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山东省高密市，三千年出了一群“不会弯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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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山东半岛的胶莱平原上开车，路过一座叫高密的小城，可能不会特别留意它。公路两旁是大片的庄稼地，村落安静地散落在其间，看起来跟鲁东其他县城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走进这座城的深处，会发现这里藏着一段极不寻常的历史——三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在用同一种方式活着：耿直、清正、不随波逐流。

这不是我坐在书斋里翻县志翻出来的结论，而是这些年反复研读高密地方史料后，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感受。

高密人喜欢讲“三贤”——晏婴、郑玄、刘墉。这三位先贤，恰好串起了这座小城三千年的人文脉络。

先说晏婴。这位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就出生在高密。他的个子很矮，据说“长不满六尺”，但他硬是用自己的智慧、风骨和清廉，在齐国的权力场上站了五十多年，先后辅佐过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

高密一带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晏婴的故事。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齐景公看他的房子又破又小，靠近集市，吵闹又潮湿，就想给他换一套大宅子。晏婴婉言谢绝了。后来景公趁他出使晋国，直接替他盖好了新居。晏婴回来以后，先是感谢国君的好意，然后坚持搬回了原来的破房子。国君送他狐裘大衣，不要；送他骏马豪车，也不要。身为相国，他的生活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

为什么要这么做？晏婴自己说得很清楚——“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廉”和“政”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在他的观念里，清廉不是一个道德标签，而是执政的根基。他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有一年齐国发大水，百姓饥寒交迫，景公却还在喝酒。晏婴再三请求开仓放粮，景公不答应。晏婴直接辞官不干了。景公追到他家里，发现他家的存粮早就分给了灾民。

读到这里我常常想，两千五百多年前，一个来自高密的小个子，在齐国的朝堂上面对着君主和权贵，说出“以民为本”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晏婴把这些观念变成了行动，并且坚持了一辈子。高密这片土地之所以此后千年不断走出敢说话、敢做事的人，恐怕跟晏婴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不无关系。

晏婴之后六七百年，高密又走出了一位影响更为深远的人物——郑玄。

郑玄的学术成就极高。他遍注群经，打破了当时经学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创立了“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子们读的儒家经典，用的都是郑玄的注本。但比起这些学术成就，我更想说的是郑玄这个人对待学问和人生的态度。

郑玄年轻时做过乡啬夫——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干部。但他不喜欢做官，辞了职专心读书。后来他游学十几年，师从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马融。学成回到家乡，因为家里穷，就在东莱租田种地，一边种地一边讲学，追随他的学生有上千人之多。

当时北海国的国相叫孔融——就是那个让梨的孔融。孔融非常敬重郑玄，特意下令在高密为郑玄设立了一个乡，取名“郑公乡”，把他家的大门命名为“通德门”。一个学者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被官方以这种方式尊崇，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建安元年，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路上遇到了一支黄巾军。数万人的队伍，听说来者是郑玄，纷纷伏地而拜，并且约定绝不进入高密县境。

一支乱军，因为一个读书人而绕开一座城。这件事放在今天看，依然让人震撼。它说明在那个时代，郑玄的声望已经超越了官场和战场，成为一种道德力量。一个手无寸铁的学者，仅凭一生的学问和人格，就让刀兵退避。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力量。

郑玄晚年被袁绍逼迫前往官渡，七十多岁高龄在途中染病去世。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但他的学问滋养了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读书人。

从晏婴到郑玄，高密这块土地上的贤者，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太在意世俗意义上的功名利禄，他们在意的是某种更恒久的东西：晏婴在意的是百姓的疾苦和为官的清廉，郑玄在意的是学问的传承和人格的完整。

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在高密的刘氏家族身上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呈现。

刘统勋、刘墉父子，是高密“三贤”中的后两位。他们的老家逄戈庄，清代属诸城，今天已经划归高密。

刘统勋是乾隆朝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为官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勇于任事、直言敢谏。乾隆六年，刘统勋刚被提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就干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他直接上疏弹劾了两位权倾朝野的重臣：大学士张廷玉和尚书讷亲。他在奏章里说，张廷玉历经三朝，名望太高，张、姚两姓的亲戚故旧占据了大半个官场，互相包庇；讷亲掌管吏部和户部，说一不二，从不集思广益。

