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包工头和36岁女士同居六个月，查完户口俩人懵圈了

老周把最后一根烟屁股摁进搪瓷缸里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

不是冷的。

十一月的风从工棚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水泥灰和柴油味，但他早习惯了。他抖是因为刚才接了个电话，李姐打来的，说给他介绍的那个人今晚就到。

“五十二了，你还挑啥？”李姐在电话里嗓门大得像吵架，“人家三十六，带个闺女，就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你甭嫌人家有孩子，你自己啥条件心里没数？”

老周没嫌。

他一个包工头，在工地上混了二十年，老婆跟人跑了十年，儿子在外地一年到头不回来一趟，他有什么资格嫌？

就是有点慌。

他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搁，站起来在工棚里转了两圈。工棚不大，一张铁架子床，一个塑料衣柜，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电饭煲和半瓶老干妈。墙角堆着安全帽、工具包、两箱矿泉水。水泥地面扫得还算干净，但再怎么扫也扫不出个家的样子。

他想了想，把床上那条洗得发白的床单扯下来，换了条新的。新床单是上个月超市打折买的，四十九块钱，深蓝色，摸着还有点硬。他又把枕头拍了拍，把被子叠了叠，叠完觉得太刻意，又扯开了一点。

然后他站在门口等。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李姐的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过来了。车灯照得工棚前面的空地一片惨白，老周眯着眼看过去，看见三轮车后斗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女的，一个小孩。

李姐把车停稳，扯着嗓子喊：“老周！人给你带来了！”

老周走过去，先看见的是那个小孩。七八岁的样子，扎两个小辫，穿着件粉红色的棉袄，袖口脏了一块，背着个书包，书包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小姑娘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往她妈身后缩了缩。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女的。

三十六岁。

但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瘦，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脖子底下，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没化妆，皮肤有点暗，但五官端正。她站在三轮车旁边，手里拎着两个蛇皮袋，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小的那个看着像是装衣服的。

她看了老周一眼，点了下头，没说话。

老周也点了下头，也没说话。

李姐从三轮车上跳下来，一巴掌拍在老周后背上：“愣着干啥？帮人拿东西啊！”

老周这才反应过来，伸手去接那两个蛇皮袋。女的手指攥得紧，他接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背，冰凉的。十一月的晚上，坐三轮车吹了一路的风，能不凉吗。

“进屋吧。”老周说。

他声音有点哑，嗓子眼里像是卡了口痰，清了清也没清出来。

工棚里开着灯，四十瓦的日光灯管，照得整个屋子白惨惨的。女的进了门，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一圈，脸上没什么表情。小姑娘跟在她身后，也看了一圈，小声说了句：“妈，这屋好小。”

女的没接话。

李姐倒是接了：“小是小了点，但你周叔人好，踏实，能挣钱。你妈跟了他，亏不了你们娘俩。”

老周站在门口，手不知道往哪放。他看了看那女的，又看了看那小姑娘，最后把目光落在那个大蛇皮袋上。

“你们还没吃饭吧？”他问。

女的摇了摇头。

老周走到折叠桌前，把电饭煲打开。里面还有半锅米饭，中午剩的，已经凉了。他想了想，又把电饭煲盖上，从桌子底下摸出一袋挂面。

“我给你们下点面条吧，”他说，“快，十来分钟就好。”

女的没客气，说了声“行”，就在床沿上坐下了。小姑娘挨着她坐，书包没摘，两个眼睛盯着老周的动作看。

老周从墙角翻出电磁炉，插上电，坐上锅，倒水。等水开的时候，他从塑料袋里摸出两个鸡蛋，想了想，又摸出一个。三个鸡蛋，一人一个。

水开了，下面条。面条在锅里翻滚，老周拿筷子搅了搅，打了鸡蛋进去。蛋白在沸水里慢慢凝固，变成白色的云朵状。他往锅里撒了点盐，倒了点酱油，又从老干妈瓶子里挖了一勺辣椒酱搅进去。

香味很快弥漫开来。

小姑娘吸了吸鼻子，小声跟她妈说了句什么。女的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

面好了，老周盛了三碗。碗是那种不锈钢的，工地上的标配，磕得坑坑洼洼的，但洗得干净。他把筷子在袖子上擦了擦，递给女的。

女的接过筷子，说了声“谢谢”。声音不大，但听着还算和气。

三个人坐在折叠桌前吃面。桌子小，三个人挤着，胳膊肘碰胳膊肘。老周尽量往边上缩，但他块头大，缩也没缩出多少空间。女的倒是不在意，低头吃面，吃得不快不慢。小姑娘吃得急，吸溜吸溜的，嘴角沾了辣椒油。

老周看着她们吃，自己那碗没怎么动。

吃完面，女的主动收拾了碗筷，拿到工棚外面的水龙头底下洗。老周跟出去，站在旁边，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憋出一句：“水凉，我来洗吧。”

女的说了句“没事”，三两下就把碗洗完了。

李姐在旁边看着，脸上的表情像是满意，又像是着急。她把老周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人我给你带来了，成不成看你自己。我跟你说，这女的不容易，老公出车祸没了两年了，一个人带个孩子，在县城租房子住，打零工。你要是能对她好，她就跟你过。你要是对不住人家，我第一个不答应。”

老周点了点头。

李姐又交代了几句，就骑上三轮车走了。三轮车突突突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工棚里只剩下三个人。

老周站在门口，看着坐在床沿上的母女俩，忽然觉得这个他住了两年的工棚变得陌生了。

“那个，”他清了清嗓子，“你们睡床上，我打地铺。”

女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地上凉。”

“没事，我有褥子。”老周说着，从床底下抽出一卷泡沫垫，铺在水泥地上，又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旧褥子铺上去。褥子是军绿色的，用了好多年，边角都磨破了，但还算厚实。

女的没再说什么，打开那个大蛇皮袋，从里面往外掏东西。牙刷、毛巾、梳子、一个小镜子、半瓶擦脸油、几件换洗衣服。东西不多，但收拾得整齐。她又打开那个小蛇皮袋，里面全是小姑娘的衣服，叠得方方正正的。

