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科大夫说大实话：试管婴儿，根本不是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好

生殖科大夫说大实话：试管婴儿，根本不是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美好

我叫孙美兰，今年四十三岁，在我们县医院妇产科干了十八年，最近五年调到了生殖科。每天坐在诊室里，对面坐着的都是一张张焦急的面孔，他们手里攥着厚厚的检查单，眼睛里写满了同一句话——大夫，帮帮我。

可我越来越不愿意跟人说我是生殖科的大夫了。因为每次亲戚朋友聚会，总有人端着一杯酒凑过来，说孙大夫啊，你们那试管婴儿是不是跟种地似的，把种子放进去就等着收了？我笑笑不说话，心里翻江倒海。还有人说你们那技术真神，那以后女人都不用受生孩子的罪了。我把筷子放下，忍了半天才没把一句大实话怼出去。

我想跟所有觉得试管婴儿轻松美好的人说一句，你们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讲我这些年见过的无数个故事里头，让我最难忘的那一个。

那是三年前的春天，三月二十三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倒春寒的雪，早晨推开窗户，对面楼顶白茫茫一片。我穿着白大褂坐在诊室里搓手，门诊还没开始，护士小刘就敲了敲门说孙主任，外头有个病人说想挂您最早的号，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让她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瘦得颧骨都支棱着，头发随便拢在脑后扎了个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领子上的毛毛都结成一绺一绺的。她手里攥着一个布袋子，进门先弯了个腰，声音轻飘飘的，说大夫，我叫李桂芳，我是从平山县坐早班车来的。

平山县到我们这儿得倒三趟车，最早一班五点半发车，她要是赶那趟车，得四点多就从家出发。三月里的天，四点多还黑着呢。

我让她坐下，开始翻她带来的资料。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过去三年的求医记录，厚厚一沓，用订书机订得整整齐齐。她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十个手指绞在一起，关节发白。

她三十五岁，结婚八年，试了五年没怀上。这五年里做过两次人工授精，三次宫腔镜，中药西药吃了不计其数。光检查单就比我胳膊还长。输卵管一侧堵死一侧通而不畅，卵巢功能评估也不太乐观，她丈夫的精子活力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我问她丈夫今天来没来，她说没来，在镇上开车拉货，请不动假。我说那今天先给你开些基础检查，等下次你俩一块儿来我们再定方案。她说好，然后犹豫了一下，从布袋子最底下掏出个信封递给我。信封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钱。

我手缩回去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她说孙大夫我知道规矩，我们那村里有人说了，上城里大医院做这个都得给大夫包红包，包得多了大夫才上心。我盯着那个信封看了三秒钟，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但看着她那两条细得像麻秆的胳膊，我又把火压下去了。

我说你把钱收好，我们医院不收这个，你要是不收起来我就不给你看了。她愣了半天，慢慢把信封塞回布袋子里，眼睛里全是手足无措。

那天她临走的时候在诊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问我，孙大夫，做这个到底要多少钱。我说顺利的话五六万吧，不顺利可能更多。她听完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推门出去了。羽绒服的下摆扫过门框，我看见她脚上穿的是双布鞋，鞋面上沾着泥点子。

第二次见到李桂芳是她带着丈夫一起来的。她丈夫叫周大柱，黑黑壮壮的一个庄稼汉，站在诊室里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搓着手跟我说话，一口一个大夫您费心。我问他们做试管的钱准备了没有，周大柱说凑了一部分，卖了一头牛，跟亲戚借了一些，还差点儿，他准备去工地干两个月小工把钱挣够。

我说那你干完活再来，咱们一次性把方案定下来，省得你们来回跑路费贵。周大柱说不行大夫，俺媳妇说了，她一天都不想等了，她快四十了再等就生不了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李桂芳在旁边捅他胳膊，让他别瞎说。

我低头看了看李桂芳的年龄，三十五周岁，卵巢功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她说的没错，越拖越难。

那次我把方案跟她俩讲了，从降调、促排、取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到移植，每一步会发生什么，有什么风险，大概花多少钱。我尽量说得通俗，尽量把最坏的情况也告诉她们。周大柱听完脸都白了，李桂芳倒是比他镇定，攥着她男人的手说没事，再难咱也试试。

