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夜话｜我和近两千年前的张仲景，面对的是同一难题

小编暖心提醒，音乐相伴更有感觉~

顾杨 李莉

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教授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是一部厚重的文集，其中的170余篇论文、演讲、报告，横跨近20年，构筑起“人体科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完整框架。作为一名接受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初读这本书时，我带着职业性的审慎——那些关于气功、特异功能的论述，与我所熟悉的分子机制、循证证据之间，似乎隔着一条难以跨越的河流。直到读到这句话：“中医所谓的辨证施治，这个‘证’就是功能状态。”我忽然意识到，这条河流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跨越。

用现代医学解释望闻问切

现代医学的演进，本身就是不断逼近“个体”的历史。为什么同样的疾病在不同人身上表现迥异？肿瘤学已给出清晰的回答——因为疾病亚型的差异。比如，乳腺癌不再是一个单一疾病，而是根据ER、PR、HER2等分子标志物划分的若干亚型，每种亚型对应不同的治疗策略。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更是建立在EGFR、ALK等驱动基因突变谱系之上。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辨证——只不过中医使用的望闻问切，换成了免疫组化、基因测序和蛋白质谱。

从这个视角出发，钱老的洞见便有了另一种解读。他在书中将人体定义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一步解析为“形—气—神”三个层次。用现代医学理论解释，便是物质能量系统、信息控制系统、心理精神系统。他提到，人的自卫行动，如应激反应、免疫反应等，是通过自卫排除干扰形成各种功能状态。用免疫学概念翻译过来便是，免疫系统正是人体应对干扰的核心调控网络，每一次激活与抑制都在重塑人体的功能状态。

从治“人的病”转向治“病的人”

钱老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与精准医学的临床决策路径惊人地相似。我们通过问诊、查体形成初步定性判断，再借助实验室检查、影像学、多组学数据精确定量，最终形成个体化的诊断指导临床治疗。不同的是，钱老三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终极方向——不是在分子层面将人拆解，而是在理解各层次机制的基础上重建对人的整体认知。这恰恰是当前免疫调控研究的前沿命题。

以脓毒症为例，作为急诊科医生，这是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劲敌”。它的棘手之处在于免疫反应并非简单的“不足”或“过激”——病程早期可能是炎症风暴，后期则可能陷入深度免疫抑制。同一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很可能处于截然相反的免疫状态，治疗策略因此而迥异。任何固化方案都难以奏效，真正决定预后的是对患者免疫状态的精准识别与适时干预。中医扶正祛邪的理念此时显示出独特启发性，它不寻求简单压制或增强免疫，而是着眼于恢复机体自身调控能力，让系统找回动态平衡点。近年来，免疫态概念的提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研究、脓毒症免疫表型的分子分型探索，都在指向同一方向——从治“人的病”转向治“病的人”，从单一靶点走向系统调控。

这让我重新思考钱老那句论断：“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于一炉的新医学。”过去我可能视之为文化立场，现在意识到，它事实上是科学判断。当现代医学从“简单性系统”走向“复杂巨系统”认知框架时，中医数千年积累的对“证”，即人体功能状态的观察经验，将成为构建新医学范式的关键资源。

中医与现代医学是同一条河的两岸

融合之路绝非坦途。中医“证”的语言，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与现代医学分子语言之间存在转译鸿沟。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恰恰为此提供了方法论框架。当我们能用多组学数据刻画“气虚证”的免疫图谱，用代谢组学解析“湿热证”的微环境特征，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阐释“肝郁气滞”的调控机制，“证”便不再模糊，而是一种可被现代科学语言描述的功能状态算法。

回到临床，每一次面对脓毒症患者，在抗感染、液体复苏、免疫调节之间权衡，我其实都在不自觉地“辨证”——判断他的免疫系统处于炎症风暴期还是免疫抑制期。只不过话语体系是降钙素原、淋巴细胞计数、HLA-DR，而非“卫气营血”。尽管话语体系不同，但问题本质未曾改变，我和近两千年前的张仲景，面对的其实是同一难题——如何在复杂系统中找到随病情演变的平衡点。

钱老在书中为这难题提供了思考方式：人体是开放复杂巨系统，调控需要综合集成法，需要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对于急诊一线的西医而言，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具体结论，而在打开的那扇门——一扇通向新医学认识论的门。门的另一侧，中医的整体视角与现代分析工具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选项，而是同一条河的两岸，共同托举起正在到来的新医学范式。这大概是我从书中获得的最大启示，辨证施治与疾病亚型识别，共享同一种认知逻辑——在个体差异中寻找规律，在复杂系统中建立秩序。它们只是两种语言，描述着同一座山的不同侧面。而医者的使命，从来都是爬上去，看清楚这座大山真正的样子。

文：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顾杨 李莉

编辑：张浦杨（实习） 魏婉笛 秦明睿

校对：于洋

审核： 李明炫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