老周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这是全部家当了吧。

一个三十六岁的寡妇，带着一个七岁的闺女，全部家当就两个蛇皮袋。

他想起自己前妻走的时候，也是两个蛇皮袋。不过她是回娘家，娘家就在隔壁镇上，不算远。但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是从县城过来的，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又坐了李姐的三轮车。她娘家在哪，他不知道。她有没有兄弟姐妹，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她叫刘秀梅。

这个名字是李姐告诉他的，别的他一概不知。

刘秀梅把东西收拾好，从蛇皮袋里摸出一件旧T恤，对小姑娘说：“妞妞，洗脸洗脚睡觉了。”

妞妞乖乖地跟着她去了工棚外面的水龙头。老周听见水声哗哗响了一阵，然后母女俩回来了。妞妞的脸洗得干干净净，小辫子拆了，头发披散着，看着更小了。

刘秀梅把妞妞抱上床，给她脱了棉袄，盖好被子。妞妞躺下去没两分钟就睡着了，呼吸均匀，小脸埋在枕头里。

刘秀梅坐在床沿上，没躺下。

老周坐在泡沫垫子上，也没躺下。

两个人隔着不到两米的距离，谁也不看谁。

沉默了好一阵，刘秀梅先开了口。

“李姐跟我说了你的事。”她说。

老周“嗯”了一声。

“她说你离婚十年了，儿子跟了前妻，现在在外地工作。”

“嗯。”

“她说你在工地上干活，包点小工程，一年能挣个十来万。”

“差不多。”

“她说你人老实，不赌不嫖，就是一个人过久了，想找个伴。”

老周没吱声。

刘秀梅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的事李姐应该也跟你说了。我男人出车祸走了两年了，赔了点钱，不多，都还债了。我在县城租房子住，给人做保洁，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妞妞上小学一年级，学费不贵，但别的开销也不少。”

她顿了顿，声音平得像在念账本：“我带个孩子，你要是觉得不行，明天我就走。”

老周抬起头看她。

她坐在床沿上，背挺得直直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节有点发白。日光灯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眼角有几条细纹，嘴唇有点干，起了一层白皮。

“我没说不行。”老周说。

刘秀梅看了他一眼。

“我就是觉得，”老周挠了挠头，“我这条件你也看见了，住工棚，吃面条，一年到头在工地上泡着。你跟了我，享不了什么福。”

“享福？”刘秀梅笑了一下，笑容很淡，一闪就没了，“我就想找个踏实人，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妞妞能安安稳稳上学。享福这种事，我早不想了。”

这话说得实在。

实在得让老周心里发酸。

“那行，”他说，“你要是不嫌弃，咱就先这么过着。什么时候你觉得不行了，想走，我不拦你。”

刘秀梅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脱了羽绒服，叠好了放在枕头边上，又把袜子脱了，塞进鞋子里。然后她侧身躺下去，跟妞妞挤在一个被窝里。

老周站起来关了灯。

工棚一下子黑了，只有窗户透进来一点月光，淡淡的，照在水泥地上像一层霜。

他躺在泡沫垫子上，盖着那条旧褥子，褥子有点薄，地上的凉气往上渗。他缩了缩身子，把褥子往肩膀上拽了拽。

黑暗中，他听见床上传来轻微的翻身声。

然后听见刘秀梅说了句：“地上凉，你明天买个折叠床吧。”

老周应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他又听见她说：“这工棚离学校远不远？”

“不远，”老周说，“走十来分钟有个小学。”

“那就好。”

沉默。

又过了一会儿。

“周哥。”

“嗯？”

“谢谢你今晚的面条。”

老周没接话。

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床上母女俩均匀的呼吸声，觉得这个住了两年的工棚好像忽然有了点不一样的温度。

不是暖，但也没那么冷了。

第二天早上，老周是被电磁炉的声音吵醒的。

他睁开眼，看见刘秀梅已经起来了，正在用电磁炉烧水。妞妞还躺在床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小脸。

“早。”老周坐起来，脊椎骨咔咔响了两声。

“早。”刘秀梅回头看了他一眼，“我烧点水，给妞妞洗脸。”

老周站起来，把泡沫垫子和褥子卷起来塞回床底下。他走到门口，伸了个懒腰，清晨的空气凉飕飕的，带着露水的味道。工地上还没开工，几个工人蹲在远处吃早饭，看见老周，喊了声“周哥早”。

老周冲他们挥了挥手。

回到屋里，刘秀梅已经把水烧好了，倒在一个塑料盆里，兑了点凉水，正给妞妞洗脸。妞妞闭着眼睛，仰着头，让她妈擦。擦完脸，刘秀梅又从那个小蛇皮袋里翻出一盒雪花膏，挖了一点抹在妞妞脸上。

老周站在旁边看，觉得这画面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

很多年前，他前妻也是这样给儿子洗脸的。那时候他们还住在镇上，儿子刚上幼儿园，每天早上鸡飞狗跳的。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事就没了。

“你早上吃什么？”老周问。

“随便。”刘秀梅说。

老周想了想，从桌子底下翻出一袋速冻馒头，放在电磁炉上蒸。又拿出三包豆浆粉，用热水冲了三杯豆浆。馒头蒸好了，白胖胖的，冒着热气。三个人围着折叠桌吃早饭，妞妞吃得很香，一个馒头几口就没了，老周又给她拿了一个。

吃完早饭，刘秀梅说要送妞妞去学校。老周说陪她们去，认认路。

三个人出了工棚，沿着工地外面的土路走。路两边是杂草和堆放的建材，远处是正在盖的几栋楼，脚手架密密麻麻的，塔吊在空中慢慢转。妞妞背着那个别针别着的书包，一边走一边踢石子。

走了十来分钟，到了那个小学。学校不大，两栋楼，一个操场，操场上铺的塑胶跑道已经磨得露出了水泥地。校门口有卖早点的摊子，炸油条的香味飘过来，妞妞回头看了一眼。

刘秀梅把妞妞送到校门口，蹲下来给她整了整衣领：“好好听课，放学妈来接你。”

妞妞点了点头，背着书包跑进去了。

老周和刘秀梅站在校门口，看着妞妞跑进教学楼，不见了。

“回去吧。”老周说。

两个人往回走。

路上，老周想了想，说：“工棚确实小了，三个人住着挤。我这两天看看能不能租个房子。”

