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这种起步上亿的处罚，才有一定威慑力，不过还是要看违法所得得绝对额是多少，以及处罚的相对比，同时也要反思，为何他们能够长时间通过特定路径操纵市场。
我们都知道，A股很多乱象的核心依然除了自身定价能力的缺乏、以及市场交易结构的问题外，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违法成本不高，这就导致部分人总想铤而走险。
不过，在这起“赵杨、全寿山、王立华、班学钦”四人操纵证券市场（集中资金对倒坐庄，属于老派手法）行为案子里，证监会是作出了顶格处罚的决定，合计罚没金额超 6.27 亿元，属于 2024 年以来罚没规模TOP级的个人操纵市场案件，但这个案子本身是对近6年前的行为进行终案决定。
此外，本案未公布相关涉事证券标的！
我们先说下案子的经过：
2020 年，赵杨、全寿山、王立华、班学钦四人达成合谋，形成清晰的权责分工：赵杨、全寿山作为资金方负责筹措操纵资金，王立华、班学钦作为执行方负责具体的账户交易操作，四人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实施操纵行为。
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9 月 11 日，在 7 个多月时间里，四人控制使用 “班某亮” 等多个他人证券账户，规避实名监管，并通过专业软件和系统，形成账户组统一调度。经精准核算，该操纵行为最终实现违法所得共计 156,779,370.92 元，约 1.57 亿元。
这个结果，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证监会作出 “没收违法所得 + 三倍罚款” 的顶格处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约 1.57 亿元，并处以约 4.70 亿元罚款，罚没合计约 6.27 亿元。
而在责任承担上依据性质的严重程度分为：资金方赵杨、全寿山分别承担没收款 6271.17 万元、罚款 1.88 亿元，合计每人罚没约 2.51 亿元。执行方王立华、班学钦分别承担没收款 1567.79 万元、罚款 4703.38 万元，合计每人罚没约 6271 万元。
其中，资金方承担 80% 的罚没责任，执行方承担 20%，体现了“出钱方得利最大，责任最大”的原则。
而从操作手法上看，本案采用的是 A 股市场最经典的庄股模式，因此我预计可能是涉及一些华南小票：
首先，他们会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放大成交量，同时将资金分散归集到多个账户，形成统一资金池，并在特定时段内持续、大量买入目标股票，快速推高股价，制造 “量价齐升” 的虚假繁荣，吸引跟风投资者入场。
而当股价拉升至目标价位后，再通过分批卖出完成获利了结。这种手法利用了中小投资者 “追涨” 的交易心理，通过人为造市诱导对手盘接盘，在基本面上往往是无任何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制造市场传闻。
其次，他们会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即市场俗称的 “对倒”。四人控制的多个账户之间互相买卖同一股票，股票所有权并未实际转移，但会显著放大成交量，制造交投活跃的假象。对倒行为一方面可以维持股价热度，迷惑技术面投资者，另一方面可以在出货阶段平滑走势，延缓股价下跌速度，为资金撤离争取时间！实际上，这种模式如果不由人操作，而是交给软件，某种程度上就是量化了！
通过上述行为，因为实现了完整的 “建仓 — 拉升 — 对倒放量 — 出货” 的坐庄链条，因此，在 2020 年市场流动性充裕、小票炒作氛围较浓的背景下，该模式短期获利效率极高，但对于监管而言，这严重违背了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总的来说，这个案子虽已时隔四年被查处，但其造成的市场危害还是很典型的！
首先，它侵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操纵导致股价脱离了基本面，高位接盘的散户往往面临大幅亏损，且难以举证索赔。
而正常的企业股价应当反映公司价值与市场预期，而操纵行为导致资金被诱导，使得优质公司得不到合理定价，炒作标的反而获得流动性溢价，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负面导向，削弱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最后，团伙化操纵还会积聚局部金融风险，毕竟庄股往往呈现 “暴涨暴跌” 走势，一旦资金链断裂或监管介入，就很容易引发连续跌停。
实际上庄股，就是一群没有合规资质的人或机构，抱团炒作！金融市场只要出现抱团，不管什么形式，必然都是暴涨暴跌，所以我们才要高度重视结构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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