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小镇走出15位帝王，连皇帝都深深忌惮

德祐元年十一月的江南，冷得格外早。

常州城墙上，守军正用竹木和泥土填补被炮火轰开的缺口——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城墙，将近四百年没有大修过了。

城外，元军统帅伯颜的大帐里，降卒被驱赶着运土垒台，土石不够时，连人一起填入垒中。

城上城下，没有人说话，只有斧凿声、脚步声和偶尔的呻吟。

这座城叫常州。

城外是元朝丞相伯颜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城里的守军，连同僧兵和民兵在内，不过两万余人。

悬殊的数字面前，伯颜派人进城劝降，“譬谕百端”。

守城的人没有回答。

伯颜大怒，下令攻城。

这是1275年的冬天。

一座城墙破旧到被敌人称为“纸城”的江南小城，即将以血肉之躯，写下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而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硬气”，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一

德祐元年正月初，元军沿长江东下，常州知州赵汝鉴弃城而逃。

城陷的消息传出，宜兴人姚訔坐不住了。

他是咸淳元年的进士，做过福建泉州的司理。

此时他正在宜兴为母守丧。

同他一起守丧的，还有无锡人陈炤。

两个人相对而坐，说了一句话：城不可以不收复。

他们联络了江阴的张世杰。

五月，张世杰派都统刘师勇率军攻入常州。

城，夺回来了。

南宋朝廷下诏，命姚訔为常州知州，陈炤为通判。

副都统王安节率七千淮兵入城协防。

晋陵人胡应炎召集了三千壮勇。

护国寺的万安、莫谦之两位长老，带着五百僧人举起了“降魔”大旗。

五百僧人说：“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

这几乎是常州能集结的全部力量。

八月，元军再次兵临城下。

这一次，领军的是伯颜本人。

伯颜看着常州的城墙笑了——低矮、残破，到处都是豁口。

他称它为“纸城”。

但他很快笑不出来了。

城是纸做的，守城的人却是铁打的。

元军用回回炮昼夜轰击。

城墙塌了，守军就用树枝和泥土堵上。

粮食吃光了，就杀马充饥。

伯颜派人劝降，姚訔不听。

伯颜再派人，还是不听。

伯颜一怒之下，命降将王良臣驱赶城外居民运土筑垒，与城墙齐平，上置火炮。

土石不够，就把人也填进去。

攻城持续了数月。

常州像一个被围困的孤岛，外无援兵，内无粮草。

朝廷不是没有派过援军。

文天祥驻守平江时，曾给路过此地的援将张全补充了三千广军和五千赣军。

赣军是文天祥在江西招募的百姓，有人嘲笑他们是“乌合之众”，文天祥称他们为“郡中豪杰”。

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在常州城东五里遭遇元军阻击。

广军将领朱华、赣军将领尹玉、麻士龙拼死血战，而张全的两千官军“提军隔岸、不发一矢”。

尹玉率五百残兵夜战，亲手杀敌六七十人，最终力尽被杀，部下无一投降，仅四人幸存。

这是常州最后一次见到朝廷的援军。

从此，他们只能靠自己。

十月底，元军攻破常州。

巷战从清晨打到黄昏。

王安节臂负重伤，仍在挥舞长刀，最终被俘。

元军劝他投降，他不肯，被杀。

姚訔退入府衙，在四面合围之际纵火自焚。

陈炤战死。

刘师勇率残部突围，奔往平江，后忧愤而死。

护国寺的五百僧兵，无一生还。

城破之时，几乎无一人投降。

元军入城后，伯颜下令屠城。

常州军民“被杀几尽”。

1275年年底，常州城的一处桥墩下，爬出来七个人。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他们是这座城最后的幸存者。

后来，这七个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名叫“十八家村”。

今天常州有一条小巷，叫“古村”，就是当年的遗址。

伯颜离开常州时，回头看了一眼这座残破的城池。

他说了一句话，被记入了史册——“纸城铁人”。

后来，文天祥被俘北上的途中经过常州。

他写了一首诗，悼念那些死去的军民。

诗里说，常州是“忠义城”。

再后来，明代在常州建了忠义祠，祭祀殉难的军民。

这座祠的规格，与杭州的岳飞庙相同。

常州人没有忘记那七个人。

也没有忘记那座“纸城”和那些“铁人”。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常州的“硬气”，远远不止这些。

二

从常州城区向西北走五十多里，有一个小镇，叫万绥。

今天的万绥看起来和江南任何一个普通村镇没什么两样——白墙黑瓦，木格花窗，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古街还在，两侧的民居延续着明清的风格。