刘秀梅没接话，低着头走路。

老周又说：“你工作的事，不着急。先在工地上帮我做做饭，我给工人们做午饭晚饭，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搭把手，我按月给你算钱。”

刘秀梅抬头看了他一眼：“多少钱？”

“两千。”老周说完，又觉得少了，“三千吧。”

刘秀梅点了点头。

回到工棚，老周就去工地上转了。他包的是这栋楼的室内装修，瓦工、木工、油漆工，十来个人，进度还行，但材料有点跟不上。他打了几个电话催材料商，又跟工头对了对进度，忙了一上午。

中午回到工棚，刘秀梅已经把饭做好了。

电饭煲里焖了米饭，电磁炉上炒了两个菜，一个土豆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菜炒得一般，土豆丝切得有粗有细，西红柿炒鸡蛋有点咸，但老周吃得挺香。

工人们也过来吃，七八个人蹲在工棚外面，一人端一个碗，吃得很热闹。有人看见刘秀梅，问老周是谁，老周说是新来的帮厨的。工人们嘿嘿笑，眼神暧昧，但没多问。

吃完饭，刘秀梅收拾碗筷，老周在旁边帮忙。两个人蹲在水龙头底下洗碗，水哗哗的，碗筷碰撞叮叮当当。

“下午我去趟镇上，”老周说，“买个折叠床，再买点日用品。你有啥要买的？”

刘秀梅想了想：“买个盆吧，给妞妞洗脚用。再买块香皂。”

老周应了一声。

下午他骑了工地上那辆破电动车去了镇上。镇上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各种店铺。他先去超市买了折叠床、塑料盆、香皂、毛巾、牙膏牙刷，又买了两床被子、一个枕头。想了想，又买了一个小台灯，给妞妞写作业用。

从超市出来，他路过一家服装店，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进去买了一件女式棉袄、一件小孩的羽绒服。他不知道尺寸，跟店员比划了半天，店员问他老婆多高多重，他愣了一下，说大概一米六，一百斤左右。

店员给他拿了个中号。

他又去菜市场买了菜。猪肉、鸡蛋、土豆、白菜、粉条，乱七八糟装了两个塑料袋。路过一个卖糖葫芦的摊子，他买了一串，用纸包好了揣在兜里。

回到工棚已经是傍晚了。

刘秀梅正在工棚门口坐着，手里缝着什么东西。走近了才看清，是妞妞那个书包，拉链坏了的地方她用针线缝上了一块布。

老周把东西从电动车上卸下来，一趟一趟往屋里搬。折叠床撑开，放在工棚的另一边，离大床大概一米远。新被子铺上去，枕头放好。台灯放在折叠桌上。塑料盆、香皂、毛巾摆在水龙头旁边。

刘秀梅看着他忙活，没说话，手里的针线也没停。

老周忙完了，从兜里掏出那串糖葫芦，放在桌上：“给妞妞买的。”

刘秀梅看了一眼糖葫芦，又看了他一眼。

“谢谢。”她说。

傍晚妞妞放学回来，看见糖葫芦，眼睛一下子亮了。她拿起来就咬，糖壳碎了一嘴，山楂酸得她眯眼睛，但吃得高兴。

“周叔买的。”刘秀梅说。

妞妞嘴里塞着山楂，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谢谢周叔”。

老周笑了笑，没说话。

晚上吃完饭，妞妞趴在折叠桌上写作业，台灯照着她的本子，铅笔在纸上沙沙响。刘秀梅坐在床沿上看着她，时不时指一下。老周坐在折叠床上，翻手机，但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就是不想闲着。

写完作业，刘秀梅用新买的塑料盆给妞妞洗脚。妞妞把脚泡在热水里，舒服得直哼哼。洗完脚，她爬上大床，钻进新被子里，没两分钟就睡着了。

刘秀梅把洗脚水倒了，回来坐在床沿上。

老周坐在折叠床上。

两个人隔着那一米的距离，谁也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梅开口了。

“周哥。”

“嗯？”

“你前妻，为啥走的？”

老周没想到她会问这个。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嫌我没出息。”

刘秀梅没接话。

老周又说：“那时候我在镇上开了个小装修店，生意不好，一年挣不了几个钱。她想让我跟她去她娘家那边做生意，我不想去，吵了几回，她就走了。儿子她带走了，那时候儿子才十岁。”

他顿了顿：“现在儿子二十三了，在南方打工，一年给我打两三个电话。”

刘秀梅静静地听着。

“你呢？”老周问，“你男人……”

“车祸。”刘秀梅说，“在县城工地上干活，晚上骑摩托车回家，被一个拉土方的大车刮了。送到医院没救过来。”

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赔了十八万，”她继续说，“还了他之前欠的债，剩了五万。我租房子、养孩子、过日子，两年花得差不多了。”

老周没说话。

“他欠债的事，我一开始不知道。”刘秀梅的声音有点哑，“他瞒着我跟人合伙做生意，赔了，借了高利贷。人没了以后，要债的找上门，我才知道。”

她停顿了一下：“我把能卖的都卖了，把债还了。剩下的五万，我没敢动，存了定期，给妞妞以后上学用。”

老周听着，胸口像堵了块石头。

“你娘家呢？”他问。

“娘家在贵州山里，”刘秀梅说，“我出来十几年了，不怎么回去。家里还有哥嫂，条件也不好，帮不上什么忙。”

老周点了点头。

沉默。

日光灯嗡嗡响。

“周哥，”刘秀梅忽然说，“你要是哪天不想过了，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

老周抬头看她。

她坐在床沿上，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指节还是有点发白。日光灯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不会不想过。”老周说。

刘秀梅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这人没啥本事，”老周说，“但说话算话。你跟我过一天，我就对你好一天。哪天你觉得不行了，要走，我不拦。但只要你还在这儿，我就把你和妞妞当自家人。”

刘秀梅低下头，两只手攥得更紧了。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关了灯。

黑暗中，老周听见她躺下去的声音，听见她给妞妞掖被子的声音。

然后听见她说：“周哥，晚安。”

老周躺在折叠床上，望着黑漆漆的天花板。

“晚安。”他说。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刘秀梅是个利索人。来了没几天，就把工棚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水泥地用水冲了三遍，露出了本来颜色。墙角的安全帽码得整整齐齐，工具包挂成一排。折叠桌铺了块塑料布，电饭煲和电磁炉擦得锃亮。窗户上的灰擦干净了，阳光照进来，工棚里亮堂了不少。

