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乘坐高铁穿行于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近郊,窗外掠过的景象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成片的高层住宅楼如同水泥森林般矗立,20层、30层的塔楼密密麻麻排列,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灰色的混凝土波浪。
但是当你把目光投向海外,无论是东京、首尔这样人口密度极高的东亚城市,还是巴黎、伦敦、纽约这样的全球都市,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城市的高层建筑主要集中在中央商务区,而居民住宅大多以低层、多层为主,高层住宅楼远不如国内这般铺天盖地。
为什么全世界只有我们在疯狂建高层住宅?这背后绝非简单的“人多地少”能解释,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因素交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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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土地不同,这是最根本的差异。我国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地方作为国有土地的供应者,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取财政收入,这就是著名的“土地财政”。
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天然倾向于追求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一块同样面积的土地,容积率越高,可出售的建筑面积就越大,土地出让金也就越高。于是,提高容积率、批准建设高层住宅成为各地的理性选择。
对于开发商而言,在同样的土地成本下,建得越高意味着可售面积越多,利润空间越大。这种双向激励也使得高层住宅成为市场最优解。
相比之下,西方的土地多为私有,土地交易是私人和私人之间的行为,而地方的主要财源是房产税,而非土地出让金。房产税按房屋评估价值征收,而高层住宅的管理维护成本高、折旧速度快、长期来看未必比底层住宅更“划算”。因此无论是地方还是开发商,都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动高层住宅建设。
其次,就是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它压缩了时间和空间。
我国在过去短短的四十年间,就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到2024年已经超过66%。这意味着超过7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总量。
如此巨大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涌入城市,城市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供住房。高层住宅的优势就在此刻凸显。它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迅速容纳大量人口。一栋30层的高层住宅楼,占地面积不过几百平方米,却能容纳上百户家庭。如果全部建成低层或多层住宅,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城市边界也将无限外扩,基础设施配套的成本也将不堪重负。
西方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其实也经历过快速城市化阶段,但当时的建筑技术尚不支持大规模建造高层住宅,而且城市扩张的空间相对充裕。当高层建筑技术成熟时,它们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城市格局已经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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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规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国城市规划深受老大哥影响,强调功能分区和标准化生产。居住区被规划为独立的“小区”,内部配置学校、商店、绿地等设施,形成封闭或半封闭的社区。在这种模式下,高层住宅是实现高密度居住的标准答案。
而西方城市规划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场深刻反思。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城市学者严厉批判了现代主义规划思想,认为高层住宅破坏了社区感、街道生活和人际交往。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高层住宅楼导致公共空间无人监管、犯罪率上升、邻里关系淡漠。这些批评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城市规划实践。
法国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建设高层住宅区,结果这些区域后来大多沦为贫困移民聚集的“郊区贫民窟”。法国2005年骚乱的策源地正是巴黎北郊的这些高层住宅区。
这一教训也让很多国家对高层住宅望而却步。
日本虽然人口密度极高,但城市住宅也以低层独栋为主,高层住宅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城市的部分区域。日本对地震的恐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宁愿持有土地等待升值,也不愿意将其开发为高层住宅。此外,日本严格的日照权法规也限制了高层住宅的建设。
高层住宅的建设成本远高于低层住宅,它需要更坚固的地基、更复杂的结构、更多的电梯和消防设施、更高的抗震标准。在国内,这些成本可以被高速增长的房价覆盖,开发商和购房者都能接受。
但在房价增长平稳甚至停滞的国家,高层住宅的经济账也难以算通。
更关键的还是长期维护成本。高层住宅的电梯、水泵、消防系统、外墙等都需要定期维修更换,而这笔费用往往由全体业主分摊。随着建筑老化,维修基金耗尽,业主们常常因是否出资维修而产生纠纷。
我国第一批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层住宅,如今已经进入“老年期”,外墙脱落、电梯故障、管道老化等问题频发,但维修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机制并不完善,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
西方国家对此其实早有经验。美国芝加哥的普莱里大楼等早期高层住宅,在运营三四十年后因维修成本过高而被拆除。更多的高层住宅则面临着“普通人住高层、有钱人住低层”的社会分层困境。这些前车之鉴让许多国家在规划新住宅时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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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规模建设高层住宅,本质上是特定发展阶段下的产物。它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实用主义方案,也是土地收入驱动下的结果。
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人口开始负增长,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之后,高层住宅的建设热潮也在降温,越来越多城市开始限制高层住宅的审批,转而鼓励建设低密度、高品质的住宅。
而那些已经建成的高层住宅,也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后面临维修、改造乃至拆除的挑战。
高层住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选择了这条效率优先的道路,这条路解决了燃眉之急,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遗产。
只有当潮水退去,我们才会面临那个终极问题:这些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三十年后应该怎么办?
答案或许要等到下一个时代才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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