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咱们今儿聊聊苏联那个事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那时候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切为了人类幸福”，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咋样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家子人，当爹的天天在饭桌上讲“咱们家最公平”，结果回头自己躲在屋里偷偷吃红烧肉，孩子们在外头啃窝窝头还得笑着夸肉香。
先说说住的地儿。苏联确实搞过福利分房，听着挺美吧？不用当房奴，国家给你安排。可真轮到了，那叫一个挤啊。1926年的时候，城里人平均一个人能摊上5.8平米，啥概念？就俩大点儿的地砖那么大。一家老小四五口人，全摞在一块儿。到了1950年，好不容易涨到了7平米——涨了个寂寞。好多家庭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连离婚的夫妻都没法分开住，还得尴尬地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后来赫鲁晓夫上台，拍板盖了一批“筒子楼”，预制板一搭，齐活儿！可那房子小得转个身都能撞墙，有的连正经厨房都没有。就这，普通老百姓还得烧高香才能抢上。
可同一片蓝天下，当官儿的住的是啥？拿斯大林闺女的话说，那些高层领导人的别墅里头，地上铺的是地毯，桌上摆的是金银盘子，墙上挂的是名贵瓷器，院子外头还配着花园、暖房、马厩。钱谁出？国库呗。到了勃列日涅夫那会儿，更是登峰造极。叶利钦后来写回忆录，说自己当个候补委员，分的别墅光进门那个前厅就五十多平米，比老百姓全家住的地方都大好几倍。里头壁炉烧着，大理石摆着，台球厅、彩色电视的卧室一应俱全，光伺候他的厨师、保洁、花匠就八个人。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
再聊聊吃的。苏联有套特供体系，那叫一个严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全国闹大饥荒，饿殍遍野，可当官的呢？拿1932年举个例子，联共中央开个会，五百来人，十八天的会期，你猜吃了多少？四吨肉、将近七吨香肠和鸡鸭、四吨鱼、三百公斤黑鱼子酱、六百公斤瑞士奶酪、一点五吨黄油，还有一万五千个鸡蛋。零零碎碎加起来九十三种吃的。与此同时，乌克兰农村因为被征走了六百六十万吨粮食——那年总共才收了一千两百八十万吨——整个村整个村地绝户，有的地方死亡率到了百分之八十。饥民啃树皮、嚼草根，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到1933年，乌克兰活活饿死了得有两三百万。
后来日子好点儿了，特供商店干脆开到了明面上，叫“贝里奥兹卡”。里头啥都有，黄金首饰、三十多种香肠奶酪、五六十种酒，法国的白兰地、苏格兰的威士忌、美国的香烟、瑞士的巧克力、意大利的领带、奥地利的皮鞋，普通老百姓见都没见过。当官的拿着特殊票证，花个零头钱就能往家搬。而老百姓呢？大冬天在寒风里排几个小时队，就为了抢几个土豆、一包白糖，排到了还不一定买得着。
看病也一样。高干有专属医院，设备全是国外进口的最新款，病房跟星级酒店似的，地毯、吊灯、精致茶具一应俱全。每次看病，五到十个顶级专家围着转，保健医天天上门量血压。可基层医院呢？器械是老掉牙的，药品永远缺货，好多人小病拖成大病，年纪轻轻人就没了。
出行就更别提了。大官出门，吉尔牌豪车开道，警卫前呼后拥，沿途岗哨提前清场，一路绿灯。老百姓呢？公共汽车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想买辆自行车都得托关系排队等好几年。想出趟远门？提前几个月申请，盖一堆章，比西天取经还难。
说到工作，那更是一把辛酸泪。嘴上说“分配工作”，可好岗位全被特权子弟占了。普通人家孩子再能干，也只能去干最累最苦的活儿，拿最微薄的工资。而当官的儿子闺女，轻轻松松就能进机关、研究所，喝茶看报拿高薪。这叫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苏联搞的那套“官员名册制”，说白了就是特权阶层自己玩自己的，把上升的梯子一抽，普通老百姓再怎么扑腾也上不去。
久而久之，老百姓心里那杆秤就凉了。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你猜怎么着？几乎没多少人上街保卫这个国家。为啥？因为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早就不是当初那个许诺公平的“家”了。而那些特权分子呢，趁乱又把公家的东西揣进自己兜里，摇身一变成了新寡头。
说起来，老祖宗有句话讲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苏联七十多年的路，走到最后就剩一声叹息。表面上没有资本家，可特权阶层干的那些事儿，比资本家还狠。老百姓苦的不是穷，是明明大家一起吃苦，凭啥你躲在后面偷着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留？
回过头来想想，一个体制，不管旗号打得多响，口号喊得多亮，要是权力没个笼子关着，公平成了墙上画的大饼，那它再高的楼，也得从根儿上烂起。苏联这座大厦，不就是这么塌的吗？你说，是吧？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