她做饭的手艺也慢慢好了。刚开始几天，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匀。后来她跟工地上的一个四川工人学了几个菜，回锅肉、麻婆豆腐、酸辣土豆丝，做得越来越像样。工人们都说老周有福气，找了个好厨子。

老周听着嘿嘿笑，不说话。

妞妞也慢慢适应了。刚开始几天，她怯生生的，不怎么说话，放学回来就缩在床上。后来熟了，开始在工棚里跑来跑去，跟工地上的工人混熟了，有个瓦工师傅还给她用碎瓷砖拼了个小马赛克画，她宝贝似的摆在床头。

老周每天接送她上学放学。早上骑着那辆破电动车，前面站着妞妞，后面坐着刘秀梅，三个人挤在一辆车上，突突突地穿过土路。妞妞背着缝好的书包，手里攥着老周给她买的豆浆和包子，一边吃一边跟老周说话。

“周叔，今天我们学乘法了。”

“哦，乘法难不难？”

“不难，就是背口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

她背得磕磕巴巴的，老周听着直乐。

送到校门口，妞妞跳下车，冲他们挥挥手，跑进去了。老周和刘秀梅再骑着车回来，路上经过菜市场，买点菜，买点肉。

回到家，刘秀梅开始准备午饭，老周去工地上转。中午工人们回来吃饭，蹲在工棚外面，一人一碗米饭，上面盖着菜，吃得呼噜呼噜响。刘秀梅在旁边看着，谁碗里菜少了就添一勺。工人们开玩笑叫她“嫂子”，她脸红了一下，没答应也没否认。

下午老周继续忙工地的事，刘秀梅收拾完碗筷，有时候洗洗衣服，有时候去镇上买点东西。傍晚妞妞放学，老周去接，回来刘秀梅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吃完饭，妞妞写作业，老周和刘秀梅坐在旁边，一个翻手机，一个缝缝补补。写完作业，妞妞洗脚睡觉，老周和刘秀梅也各自躺下。

日子过得平淡，但规律。

有一种老周很久没有体会过的安稳感。

十二月初，老周接了个电话。

是他儿子打来的。

儿子叫周洋，二十三岁，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平时不怎么打电话，逢年过节发个微信，也是“爸，节日快乐”这种，干巴巴的。

这次打电话，是因为他听说了刘秀梅的事。

“爸，李姨跟我说你找了个女的？”周洋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有点失真。

“嗯。”老周说。

“啥情况啊？你了解人家吗？别被人骗了。”

老周皱了皱眉：“你李姨介绍的，靠谱。”

“靠谱啥呀，”周洋说，“现在这社会，谁知道谁是啥人。她带个孩子，图你啥？图你钱呗。”

老周没说话。

“爸，你别糊涂，”周洋继续说，“你一年挣那点钱，自己花还行，养别人老婆孩子？你傻不傻？”

“她不是别人老婆，”老周说，“她男人死了两年了。”

“那不还是别人老婆？”周洋的语气有点冲，“爸，我跟你说，你要是想找，找个年纪差不多的，条件差不多的。你找个三十六的，带个拖油瓶，图啥？她要是过两年把你钱花完了跑了，你哭都没地方哭。”

老周握着手机，指关节发白。

“你说完了没？”他问。

“爸，我是为你好——”

“你说完了就挂了吧。”

老周挂了电话。

他坐在折叠床上，胸口堵得慌。他知道儿子是为他好，但那些话说得太难听了。拖油瓶、别人老婆、图你钱——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

刘秀梅在旁边坐着，缝妞妞的棉袄袖子。袖子刮破了一道口子，她用针线细细地缝。她没抬头，但老周知道她听见了。手机声音大，工棚又小，什么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沉默了好一会儿，刘秀梅开口了。

“你儿子说得对。”

老周抬头看她。

她还在缝袖子，针线在手里稳稳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你确实应该找个条件差不多的。我带着孩子，是个拖累。”

“你别听他的。”老周说。

刘秀梅没接话，继续缝。

针穿过布料，拉线，再穿过去，再拉线。

缝完了，她把棉袄叠好放在床头，站起来去倒水喝。经过老周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周哥，你要是觉得为难，我可以走。”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很稳，像是在说一件很正常的事。

老周站起来，站在她面前。

“我不为难，”他说，“我儿子说的话不代表我。我跟你说过，你跟我过一天，我就对你好一天。这话还算数。”

刘秀梅看着他，眼睛有点红，但没哭。

“吃饭吧。”她说。

晚饭吃的是酸辣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汤。妞妞吃得呼噜呼噜的，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老周吃得慢，刘秀梅吃得更慢。三个人坐在折叠桌前，谁也不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吃完饭，妞妞写作业，刘秀梅洗碗，老周坐在门口抽烟。

他抽了两根烟，站起来进了屋。

“秀梅。”他叫她。

刘秀梅正在擦桌子，抬头看他。

“明天我去趟镇上，”老周说，“把咱俩的事办一下。”

刘秀梅愣了一下：“什么事？”

“领证。”

刘秀梅手里的抹布停在半空中。

“你……”她张了张嘴，“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儿子那边……”

“我儿子管不着我。”

刘秀梅低下头，抹布在手里攥得紧紧的。

“周哥，”她说，“你不用这样。咱就这么过着就行，不用领证。”

“为啥？”

“领了证，以后要是……”

“要是啥？”

刘秀梅没说话。

老周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秀梅，我跟你说句实话，”他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啥像样的决定。当年老婆走，我没拦。儿子跟了她，我没争。这些年一个人在工地上混，过一天算一天。现在我想做一回像样的决定。”

他顿了顿：“你要是愿意，咱就去领证。你要是不愿意，咱就这么过着，等你想好了再说。”

刘秀梅抬起头看他。

日光灯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碎了又拼起来。

“我愿意。”她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第二天一早，老周和刘秀梅把妞妞送到学校，骑着电动车去了镇上。

民政局在镇政府旁边的一个小楼里，一楼，两间办公室。他们到的时候刚开门，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正在泡茶。

“办结婚证？”大姐看了他们一眼，“身份证、户口本带了没？”

