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锡侯，川中著名“水晶猴子”！贺国光：你把他搬到哪里都能坐得住，不好摆弄

1949年12月10日午后，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一片忙乱，蒋介石虽心有不甘，但作为败亡者不得不登上逃离大陆的专机。

在此之前几个小时，在蒋介石亲自约见的川康军政要员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出现，这个人就是邓锡侯。

蒋介石的电报催了三次，侍从室的电话打到了庆云西街的公馆，回话都是“公爷身体不适”。实际上，此刻的邓锡侯早已换上一身半旧的棉袍，乘着一辆不起眼的黄包车，悄悄摸出北门，朝着彭县方向疾驰而去。这一跑，不仅让蒋介石在成都最后一道“固守待援”的防线瞬间崩塌，也跑完了这位“水晶猴子”一生最漫长、最精于算计的政治平衡木。

邓锡侯“水晶猴子”这个绰号，在当年的四川军政界几乎无人不晓。猴子，说的是他心思机敏、反应极快；水晶，则形容他外表通透圆滑，内里精明剔透。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曾用八个字评价四川军阀，说他们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这话安在邓锡侯身上，只对了一半。他对“内战”确实有独到的心得，但那不是死拼硬打，而是怎样把有限的兵力和地盘，在不流血或少流血的前提下，发挥出最大的政治杠杆效应。

邓锡侯的“圆滑”，不是低三下四的谄媚，而是一种极其精明的左右逢源。

1935年，蒋介石的参谋团入川，川康整军的压力如山压来。刘湘气得胃病复发，其他将领惴惴不安，唯有邓锡侯不紧不慢。他一面在公开场合对中央特派员毕恭毕敬，满口“委员长训示”，一面暗地里嘱咐自己的二十八军军官：“整编嘛，就是给部队换一身衣裳，骨头还是我们自家的。名册给他们，实权自己攥紧。”他把新式武器的接收清单做得漂漂亮亮，老旧的九响枪捆扎整齐上交，精锐的机枪和迫击炮却分散藏在防区各县的乡公所里，表面上一个甲种师被压缩成乙种师，实际战斗力有增无减。当时担任行营参谋团主任的贺国光，私下里不止一次对人感叹：“邓晋康这尊神，你把他搬到哪里都能坐得住，不好摆弄。”

要在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这些强人环伺的川局中活下去，光靠藏几挺机枪远远不够。

邓锡侯最高明的地方，是把他保定的背景、川人的身份和各派系的交情织成了一张极具分量的网。

他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出身，和许多中央军高级将领有同窗之谊，南京中枢里说得上话；在四川，他和刘湘、刘文辉是同学兼亲戚，叫刘湘“甫澄”，称刘文辉“幺叔”，尽管这叔侄二人为了四川王座打得头破血流，邓锡侯却能在双方阵营里都被待为上宾。“二刘大战”期间，他先暗中助刘湘，待刘文辉败退雅安，他又出面调停，硬是从刘湘嘴边给刘文辉保住了西康这块立足之地。当事人刘文辉晚年口述这段往事，曾这样评价：邓晋康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从不把事情做绝，总留着一线人情。你看他帮了刘湘，却没让我垮台，这份‘水晶’的功力，川中无人能及。

不把事情做绝，是为了防止任何一方坐大到可以吞掉自己，这种基于恐怖平衡的处世哲学，被他执行得不折不扣。

在四川，论硬实力，他鼎盛时期坐拥二十余县防区，辖二十八军，兵员数万，在川军“金木水火土”五行格局里占稳一角，但他始终不是头把交椅。

刘湘统一川政前后，他是游离于核心之外的“诸侯”；刘湘死后，他又成了川康实力派中资历最老、人脉最广的“盟主”式人物。

他很清楚自己的分量，所以从来不公开觊觎“四川王”的名号，而是满足于做一个任何势力都无法忽视的砝码。这或许也是他的局限——他有支撑一个割据政权的脑筋，却没有纵横统一九州的雄心。四川省档案馆藏的一份1938年川康整军会议的纪要上，邓锡侯有一段极短发言：“晋康治军无方，唯中央之命是从，唯桑梓之利是保。”寥寥数语，四平八稳，既不得罪老蒋，也暗藏了“川人治川”的底线。

因为极其圆滑，各界对邓锡侯的评价极其复杂。

在蒋介石的日记和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档案中，邓锡侯被标注为“圆滑，不可深信，但可利用”。在中央军势力看来，这只“水晶猴子”是妨碍“中央化”的绊脚石，可每逢川局动荡，又不得不请他来当“润滑剂”。

川康本地的绅商阶层却对他颇有感念，因为他在防区内搞“预征粮税”远没有刘湘、杨森那般涸泽而渔。

抗战军兴，他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衣衫褴褛的川军士兵在山西被阎锡山嫌恶推诿，邓锡侯忍着屈辱，带着部队转到第五战区。在滕县保卫战中，他手下的王铭章师长血洒孤城，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川军作战之勇，牺牲之烈，邓晋康调度之沉着，大出我军意料。”那一刻，他身上军阀的旧皮囊里，透出了民族军人的血性。

这种血性很克制，并不会彻底压倒他骨子里的精明。

1949年，蒋介石退守西南，把最后的赌注押在川西决战上，任命邓锡侯为副长官，又拨银元又封官许愿。

邓锡侯冷眼旁观，早已看透时局。他对亲信幕僚、前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说过一段话：“老蒋这盘棋已是死局，我们不能把几十万川中子弟的性命，填进他这个无底洞。”

话虽如此，他依旧照常参加老蒋的宴请，与胡宗南周旋，甚至对监视他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客客气气。直到起义前夕，他和刘文辉、潘文华几经密商，终于敲定了那场改变西南格局的彭县起义。

起义通电的起草人之一黄隐回忆，通电稿子里本有大量痛斥蒋政权的话，邓锡侯提笔删去了多半，只留下“为保存桑梓元气，维护地方安宁”几个字。他解释说：“事到如今，不必说狠话，把事情做了就好。”连反叛都留有余地，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气用事，这就是邓锡侯。

起义后的邓锡侯，脱下戎装，换上中山装，依然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跟老友刘文辉等旧军人一起，开始学着用新的语汇开会、发言、作检讨，但言谈间却极少主动提起往日在四川呼风唤雨的旧事。

1964年3月，邓锡侯在成都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讣告写得很简短，只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起义将领。

他晚年有句话，曾在川籍将领的后人中流传：我这一辈子，就像是踩着一根晃悠悠的钢丝，踩到头没摔下去，不是因为我本事大，是因为我晓得风往哪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