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第八章九世之乱：一场持续百年的“内战”
太甲死后，商朝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接下来的几位君主：沃丁、太庚、小甲、雍己。虽然算不上特别出色，但也没有太出格，商朝基本上保持着“吃老本”的状态。
但到了第九任君主太戊时期，商朝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
太戊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七十五年。但他是“大器晚成”型的，即位之初也跟太甲一样，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
直到有一天，亳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棵桑树和一棵谷树，合生在同一个树坑里，长到了朝堂上。
在迷信的古人看来，这是不祥之兆。太戊很害怕，就问大臣怎么办。
伊尹的儿子伊陟（当时担任相）趁机劝谏：“大王，这是上天在警示您啊！您要是不勤政修德，国家就要出大问题了。”
太戊被吓住了，从此开始勤政修德，任用贤能，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商朝因此实现了“中兴”，各诸侯国又重新归顺。
太戊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迷信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太戊死后，商朝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
接下来的历史，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之一：九世之乱。
所谓“九世之乱”，是指从第十任君主仲丁到第十八任君主阳甲，这九代君主在位期间，商朝王室内部为了争夺王位，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
为什么会这样？根源在于商汤时期留下的隐患：继承制度不明确。
商朝的王位继承，既有“父死子继”（儿子继承父亲），也有“兄终弟及”（弟弟继承哥哥）。这种双重继承制度，在商汤和太甲时期还能维持，因为那两代君主能力强，压得住阵脚。但到了后期，君主的能力下降，大家就开始争了。
每次老王去世，就会出现两个甚至更多的继承人候选人：
老王的儿子说：“我是儿子，应该我继位！”
老王的弟弟说：“按照兄终弟及，应该我继位！”
老王的侄子说：“我父亲当年没继位，但我有资格！”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就是谁拳头大谁继位。
这样一来，商朝的王位更替就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每一次王位交接，都伴随着血腥的斗争和残酷的清洗。得势的一方把失势的一方干掉，然后自己当王；等自己死了，同样的事情再来一遍。
据《史记》记载，从仲丁到阳甲，一共九代君主，其中有五个是“弟继兄”（弟弟接替哥哥），四个是“子继父”（儿子接替父亲）。看起来很规律是吧？但实际上，每一次权力的交接都充满了变数和斗争。
比如，仲丁死后，他的弟弟外壬继位；外壬死后，他的弟弟河亶甲继位。表面上看是“兄终弟及”，但实际上，外壬是“凭借自身实力成功地夺取王位”，也就是说，他发动了政变。河亶甲同样如此。
再比如，河亶甲死后，他的儿子祖乙继位。这次是“父死子继”，但祖乙即位之后，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叔伯们都在觊觎王位。
九世之乱，实质上是商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权力洗牌。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商朝的王室宗亲们你来我往，你方唱罢我登场，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
这场内乱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国力严重削弱。王室内部忙着内斗，谁还有心思管国家大事？谁还有精力去征伐外敌？商朝的国力在这一时期急剧下滑，各诸侯国纷纷脱离控制，不再朝贡。
第二，制度被破坏。每一次权力的更替，都伴随着对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重建。商朝原有的政治制度在这一时期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谁赢谁说了算”的丛林法则。
第三，民心丧失。老百姓不关心谁当王，他们只关心能不能吃饱饭。但九世之乱期间，没有人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商朝的民心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失，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一直到第十八任君主阳甲时期，商朝的混乱仍在继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从仲丁开始，废掉嫡子而立庶子，或者弟弟们互相争夺王位，一连九代都在乱，所以诸侯都不来朝见了。
这一乱，就是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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