老周从兜里掏出身份证和户口本。户口本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封皮都磨破了，里面只有他一页。老婆那一页十年前就迁出去了，儿子那一页也迁出去了。孤零零的一页纸，在他户口本里躺了十年。

刘秀梅也从包里掏出身份证和户口本。她的户口本也是旧的，封皮用透明胶粘着。大姐接过去翻开，里面有两页，一页是她，一页是妞妞。

大姐看了看，开始在电脑上录入信息。

“姓名？”

“周德厚。”

“刘秀梅。”

“年龄？”

“五十二。”

“三十六。”

大姐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打字。

打了一会儿，她又抬起头。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半年。”老周说。

大姐又看了他们一眼，眼神有点复杂。

“行吧，”她说，“照片带了没？”

“没带。”

“出门左转，有个照相馆，去拍个合照。”

老周和刘秀梅出了民政局，左转走了五十米，找到那个照相馆。照相馆不大，老板是个小伙子，正在修图。听说拍结婚证照片，让他们坐在一块红布前面。

老周和刘秀梅并排坐下。红布皱皱巴巴的，颜色有点旧，但确实是红的。

“靠近点，”小伙子说，“再近点。对，肩膀挨着肩膀。笑一笑。”

老周咧了咧嘴，笑得有点僵。刘秀梅也笑了笑，笑容很浅，但嘴角的弧度是向上的。

咔嚓一声，照片拍好了。

小伙子把照片打印出来，两张，红底的，老周的脸黑红黑红的，刘秀梅的脸白净了一些，两个人挨在一起，看着不太像两口子，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像。

拿着照片回到民政局，大姐接过去，贴在结婚证上，盖了钢印。

钢印落下去的时候，发出咔的一声脆响。

两本红皮的结婚证，一人一本。

老周拿着那本结婚证，翻开看了看。上面印着他和刘秀梅的名字、出生日期、身份证号，还有那张合照。照片上的两个人挨在一起，背景是红色的，看着有点陌生，又有点踏实。

他把结婚证合上，揣进兜里。

刘秀梅也把她的那本放进包里，放得很小心，用一块手帕包着。

两个人走出民政局，站在门口。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街上，暖洋洋的。镇上的集市正热闹，卖菜的、卖衣服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老周看了看刘秀梅。

“去吃碗面吧。”他说。

刘秀梅点了点头。

两个人走进街边的一家面馆。面馆不大，四五张桌子，墙上贴着菜单，牛肉面、肥肠面、杂酱面，最贵的十二块。老周要了两碗牛肉面，又加了个荷包蛋。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牛肉切得薄，铺在面上，香菜和葱花撒了一层。老周拿起筷子，在碗里搅了搅，把荷包蛋夹到刘秀梅碗里。

“你吃。”他说。

刘秀梅看了他一眼，没推让，低头吃面。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吸溜吸溜地吃面。面汤烫嘴，老周吃得满头汗。刘秀梅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的，但碗里的面也在慢慢减少。

吃完面，老周付了钱。

两个人走出面馆，站在街上。

“回去吧。”老周说。

“嗯。”

骑着电动车往回走。路上经过菜市场，老周停下来，买了一条鱼、一块豆腐、一把青菜。又路过那个卖糖葫芦的摊子，买了一串，用纸包好。

回到工棚，刘秀梅把鱼收拾了，炖了一锅鱼汤。鱼汤炖得白白的，豆腐切成小块漂在汤里，青菜最后放，绿油油的。她把汤盛了三碗，一碗给老周，一碗给自己，一碗留给妞妞。

傍晚妞妞放学回来，看见桌上的鱼汤和糖葫芦，高兴得直蹦。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她问。

老周看了刘秀梅一眼。

刘秀梅笑了笑：“好日子。”

妞妞没听懂，但没追问，坐下来喝汤吃鱼。鱼刺多，刘秀梅帮她挑，挑得仔细，一根一根放在碟子里。

吃完饭，妞妞写作业。老周坐在折叠床上，把结婚证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

刘秀梅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周哥。”她叫他。

“嗯？”

“咱俩领证的事，你儿子……”

“我会跟他说的。”

刘秀梅沉默了一会儿。

“他要是一直不同意呢？”

老周把结婚证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他同不同意，咱俩都是两口子了。”他说。

刘秀梅没再说什么。

晚上躺下之后，老周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和前妻领证的时候。那时候他二十三，前妻二十一，两个人站在镇民政局的门口，笑得跟傻子似的。那时候他以为日子会一直好下去，以为两个人会一起变老。

后来日子没好下去，两个人也没一起变老。

现在他五十二了，又领了一回证。

这一次他不知道日子会不会好下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和刘秀梅一起变老。但他知道，今天他做了一回像样的决定。

这就够了。

十二月中旬，老周给周洋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接，周洋那边声音嘈杂，像是在车间里。

“爸，啥事？”

“我跟刘秀梅领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

“啥？”周洋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说啥？”

“我跟刘秀梅领证了，”老周重复了一遍，“十二月六号领的。”

“爸！”周洋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你是不是疯了？你认识她才多久？你了解她吗？你就跟她领证？”

“我了解。”

“你了解个屁！”周洋急了，“她一个外地女人，带个孩子，跟你认识几个月就领证，她图啥你看不出来？图你钱！图你房子！图你——”

“我没房子，”老周打断他，“我住工棚。我也没多少钱，一年挣十来万，攒了点，也不多。她图我啥？”

周洋被噎住了。

“爸，”他缓了口气，“我不是说你不好。我是怕你被人骗。现在社会上这种事多了去了，女人跟你领个证，过两年把你钱弄走了就离婚。你五十多了，经不起这么折腾。”

“她不是那种人。”

“你怎么知道？”

老周握着手机，想了想。

“她男人出车祸没了，欠了一屁股债，她把能卖的都卖了还债，剩五万块钱存了定期给她闺女上学用。她自己在县城做保洁，一个月两千多，养一个孩子。她要真是图钱的，随便找个人不比找我强？”

周洋没说话。

“她来的时候，全部家当就两个蛇皮袋，”老周继续说，“一个装她的东西，一个装她闺女的东西。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牙刷毛巾都带着，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新的。这样的人，你说她图我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爸，”周洋的声音低了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俩现在住哪？”

“工棚。”

