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二十五万守军压在北平城里，傅冬菊站在父亲傅作义身边，身份却不能说破。
一边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长女，一边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进出父亲住处，听他说战局，记他的情绪，再把这些变化送到党组织那里。
这不是寻常父女谈心。
一九四八年冬，北平城外炮火逼近。城里的人最怕一件事：真打起来，这座古都还能剩下多少？
她不能退。
傅冬菊早年并不是在父亲庇护下长大的“将门小姐”。
抗战时期，她跟着母亲、弟妹从山西辗转到西安、重庆读书。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她常去。那时周恩来见到这些学生，会问他们读了什么书，参加了什么活动，还告诉他们，不光读书本，也要读社会这本大书。
这句话，她记了很久。
门关上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她本来要从北平回天津。火车快开时，地下党的同志上车找到她，把她拉了下来。
任务很清楚：留下来，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掌握傅作义的思想动向。
她留在北平，接上组织关系，几乎每天到东皇城根一带同地下党负责人见面。父亲吃饭少了，屋里踱步多了，谈到南京的态度变了，这些细小变化，她都记在心里。
这些细节，在战场上有分量。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第二天，蒋介石要傅作义去南京开会。
傅冬菊在屋里等父亲回来。傅作义进门后嘱咐她，自己要去南京，她少出门，免得被特务盯梢。
她没有绕弯子，试着把话递过去：共产党希望傅作义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别让北平、天津再遭战火。
傅作义立刻警觉起来，问她那位“老同学”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
她答得很硬：“是真共产党！”
父亲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屋子里静了一阵。傅作义没有拍桌子，也没有立刻表态，只说这是大事，要好好想想。
这一步，踩进去了。
几天后，傅作义从南京回来，情绪开始变得沉重。他在屋里走来走去，饭也吃得少。傅冬菊知道，父亲又被推到岔路口了。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傅作义把她叫到房里，又问那位“同学”靠不靠得住。
确认后，他说有一件极机密的事，想请对方帮办：给毛泽东发电。
傅冬菊刚要拿纸笔，父亲立刻拦住她。一个字也不能写，只能记在脑子里。
她听父亲口授，又复背两遍。
那封电报的大意，是傅作义承认过去随蒋介石打内战错误，愿把部队、飞机交由毛泽东指挥，并请求派人到北平商谈和平事宜。
纸上没有字。
可这封“没有纸”的电报，已经从傅家屋里送了出去。
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傅作义的二十五万守军被困城中，向西、向南突围的路越来越窄。
他的顾虑也越来越重。
他怕被骂叛逆，怕对不起旧部，怕多年经营的部队到最后化为乌有。傅冬菊能做的，是一遍遍把形势讲给他听，也把他最真实的犹疑传出去。
她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
父亲在前厅说的话，别人未必听得到；父亲深夜的烦闷，外人更看不到。
她看见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后，北平和平谈判加快。傅作义终于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道路。
一月二十一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守军按协议撤出市区，接受改编。到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
北平保住了。
许多人只记得傅作义后来担任水利部部长，却容易忘了，那个冬天站在他身边的傅冬菊，承担的是不能公开的工作。
她没有因此走向高位。
她最后的身份，不是部长，不是显赫官员，而是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离休干部。
她还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行政级别为十三级。
这个答案有些反差。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日晚，北京医院里，八十三岁的傅冬菊走完一生。
病房门外，人们记得傅作义，也记得北平和平解放。门里躺着的，是那个曾在一九四八年冬天把父亲的话背下来、送出去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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