但翻开史书，你会看到另一个名字。

万绥最早叫阜通。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北方士族纷纷南渡。

汉朝相国萧何的第二十代孙、淮阴令萧整，带领族人从山东兰陵一路南迁。

他们渡过长江，在武进故城以东落脚，这里后来被称为“东城里”。

为了保持北方士族的身份，萧整把这里改名为“南兰陵”。

萧氏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一百多年后，这个家族走出了两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和萧衍。

公元479年，萧道成建立齐朝。

公元502年，萧衍建立梁朝。

齐、梁两朝，前后七十八年，共出了十五位帝王。

萧衍把祖宅所在的街巷命名为“万岁里”。

渐渐地，整个镇子被人叫做“万岁镇”。

一个镇子，走出十五位皇帝。

这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

但“万岁”两个字，在帝王眼里是忌讳。

传说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天下后，听说了常州西北有个叫“万岁”的小镇，居然连出两朝皇帝。

他担心这里再出真龙天子，威胁到大唐的江山。

于是下了一道旨意：把“万岁镇”改成同音的“万绥镇”。

“绥”是什么意思？

绥靖，镇压。

改个名字还不够。

贞观五年，唐太宗又下令在镇上建了一座东岳庙。

这座庙的格局很特别——大殿是正方形的。

有人说，这就像盖上了一颗玉玺大印，泰山压顶一般，镇住这里的帝王之气。

今天你去万绥，还能看到这座东岳庙。

占地两千八百多平方米，由门厅、子孙堂、大殿等组成。

大殿依然是正方形的，在全国的庙宇中极为罕见。

万绥的名字在历史上几经变更。

北宋时曾恢复“万岁镇”的称呼。

明代朱元璋听说这里王气冲天，又令道士做法破坏风水，废“万岁镇”复名“阜通镇”。

清朝时，因为这里是浦河与孟河交汇的渡口，万船云集，又是税源重镇，一度被叫作“万税镇”。

太平天国时期战乱不休，乡民思安，又把“万税”改回了“万绥”。

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但万绥始终是那个万绥。

史学家公认这里是“齐梁故里”。

《武进县志》记载：“万绥乡，这里是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故宅所在，因名万岁镇，绥与岁谐音，后遂名万绥。”

一个镇子走出十五位帝王，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传奇。

但常州人没有把这份“帝王气”变成骄纵和奢华。

相反，他们把这种气运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

三

北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这一年，宋徽宗集天下贡士于殿前，全国取进士三百名。

放榜那天，一份统计送到了御前——常州府，五十三人。

三百人里，常州占了五十三人。

超过六分之一。

朝野震惊，全国轰动。

宋徽宗亲自下了一道褒诏，写了两个字：“进贤”。

常州郡守和府学教官各晋升一级。

为了纪念这件事，郡守徐申在常州状元桥南建了一座“进贤坊”，旁边又建了一座“荣赐亭”。

“进贤”两个字被刻成匾额，挂在常州文庙之中。

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荣耀。

常州人读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常州府共出了十五名状元、十三名榜眼、十七名探花、一千九百四十七名进士。

南宋大诗人陆游评价常州：“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清代大才子龚自珍说得更直白：“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一个江南小城，何以如此？

有人说是地理。

常州地处江南腹地，长江在侧，太湖在畔，水运通达，漕运枢纽。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积累。

有人说是家风。

常州的大户人家，庄氏、恽氏、赵氏、张氏、吕氏……世代读书，父子同科、兄弟同榜，是常有的事。

但还有一种说法，藏在常州人的骨子里。

常州人的性格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

不畏惧，不逢迎。

遇事不躲，吃苦能扛。

明代高攀龙说过一句话：“天下有事，毗陵人必有。”

毗陵是常州的古称。

意思是说，天下出了大事，一定少不了常州人。

崇文，是常州的一面。

刚正，是常州另一面。

这两面在常州人身上并不矛盾。

读书人也可以提刀上城头——姚訔是进士，陈炤是进士。

五百僧人可以放下木鱼拿起兵器——“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

文天祥招募的赣军是“乌合之众”，但打起仗来无一投降。

常州人把书读到了极致，把硬气也撑到了极致。

但如果你以为常州只有“硬”，那就错了。

四

常州铁市巷，一条几百年来经营铁器的古巷。

巷子里有个女孩，叫金启生。

她出生在1897年。

父亲金荫槐是个医生，以行医济世。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从小没有母亲的孩子，比别人更懂得失去的滋味。