“工棚？”周洋的声音又拔高了，“三个人住工棚？”

“我买了折叠床。够住。”

周洋那边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气声。

“爸，你这样不行，”他说，“你总不能让人家跟你住一辈子工棚吧？你得租个房子，最起码得有个像样的地方。”

老周心里一暖。

“我知道，”他说，“我在找。年前工地忙，等忙完这阵子，我去镇上租个房子。”

“嗯。”

“周洋。”

“啥？”

“你……不反对了？”

周洋沉默了几秒。

“我反对有用吗？”他说，声音有点无奈，“你都领证了，我还能让你去离了？”

老周没说话。

“爸，”周洋说，“你要是觉得她好，就好好对人家。别跟对我妈似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老周心上。

“我知道了。”他说。

挂了电话，老周坐在折叠床上，长长地吐了口气。

刘秀梅在旁边择菜，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掰下来，黄的扔掉，好的留着。她没问电话内容，但从老周的表情里应该看出了什么。

“你儿子怎么说？”她还是问了。

“他说让我好好对你。”

刘秀梅择菜的手停了一下。

“他没反对？”

“反对了，但我说了咱俩的事，他就不反对了。”

刘秀梅低下头，继续择菜。

“周哥，”她说，“你儿子是个明白人。”

老周笑了笑。

日子继续过着。

工地上的活越来越忙，年前要赶工期，老周每天在工地上盯到晚上七八点。刘秀梅除了做饭，也开始帮忙干点杂活，搬搬材料、扫扫场地，工人们都说她是“半个工头”。

妞妞放寒假了，整天在工棚里待着。老周给她买了几本课外书，她趴在折叠桌上看，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她也跑到工地上玩，捡些废木料、碎瓷砖，自己拼着玩。工人们都喜欢她，这个教她折纸飞机，那个给她用铁丝弯个小人，妞妞的床头摆满了这些玩意儿。

腊月二十，工地停工放假。工人们领了工钱，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周算完账，手里多了点闲钱，决定去镇上租房子。

他带着刘秀梅和妞妞去看了几处。第一处是个老旧小区的两居室，六十平，月租八百。房子在一楼，潮湿，墙皮脱落，厨房小得转不开身。刘秀梅看了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第二处是个城中村的自建房，三十平，月租五百。房子是新盖的，还算干净，但只有一间屋，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老周觉得太小，转身就走了。

第三处是个老厂区的家属楼，两居室，七十平，月租九百。房子在三楼，采光好，南北通透，虽然旧了点，但干干净净的。厨房不大但够用，厕所有热水器，阳台能晾衣服。楼下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棵梧桐树，树下有石桌石凳。

刘秀梅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了好一会儿。

“这院子不错，”她说，“妞妞能在这儿玩。”

老周知道她看中了。

当天就签了合同，交了三个月租金。

搬家那天，老周借了工地上的一辆面包车，把工棚里的东西往楼上搬。折叠床、被子、衣服、锅碗瓢盆，东西不多，但来回搬了好几趟。妞妞也帮忙，抱着她的书本和那些小玩意儿，一趟一趟地跑。

搬完家，刘秀梅把屋子收拾了一遍。地板拖了三遍，窗户擦得透亮，厨房的油污用钢丝球蹭干净了。老周在墙上钉了几个挂钩，挂衣服、挂毛巾。妞妞把自己的东西摆在床头，那个碎瓷砖拼的小马赛克画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收拾完，三个人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新家。

客厅不大，摆了一张旧沙发、一个茶几、一台老周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电视。卧室两间，一间给妞妞，一间给他们俩。妞妞的房间有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个台灯。书桌是旧的，桌面上刻着乱七八糟的字，但结实。

刘秀梅站在卧室门口，看着那张双人床。

老周站在她身后。

“这床是房东的，”他说，“我回头换张新的。”

刘秀梅摇了摇头：“不用，挺好的。”

晚上，三个人在新家吃了第一顿饭。刘秀梅做了四个菜，鱼、肉、豆腐、青菜，摆了满满一桌子。老周开了一瓶啤酒，给刘秀梅也倒了一杯。

妞妞端着碗，看看桌上的菜，又看看老周和刘秀梅。

“妈，周叔，咱们以后就住这儿了吗？”

“嗯，”刘秀梅说，“就住这儿。”

“那工棚呢？”

“不回去了。”

妞妞想了想：“我喜欢这儿。”

老周笑了，举起杯子：“来，干杯。”

三个杯子碰在一起，啤酒杯、水杯、果汁杯，大小不一，但碰得清脆。

吃完饭，妞妞在自己的房间写寒假作业，台灯照着她的本子，铅笔沙沙响。老周和刘秀梅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谁也没认真看。

“周哥。”刘秀梅叫他。

“嗯？”

“谢谢你。”

老周转头看她。她坐在沙发另一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跟第一天来工棚时一模一样的姿势。但脸上的表情不一样了，没那么紧绷了，松弛了一些。

“谢啥。”老周说。

“谢谢你给我们娘俩一个家。”

老周没说话。

他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有点凉，但比第一天暖和多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老周一大早就起来了，骑着电动车去镇上赶集。集上人山人海，卖春联的、卖鞭炮的、卖糖瓜的，红彤彤一片。他买了春联、福字、窗花，又买了两斤糖瓜、一袋瓜子、一袋花生。路过卖衣服的摊子，给妞妞买了一双新棉鞋，红色的，上面绣着小兔子。给刘秀梅买了一条围巾，羊毛的，深灰色。

回到家，妞妞看见新棉鞋，高兴得立马穿上，在屋里走来走去，踩得地板咚咚响。刘秀梅接过围巾，摸了摸，围在脖子上试了试。

“好看不？”她问。

“好看。”老周说。

她说的是围巾，但老周说的是她。

刘秀梅笑了笑，把围巾叠好放在床头。

下午，三个人一起贴春联。老周站在凳子上贴，刘秀梅在下面扶着凳子，妞妞在旁边指挥。

“歪了歪了，往左边一点！”

“又往右边歪了！”

“行了行了，就这样！”

春联贴好了，上联是“福星高照平安宅”，下联是“好运常临和睦家”，横批“五福临门”。红纸黑字，贴在门上，看着就喜庆。

窗花也贴上了，红色的剪纸，图案是鲤鱼跃龙门，贴在客厅的窗户上，阳光透过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红影子。