要知道，张廷玉和讷亲是乾隆面前的红人。一个刚刚上任的监察官，敢于同时弹劾这两个人，这需要多大的胆量？乾隆看了奏章，不但没有怪罪刘统勋，反而把他的奏章公开给群臣看，说如果张廷玉和讷亲没有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上这样的奏章。刘统勋由此名震朝野。

更让人动容的是刘统勋的清廉。他75岁死在任上，乾隆亲自到他京城的家里吊唁，发现这位当朝宰相的家中异常寒酸。乾隆当场落泪，说刘统勋是“真宰相”。

刘墉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最著名的事迹是审理山东巡抚国泰的贪污案。这个案子背后有和珅的势力在干扰，刘墉通过微服私访掌握了证据，顶住了压力，最终把国泰绳之以法。老百姓称他“刘青天”。

刘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几代人保持清廉，跟他们的家风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赐给刘家的堂号叫“清爱堂”——“清廉爱民”。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留下家训：“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一个家族把“清廉”两个字写进了堂号，写进了家训，并且用几代人的行动去践行，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除了“三贤”，高密还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明代的单崇。

单崇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高密单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他当翼城知县的时候，在官署的墙上题了一句话：“以能保我黎民，方能保我子孙”。后来他升任户部郎中，被派到辽东督饷。当时辽东战事紧急，同僚们都不愿意去，单崇却主动请缨。在辽东，他经手的饷银数以亿万计，却“清慎廉洁，毫无所取”。辽东经略熊廷弼对他极为倚重，说他“敏才精识，无微不至，无弊不察”。

单崇辞官回乡后，在家乡建了一座书院，取名“问业堂”，召集弟弟和子侄们在里面读书，不管酷暑寒冬，每天必到书院亲自督促。单氏家族在他的带动下，明清两代一共出了23位文武进士。

从晏婴到单崇，到刘统勋、刘墉，高密历史上的这些人物有一条清晰的精神线索——他们都不太在意个人得失，他们在意的是更宏大的东西：百姓的疾苦、为官的清廉、学问的传承、子弟的教育。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够一代代传递下来，跟高密这个地方浓厚的家族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除了“三贤”和单氏家族，高密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文化现象——高密诗派。

清乾隆年间，高密李氏三兄弟——李怀民（李宪噩）、李叔白（李宪暠）、李少鹤（李宪乔）——创立了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父亲李元直就是一位以直言敢谏闻名的御史，人称“戆李”——意思是“耿直的老李”。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三兄弟也继承了这种耿直的个性。

当时诗坛流行的是王士禛的“神韵说”——追求一种空灵、含蓄的审美风格。三兄弟对此很不满意。李怀民说：“唐法备于中晚，所谓格律也。学律而不入格，唐音邈矣”。他们认为学习写诗应该从具体的格律入手，而不是空谈神韵。于是他们编了一本书叫《重订中晚唐诗人主客图》，把中晚唐的诗人按照风格分类，确立了一套自己的诗学体系。

高密诗派的影响很大，从山东扩散到广西、江西、江苏、河北、辽宁、山西、浙江等地，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后将近两百年。一个县级地方产生的诗歌流派，能够持续影响全国文坛两个世纪，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高密诗派的意义，在我看来不仅仅在于诗歌本身，更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文化态度——不盲从主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态度，跟晏婴的直言敢谏、郑玄的打破门户之见、刘统勋的弹劾权贵，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春秋的晏婴到东汉的郑玄，从明代的单崇到清代的刘统勋、刘墉，再到“高密三李”的诗派开创——三千年间，高密这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用各自的方式传递着同一种精神：耿直、清正、不随波逐流。

晏婴的“以民为本”，郑玄的“遍注群经”，刘统勋的“神敏刚劲”，刘墉的“清正廉明”，单崇的“以能保我黎民，方能保我子孙”，高密三李的“力排众说”——这些看似不同的事迹，背后是同一个内核：对原则的坚守，对权贵的无畏，对学问的敬畏，对百姓的关怀。

我想，这就是一座小城能够三千年不断涌现杰出人物的秘密。它不是靠一时的风气，而是靠一代代人用行动沉淀下来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的空气里，在人们的言谈举止里，在那些老宅子的砖缝里。

今天的你如果走在高密的大街上，可能不会看到太多古迹。但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人的故事，你会发现这座城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它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底气。这种底气，来自三千年未曾中断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