂着她，听着她的呼吸声慢慢变得平稳。蚊香的青烟在月光里打着旋，一圈一圈的，把时光绕成了年轮。

后来闺女在省城结了婚，女婿是个老实人，搞工程的，话不多但干事踏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故意板着脸不说话，把他紧张得满头是汗，后来晓棠在后面掐了我一把我才破了功。

闺女生了孩子以后，晓棠去省城帮忙带了一年多。我一个人在镇上待着，白天去农机站转转（其实早退休了，就是习惯性地去溜达），晚上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一个人的饭实在难做，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不够一锅，干脆天天煮面条凑合。

晓棠打电话回来，问我吃得好不好，我每次都拍着胸脯说好着呢，顿顿有肉。她不信，让邻居李婶过来看了一眼，李婶回去就给她打了电话，说我天天吃清水挂面，人都瘦脱相了。第三天晓棠就从省城赶回来了，进门先把冰箱打开看，然后坐在沙发上眼圈就红了。

“陈望生你是不是傻？让你好好吃饭你听见没有？”

我说我一个人做饭太麻烦，凑合一下就行了。她抹了把眼泪，站起身来围上围裙，从冰箱里翻出我存了好几天没做的菜，洗洗切切，一阵锅铲响之后，桌上多了三菜一汤。

“吃。”她把筷子塞进我手里，坐在对面盯着我。

我吃了一口，是她炒的味道。这辈子吃过的菜里，只有她炒的有这个味道，说不上哪里特别，就是特别对。

“晓棠。”

“嗯？”

“你不在家的时候，这屋子太空了。”

她愣了一下，低下头扒了口饭，过了一会儿才说：“等外孙再大点，我就回来陪你。到时候你别嫌我烦就行。”

“不嫌。”

她白了我一眼，嘴角却翘了起来。

外孙上了幼儿园以后，晓棠果然回来了。她说闺女那边有公婆帮忙，用不着她了。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镇上，但她不这么说，她说省城太吵了，住不惯，还是镇上清静。

回来的那天正好是夏天，傍晚的时候天边的火烧云烧得通红。她进门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去院子角落那个老仓库改成的杂物间里翻了一通。我跟着过去看，她从角落里翻出一盘蚊香，举起来冲我晃了晃。

“还有呢，当年买多了，放了好几十年了。”

“还能用吗？”

“试试呗。”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脚边点着那盘不知放了多久的蚊香。外孙不在，闺女不在，院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晓棠靠在我肩膀上，忽然开口问我。

“你还记得那年我爹让你睡仓库吗？”

“记得。”

“其实那间仓库是我让娘收拾的。”

我扭头看她：“什么意思？”

她把脸别过去，假装在看柿子树。但耳朵根红了，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你那天干完活太累了，我怕你回去的路上骑车睡着。所以让我爹把你留下来。”

“你那时候就打我主意了？”我故意逗她。

“说什么呢，”她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不重，“我那时候就是……就是看你人挺好的。”

“就挺好的？”

“特别好。”

我笑了，笑得很大声，惊起了柿子树上的麻雀。她被我笑得不好意思了，站起来就要回屋，我伸手拉住她的手。

“晓棠。”

“干嘛？”

“谢谢你的蚊香。”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着我。暮色里她的轮廓有些模糊，但眼睛里的光还是那么亮。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掌心粗糙，但温热。

“一盘蚊香，谢了一辈子。你这人真有意思。”

“因为那盘蚊香里有人惦记着我，”我说，“被人惦记的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

她没有说话，重新坐下来，把头靠回我的肩膀上。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我也是。”

“什么？”

“被你惦记的感觉，我也一辈子都忘不了。”

院子里的柿子树被晚风吹得沙沙响，蚊香的青烟升起来，被风揉碎了，散在暮色里。远处的麦田早就收完了，新一季的麦苗绿油油的，在晚风里轻轻摇荡。

那盘蚊香烧了整整一个黄昏，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才熄灭。最后一点红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然后就暗了下去。但那股青烟的味道还在，淡淡的，像是这三十多年的光阴，被浓缩成了一种气味，永远留在了夏天的晚风里。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晓棠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响，她站在灶台前切咸菜，刀起刀落的节奏不紧不慢。晨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她的白发上，泛着一层银色的光。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看了很久。

她发现我了，头也不回地说：“看什么看，洗脸去。”

“好。”

我转身去洗脸，嘴角的弧度怎么也压不下去。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快，不慢，像是门前那条小河里的水，不急不缓地往前流。偶尔有石头挡了路，打个旋就过去了。偶尔有大风刮过，泛起几圈涟漪，风停了又恢复平静。

夏天又来了。知了在柿子树上叫得正欢，院墙上的丝瓜藤爬满了半边墙，黄色的小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傍晚的时候我和晓棠照例会坐在院子里乘凉，她择菜我剥蒜，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看天色一寸一寸地暗下去。

有时候外孙会打电话来，叽叽喳喳地说幼儿园的事。晓棠接了电话能说半小时，挂了以后还要跟我复述一遍。我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心里想的是这个家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又变成四个人，又变回两个人。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家的样子从来没变过。

有一天晚上，晓棠忽然跟我说，她梦见了她娘。

我说梦见什么了。

她说梦见那年夏天收麦子，她娘站在地头喊吃饭，喊完了又回头冲仓库那边看了一眼，笑着说了句什么。她在梦里听不清她娘说了什么，但醒来以后忽然想起来了。

“我娘说的是——那小子不错，眼光不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娘是个好人。”

“嗯，”她点点头，声音有些哑，“想她了。”

我伸手把她揽过来，她的肩膀微微抖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我们就这样在月光下坐了很久，直到夜凉透了才回屋。

那盘蚊香还在角落里放着，绿色的盘身上落了一层灰。晓棠说等哪天闷热了就再点一盘，我说好。

其实我知道，蚊香点不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点蚊香的人还在，那股青烟里的惦记还在。这就够了。

夏天还长，日子也还长。两个人，一间老屋，两棵柿子树，一盘三十多年的蚊香。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

也是我们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