晚上，刘秀梅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她擀皮，老周包。老周包饺子手艺不行，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的，有的像元宝，有的像包子。刘秀梅看了直笑。

“你这包的啥呀。”

“饺子。”

“你家饺子长这样？”

“我家的长这样。”

妞妞也跑来包，包得更离谱，馅都露在外面。三个人一边包一边笑，面粉沾了一脸一手。

饺子下锅，热气腾腾的。盛出来三大盘，蘸着醋和蒜泥吃。老周吃了两盘，妞妞吃了一盘半，刘秀梅吃了一盘。

吃完饭，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播着小年晚会，歌舞升平的。妞妞靠在刘秀梅身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老周把妞妞抱进她房间，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小姑娘睡得很沉，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一点笑意。

回到客厅，刘秀梅还坐在沙发上。

老周在她旁边坐下。

“累了吧。”他说。

“不累。”刘秀梅摇了摇头。

她靠在沙发上，头微微偏向老周这边。

“周哥，”她说，“这是我这些年过得最好的一个小年。”

老周伸手揽住她的肩膀。

她没躲，靠在他肩膀上。

电视里的歌舞还在继续，但他们谁也没在看。

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响，远处有人家在放烟花，砰的一声，天空亮了一下，又暗了。

老周搂着刘秀梅，感觉到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

他低头看了看她。

她闭着眼睛，睫毛微微颤动。

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没睡着。

老周没动，就那么坐着，让她靠着。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夜安静下来。

腊月二十八，老周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响的时候他正在厨房帮刘秀梅炸丸子。萝卜丸子，刘秀梅调的馅，老周负责往油锅里放。油锅滋滋响，丸子在里面翻滚，变成金黄色。

老周擦了擦手，接了电话。

“喂？”

“是老周吗？周德厚？”电话那头是个男的声音，听着有点耳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是我，你哪位？”

“我是刘秀梅的哥哥。”

老周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刘秀梅在旁边炸丸子，听见这话，也停了手。

“你好，”老周说，“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跟我妹妹领证了？”电话那头的语气不算客气，也不算不客气，像是在确认一件事。

“是，十二月领的。”

“那你知不知道她之前的事？”

老周看了刘秀梅一眼。刘秀梅站在油锅旁边，手里的漏勺悬在半空中，脸色有点白。

“知道一些。”老周说。

“你知道她男人欠了多少债？”

“知道。”

“你知道她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还债？”

老周愣了一下。

这个他不知道。

“她没跟你说？”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点嘲讽，“她把我们爹妈留下的老房子都卖了。那房子是爹妈留给我的，她偷偷把房产证拿走了，卖了八万块钱，全拿去还她男人的债了。”

老周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钱，”电话那头继续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了她那个死鬼男人，连娘家的房子都敢卖。你跟她过日子，你自己掂量掂量。”

电话挂了。

厨房里只剩下油锅滋滋的声音。

刘秀梅站在灶台前，手里的漏勺还在半空中。油锅里的丸子已经炸糊了，变成了深褐色，但她像是没看见。

老周走过去，把火关了。

“秀梅。”

她没应。

“秀梅。”老周又叫了一声。

她慢慢转过头看他，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他说的是真的，”她说，“我把老房子卖了。”

老周没说话。

“那房子是我爹妈留给我哥的，”刘秀梅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爹妈走了以后，房产证在我哥那儿。我回老家的时候，趁我哥不在家，把房产证拿走了。卖了八万块，全还了债。”

她顿了顿：“我哥恨我。我娘家人都不理我。我出来以后，再没回去过。”

老周看着她。

她站在灶台前，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发抖。围裙上沾着面粉和油渍，脸上被油锅的热气熏得红红的，但嘴唇发白。

“你为啥不跟我说？”老周问。

“我怕你知道了，不要我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终于有点抖了。

老周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秀梅，”他说，“你卖的是你娘家的房子，不是你偷的别人的房子。你为了还债，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这事儿不光彩，但不是坏事。”

刘秀梅抬起头看他。

“你不怪我？”

“我怪你啥？”老周说，“你那时候男人刚死，债主上门，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能怎么办？你要是心狠一点，把债赖了，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你硬是把债还了，连娘家的房子都卖了。这样的人，我怪她啥？”

刘秀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在围裙上，洇开一片一片的水渍。

老周伸手把她抱住。

她在他怀里哭，哭得浑身发抖，但不出声。

油锅里的丸子已经凉了，糊了的那些漂在油面上，黑黑的。

老周搂着她，感觉到她的眼泪浸透了他的衣服，凉凉的，又热热的。

过了好一会儿，她止住了哭。

“周哥，”她闷在他怀里说，“我以后不会瞒你任何事。”

“嗯。”

“我跟你说实话，我除了妞妞，什么都没有。娘家回不去，朋友也没有，要是你不要我了，我就真的没地方去了。”

老周把她搂得更紧了。

“我要你。”他说。

腊月二十九，老周带着刘秀梅和妞妞去镇上买年货。

集上热闹得不得了，卖什么的都有。老周买了鞭炮、烟花、新筷子、新碗，又给妞妞买了一件红色的棉袄，上面绣着凤凰。给刘秀梅买了一双皮鞋，黑色的，低跟的，她说太贵了不要，老周硬买了。

回到家，刘秀梅把新筷子新碗摆上桌，把红色棉袄给妞妞试了试。妞妞穿上就不肯脱，在屋里跑来跑去，像一团红色的火焰。

晚上，老周在楼下院子里放烟花。妞妞捂着耳朵站在远处看，刘秀梅站在她身后。烟花冲天而起，在空中炸开，红的绿的紫的，照亮了半个院子。

妞妞仰着头，嘴巴张得大大的。

“好漂亮！”她喊。

老周点完最后一个烟花，走过来站在刘秀梅旁边。

“明天除夕了。”他说。

“嗯。”

“年夜饭吃啥？”

“饺子，再炒几个菜。”

“行。”

烟花放完了，院子里暗下来。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地上散落着烟花筒和纸屑。

三个人上了楼。妞妞洗完脚就睡了，抱着她的新棉袄放在枕头边上，舍不得放柜子里。

老周和刘秀梅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播着春晚预告，热热闹闹的。

“周哥，”刘秀梅忽然说，“你户口本上，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老周点了点头。

“我的户口本上，也只有我和妞妞。”

