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7年夏天，我从大学直接进入谷歌通讯部门，成为一名“Noogler”。
入职第一周，我和上百名新员工戴着公司发的配套螺旋桨帽，坐在查理咖啡馆参加每周五的全员大会T.G.I.F.。现场不像企业会议，更像是啤酒驱动下的脱口秀、科学展和布道会的结合体。
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穿着吸汗运动服和洞洞鞋登台。拉里全程咧嘴傻笑，谢尔盖则有俄罗斯口音和随时可能翻跟头的杂技身材。他们的魅力属于“你要在场才能懂”的类型——台下员工对每一句冷笑话都照单全收，连尖锐提问都能融化在笑声里。彼时谷歌刚被韦氏词典收录，被《财富》评为全美最佳雇主，广告机器印钞速度超越华尔街最大胆的想象。但我们告诉自己，财务成功只是顺便，使命才是核心：相信技术能改善世界，而我们正在建造未来。
那是我唯一一次作为纯粹旁观者参会。第二周起我就开始干活了——圈出Noogler区域、发多余的帽子、帮拉里和谢尔盖起草脚本片段。同时我协助公关团队接待记者，带着迫切想亲眼看“谷歌体验”的媒体人参观办公室，猛学由人力运营部维护的“核心职场话术”。那是“把完整自我带到职场”的年代，闪闪发光的人力资源专家对着媒体大谈重视员工真实人格有多重要——话后总会跟着一句潜台词：“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做出最棒的工作！”我还被要求去上一门叫“清醒商业”的培训课，导师是谢丽尔·桑德伯格推崇的高管教练弗雷德·科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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