降调加促排那一个月，李桂芳每隔两三天就要从平山县赶过来做B超和抽血。有一次她来的路上车抛锚了，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五点半，门诊早下班了。那天我本来约了朋友吃饭，但在走廊里看见她靠在B超室门外的墙上，脸色蜡黄，手背上贴着止血胶布。她知道我来的时候问了句，孙大夫我是不是来晚了。我说不晚，我给你做。

针是往肚皮上打的，每天两针，促排卵的，打进去又胀又疼。她一开始在家自己打，手抖得捏不住针管，她男人上工地去了，她就对着镜子咬着牙往里推。后来我教她换个姿势靠着沙发打，她才顺了些。有一天她来复查的时候撩起衣服让我看肚皮，青青紫紫一片，像被人揍过。我说你怎么不两边轮换着打，她说左边打了右边留着，怕都打坏了没地方扎。

取卵那天是她丈夫陪着来的。手术室门关上的时候，周大柱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把脸埋在手掌心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护士小刘后来跟我说的，那个大男人哭了半个多小时，一声没出，眼泪从指缝里往外淌。

取卵取了九个，数量不算多，但对于她这个年纪和卵巢状况来说，已经不错了。我在显微镜下看着那些卵泡被吸出来的时候，心里默默念着，争点气啊姑娘们。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九个卵子成功受精的只有三个，三个里头分裂到八细胞可以移植的，就一个。剩下两个胚胎质量不好，养到第五天也没长起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这次只有一个胚胎可以用，移进去如果没着床，那就得从头再来，从头再花五六万。

那天我打电话叫李桂芳来医院谈话，她是一个人来的。我坐在办公桌后面，她坐在对面，中间隔着那张凉冰冰的玻璃板。我把情况跟她说了，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椅子往前挪了挪，说孙大夫，那个好的能成吗。

我说医学上没人敢给你打包票，但我会尽最大努力。

她点了点头，又开始绞她那些手指头。过了一会她说，孙大夫，我婆婆前几天跟我说，要是再怀不上就别折腾了，抱一个算了。我说你咋想的。她说我不想抱，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怕我疼不了她。

我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移植。她说越快越好，我怕那个好的也等不及。

移植那天是四月二十八号，我记得清楚是因为那天走廊里玉兰花开得正好，树底下落了一地的白花瓣。李桂芳躺在手术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我把那个宝贵的胚胎吸进移植管的时候手比平时还稳，这条管子里的东西，对她来说就是整个世界了。

手术做完我让她躺了一个小时才下来，她男人扶着她在走廊里走了两圈，小声问咋样，有没有感觉。李桂芳摇摇头。周大柱说那咱们回去吧，路上慢点。

他俩走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半天没动。十四天以后她来抽血验HCG，那之前我没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我干这行年头长了，知道等待的这十四天对她们来说有多煎熬，多打一个电话都像是催命符。我只是翻着日历算了算日子，四月二十八移植，第十四天是五月十二号。

五月十二号那天我没排门诊，但我早上七点半就到了医院。我让护士小刘留意着点，李桂芳要是来了就给我打电话。结果等了一上午没人，中午我吃泡面的时候心里直往下沉。按说验血得早上空腹来，过了中午才来的人，多半是有了结果不敢来。

下午两点多，小刘跑过来敲我办公室的门，说孙主任，李桂芳来了，在走廊里站着不进来，让她男人陪着呢。我放下筷子走出去，看见李桂芳靠在走廊的墙上，她丈夫站在旁边扶着她的胳膊。她看见我，嘴唇哆嗦了半天，眼泪就下来了。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声，完了，没成。

结果她抽噎了半天说出一句话，孙大夫，两条杠，我自己买了试纸测的，两条杠。

她举着一张验孕棒给我看，试纸上的对照区和检测区，清清楚楚两条红线，第二条不算太深，但明明白白在那里。我盯着那两根红线看了几秒，嘴里说恭喜你啊，心里其实还是悬着的。试纸两条杠只是第一步，还得看血值，血值要翻倍，要排除宫外孕，要有胎心胎芽，要撑过前三个月。后面的坎一道接一道。