她顿了顿。

“咱俩领证了，但户口没迁。你要是愿意，年后把我俩的户口迁到你那儿。”

老周看着她。

“迁吧，”他说，“迁到一个本子上，就是一家人了。”

刘秀梅点了点头。

除夕。

一大早，刘秀梅就开始准备年夜饭。鸡、鱼、肉、菜，摆了满满一灶台。老周在旁边打下手，剥蒜、择菜、剁肉馅。妞妞在客厅看电视，时不时跑过来偷吃一块炸好的丸子。

下午，刘秀梅包了饺子。这次老周包的饺子好看多了，虽然还是不如刘秀梅包的周正，但至少不像包子了。妞妞也包了几个，还是露馅，但她坚持要把自己包的单独煮。

“我自己包的我自己吃。”她说。

傍晚，年夜饭摆上桌。鸡鸭鱼肉，四个热菜四个凉菜，中间一大盘饺子。老周开了一瓶白酒，给刘秀梅倒了一小杯，给妞妞倒了果汁。

三个人坐在桌前，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

老周举起杯子。

“过年了，”他说，“今年是咱仨第一次一起过年。以后年年一起过。”

刘秀梅也举起杯子，眼睛亮亮的。

妞妞举起果汁杯，大声说：“干杯！”

三个杯子碰在一起。

吃完饭，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妞妞看了一会儿就困了，靠在刘秀梅身上睡着了。老周把她抱进房间，回来坐在刘秀梅旁边。

春晚演到小品，笑声一阵一阵的。老周和刘秀梅也笑，笑完又安静下来。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外面的鞭炮声越来越密。

老周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刘秀梅跟出来。

远处的天空被烟花照得通亮，整个镇子都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震得空气都在抖。

老周从兜里掏出两个红包，一个厚的，一个薄的。

“给妞妞的压岁钱。”他把厚的那个递给刘秀梅。

刘秀梅接过去，捏了捏，挺厚。

“太多了。”她说。

“不多。”

他又把薄的那个递给她。

“这是给你的。”

刘秀梅愣了一下。

“给我？”

“给你的压岁钱。”

刘秀梅接过红包，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密码是你生日，”老周说，“里面有两万块钱。不多，是我今年攒的。以后每年我给你存一笔。万一哪天我不在了，你也有点保障。”

刘秀梅拿着那张银行卡，手有点抖。

“周哥……”

“别说了，”老周打断她，“过年呢，不说那些。”

刘秀梅低下头，把银行卡和红包攥在手里。

烟花还在放，天空被照得一明一暗的。

老周伸手搂住她的肩膀。

她靠在他身上。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她说。

大年初二，老周带着刘秀梅和妞妞去镇上派出所迁户口。

派出所刚上班，人不多。户籍警是个年轻小伙子，戴着眼镜，看着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办什么业务？”

“迁户口，”老周把两本户口本递过去，“把我爱人和她女儿的户口迁到我这儿。”

小伙子接过户口本，翻开看了看。

“你们是……”

“夫妻，”老周把结婚证也递过去，“十二月领的证。”

小伙子看了看结婚证，又看了看户口本，开始在电脑上操作。

“刘秀梅，刘思语，”他念着名字，“迁入周德厚户下。”

键盘噼里啪啦响了一阵。

“好了，”小伙子说，“新户口本要一个星期才能下来，到时候来取。”

老周点了点头。

走出派出所，阳光很好，照在街上暖洋洋的。

刘秀梅站在派出所门口，抬头看了看天。

“周哥，”她说，“从今天起，咱俩真是一家人了。”

老周笑了笑。

妞妞在旁边蹦蹦跳跳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是好事。

“回家吧。”老周说。

三个人走在镇上的街道上，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拖在身后，三个影子挨在一起，长长的。

正月初七，老周拿到了新的户口本。

他一个人去的派出所，刘秀梅在家做饭，妞妞在楼下院子里跟邻居小孩玩。

户籍警把新户口本递给他。深红色的封皮，崭新的，硬硬的。

老周接过来，翻开。

第一页，户主：周德厚。

第二页，妻：刘秀梅。

第三页，女：刘思语。

三页纸，三个名字，整整齐齐地印在上面。

老周站在派出所门口，把这三页纸看了好几遍。

户主是他。妻子是她。女儿是妞妞。

他五十二岁了，户口本上终于不再是孤零零的一页。

他把户口本合上，揣进怀里，骑着电动车回家。

路上经过菜市场，他买了一条鱼、两斤排骨、一把蒜薹。又路过那个卖糖葫芦的摊子，买了两串。

回到家，他把户口本放在桌上。

刘秀梅从厨房出来，擦了擦手，拿起户口本翻开看。

她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完，她把户口本合上，放在桌上。

然后她转过身，背对着老周，肩膀微微抖动。

老周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

“别哭。”他说。

“我没哭。”她说，声音闷闷的。

老周把她转过来。

她脸上挂着眼泪，但嘴角是笑的。

“周哥，”她说，“我有家了。”

老周点了点头。

“你也有家了。”她说。

老周又点了点头。

窗外，妞妞从楼下跑上来，咚咚咚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回响。

“妈！周叔！楼下的小姐姐说她家有个小狗，可好玩了！”

她推开门，看见老周和刘秀梅抱在一起，愣了一下。

“你们在干嘛呀？”

刘秀梅擦了擦眼泪，笑了。

“没干嘛，”她说，“你周叔买了糖葫芦，在桌上。”

妞妞看见糖葫芦，欢呼一声，跑过去拿起来就咬。

老周松开刘秀梅，走到桌前，拿起那本户口本，又看了一眼。

然后他把它放进抽屉里，关上抽屉。

抽屉关上的一瞬间，发出咔哒一声轻响。

那声音不大，但很踏实。

像是一个句号，又像是一个新的开始。

老周转过身，看着坐在沙发上吃糖葫芦的妞妞，看着站在厨房门口系围裙的刘秀梅。

窗外阳光正好，照进来，铺了半个客厅。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笑了。

五十二岁的包工头周德厚，在这一刻，觉得这辈子终于做对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