金启生在心里暗暗立了一个誓：将来要为失去母爱的孩子做点事。

1923年，金启生从暨南大学法学系毕业。

同年，她应南洋华侨之邀，前往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学校教书。

也就是在这一年，常州有一群人正在做一件事。

常州的有识之士冯晓青和伍琢初集资，在古运河新坊桥堍的灵官庙旧址创办了一所“私立常州贫儿院”。

说是贫儿院，其实就是收留流浪儿童的地方。

三十多间庙房修整一下，空地上再盖一栋楼，就是全部的家当。

冯晓青捐了三千银元，伍琢初捐了两千五百银元。

但这点钱远远不够。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乱兵在常州抢劫。

贫儿院的筹款更加困难。

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

远在印尼的金启生听说了这件事。

她给冯晓青写了一封信，说：“冯公是大善人，是可以信任的好人。

我愿意为贫儿院募款。”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辞去印尼华侨学校的高薪教职。

不取分文报酬。

不谈个人婚事。

数年间，她奔走于南洋各岛，向华侨募捐。

南洋的岛屿一个接一个，金启生的脚步没有停过。

她“无矜色，无饰言”——从不自夸，也不说漂亮话。

募到的每一分钱都汇回常州，自己回家探亲的费用全部自费，不动用贫儿院一分钱。

几年下来，她共募得侨胞捐助法币八万余元，有人说超过了十万。

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在太湖马迹山的数百亩农田也捐给了贫儿院。

有了这笔钱，贫儿院办起来了。

设小学部和职业部，实施七年义务教育。

1928年又增设女子部，女生学习织布、缝纫和刺绣。

到1935年，贫儿增至一千多人，贫儿院在常州开了四座分院。

但金启生看不到了。

长年的奔波劳累，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30年，她病倒了。

同年7月，金启生逝世，年仅三十三岁。

庄蕴宽——民国审计院院长——亲自为她写了《金启生女士小传》。

时任江苏省主席钮永建闻讯，极为赞扬。

1931年，常州社会各界在贫儿院的天井里立起一座石质纪念塔。

塔身是四方四棱的金山石，上刻八个描金大字：“金启生女士纪念塔”。

基座南面是她的半身浮雕肖像，北面刻着庄蕴宽撰写的碑文。

碑文里有一句话：“失我擎柱——金启生女士小传”。

后来，人们又在塔前建了一座楼，取名“启南楼”。

1953年，常州市第一中学迁到贫儿院旧址，纪念塔被妥善迁移保护。

今天你走进常州一中，还能看到那座塔。

金启生不是武将，没有守过城。

她没有面对过伯颜的大军，也没有在城破之时纵火自焚。

但她做了另一件事——用一己之力，托起了一千多个孩子的未来。

辞去高薪，不谈婚事，奔走南洋，直至病逝。

这不是“硬”，这是“仁”。

而“仁”，是“硬”的另一面。

五

常州这地方，有点意思。

它出过十五个皇帝，却没有变成骄奢之地。

它一科出了五十三个进士，却没有变成迂腐之乡。

它的城墙被敌人叫做“纸城”，守城的人却被叫做“铁人”。

它的女儿远渡重洋，为了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累死在异乡。

明代高攀龙说：“天下有事，毗陵人必有。”

北宋大观三年那一科，全国三百名进士，常州占了五十三人。

1275年年底，常州城桥墩下爬出来七个人。

1930年，一个三十三岁的女子倒在南洋。

这些数字和名字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

那条线从萧整南迁开始，经过萧道成、萧衍的十五代帝王，经过姚訔、陈炤、王安节、刘师勇的半年死守，经过大观三年状元桥边的进贤坊，经过万绥镇那座正方形的大殿，一直延伸到铁市巷、灵官庙和金启生纪念塔。

那条线是什么？

有人叫它“硬气”。

遇事不躲，吃苦能扛。

面对二十万大军不降，面对高薪厚禄不留，面对家国危难不退。

但“硬气”两个字，只说出了一半。

另一半是“仁”。

常州人的“刚”里，带着“仁”。

你可以说这是江南的细腻，也可以说是北方的骨气，更准确地说——这是常州人自己的活法。

他们读书，但不迂腐。

他们刚烈，但不残忍。

他们能扛事，也能爱人。

1275年的冬天，伯颜看着常州的废墟说“纸城铁人”。

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半句，常州人自己补上了。

铁是硬的。

但铁也能锻造成桥，铺成路，托起一代又一代人。

今天你走在常州，还能看到古村的巷子。

还能看到万绥的东岳庙。

还能看到常州一中校园里的金启生纪念塔。

如果你停下来仔细听，也许能听到七百多年前的声音——斧凿声、脚步声、诵经声、读书声。

那声音穿过层层叠叠的时光，汇成一句话。

那句话，常州人已经说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