抽血结果出来HCG三百多，不算高但也在正常范围。我让李桂芳两天后再来查一次翻倍，她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走的时候拉着她男人的手，两个人的背影在走廊里都在发抖，分不清是谁在抖谁。

两天后血值翻到八百多，再过了两周B超看见宫内孕囊，又过了一周有了胎心。每一步我都跟着她走，每一步我的心都悬着。前三个月她反应特别大，吃什么吐什么，瘦得只剩九十斤。周大柱急得给我打电话，说孙大夫这可咋整，吃啥吐啥，人都脱相了。我说吐了也得吃，少食多餐，她肚子里那个需要营养。

三个月满了那天，李桂芳又来了。这次她脸上终于有了点血色，头发也梳得整齐了，穿了件碎花的衬衫。她说孙大夫，我婆婆现在天天给我炖鸡汤，不让我干一点儿活。她说这话的时候嘴是翘着的。

我看着她微微隆起的肚子说那你好好养着，后面还有产检，按时来。

她摸了摸肚子，忽然问我，孙大夫，你说我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不聪明，毕竟跟自然怀的不一样，做出来的，我怕他跟别人不一样。

这话我听过太多遍了。我把椅子拉到她对面的位置坐下，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孩子跟所有孩子都一样，他在你肚子里待九个月，从你身上长出来的，就是你亲生的。试管婴儿只是帮他开了个头，后面所有的路都是他自己走的。你摸摸肚子，他踢你了没有。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过了几秒眼睛亮了，说踢了踢了，在这儿呢。

那次之后她有段时间没来，中间产检都是在我们县医院的产科做的，我也没特意去问。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病人跟我们处久了容易产生依赖，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不然她心里总绷着那根弦。

再见到李桂芳是她生产那天。

大半夜的，我正在家睡觉，手机响了我接起来，是她男人的声音，又激动又慌张，说孙大夫，俺媳妇发动了，来医院了，您能不能过来看看，她非要见您。我穿上衣服就往外走，骑着电动车到产科的时候护士正把她往产房推。她满头是汗，看见我来了眼睛一下子亮了，抓着我的手说你来了你来了。

我说你好好生，我在外面等你。

产房的门关上了，我跟周大柱并排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他紧张得坐不住，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我说你闺女还是小子啊。他说不知道，没查，媳妇说留个惊喜。

两个小时以后产房门开了，护士抱着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出来说恭喜，千金，六斤二两。周大柱冲上去想抱又不敢抱，搓着手在原地转圈。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小东西眼睛还没睁开，脸憋得通红，哇哇哭得比谁都响。

李桂芳从产房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跟纸一样，但笑得嘴巴都合不拢。她看见我在旁边躺着伸出手来，我握住了，她手心全是汗，烫烫的。她说孙大夫，谢谢你。我说谢啥，是你自己争气。

她男人在旁边抱着孩子，笨手笨脚的，一个劲说看这鼻子像我，像我。李桂芳说像什么像，才生出来哪看得出来，净瞎说。她嘴上这么讲，眼睛一直黏在孩子身上没挪开过。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街上已经有环卫工人在扫马路。我骑着电动车慢慢走，脑子里把这大半年的事儿过了一遍。从三月二十三号那个早晨她穿着沾泥的布鞋出现在我诊室门口，到产房里那声清脆的啼哭，中间隔了多少针眼、多少血泪、多少失望和盼望，只有她自己清楚。

我们生殖科每年要做几百例试管，成功的差不多一半吧。剩下那一半，有人咬着牙从头再来，有人攒够了钱再来第三次第四次，也有人试了一次就没影了，我不知道她们是放弃了还是换了别的路走。每个进诊室的女人背后都有个故事，李桂芳是那个幸运的，但更多的李桂芳还在路上。

有一次我坐诊到很晚，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时候看见走廊尽头坐着一个女人。她没挂号，就那么坐在塑料椅子上发呆。我走过去说你找谁，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她三年前在我这儿做过一次试管，没成，后来离了婚，现在听说我又回来了，想再试试，但没钱。

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平的，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她说她老公在她失败之后就跟她离了，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她说到这句话的时候音调还是平的，但手攥着裤子膝盖那块布料，攥得指关节发白。

我问她你现在一个人住啊，她说对，租的房子，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两千八。她说孙大夫我不怕疼，我就是怕这次还不行。我说你明天来挂号，咱们看看身体状况再说。她点点头站起来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冲我笑了笑，笑容挂在脸上跟挂了个面具似的。

我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心里想，那些把试管婴儿想得简单美好的人，你们可知道这世上有些女人为了要个孩子能把自己豁到什么地步。身体上挨的针挨的刀都不说了，最狠的是心里的那道坎，每失败一次，自我怀疑就像刀子刮骨头，刮薄了一层又一层。

我知道有人会说，那就不生了呗，干吗非要受这份罪。可那些人不知道，对一个把生孩子当成这辈子唯一使命的女人来说，你说"不要了"三个字，比让她再打一百针还残忍。

李桂芳后来抱着孩子来医院看过我一次。她把孩子裹在一床粉红色的小被子里，小孩儿白白胖胖的，两只眼睛黑葡萄似的，看着就招人疼。我说你养得真好，她说是她婆婆和她妈轮着带，她男人现在也不去工地了，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守家在地的。

她在我办公室坐了大概二十分钟，说了些家常话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她从包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十个煮鸡蛋，还是热乎的。她说孙大夫这是家里土鸡下的，你尝尝。我说你留着给孩子吃，她说家里还有，非要塞给我。

我收下了，剥了一个吃了。鸡蛋不大，但蛋黄特别黄，是那种乡下土鸡才有的颜色。我一边吃一边想起她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装钱的信封，想起她肚皮上的青紫，想起她在走廊里握着验孕棒发抖的手，想起产房里那声啼哭。

我们生殖科门诊外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宣传画，画着一个笑脸娃娃，底下写着"试管婴儿，圆你妈妈梦"。每次我从那张画前面走过，心里都想，圆一个梦哪有那么容易，这世上但凡跟"梦"字沾边的东西，都得拿东西去换，有人换的是钱，有人换的是心血，有人换的是大半辈子的不甘心和不服输。

我做了五年生殖科，经手的病人没一千也有八百，好些人问我这个成功率多少，那个费用多少，但我听得最多的还是那句"孙大夫，我这次能成吗"。我每次都回答说我们会尽力，但每次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都沉甸甸的，因为我比谁都清楚，进这个门的人，把自己掏空也要赌那个"成"。

有人赌赢了，抱着孩子来谢我。有人赌输了，默默地消失在人海里，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见到她们。可她们来过，在这条路上走过一遭，那些针眼，那些抽血，那些半夜疼醒的夜晚，都是她们跟生活死磕过的证明。

我那天在办公室吃那个煮鸡蛋的时候，把蛋壳一片片剥下来放在桌上，黄澄澄的蛋黄咬开，里面芯子还是软的，热乎乎的。我突然想，做试管这事儿吧，就跟孵小鸡一样，你得好好的温度，好好的湿度，好好的一颗种子，还得那母鸡有耐心趴着。可人比鸡复杂多了，人有心，心一乱，温度就不对了。

李桂芳走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站在门口回头说，孙大夫，等这孩子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她是咋来的，我不会瞒她，因为这不是啥丢人的事，是妈妈拼了命才把她带到这世上的。我说你告诉她吧，她以后会明白的。

她走了，诊室里就剩我一个人。白炽灯嗡嗡响着，窗外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在哭，哭声细细的，拐着弯，钻进耳朵里像个钩子。我低头看桌子上的蛋壳碎片，手心里还有鸡蛋的余温。

这些年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里，李桂芳不算最苦的，也不算最难的，但她让我最走心。也许是因为那十个鸡蛋，也许是因为她走的时候那句"拼了命"，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日子太长了，总得有点东西硌在心里，提醒你活着是啥滋味。

下次再有人跟我说试管婴儿简单美好，我可能会请他到这间诊室里坐坐，看看门口那张笑脸娃娃，看看走廊里那些攥着化验单的姑娘，看看凌晨五点半在冬天黑咕隆咚的街头等头班车的女人，看看那些肚皮上青青紫紫的男人女人们。

看看就明白了。

这世上所有跟生命有关的事，就没有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